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天　殺　的　……　

　　　　　　　　　　　　　　　　　白汝莫

　　　　【編者按】原文英文標題《Ｄｉｖｉｎｅ　Ｋｉｌｌｅｒ》刊於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４日

　　　　“毛主席最不能看人掉淚。他有一次說，我最受不了看到窮人哭。一 　　看到他們掉淚，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淚。”

　　　　“另一件讓毛主席煩惱的事情就是流血。”

　　　　　　　　　　　　　　　　　　——摘自《走下神壇的毛澤東》

　　　　　　　　　　　　　　　　（一）

　　這種觀察令人難以置信。作者是北京官辦作家協會的一個御用文人，其文字取 材於對毛澤東前衛士李銀橋的採訪。這個衛士跟毛很親近，是真的；他的一個重要 職責是，無論毛主席在哪裡坐下來，他得趕緊去替主席解開褲子，因為“主席肚子 大”，不喜歡他的褲子“變得太緊，不舒適。”不象毛澤東的前私人醫生李志綏後 來在芝加哥的自由空氣下，寫出他那本著名的描述跟毛在一起生活的書，李銀橋從 未離開過中國，他是不會說出來他所知道的一個真實毛澤東的。

　　然而這些關於毛澤東的描述又並非完全不真實，常常可以發現冷酷之輩卻很矯 揉造作、多愁善感。希姆萊從來不敢站在流血現場，甚至希特勒也如此。大多數凶 手通常不是這樣，都是親自下手去干罪惡勾當。希姆萊曾到過奧斯維辛一次，發現 那裡亂七八糟，從此再也不去。這種人很少不是因為虐待狂才殺人，而一個虐待狂 者終究是個倒錯者，不正當地粘着他的受害人。人殺人常常是一種強烈的表演—— 忿怒、妒忌甚至愛仇情恨。人若以嗜殺他者取樂而成家常便飯，就是瘋狂了，然而 他們對成千上萬人的死亡負有責任卻壓根兒無動於衷，所以那廉價的眼淚，乃是移 情的一點點潮濕的證據。

　　當眼眶潮濕起來時矯揉造作一番並非兇殘暴君們共有的唯一性格。希特勒和毛 澤東都受折磨於“神經衰弱症”，那並不流行卻蔓延在毛澤東周圍的一種痛苦，他 的私人醫生稱之為“共產黨員疾病”，其主要症狀是失眠、頭痛、暈眩交替，並且 陽痿。據毛澤東的醫生描述，毛的權勢、精力是那樣地受制於他的政治運氣，當毛 澤東感覺一切都在他的玩股之上，便萬事大吉；若是他感覺到對他的絕對掌握有任 何真實的或想象的威脅，就會陽萎，不論有多少女孩子跟他共寢。這樣的心理問題 ，也許是一種代價——那種永久處於芒刺在背者非得付出的代價，那威脅也來自擁 戴者——暴君和他的朝臣們互相威脅着。毛澤東的慢性便秘，與希姆萊的胃痙攣， 來自相同的源頭。

　　但這只是某些症狀。更有趣的，反而是探討究竟是什麼東西驅策着這些人，有 些似乎是相當平庸的人，變成了殺人不眨眼的魔王？這是一種罕見的特殊境況嗎？ 是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的道德麻木之下不言自明的現象？或者，類似毛澤東、希姆萊 、波爾布特、希特勒，還有斯大林，根本不是常人，而邪惡天才一旦得勢便無法無 天？

　　我便是帶着這些問題，去閱讀兩本毛澤東新傳記,一厚一薄：《Ｍａｏ：　Ａ　 Ｌｉｆｅ》，　Ｐｈｉｌｉｐ　Ｓｈｏｒｔ著，　Ｈｏｌｔ出版，　７８２頁；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ｐｅｎｃｅ著，Ｌｉｐｐｅｒ ／Ｖｉｋｉｎｇ出版，１８８頁。兩位作者各有自己的議題。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ｐｅｎｃｅ是作一種鬆散的隱喻，據他的看法，毛澤東是那種“施暴政的統治者 ”，有點類似拉丁民族宗教節日裡一個在黑暗中顛倒乾坤的王子，Ｓｐｅｎｃｅ以 偉大歐洲的中世紀王室作例子，那時一個暴君會選擇在節日裡顛覆和嘲弄天下事： 僕人扮演統治者，男人扮演女人，如此等等。那是嘉年華會式的狂歡節，在一種儀 式場合之下，每個人都可以拋棄自己平時慣常的角色而去發泄，但還是要回到現存 社會結構的常態里去；Ｓｐｅｎｃｅ認為，毛澤東卻把這樁事情，把一種狂歡節弄 成真的了，而不僅僅是儀式場合，他要永遠顛覆秩序，滅絕所有帝王將相，由往昔 的僕人來主宰，於是他自己便可以成為一個對人民的永遠的施暴者，無法無天。

