彭德怀在朝鲜战场对敌人发动的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为详细了解这次战役的详细情况，以及志愿军60军180师被敌包围受挫的经过，在北京中南海召见了志愿军三兵团负责指挥的副司令员王近山之后，紧接着又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秘密召见志愿军60军军长韦杰。这是1951年6月下旬的事……

志愿军180师受挫，作为军长的韦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此时突接要他回国汇报的电报……

志愿军180师是60军的1个师。180师在五次战役结束后撤阶段，不管什么原因造成它被敌人重重包围受挫，作为60军军长的韦杰，内心总是十分痛苦的，何况不了解实情的友军及国内部队传言不少，大多把“账”算在60军身上，算在该军军长韦杰身上，这更给韦杰很大的思想压力!此时，在朝鲜战场的韦杰，突然接到志司转军委总参办公室来电，指名要他回国报告180师的事。

韦杰看到电报，心情无比沉重。

韦杰带着一大堆检讨材料快马加鞭赶到北京。

韦杰离开前线乘火车直奔北京。到北京后第二天，毛主席办公室秘书电话通知韦杰当晚11点半到中南海，毛主席找他谈话。

晚上11点刚过，韦杰乘坐总参办公室安排的汽车开进了中南海。

韦杰整整军衣、戴端军帽后进屋，见到正在看文件的毛主席，立即举手报告：

“主席，韦杰奉命来到。”

毛泽东看到韦杰，忙放下他正在阅读的志司写的朝鲜五次战役有关60军180师受挫情况的报告，面带笑容说：

“啊，韦杰，你坐!当年见到你，是在延安抗大哟!”毛泽东虽讲的是湖南话，但韦杰在抗大时，就全能听得清楚。说完，毛泽东指着书房内的一把木质沙发，示意韦杰坐下。毛泽东身穿一套灰色的中山装，脚穿布鞋，脸色红润，神采奕奕。

“在延安，我到你们抗大军事教员队开会，至今，整整14年了?”

“是整整14年了!主席记性真好!”韦杰激动地说。

可此刻的这位37岁的将领，在毛泽东面前，就像前段时间王近山到中南海那样，是背着“挨批”的沉重包袱来的啊!他似乎也有向毛主席负荆请罪之感!此时，毛泽东又讲了：

“你从朝鲜回来前，我先后同你们志司的邓华副司令员、解沛然参谋长，还有你们的韩先楚副司令员都谈过话，了解一些五次战役的作战情况。之后，军委又电报彭德怀，通知你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回国，也是想了解五次战役的作战情况。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五次战役会歼敌八万二而自损八万五呢?为什么会在后撤中突如其来地遭到敌人13个机械化师的全面反扑呢?今天通知你回国，也是想了解五次战役，特别是想了解五次战役中，你们三兵团，尤其是你们60军的作战情况，以及60军180师被围受挫的原因……”毛泽东又说：

“在与你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谈话之后，我仍感到，180师的问题，只是从他口中得到的一方面的情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找你们志愿军三兵团的三名军长分期回国，了解一下三兵团各军，在五次战役的作战情况。这中间，当然更主要是要了解你们60军，特别是180师被围的原因与经过。这事弄清楚了不仅今后对志司，也对军委总结五次战役的作战经验及教训，都有好处，以便认真研究敌人，总结自己，为下一次战役作好准备。你是60军军长，是当事人，有些事，有些情况，你比王近山，比三兵团的其他军军长更清楚些，所以决定你先回国。”

韦杰先检讨说：

“主席，五次战役后撤阶段，60军180师被围受挫，作为军长的我，有责任。”

“先不说什么责任。我刚才说了，是调查研究。我看还是先说情况好了。”

韦杰听后，即开始讲了。他没有用准备好的书面材料，而是完全凭他的准确记忆，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一边听，一边仔细看地图。

“……60军第一阶段作战旗开得胜，全军上下，无比兴奋。问题出在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我们60 军最初定为兵团的预备队待命。没料第二阶段作战一开始，志司却来令，命令三兵团的12军调归九兵团指挥，配合人民军在东线的作战；令15军和60军负责割裂美军和李承晚伪军的联系，以钳制美军第10军的主力，使其不能东援，以保证九兵团的侧冀安全。根据命令，我们军在揪谷里至大龙山地段，积极钳制美军10 军主力，并消灭敌人一部。5月16日，志司发现敌情有变，随即重新调整部署。此时，我军179师与181师正奉命作为三兵团的机动部队，东进至勿老里、品安里、清平里、富昌里地域待机。此时，三兵团来令，令60军的179师调出给15军，181师调出给12军。我们执行命令后，三兵团又来令，要我们剩下的 180师也调出，归兵团直接指挥、使用。当时180师奉命完成钳制美军第6师、第7师任务后，正进至加平、春川接合部。这样，60军的3个师，短短几天，几乎在同一个时期调出，全部脱离了60军的建制。除了军部指挥所及警卫部队，仅有一支300人的工兵营!也就是说，我手边没有一支作战部队了!我一时成了无军可指挥的空头军长!心中很憋气：“不知上级此时是怎么安排、指挥的?对此，军政委袁子钦，也有意见!”

