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是中国崛起的世纪﹐几乎是一件没有疑问的事情。然而﹐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所要面对的艰难险阻﹐却是很多国人尚未来得及仔细思考的问题。

　　目前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中国的大国定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大国的定位并不仅仅是世界范围的定位﹐而首先是内部的定位。即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有什么值得自豪和骄傲的地方﹐这样的一个国家在哪些方面代表著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等等。这样一些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好﹐谈中国的大国定位似乎总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

　　客观地讲﹐今日中国的“大”﹐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地理上与人口上的。在单项的技术指标方面﹐我们不要说与西方发达国家﹐就是与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大概也很难称得上大（有些学者将这种大称之为强）。改革开放后的主要成绩﹐就是十亿人口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对这种成就也不宜过分地乐观﹐因为尚待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人口问题﹐水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教育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心血去加以解决。

　　然而﹐十亿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却使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获得了一个可以从容不迫地研讨自己发展方向的时机。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每一次重大讨论﹐几乎都是在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候发生的﹐这就使学者们丧失了心平气和地讨论这类问题的客观环境﹐并使得一切由此产生的结论不可避免地带著急功近利的痕迹﹐这种状况在很多方面都阻碍了或正在阻碍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于是﹐我们今天能够借著讨论中国的大国定位问题而对中国现代化的一些基本的问题进行梳理﹐应该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的一种幸运。

　　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必须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而这个事情之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应该使中国的发展“有法可依”﹐即围绕宪法做文章﹐使中国不仅有一部治理内政的根本大法﹐而且能由此确定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定位。

　　围绕著宪法做文章﹐并将其作为中国大国定位的起点﹐并非是一种离题的思路。实际上﹐国内的很多学者都已经将普及宪法与公民教育作为了中国练好内功的基础。然而﹐从中国的大国定位来考虑中国的宪法与宪法教育﹐则是另外的一种思路了。

　　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一个基本差别﹐在于她是宪政国家﹐即依靠宪法治理而不是依靠皇帝或国王个人意志治理的国家。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不仅确定了公民的权利﹐制约著政府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它确定了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性质﹐指出一个国家发展的方向﹐并由此而产生出基本的对内对外的政策。因此﹐一个国家的宪法﹐只要它是一部认真的宪法﹐不仅使其在国内政策上有法可依﹐而且也使得世界其余国家在与之打交道的时候有章可循。

　　中国在建国之后短短的五十年内已经数次制定宪法﹐并不表明中国已经在宪法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恰好证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十分慎重﹐没有将其放在应有的位置上进行考虑。这当然是与中国的传统有关﹐因为中国历史上历来只有王法﹐没有宪法这样的概念﹐所以在百姓心中﹐所谓法﹐一般来说就是王法﹐只要没有触犯“王法”﹐一般百姓就可以平静生活。至于宪法﹐主要是学者们研究的对象﹐与一般平民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这也是在五十年中﹐宪法可以随意修改﹐而民众毫无感觉的原因之一。

　　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修宪的任务也就不是一般的修宪任务﹐而同时也是普及宪法知识的过程。但这也仅仅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部从内容上看还是不错的宪法﹐但还必须进一步参照世界上先进的宪法模本进行增补﹐同时还要融进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就是说﹐我们的宪法不仅要有世界上已有宪法的优点﹐还要有中华民族的特点﹔然而这还不够﹐还要根据中华民族未来百年左右的发展趋势﹐使我们的宪法具有前瞻性﹐给未来的发展打好基础﹔当然﹐这些都还仅仅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要使我们的宪法具有对世界人民的吸引力﹐使中国如同汉唐时期一样﹐具有一种文化意义和价值观念上的大国气度﹐则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工作了。

　　只有我们拥有了这样一部宪法﹐我们才能在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同时﹐宣称我们是在捍卫“人类的利益”﹐在捍卫“国际社会”的利益。