　　是一個有趣的隱喻，但無法精當地解釋為什麼毛澤東在早年就對滅絕有強烈的 渴望？ＰｈｉｌｉｐＳｈｏｒｔ的毛澤東傳記，在各方面上都比Ｓｐｅｎｃｅ有厚 度，他描繪了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三者之間的道德區別，甚至他認為毛澤東是 “二十世紀暴君當中很特殊的一個種類”，希特勒主要是滅絕猶太人，因為他認為 他們是“害人蟲”；斯大林親自簽發無數死刑執行命令去消滅那些可能威脅他的人 ；毛澤東不是這樣，Ｓｈｏｒｔ認為，毛有一種想象力，在中國全面轉型之中的一 種烏托邦之夢，因此算歷史總賬的話，或在歷史最終審判下，他是殺了人，但不是 謀殺，如同煎蛋卷的過程中會有許多雞蛋破碎。這就如同Ｓｈｏｒｔ所寫到的：“ 雖然他的政策導致成千上萬人的死亡，毛澤東卻從來沒有對他的思想改造運動的效 果和拯救的可能性，產生過懷疑。”

　　毛澤東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屠夫，但我看不出來Ｐｈｉｌｉｐ　Ｓｈｏｒｔ所 描述的這種道德區別有何意義。希特勒也有一種想象力，他的謀殺行為也是為了達 到目的的一種手段。是否Ｓｈｏｒｔ所謂的“不同分類”，乃是認為“殺人但不是 謀殺”，在結局上更不令人反感一些？或者說，毛澤東跟斯大林相比，他們兩者的 烏托邦結局真的很不一樣？也許他認為毛澤東實際上很抱歉自己必須謀殺，即如 Ｓｈｏｒｔ所寫的：“那是他史詩般努力改造中國留下的人的廢墟”？如若那樣， 我們應該在Ｓｈｏｒｔ所描繪的毛澤東迷人的一生里去發現一些相關的證據。

　　毛澤東生於一八九三年，湖南一個富農的兒子。十三歲時他已經比他的父親受 過更好的教育，雖然只讀了兩年書。一九一零年毛澤東還是個學生就嘗到了第一次 政治暴力的味道，那是典型的現代中國造反者的一種發跡。長江洪水導致湖南發生 饑荒，人們賣兒賣女，以樹皮甚至人肉充飢，外國商人和本地富人拒絕停止出口大 米以緩解當地人的飢餓，絕望的人民開始攻擊外國人，那從來都是中國之不幸的第 一個禍根，然後才是當地的中國當局。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炮艇開進江里來，政 府的軍隊也趕來彈壓，參與暴動的兩個窮人被砍頭，頭顱被釘在街燈柱子上。

　　毛澤東說他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幕。“我覺得我跟那裡的造反者在一起，他們都 是來自跟我一樣的平民家庭”，他後來說，“我也痛恨對他們這種不公平的處置。 ”這兩本傳記都記錄了這個事件，描繪毛澤東表現了極大的同情心。這也表明他有 一種社會良心——雖然說這番話的人，日後有一天將導致據說三千萬人死於飢餓。 這個故事也勾畫了他成長在一種暴力的氛圍中。假若有希望得到一個反駁——毛澤 東不象希特勒那樣一開始就是一個叛逆者——這個論證正好從這裡開始。這也很能 配合流行在中國以及其它什麼地方的那個神話：毛澤東直到五十年代都是一個大英 雄，只是當這個老人逐漸脫離現實，才變成一個偏執狂和殘忍的專制君主。

　　然而，這裡面也顯示出年青毛澤東凶暴心智的早期徵兆。他在中學就開始熟讀 中國歷史，極為迷戀古代造反起家當了皇帝的那種浪漫故事。常說毛澤東特別喜歡 統一中國的秦始皇。迄今為止，我們只知道這個秦始皇是個要求絕對服從的兇殘暴 君，中國人視他為一歷史惡魔也是一個常識。這個暴君只關心一件事情，那就是對 他的酷法的屈服，並確保此酷法不會被儒家道德鬆懈，不允許被知書達理的人所質 疑，於是焚書坑儒。

