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史话一：
　　从秦汉时代的西域论“新疆属中国”

● 都人

　　九一一事件的直接重大后果之一，就是美军进驻中亚，土耳其军也成为驻阿富汗的主要外军，都使“疆独”运动受到空前的鼓舞。“疆独”分子的主要宣传论调，就是新疆从来不属中国，而是突厥人“梦中的祖国”。作者根据史实，予以驳斥。

　　“疆独”运动有宗教和文化两个层次。在宗教上，疆独人士声称新疆原本属于“伊斯兰世界”，后来被属于“战争世界”的中国“占领”。在文化上，疆独人士将新疆（东突厥斯坦）称为“突厥人生息之国”，是突厥人“梦中的祖国”，而把历史上统治新疆地区的喀喇契丹（西辽）、蒙古察合台汗国、准噶尔帝国、满清直到今天的中国等等，一律蔑之为“外来政权”，属于“进入中亚的东方势力”。

　　疆独运动的上述宗教和文化宣传，和新疆地区的历史事实完全不符。

　　先从语言文化讲，新疆在古代属于狭义的西域，在历史上根本不属于突厥语区。自有历史记载起，在近千年的漫长时期内，突厥人和突厥语根本与西域无缘。

　　关于此区最早的详细历史记载，无过于《汉书·西域传》：“西域……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这五十多国中，没有任何一国说突厥语。在当地发现的大量唐代之前的古代文献中，没有任何一件是用突厥文书写。

属东伊朗语族区

　　历史上的西域，大致属于东伊朗语族区，连今天东突厥斯坦一名的词根“斯坦”，也是伊朗语，意为土地、国家。西域也包括其他一些语言，特别是不属于印度—伊朗语族的吐火罗语（月氏语）。

　　这段时间内，本地区可说受到了旧大陆所有主要文明的熏陶和影响，最主要的是华夏、伊朗、印度文明。有趣的是马其顿亚力山大东征，将希腊文明也带到了西域，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大夏（Bactria）和贵霜王国。

　　前些时候塔利班政权在阿富汗野蛮摧毁的两座大佛像，就显示明显的希腊文化影响。两座大佛像所在的巴米扬地区，曾发现许多希腊文刻石。

　　中国金石古器如铜镜上也偶尔发现刻有希腊文字，这类古器便产自西域。更重要的是所谓犍陀罗艺术中的希腊成分，对佛教文化和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早期佛教雕像含有的希腊文化风格，便是最好的例子。

新疆今日民族杂居的重要原因

　　顺便提一下，塔利班原先的老巢坎大哈Kandahar，自犍陀罗之名Gandhara变来。但是犍陀罗古国主要为今喀布尔河下游流域，其古都布路沙布逻即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白沙瓦市。

　　罗马文明也不例外。西汉孝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盘踞在西域康居（今中亚塔拉斯河流域）的北匈奴郅支单于无端杀害汉朝使节谷吉。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汉朝副校尉陈汤和使西域都护甘延寿因此发起跨越葱岭（帕米尔高原）的远征，击杀郅支。陈汤和甘延寿事后上疏，宣言“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在这次战争中，《汉书》记载了匈奴“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阵），讲习用兵”。根据这项记载和其他资料，中外学者纷纷结论当时西域出现了罗马步兵及其典型的“鱼鳞阵”。

　　自秦汉以来，西域也是亚洲内陆游牧民族经常的目标。大月氏在匈奴压力下西徙，是史册上首次这种记录。以后匈奴、突厥、回纥、西辽、蒙古、瓦剌（西蒙古）等等，此起彼伏，这是新疆今日民族杂居的一个重要原因。

　　突厥势力进入新疆，无非是其中之一，且始于南北朝晚期，不仅完全属于“进入中亚的东方势力”，时代上也远远迟于两汉时西域归属中国。

　　事实上，包括瓦剌（又译卫拉特、厄鲁特）在内的各蒙古语族在新疆的历史，决不亚于维吾尔族。维族和其他突厥语族人口控制伊犁河谷到北疆一带许多地区，是大清高宗纯皇帝（乾隆）翦除当地厄鲁特势力后才发生的事。

自欺欺人之谈：新疆原属伊斯兰世界

　　再从宗教上说，旧大陆上各种主要宗教，都曾活跃于新疆，例如祆教（拜火教）、佛教、基督教、摩尼教、道教等等。回教（伊斯兰）进入新疆，是历史上很晚的发展。所谓新疆原本属于“伊斯兰世界”，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

　　总的来讲，新疆历史上最主要的宗教是各种流派的佛教。事实上，很长时间内，操突厥语的高昌回鹘王国是西域的佛教堡垒，吐鲁番地区的佛教一直维持到明初；而新疆的蒙古语各族，直到今天还大都信奉佛教。

　　两千多年来，新疆／西域可以说历尽沧桑，在这眼花缭乱的漫长历史中，只有一个因素永远不变——中国。

　　《后汉书·西域传》载“（前汉）武帝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汉为置使者、校尉领护之。宣帝改曰都护。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于车师前王庭。”所以从两汉起，新疆／西域的命运就和中国紧紧连在一起。

　　西方曾有“学者”认为后汉在西域的势力在孝顺帝阳嘉年间（公元132-135年）后完全消失，实在毫无根据。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绪年间，在新疆拜城县发现孝桓帝永寿四年（158年）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充分证明后汉对西域的控制持续到桓灵时代。石刻中的“秦人”一语还印证了当地其他语言记录中记载“秦人”（Cina）和“秦城”（Cinackand）在西域的长久存在。

　　看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因貂蝉而被吕布杀掉的董卓，而董卓直到孝灵帝时期还任西域戊己校尉，所以蔡琰《悲愤诗》会说：“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话讲回来，这也是乱世军纪失控时的指责。两汉时的中国，就是个多民族国家；甚至在汉—匈奴对抗最激烈的前汉孝武皇帝时代，在长安卫护皇室的重要警卫部队居然还是匈奴骑兵！（见《汉书》卷六十六及颜师古注。）

　　为了支持疆独、藏独等分离主义运动，西方今天有不少人鼓吹“中国只是汉人”。按这一说法，汉武帝以匈奴骑兵为皇家禁卫，无异于今天美国白宫总统卫队是伊拉克士兵！

　　《三国演义》中关羽败走麦城被擒杀，一个重要原因是镇守上庸的孟达不肯援救。而孟达之父孟佗（亦作孟他）任凉州刺史时，曾于孝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率领西域焉耆、龟兹、车师等国兵马，讨伐疏勒（即今疆独活动猖獗的南疆喀什）王和得。按照大明神宗显皇帝万历年间出土的后汉《曹全碑》，这次远征获得了疏勒王“面缚归死”的战果。

　　上述例子，不仅说明两汉对西域的控制源远流长，而且还牵涉到一些今天家喻户晓的人物呢！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