毛泽东听到此，似乎有些惊异。他立即把手指夹的烟卷放在烟缸里，注意地看了看韦杰，随即提问：

“关于五次战役的打法，你看有些什么问题?”

“我感到五次战役战线拉长了，而且又想速决，但又没有达到目的。插得深，势必战线长；战线长，人力补充、粮弹供应，都带来问题。敌人用白天作战，我们只能晚上；敌人是汽车、机械化，我们只能靠双腿、靠人力；特别是第二阶段结束，没有估计到敌人会全面反扑，上下都麻痹、轻敌。因此，二阶段作战结束后撤，敌人便乘机进行反扑。在这种情况下，兵团才电告60军的3个师归建，由我指挥打敌反扑。可调出去归 12军指挥的181师，此时离60军指挥部尚有120多公里，即使归建，也要几个晚上!另外调归15军指挥的60军179师，此时又尚在汉江南岸；而由兵团王近山副司令员直接指挥的60军180师，此时也还在加平方向。按当时的实际情况，60军的3个师，都无法在短时间内归建，从而无法按预定的作战计划去完成布防任务。尽管如此，我还是立即向各师发出电报，要他们迅速归建。最早归建的是179师，即解放战争攻克临汾的临汾旅。他们从春川方向下来后，我立即命令这个师于马铁里以北的丘陵地带控制春川到华川、春川到东海岸之元山港这条公路。马铁里距华川只有30多公里。哪知179师刚刚部署好，敌人就立即上来了。敌人的坦克部队，也沿着这条公路，很快上来了。179师当即同敌人展开激战。战士们打得很顽强，打得很悲壮，迟滞了敌人的进攻速度，掩护了友军的撤退。”

毛泽东又吸燃一只烟卷，仍然边看地图，边听韦杰报告。

“180师指战员已六、七天没吃饭了，靠野菜、野果充饥。不少人中毒死亡。此时，部队也急需休整。就在这时，三兵团收到志司5月21日下达的、令兵团不得原文传达的收兵休整、准备再战的长命令后，兵团即根据志司的命令精神，于22日对本兵团各军作了后撤的具体部署：令我们60军在白逸里、白积山以南，东起与九兵团分界线，西起与十九兵团分界线，含分界线的以东地区，在加平、春川，不含春川一线布防，要60军担任三兵团的阻敌任务。我即令180师，并附炮兵第2师的两个连，于5月23日渡北汉江，在汉江以北构筑阻击阵地；令该师两个主力团538团与539团，继续在汉江南岸扼守阵地，以掩护兵团主力；并要他们与右邻63军取得联系。180师师长郑其贵接到命令，即令他们师的540团北渡汉江，在汉江北岸的鸡冠山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当天晚上，180师发现右邻63军没向该师通报，即已经转移，致使180师侧翼暴露。他们将这一情况立即报告我后，我即令他们于23日黄昏，将北汉江以南的180师另两团部队移至春川以西进行防御。同天，没料180师的左邻15军，也已提前转移。后来才知道，这是王近山副司令员未请示志司而自己擅自作出的决定。与此同时，三兵团的预备部队39军，已奉彭总的命令，早于22日离开了前线北移。三个友军都提前北走，把一个 60军孤军放在前面，势必使60军特别是180师的态势突出。更没想到180师根据我的命令，于23日下午正集结部队准备北移时，三兵团又突然来令，要各部暂不撤收，明确指令180师留在南岸，掩护伤员后撤。此时全兵团30多公里的正面，只有我们60军分散布置的3个师在前线挡住敌人!其中，180师仍留在汉江南面。此时，该师粮弹已尽。我将此情况报告三兵团，等待指示。可电报发出后，军指从5月23日下午开始，一直呼叫不到兵团的电台讯号!没有接到兵团答复的指令，180师只好孤师战斗在汉江南岸。”

停了停，韦杰又继续向毛泽东报告：

“从5月24日当天，敌发现60军180师两翼空虚后开始反扑，60军3个师，已受到敌人4个师、共七八万人的威胁，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180师处于背水作战的危境。敌人将60军179师与180师分割，并深入到180师侧后，切断该师后路，使其陷入包围。对此，我焦急万分，即令180师迅速撤至北汉江以北防御，争取主动，摆脱险境。当晚，180师根据我的命令，避开了敌人已控制的渡口，分团、分营地渡江，但敌人为封锁渡口，对正渡江的180师部队，进行猛烈地炮击。部队被迫占领阵地御敌。

在韦杰报告的同时，毛泽东的视线，不停地在他身前的地图上移动。他凝神静听得连烟卷都不吸了。一根烟卷夹在指缝间，任其自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