　　比秦始皇早一個世紀更遭人恨的人是商鞅，秦國的一個法家宰相，根據西漢大 史學家司馬遷的說法，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毛十八歲時寫一篇短文稱讚這個 商鞅，說酷法就象鞭子抽打那些愚蠢、退縮和奴性的人；他還提升他的觀點說，在 其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人已經積累了無數不良習俗，精神萎靡不振，品行極壞 ……不施以巨大的壓力便無法將其清除。

　　許多貧窮的、蒙受過恥辱的國家的知識分子，都樂意分享毛澤東的這種情緒， 尤其當他們到過富裕國家之後。波爾布特就是懷着這種心情從巴黎回到柬埔寨的。

　　毛澤東卻並非必須離開他的原籍湖南，但他不屑於跟自己的那些邪惡、萎縮的 鄉親們混在一起，他渴望登高一呼。他“開創”他的偉大領袖原理極早，二十年代 末就寫下：真正出色的人才能夠最充分地發揚光大自己的天性。……他天性中的動 力能夠摒棄一切束縛和限制……他的力量如同來自峽谷的巨風，如同為了愛情而無 法抗拒的性慾，一種遏制不了的力量。

　　性慾後來果然成為毛澤東權勢、精力的重要部分。然而麻煩的是，認為英雄就 可以不受常規束縛的這種想法，便使得英雄凌駕於法律之上。毛澤東在那篇短文里 還提到他渴望亂世，希冀大混亂，“毫無騷動的太平盛世是難以忍受的……世局不 斷動盪之中，人民祈望的英雄就能浮現出來。就是平時他們也把書本扔在一邊。” ……毛澤東這些早年的激動仍不過是一個好讀書的青年的胡思亂想，這離真刀真槍 地幹起來還有相當一段距離。但是毛澤東在接受共產主義之前，他的基本思想，在 人文、領袖、歷史和政治等方面，已經定型。

　　毛澤東也有過他的童年。他的學生時代處於一個文化自卑與革命狂熱之氛圍。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抗議北洋政府拿青島跟日本交換貸款，稍後則變成 激進知識分子的文化與政治運動。當時毛澤東是一個中學歷史老師。“科學”和“ 民主”兩位先生是“五四運動”的雙胞胎，但這個運動卻是內在分裂的，囊括了激 進馬克思主義和杜威版本的自由主義，當時杜威在中國到處演講。毛還不是馬克思 主義者，但他寫了一本反儒教的小冊子，這跟“五四運動”一樣，既是激進的，又 是中國式的陳舊視角。他認為中國雖然還未成熟到劇烈變革，但“必須進行一場徹 底的改造，摧毀一切來重建，如同嬰兒從母親子宮裡誕生。”

　　這種徹底改造的觀念，原本也是蘊含在傳統宇宙論之中的政治理念，龐大的中 國傳統政治秩序建立在道德正統之上，由儒家的士族官僚所支撐，並由一個半神性 的秩序所象徵，這樣的道義性的政府必須反映宇宙秩序，你不可能改變一半而不顧 整體。時至一九一九年這個半神性的秩序已不復存在，基於儒學的政治正統也遭到 攻擊，需要一個新的秩序取代它，共產主義及其巫術式的世界觀、標榜的“科學性 ”、它的歷史教條以及黨性化的知識階層，顯然要比杜威清淡的自由主義更易於配 合當時的中國。這真是中國的大不幸，毛澤東將卓越地、不可阻擋地迎娶這個新的 洋貨，並以“君權神授”的姿態“萬里長征”大踏步地返回到最凶暴的秦始皇那裡 去。

　　暴力，甚至大規模屠殺，都將為毛澤東的事功鋪路。一九二零年他拒絕了周圍 浮動着的形形色色“主義”，包括無政府主義，當然也包括自由主義，而獨獨選擇 作一個共產主義者。他的第一次作業是動員湖南農民，對這些“泥腿子”，他剛剛 走自己村莊時以一個乳臭未乾的青年知識分子的典型口吻描述為“一群愚蠢、乏味 的人”。二十年代中國共產黨還微不足道，那時黨的領袖的策略是把共產黨員摻進 國民黨里去，以便使其儘可能左傾，這後來遭到毛澤東批判。胡志明也是如此，他 本來只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如果美國對其更親切一些，他便不至於那麼反西方。事 實上，早在一九二五年毛澤東加入國民黨時，他已經明確地知道誰是他的敵人。他 說，國民黨右翼推動的“一種西方式的資產階級革命”，與共產主義革命之間，“ 絕無什麼中間地帶”，“國民黨絕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自從他堅信當時四億 中國人的四分之一屬於“無可救藥的敵人”，便註定他有朝一日會解決這部分人。

