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调整禁核试政策的主要动因

邹云华

2002年5月12日，《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国原子能联合情报委员会不久前向参众两院的少数党议员作的一次吹风，称有迹象表明俄罗斯有重新开始进行核试验的举动。此时，一些议员则借机呼吁政府“允许美国研制新一代核武器”。

其实，美国媒体披露此事有可能是美国政府释放的一个政治试探气球，意在看看外界对此事的反应如何，以便预先估计外界对美国未来可能恢复核试验的反应如何。此事事出有因：美国国内主张恢复核试验的确实大有人在，更重要的是，布什新政府在对待《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的政策上较之克林顿政府有颇大的调整和改变。这种调整可归纳为：从克林顿政府的积极寻求国会批准CTBT调整为反对批准CTBT；目前仍继续维持暂停试验；保留美国未来必要时恢复核试验的选择权并逐步采取某些实际步骤，包括要求缩短恢复核试验所需的准备时间等，以便将来一旦有必要随时可以恢复核试验。

应该指出的是，美国《核态势审议报告》的出台标志着美国禁核试政策基本定型。2002年1月9日，美国的《核态势审议报告》出台，宣布调整美国的核战略。美国的禁核试政策是其核战略调整的组成部分，美国的定型的核试验政策随着《核态势审议报告》的出台而浮出水面。

1. 美国核战略的重大变革是禁核试政策调整的主要动因

美国政府2002年1月9日出台的《核态势审议报告》宣布美国对其核战略进行重大调整。新的核战略主张美国在削减核弹头的同时，发展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和精确制导的常规武器，建立“新的三位一体”，以应付未来不测威胁。《核态势审议报告》中指出，核态势审议使美国战略力量的规划从冷战时期的“以威胁为基础”的模式转变为“以能力为基础”的模式。据称，这一新的模式将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提供一种与美国及其盟国安全相一致的最小规模核武库的可靠的威慑。

1）确保最小规模核武库的可靠威慑的需要。

按照美国新的核战略，美国若要实现维持“最小规模核武库”，就意味着美国计划大幅度削减其核武库。众所周知，2002年5月24日，美俄已就大规模削减战略核武器达成条约，双方将各自的核武库从目前的6000个削减到1700～2200个。在核武库缩小了的情况下，确保核武器的安全可靠性将会比以往更加重要，也就是说，核武器 “质量”的重要性将随着“数量”的减少而大大增加。核武器的安全可靠是确保“可靠威慑”的前提，而确保核武库的安全可靠不能完全排除未来恢复核试验的需求。

美国能源部总检察长弗雷德曼2002年1月指出，美国的核武器储备存在严重的不按时进行抽查试验和不及时维修的问题，已经影响到核武器储存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尽管这种抽检样品的试验不是通过实际的地下核爆炸来进行，但他认为检验程序中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核武器研究所往往迟迟不能决定是否需要进行检查，而在确定进行检查之后，又有三分之二的检查未能在规定的一年期限内完成。

再者，由于美国已计划把削减的核弹头保留下来，因此，这并不会由于核武器削减而降低确保核武库安全可靠的工作强度和难度，不确定性反而会随之增加。为了维持这些削减下来的弹头处于良好的状态以备今后一旦需要时可以重新使用，必须要定期检验核弹头的安全可靠性。尽管目前美国采用非核手段能够基本上做到这一点，但最可靠的检验方式仍然是核爆炸试验。

可以说，只要库存核武器继续存在，就必须使这些核武器保持在既安全又一直有效的状态中。核武器有老化问题，由于所用的特殊核材料的特性，事实上核武器比其他武器也许要老化得更快。核武器有可能必须经常进行某些部件的补偿，这要求不断地更换某些部件。虽然这种变化较小，但不经过核试验就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保库存的核武器是否仍然有效。

事实上，美国历史上在这方面有过教训。1959年，洛斯·阿拉莫斯核武器研究所的两名工作人员在处理PBX9404塑料炸药时，炸药发生爆炸，两人当场被炸死。后来在另一个地方又有80公斤的PBX9404炸药发生爆炸，结果4人丧命。这种炸药当时用在“中士”导弹弹头中。出现事故后美国决定改进炸药，但由于当时正处于美苏暂停核试验期间（1958～1961年），只能完全依靠理论计算改进这种炸药。科学家对这样做很自信，以为没事，结果1963年对这种改进的炸药进行试验时，结果是哑弹。美国当时只好全部撤回部署在世界各地的“中士”导弹弹头。

难怪，在《核态势审议报告》中必然要这样写明：“虽然美国在不进行核试验的情况下尽力维持着核武库，但长此以往未必可行。库存因老化和制造缺陷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已被确认。在不进行核试验的情况下，对核能力进行客观判断将越来越困难。国防部和能源部将每年对恢复核试验的需求作出评审，并向总统提出建议。核国家有责任保证其核武器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2）出于摧毁坚固和深埋目标的可能需要

从《核态势审议报告》中不难看出，美国已下定决心拥有能确保摧毁坚固的地下深埋军事设施的能力，以对付所谓的流氓和不负责任的国家。

《核态势审议报告》中指出，“一般说来，现有的常规武器只能‘剥夺’或‘破坏’坚固的深埋目标的功能，而且需要高度准确的情报和武器的精确投放，这种准确性和精度在实战条件下经常会降低。同样，现在的常规武器无法对深埋地下的设施造成长久和有效的物理破坏”，“美国现在仅有的钻地核武器B61 Mod-11重力航弹的钻地能力非常有限。这种单一当量的非精确制导武器本身在钻入加固的地下设施上方的各类岩石时难以保持不被破坏”， “如果有一种更有效的钻地弹，许多深埋目标用当量小得多的武器就可以摧毁了，而不必用较大当量的地面爆炸的武器。这种低当量的武器能达到同样的损伤效果，而产生的放射性沉降只有大当量核武器在地面爆炸时所产生沉降的1/10～1/20。要摧毁很深的或更大的地下设施，可能需要大当量的钻地武器才能使其坍塌。”