　　制定这样一部宪法﹐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制定这样一部宪法﹐我们能够并且应该付出足够的努力。美国宪法在立国后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基本没有大的修改﹐其对美国发展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言而喻。但美国宪法是在什么样情况下产生的﹐今日的同胞们却知之甚少。美国从一七七六年开始独立战争﹐战争初期条件极其艰苦﹐很多时候英军都占据著战场的优势﹐而美国的国父们却在这种前途未卜﹐新生国家随时面临著生死存亡危机的年代里﹐从一七七六年就开始了制定自己宪法的工作﹐并在战争十分艰苦的一七七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通过了这部宪法﹐而各州竟然也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从容不迫地用了三年时间批准这部宪法。尽管这部宪法后来在一七八七年进行了修改﹐但基本的精神却一直保留了下来。换言之﹐在独立战争期间﹐如果说美国人对自己未来宪法的重视没有超过对武装斗争的重视的话﹐至少也是赋予了同样的关注。即是说﹐如果不明确自己战斗的目标﹐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那么仅仅是获取战争的胜利又有什么意义呢﹖可以说﹐美国人用自己的生命﹐同时捍卫著自己的独立与自己的宪法原则。

　　而我们的近邻日本﹐尽管原本没有宪法﹐但为了制定一部自己的宪法﹐所采取的虔诚态度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制定自己的新宪法时﹐并没有凭空想像﹐而是在一八七一年底派出了岩仓为首的代表团出访欧美﹐进行实地考察。这次考察的结果﹐是日本对西方各国有了深入的了解﹐并写成了共一百卷的考察实录﹐为日本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切实的依据。日本著名的史学家井上清﹐将岩仓使团的欧美之行﹐称之为“古今历史中无与伦比的文化大事业”。尽管日本后来采取了带有浓厚封建意味的普鲁士宪法﹐给日本未来的发展留下了隐患﹐但其在制定宪法过程中的认真精神﹐还是令世人称道的。

　　所以﹐我们如果要认真做这件事﹐应该有如下一些考虑﹕

　　一﹑应有一个较长的酝酿时期﹐不仅吸收大量的学者参与﹐也让尽可能多的人民大众参与﹐使我国的宪法不仅仅是一些纸上的条文﹐而成为全民的共识﹐同时﹐也使这样一个过程成为一种全民启蒙的过程﹔

　　二﹑应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仅是停留在学术上和道德上﹐而是通过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当然是一个更为艰苦的任务﹐因为传统文化与中国人的传统美德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但通过法律的形式对此进行梳理﹐显然还是必要的﹔

　　三﹑应考虑中国多民族的特点﹐要保持各民族在风俗习惯﹑文化与宗教等方面的自主权利﹐但也必须将各种在中国境内的试图独立与分裂的行为作为违宪行为﹐应将一个更有凝聚力﹐更加丰富多采﹐人们的生活更为自由﹐因而更为自信﹐更能为人类做出贡献的中国作为我们未来奋斗的目标﹔

　　四﹑考虑到中国人口已经超载的国情﹐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对人们在生育方面的意愿进行一些合理的规范﹔

　　五﹑也许最重要的是﹐将公民权赋予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合法公民﹐在公民内部不再有歧视性的政策与身份差别。当然﹐我国公民的权利和责任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界定。以什么样的形式和机构来监督宪法的执行﹐也需要深入地进行研究。

　　考虑到中国的现状﹐这样的一部宪法从制定到执行显然都还应当有一个很长的阶段﹐但这样的一件大事迟早是需要我们做的。它的重要性其实很多同仁已经意识到了﹐但要成为知识精英的共识﹐似乎仍然还有一段距离﹐因为我目前接触到的很多文章﹐对于中国崛起的很多方面都有涉及﹐如中美之间的关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中华经济圈﹐甚至建造航母等等﹐但尚未有一位同仁从一部根本大法的角度﹐来考虑中国的大国定位问题。而我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国未来的发展有法可依﹐而最终告别那种政策上的随意性﹐并使我们对未来的自信心能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

　　不错﹐有了一部美好的宪法﹐并不保证我们就能万事如意﹐甚至我们的宪法与美国宪法十分接近﹐也不能保证美国就会将中国作为朋友而不是竞争对手﹐但它至少使我们在讨论中国的大国定位的问题时﹐能在一个合理的理性框架内进行﹔也使我们的对手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不再将某位领导人的好恶作为制定对华政策的主要依据。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如果我们在文化﹑制度和科技方面没有创新﹐到二十一世纪还是只能唠叨四大发明的话﹐那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

　　据香港《大公报》特约评论员陈晓律（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