　　兩年後湖南農民暴動，攻擊地主階級，一派打砸搶，無論誰被指認是“敵人” ，就可以任人泄私憤，就要被遊街、折磨直到處死，連一些共產黨人也覺得湖南的 恐怖行為太過分了。毛辯解說，過激行為是鎮壓反動派的唯一有效方法，這就是他 的一句名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反動派”自然也不是“請客吃飯”的，國民黨鎮壓農民很殘忍。毛報告說： “湖北的反動派殘酷處罰農運分子到了這種程度：挖眼珠、拔舌頭、開膛刨肚、炮 烙、斬首等等，還刺穿女人的乳房，用電線將她們串綁起來，裸體遊街，或乾脆砍 成碎塊。”

　　他的這些描述，至少可以說，給人“先入之見”（ｐａｒｔｉ　ｐｒｉｓ，此 處為法文）的感覺（好像他就在現場），便令人懷疑那種事情是否真的發生過。毛 澤東也在周期性的白色恐怖中承受了他的個人損失。一九三零年他的妻子楊開慧， 因拒絕背叛她的丈夫而被槍殺。事實上，那時毛已經為了賀子珍而拋棄了她，還有 點內疚。一九三四年毛與賀在國民黨軍隊的追殺下，被迫丟棄了他們兩歲的兒子， 這個孩子再也沒有找到。Ｐｈｉｌｉｐ　Ｓｈｏｒｔ寫道，由此“毛澤東身上又一 小部分人性凋零了”，這是可能的。但是極端殘暴之心的種子在那之前已經在毛的 心底播種了很久了。

　　　　　　　　　　　　　　　　（二）

　　Ｓｈｏｒｔ關於一九三零年驚駭事件的描述，便顯示了那些種子是如何快速成 熟的。他們為日後無數暴虐所最初設置的這個模式，卻莫明其妙地被Ｓｐｅｎｃｅ 和Ｓｈｏｒｔ所忽略。當時毛澤東在江西建立根據地，共產黨在江西非常吸引農民 中的能人、富農等等，他們不服湖南那邊過來的人，如毛澤東之流，來對他們指手 劃腳，特別是關於如何土地改革。突然出現一個謠言，說有一個秘密的特務組織， 叫做ＡＢ團，正在向共產黨滲透。不論這是否真實，或者毛確實相信有，這都不相 干。對於毛澤東來說，黨內長期的爭權奪利，包括這次在江西，每一次打擊反動派 特務的運動，不過是他用來翦除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毛在只擁有斯大林權勢的一 個小分數的時候已經開始運用斯大林方式。

　　ＡＢ團是否真的存在是無所謂的，清除反動派同謀者的方式是，逮捕幾個可能 的嫌疑犯，拷打直至認罪，供出同黨，再予逮捕、拷打，如此輪番，拷打有所謂“ 青蛙喝水”、“猴子拽腰”等酷刑，則受刑者以為吐出一切才能活命，但其實不， 大部分人最終要給弄死；若是女性而要她們招供其丈夫，則遭致更為野蠻的處置： 割掉乳房、灼燒生殖器。 　　開始是幾百人，然後上千、數千，直至所有共產黨員。自然，毛澤東自己從來 沒有親手去拔過任何人的指甲，或烤焦誰的生殖器。那幾乎不是他的工作。但，是 他下的命令，並且是他受益於這種他教唆的清洗，特別是在逼出了ＡＢ團與所謂李 立三路線之間的所謂關聯之後。李立三曾在法國勤工儉學，一如周恩來，周后來在 上海變成黨的領袖，他的策略，或者叫“路線”，是在中心城市進行革命。毛反對 ，認為中國還是一個農業社會，應該首先解放農村，結果他是正確的。然而這些爭 論只是策略，要害是權力和黨內的等級，反動派秘密跟李立三和其他的都市知識分 子勾結，於是毛澤東這個鄉下的暴發戶，便有足夠理由懷疑他的黨內競爭者，並且 得以接近黨的權力中心並降服它。

