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安全战略，两难与出路

　　孟祥青

　　●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将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中国只能在限制中寻找出路，既不能走全球主义的极端，也不能走国家主义的极端，而只能走中间路线，获取相对安全利益，追求相对安全目标

　　●中国自身的政策调整和行为方式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很大。在很多时候，中国安全环境的改善往往不是因为外部世界发生了剧变，而是因为中国自身战略的重大调整

　　●周边和亚太地区是中国的安全屏障，也是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出发地和战略依托地。积极经营好周边，是实现自主合作安全战略的关键所在

　　对外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十分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但与发展战略、外交战略相比，又是一个相对薄弱和滞后的课题。进入21世纪，中国内外安全环境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使中国对外安全战略面临着一系列两难选择。

　　中国对外安全战略面临一系列两难选择

　　影响中国对外安全战略选择的因素很多。从外部世界来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方面，国际社会要求“全球治理”的呼声日高，整合的趋势加强，以合作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越来越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权力政治恶性膨胀，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盛行。

　　从国内来看，一方面，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迈上了新台阶，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并主动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接轨的开放时代已经到来，中国的国内发展、稳定与亚太地区的和平、繁荣越来越密切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国家正经历新旧体制的转型，原有的矛盾未完全解决，新的矛盾不断产生。“台独”势力不断玩弄政治手段，拒不承认“一中”原则，继续向分裂的方向发展。21世纪初，对中国来说，既充满希望和机遇，也面临巨大困难和风险。

　　因此，中国对外安全战略既要服从、服务于中国崛起、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的根本利益，“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同时，又必须兼顾全面开放、与国际体制接轨的战略需要。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面临一系列两难选择，如：既要把本国的安全利益放在首位，又要兼顾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既要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又要竭力避免被推到国际社会矛盾的焦点位置；既要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又不被体系捆住手脚而丧失独立自主地位；既要按照一定的国际规则办事，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又要防止被西方国家“西化”；既要广泛开展国际经济和安全合作，又要避免在主权和安全上付出过高的代价。也就是说，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将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中国只能在限制中寻找出路，在一系列两难中做出选择，并在多重复杂矛盾中把握好平衡。这就决定了中国在选择自己的对外安全战略时，既不能走全球主义的极端，也不能走国家主义的极端，而只能走中间路线，获取相对安全利益，追求相对安全目标。“9·11”事件表明，那种“绝对安全”的理念和政策行为是短视的，从长期的角度看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国只能走“自主合作”式的安全道路

　　共和国成立以来，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中国的国际角色经历了三个时期的重要变化：一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这是中国基本游离于世界体系之外的时期。无论从主观诉求还是客观条件来看，这时的中国没有也不大可能融入普遍意义上的国际社会。二是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是中国初步参与国际体系并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的时期。在美苏等大国眼中，中国是一个贫弱但可以借助的重要战略力量。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两次重大调整，开始初步参与国际体系，但这时的参与还只是个别的、被动反应式的。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其自身所拥有的实力和能力，甚至被部分放大。但不管怎样，在美苏争霸的格局中，中国的次要角色地位没有改变，几乎没有哪一个战略力量把中国真正看作是主要竞争对手或威胁。三是从90年代至今，是中国崛起和广泛参与国际体系并越来越被各类国家视为竞争对手或潜在威胁的时期。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中国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共同抗苏的战略基础不复存在，虽然彼此间在许多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增多，但其紧迫性大不如前；1992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同时，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全面参与国际体系，在地区乃至全球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在这种背景下，源于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产生了，并主要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中盛行，从而对中国构成了有形或无形的战略压力。中国越来越处于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中，处在国际斗争的前沿位置。树大招风，中国失去了两极格局时期的部分战略空间和主动性。

　　随着中国崛起，21世纪初中国的国际角色发生了三个重大的、也是必然的历史转变：第一，中国由一个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变成一个迅速崛起的、并对地区和世界事务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第二，中国由国际体系的反对者、旁观者正在变成一个积极参与者和改造者；第三，中国由一个过去被国际社会忽略和偶尔借重的对象正在变成一个既被重视，又被借重，同时又加以防范和制约的对象。而印度、东盟等国却成为大国竞相拉拢的对象。所以，中国已不可能置身于大国矛盾之外了，而越来越成为别人可以利用的矛盾之一。中国在外部安全上的压力增大，战略选择的余地缩小。

　　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以来，主要国家特别是大国都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自己的实践，做出过不同的对外安全选择，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大类型：即霸权主导型、均势稳定型，制度安全型。但这些类型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很大缺陷。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决定了中国既不能走“封闭内敛”的老路，更不能选择“霸权”战略；既不能仅仅依靠国际力量均势（包括多极化）来获得安全，也不能仅仅凭借国际制度来获得安全。中国只能选择可以将独立自主与国际合作兼顾起来的对外安全战略。这种战略可称之为“自主合作型”安全战略。

　　“自主合作型”安全战略的基本内涵有四：一是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安全原则，不能做任何国家的附庸。二是独立自主决不意味着固步自封，自我封闭，这一原则要与时俱进，有所发展和创新，必须在融入国际体系中坚持独立自主，在坚持独立自主中融入国际体系。三是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在安全主体上，坚持主权安全；在安全内容上，维护综合安全；在实现途径上，努力推动合作安全。四是以合作促和平，以斗争促合作。

　　必须首先高度重视自己的政策调整和行为方式

　　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面临外部威胁的特点有三：一是威胁主要来自周边大国；二是以军事威胁为主，兼有综合威胁；三是对中国构成的威胁程度既取决于威胁者本身的政策和行为，也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应对方略。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优劣同国际总体局势的变化既有相一致的地方，但更有不同步的时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相当复杂，但中国自身的政策调整和行为方式对中国安全环境的重大影响不容忽视。在很多时候，中国安全环境的改善往往不是因为外部世界发生了剧变，而是因为中国自身战略的重大调整。如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政策，使中国从孤立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并使苏联对华的现实威胁最终未能导致战争；80年代，实行“更加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一切国家进行交往，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虽然两极格局未变，国际局势紧张，中国的周边环境在短期内却有了根本改善；90年代初，冷战结束，国际总体局势缓和，但中国发展环境由于西方的联合制裁而困难重重。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仅推动了国内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而且在国际上重新树立起中国的改革形象、开放形象，最终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经济制裁于无用之地，困难的安全局面很快得到改观。在国际上，中国在树立“和平、合作、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一次比一次明确、进步，外交实践中的多边性质一次比一次突出，参与国际体系的力度也一次比一次加大。而与此同时，并未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

　　实现自主合作，还必须把握好独立自主与参与国际合作的平衡度，处理好国际规则与国内体制之间、融入国际制度与改造国际制度之间这两大关系，同时解决“三大难题”：1.中国总体上的弱势地位造成在国际合作中的相对不利处境；2.地区安全机制中近年来出现的某种共同对付中国的倾向；3.国际规则中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甚至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

　　实现自主合作，既要在全球范围内注重全球性的经济、安全制度，更要在周边积极推动公正、合理、平衡的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周边和亚太地区是中国的安全屏障，对外经济交往的重要对象和外资引进的主要来源，也是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出发地和战略依托地。所以，积极经营好周边，是实现自主合作安全战略的关键所在。

　　总之，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仅取决于自身国力的增长（当然这是最根本的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对外安全战略的选择，取决于参与和改造国际体系的能力以及自主合作的实现程度和效益。参与国际体系确实面临许多难题，但所有的困难都只能通过参与来解决，不能通过回避甚至逃避来应付。▲

　　《环球时报》 (2002年06月13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