从以上可以看出，为了应对《核态势审议报告》中所描述的“现在有70多个国家将地下军事设施用于军事目的”的可能需要，看来美国发展新的钻地弹的决心已定。

2000年，美国参议院曾要求能源部的核武器研究所为五角大楼研究能够摧毁深埋于地下的加固目标的低当量核武器（钻地弹）。一位前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说，“目前所需要的是一种能威胁300米深的花岗岩下的地堡而又不伤及周围居民的武器。”美国圣地亚研究所所长保罗·罗宾逊也表示，“美国最终将需要一种新的低当量核武器”，因为为冷战时期设计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核弹头的爆炸威力“太高”，以致无法威慑当今多极化世界的小国家。

此外，据美国一家反核组织披露，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2001年10月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有关建议发展低当量核武器的报告。报告认为，美国现有的军事能力在对付未来战争中敌方的地下掩体上将会“十分有限和严重不足”，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就是发展精确制导的低当量核武器。报告指出，目前美国虽然拥有名为“掩体粉碎机”的重磅穿地炸弹，且到2005年，美军还计划将激光制导炸弹和巡航导弹改造成能打击地下掩体的武器，但这类常规武器对付位置较深的地下掩体，特别是藏在山区的地下设施仍毫无办法，因此，发展一种新型核弹头将是“最佳选择”。

尽管美国的一些核专家们认为通过对目前的核武器进行“小型化”改造，就可以制造出这类核弹头，而且这样做可能不需要进行核试验，但是，在这一发展计划没有实施完毕之前并不能完全排除需要进行核试验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本来在决定发展这种武器之前首先要让国会取消1994年制定的一项禁止研制任何新型低当量核武器或精确的低当量核弹头的法令，然而，就在2002年5月10日，美国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2003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根据此法案，美国可以开始研究和设计新一代核弹头。这就为发展这类核弹头扫清了阻碍。

3）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可能需要

据2002年4月12日《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军方有人在研究和考虑用核弹反导的问题。核拦截器曾是美国历史上用于反导的一种手段,但由于种种原因30年前就已放弃。如今旧话重提主要是美国军方有人在鼓动。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目前面临不少技术难题，有人企图利用核拦截器作为一种有效的防御手段用于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在这方面，核拦截器确实具有较大的诱惑力，它的杀伤力强，作用距离大，可大大提高拦截来袭导弹的成功率。当然，采用核弹反导同样存在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尽管这种正在考虑之中的核拦截方案是否将被采纳尚不得而知，况且，这种方案采用现有核武器便可，不一定要经过核试验，但是，主张恢复核试验的人很可能会找出种种借口要求恢复核试验。

2. 美国新的国家安全与防务班子中鹰派势力占主流影响了美国新的军事战略和军控政策（包括禁核试政策）

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与防务班子（决策层）中不乏冷战时期开始政治生涯的老手，如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等，这些在决策层中占主流的强硬派势力在布什政府的军事战略和军控政策调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人崇尚实力对抗与军事优势，强调保持美国战略的灵活性，不愿受制于军控条约的约束。他们强烈主张从根本上修改核战略，关键问题是不把核力量态势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上；把核武器看成可以使用的武器；主张实施多层次全方位的威慑。这些，在美国新的《核态势审议报告》中已暴露无遗。他们的理念和格言正如布什所声称的，他的神圣职责是保护美国人民及其盟国，军控条约不能损害美国的安全利益，也就是说，所谓的美国安全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确保所谓的美国安全利益将不惜付出一切代价。鉴此，布什政府不愿把进行核试验的门堵死，而让其留有回旋余地，以便今后美国自己认为必要时能够恢复核试验。

3. 美国的三大核武器研究所在CTBT问题上起了某种消极作用

1996年，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劳伦斯·利弗摩尔和圣地亚研究所均曾支持当时的克林顿总统签署CTBT。然而，事隔三年后，在1999年10月7日举办的关于“库存管理计划”的听证会上三位所长都说了一些不利于参议院批准CTBT的话。所长们都间接表示，现在批准条约意味着将赌注押在一种尚未证实的技术上。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研究所的约翰·布朗恩的话来说就是“（不通过核试验）实施库存管理计划的基本技术要等到大约15年过后才能成熟，我们现在却想通过另外（根本不同的）的技术（系指库存管理计划）来保证核武器的安全、可靠性与性能”。圣地亚研究所的保罗·罗宾逊更为坚决地反对这一条约，他说，“如果美国出于道德的需要将试验限制在零当量，而其他国家则在国际核查能力不及的情况下公然进行极小当量的核试验，那时美国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这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建议不接受这些导致局势失衡的限制”。

美国劳伦斯·利弗摩尔核武器研究所前所长约翰尼·福斯特在参议院作证时说，美国应更关心下世纪世界将如何变化，“难以相信，今后几十年的威慑将同十年或二十年前一样，需要同样类型的核武器”，“应该准备改变我们核武库中的武器类型。这些改变中，一些改变可能不需要核试验，多数改变都不行，……”。他指出，美将一直依赖核武器，并且要准备将来使用它们，就像过去一样。

（邹云华 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军控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