　　正如Ｓｈｏｒｔ所指出的，毛只要需要，總是隨時出賣最忠於他的戰友或者最 德高望重的同志。四十年代初抗戰時在延安窯洞安頓下來，他解開他的安全部長康 生膀子上的皮帶，這是一個臉上有皺紋的貝利亞——愛穿黑皮革、精通陰謀與拷問 ，曾在莫斯科學過。史沫特萊，一個狂熱追隨到延安的美國革命分子，曾描述毛的 幽默感是“冷酷的”，康生則是污穢的。此人荒唐到逮捕一個名字叫牛的地主（也 是個共產黨的支持者），用一隻鐵環穿在他鼻子上，再強迫他的兒子牽着他遊街。 康生的特殊用途在於可以構陷任何一個毛澤東不喜歡的人。

　　延安暴行中的一部分是所謂“整風運動”，“特務”、“托派”（托洛斯基分 子）和虛構的“反黨集團分子”皆在清除之列。康生的方法不過是把江西清除虛構 的ＡＢ團之法再用一次。編造指控，拷打口供並當眾招認。最著名的案子是一些知 識分子認為他們有權利批評毛澤東，王實味，一個自負而有文學修養的人，被控告 是一個“托派”，監禁一年後被用斧子砍了頭。然而，真正的目標，無非是毛在黨 內、最終在整個中國的潛在競爭者。這些殘酷運動就是為了設置黨的正統戒律（如 毛自己所定義的），逐漸灌輸無數恐怖，使任何人不敢再對毛澤東說三道四。所有 這些，就發生在延安那些浪漫的黃土窯洞裡，那曾是無數革命朝聖者和二戰期間倍 受西方新聞記者讚賞的目的地，而那不過是毛澤東想當皇帝的一點飾物而已。中國 人也是從那裡開始唱讚美歌的，“東方紅，太陽升”“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毛的 語錄也是從那時起開始被引用的，如同引用一個聖人的智慧。但是感激涕零的人們 依然不能倖免於不做獻媚者和奴僕，並且照樣又有許多人不甘心，便很快就遭遇劫 難。

　　謀殺運動從未停止。李光耀消滅對手的技術也相當不錯，曾極有施展（他談及 對付英國殖民者）：我知道（壓制）跟做愛一樣：第二次就比較順手，頭一次可能 有良心折磨，一種內疚感，但是只要在那上頭下手一次，接着不斷重複，你攻擊的 時候就越來越臉皮厚，攻擊範圍也越來越寬。

　　又是一種類推，殘忍的偉大領袖與性慾，都是要攻擊的。

　　但是Ｓｐｅｎｃｅ和Ｓｈｏｒｔ均無顯示任何證據說明毛澤東曾經有過內疚。 對Ｓｐｅｎｃｅ來說，那是無所謂的，他對毛沒有任何特殊的道德要求。然而， Ｓｈｏｒｔ理論基點乃是認為，毛澤東的受害者不幸成為他政治幻想的鋪路石，因 而不是被謀殺的。單純地說，他們是被謀殺的。毛澤東和斯大林殺掉許多人，純粹 是為了擴展他們的個人權力，我看不出這種“殺”與謀殺在範疇上有何差別。

　　希特勒怎麼樣？我相信，毛澤東跟他相似的地方很多，不只神經衰弱症，還有 謠傳說，這兩個偉大領袖都是只有一個睾丸，即使毛從未企圖滅絕另一個種族，他 只是很得意消滅了社會某些階層的無數成員。一九五零年，“反動派組成部分”— —即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資本家、前國民黨員，等等，在六個月裡有七十一萬人 被殺或被迫自殺。一九五二年就輪到地主和他們的家族：超過一百萬人死亡。

　　數字令人暈眩，人命變成了可怕的統計數目，然而絕對的數字沒有任何道德意 義嗎？難道這八十萬人的橫死，就因為毛澤東說他們“該死”、並按照分類被謀殺 者就該是四百萬、五百萬、六百萬？難道人們由於階級成分而被謀殺，就絕對不同 於他們因為種族而被謀殺嗎？這裡有一種區別是確定的：希特勒要殺死每一個猶太 籍的男人、婦女和孩子，毛澤東則始終相信，至少有一些反動派是可是通過“再教 育”改造過來的，不過當毛澤東的受害者也包括階級敵人的兒子甚至孫子時，迫害 就單純到只是針對他們的出身，歧視並未消失，而是“反革命”範疇的區別卻更趨 模糊。

　　“知識分子”，指凡是受過教育的人，乃是承受毛澤東憤怒的首當其衝的一個 群體。毛厭惡他們的程度跟希特勒差不多，為什麼？此緣由倒是很能解釋他們殺戮 欲的奇特性質。當教條變成一種壓制工具時，任何人用知識去向它挑戰，都會變成 一種威脅。這就是為什麼秦始皇要坑儒。毛不象希特勒，他自己也曾是形形色色知 識分子中的一個，並曾從儒家開始，挑戰許多教條，然而在北京大學眾多有教養的 學生團體以及都市名人當中，毛澤東總是感覺不自在，覺得自己土。他的那些“發 展馬克思主義理論”、他的所謂的毛澤東思想，常常都是即興之作、語無倫次的， 議題也是寬泛、游移、矛盾的。壓制批評的唯一辦法就是消滅所有可能的批評者， 把他們驅逐到勞改農場去生活，或者毀掉他們的職業，或者讓子女們反對他們，或 者強迫他們當眾認錯以自辱，或者乾脆從肉體上消滅他們。主席冷酷幽默的一個典 型例子是，他曾拿自己跟秦始皇比較：“秦始皇有什麼了不起？他不過坑卒四百六 十個，我們坑了四萬六千！”

　　一九五七年的運動是允許“百花齊放”之後，再以最邪惡的方式出賣中國的知 識分子，雖然不一定都殺掉。他們先是被甜言蜜語哄騙着去“鳴放”，有時甚至強 迫他們對黨的政策提意見。要讓人們知道正常批評所導致的後果，需要先“引蛇出 洞”。一旦他們開腔，後果就由不得他們了。有些人甚至大膽地質疑一黨專制是否 正確。結果是：超過五十萬人被清洗、下獄，或者帶上“階級敵人”的烙印及其連 帶的後果——失去職業、孩子們被剝奪起碼的教育，無窮無盡的困擾，等等。Ｓｈ ｏｒｔ認為“知識分子在反右派運動中的煎熬使他們再也不相信毛澤東”，我看未 必。可怕的事實是：許多人在後來的許多年裡繼續相信毛澤東，無論他怎麼折磨他 們。

　　毛澤東憎恨知識分子的某些理由要比階級嫉恨和教條主義更深。跟希特勒很相 似，毛也虛構地自詡為一個藝術家。Ａｒｔｈｕｒ　Ｗａｌｅｙ認為毛澤東的詩詞 比希特勒的繪畫好，但不如邱吉爾，這方面的專家告訴我，毛的早期詩詞特別有一 股怪異的吸引力。Ｓｈｏｒｔ比他更欣賞毛的詩詞，Ｓｐｅｎｃｅ則稱毛的《蝶戀 花·答李淑一》（關於那個在被害之前已被他遺棄的妻子）很“感動”。不過，關 於毛澤東藝術興趣的問題關鍵，不是他的詩詞或書法水平如何，而是他有權力和渴 望把六億人的一個國家當作他的畫布。

　　Ｓｈｏｒｔ引述了毛澤東一個最冷酷、露骨的聲明，還帶着他那一筆狂草簽名 ：“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 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 的畫圖。”毛的中國，還有希特勒的德國，是要成為一個人瘋狂幻覺的綜合藝術品 。在發表這個聲明的第二年，一九五九年毛髮動了“大躍進運動”，一個在二十世 紀無論絕對數字上還是毀滅性上都是最致命的編造出來的計劃。這個白日夢是：讓 中國通過每一個人在自己院子裡溶化做飯的鐵鍋，和抄襲斯大林那些意識形態科學 家弄出來的奇異農業試驗，幾年之內趕上英國。結果導致三千多萬人餓死。 　　這個想象力的例子自然不同於把數百萬人送到毒氣室去。但是這種大屠殺，卻 是由於某種類似性質的半吊子藝術衝動，和基於偽科學的審美幻覺所引起的。如果 希特勒的白日夢裡是摻進了生物學和人種理論的，那麼毛澤東的幻覺則是基於想入 非非的農業理論，大部分都是借自蘇聯的Ｔｒｏｆｉｍ　Ｄｅｎｉｓｏｖｉｔｃｈ Ｌｕｓｅｎｋｏ，此輩試圖為斯大林嘗試“大自然改造”。任何地方都可以種糧食 ，而完全不顧其適應性，乃是一個蘇聯的靈感。這種理論還包括只要雜交就可以魔 幻式的召來奇妙的新農作物。河南省就拿向日葵跟洋姜雜交，而北京則用水稻跟玉 米雜交，據稱棉花跟西紅柿如果雜交得順利就能長出紅棉花。毛的智慧當然可以種 出一三二磅的巨型南瓜，這還有一個故事，即令人肅然起敬的Ｓｈｉｒｌｅｙ　 Ｍａｃｌａｉｅ在鄧小平訪美時，不斷對他叨叨這件事，鄧則輕輕地告訴她，不要 相信她聽到的任何中國故事。

　　赫魯曉夫曾警告毛澤東不要重犯斯大林的錯誤，但主席卻剎不住車了，那塊空 白大畫布非得等他去塗滿不可，任何東西如果擋住這位畫家的視野就得清除：“資 產階級科學家”若愚蠢地阻擋，就驅逐、嘲弄，甚至斃了。毛的忠貞元帥彭德懷， 認真而激烈地試圖讓毛注意到大躍進的悲慘結果，也被清洗、下獄、折磨最後殺死 。其他人如周恩來本來可以告訴毛一些真相，卻反過來告發彭德懷，獻媚毛是一個 天才。（Ｓｈｏｒｔ的書中描述了周之“不倒翁”的噁心細節。）

　　Ｓｐｅｎｃｅ將這些錯亂皆歸之於毛澤東由於實際情形而致的胡亂離婚，雖然 沒人對此能夠給他哪怕更多一點的事實；Ｓｈｏｒｔ則認為毛只具有中世紀的科學 觀念。這兩種觀察大概都是對的，但他們都忽略了對知識分子學識的絕對厭惡支配 了毛澤東帶有全能幻覺的失敗藝術感。以貨真價實的專業知識，去反對偽科學的白 日夢，是可以輕易擊碎獨裁者的荒謬迷夢的。請看這個非凡的聲明：“改革教育有 進一步的必要性：今天我們的教育負擔太重，只知道獎賞知識。假裝博學是行動的 敵人。什麼才是需要？本能和意志。”希特勒如是說，但是他還沒有毛澤東說得好 ：“科學不過是大膽地演戲。沒有什麼神秘的。”或者：“你們不要擔心一機部、 二機部，或者清華大學，放手大膽干，一切都會好的。”毛說得比希特勒要好。

　　他在瘋狂之中還有某種利己的理性。不必懷疑，如同Ｓｈｏｒｔ所說，毛澤東 想改造中國，但這並不具有足夠的論證說他是不同於其他現代獨裁者的一個特殊道 德類別。從始到終，這裡都有一個壓倒一切的焦慮，控制着所有的政策、原則以及 扭曲顛倒的藝術幻覺，那就是毛澤東的權勢感、他的全然控制的需要，他懼怕陽痿 的病態。

　　Ｓｐｅｎｃｅ說的不錯，毛澤東渴望大混亂和暴政，因為他的目標之一是粉碎 舊秩序，但這也是他確保他的支配力的最有效辦法。讓他的同志們、臣子們和暴吏 們永無休止地互相爭鬥，把“人民”放在他們之上，讓他們離間他們自己，再將他 們周期性地清洗一番，羞辱以至殺掉，他便確保沒有人能篡奪他的王座了。這也是 希特勒和斯大林，以及所有使歷史黑暗的暴君的本能。

　　文化大革命就是為此發動的。上了年紀的毛澤東看到所有影子裡都藏着刀子。 老一輩的同志們，儘管很久以前就已哆哆嗦嗦、如履薄冰，依然被視為威脅。多少 年前那“一小撮”批評者始終令毛冥思苦想，並終於在他偏執狂的心智里化為清晰 的徵兆：反抗即將達到沸騰狀態。於是一九六六年他決定煽動數百萬深懷挫折感的 青少年，猛地撲向他們的老師、父親、母親，最後直至黨的最高領導人，除了毛澤 東、幾個有用的弄臣，以及毛所厭惡的妻子江青周圍的一個極端主義小圈子之外。

　　一九六六年五月人民日報說，毛澤東是“我們生活的源泉”，任何人膽敢反對 他，“必將窮追猛打並消滅之。”一場謀殺的狂歡節在所有城市展開，並在黨內大 規模清洗，照例又是整人專家康生大顯身手了（他是何等渴望整人，甚至他得了癌 症後還想整他的盟友江青）。Ｓｈｏｒｔ提到的一個實例，顯示了這場毛澤東最後 也是最恐怖的運動範圍之廣，遠在內蒙古的政治局委員烏蘭夫被控組織“內人黨” 威脅了中共，三十五萬人被逮捕，八萬人被折磨致殘，一萬六千人被殺。

　　其實這並不新鮮。人所皆知的毛澤東之殺人記錄至遲始於五十年代，並急速地 增長，然而毛在民主西方的聲望卻如日中天，與二十世紀其他暴君完全是一個不同 的待遇。希特勒在那裡從未有過如此聲譽，很久以後斯大林也徹底破產，毛澤東卻 始終在巴黎、柏林、伯克萊、倫敦和紐約享受着新聞好評，我們不能因此完全責備 諸如斯諾和韓素音這類“毛澤東迷”。一方面，毛是一個抗日英雄，儘管他的策略 是儘可能讓蔣介石軍隊去抵抗日本；另一方面是因為毛的對手實在聲名狼藉：國民 黨的腐敗以及被說成“邪惡”的地主階級。但毛澤東的最佳資本，就西方所關心的 公共關係而言，乃是第三世界浪漫精神與某種異常而不健全之文化例外論的組合。

　　毛澤東特別在法國是左右兩邊都討好。右翼一側如Ａｌａｉｎ　Ｐｅｙｒｆｉ ｔｔｅ這樣的人物，前戴高樂的教育部長和中國問題專家，認為毛澤東是“中國傳 統”的偉人，自然，這種傳統在Ｐｅｙｒｆｉｔｔｅ看來，也是沒有人權或市民自 由的，所以我們不必把它硬套在毛的身上，這種看法迴響至今，最明顯的響應者是 亨利·基辛格。左翼一側，一個典型的仰慕者是Ｊａｃｑｕｅｓ　Ｖｅｒｇｅｓ， 一個激進的律師，因辯護Ｋｌａｕｓ　Ｂａｒｂｉｅ而成名，他有一半越南血統， 善於受理傳奇性的第三世界案子。他很迷戀中國，說這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童年， 他的法國父親非常仰慕亞洲文明，這個兒子則說“中國是英勇豪傑的典範，萬里長 征，等等、等等。一九四九年中國的勝利令我陶醉，但一九五一年訪問中國時，我 完全被瞞騙。”

　　像許多毛的崇拜者一樣，Ｖｅｒｇｅｓ很輕蔑民主政治。他特別仰慕毛澤東還 包括斯大林的什麼呢？乃是他們的羅伯斯比爾式的特質，他們願為崇高目的犧牲一 切，Ｖｅｒｇｅｓ稱此為“莊嚴”，他“對命運着迷，而不是幸運，特別是當幸運 在歐洲變成一種被社會民主所污染的概念。”一切都成為刺激位元（ｂｉｔ），你 也無需承受任何個人後果。

　　毛澤東已經死了二十三年。中國也已由官方“非毛化”，更有一九八零年代的 改革，無論胡耀邦還是趙紫陽並不敢走得太遠。他那做了防腐處理的屍體，連帶着 周圍生了綠斑的塌陷嘴唇，被永久陳列在占據天安門廣場的紀念堂里。我最後一次 訪問北京期間，叫了一輛出租車去廣場，在稍微有點恐怖娛樂的感覺中注意到，一 個鍍金垂飾里的青年毛澤東像晃動在出租司機的後視鏡上。如今他是一個上帝了。

　　我的這位出租車司機並不古怪，毛確實是一部分人的上帝，不只在他的故鄉湖 南，那兒有朝聖者去訪問毛的故居、毛氏宗族祠堂和主席一尊十公分高的青銅雕像 。這是毛家族的傳奇故事，有點像你在歐洲到處可見的聖母傳說。據說這雕像是香 港首創的，跨越邊境到最早現代化的深圳，一個金光閃閃、貪婪、相對隨心所欲的 中國資本主義的展覽品，卻是毛澤東絕對憎恨所在。某天，深圳有個人驅車出了車 禍，撞死了好幾個人，他自己卻被掛在儀錶盤上的毛像所保護，安然無恙。類似事 件的新聞不久傳遍中國。

　　這樣的故事在中國流傳，是跟那尊毛的神像究竟如何拯救此人的真相不相干的 。也許是真的。歷史是歷史，傳說是傳說。但無論中國發生什麼，毛澤東都將作為 一個“偉大領袖”被紀念，也包括自秦始皇以來大多數驚天動地的統治者。總之， 我想毛澤東壓根兒不必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