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东南亚热”能否保温？

● 李红

　　透过中国近期的“东南亚热”，可看到一个动员各方资源参与区域合作的社会化过程。再从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与社会需求间存在差距的例子，可知区域经济合作的升温，有赖中国国内以及东亚区域各相关力量今后加强联合，形成“共同体”。作者认为，区域经济的整合，需要区内各方力量将中国的“东南亚热”与东南亚的“中国热”协同起来，使“中国—亚细安自贸区热”化成实质性成果。

　　自去年11月中国和亚细安国家宣布启动“中国—亚细安自由贸易区（CAFTA）”计划以来，中国在“WTO热”之同时，还出现一波不小的“东南亚热”、“CAFTA热”，概况简述如下：

　　＊高峰推动国际沟通：

　　年初以来，CAFTA成为江泽民主席访越，朱镕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和博鳌亚洲论坛主题演讲，以及胡锦涛副主席访问新、马等多个场合的重要议题。

　　＊媒体推动社会和企业认同：

　　4月21日、26日，5月14日、31日，《人民日报》相继发表外经贸部长石广生等区域合作及CAFTA专论多篇。《大公报》的CAFTA大块分析至今已10余篇。5月下旬，《东南亚发展报告》、《来自东南亚的商机报告》几乎同时首发。

　　新华社称，“这表明，随着建立中国－亚细安自由贸易区目标的确立，去东南亚做生意正引起中国企业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此外，从电视台到学术刊物，CAFTA都是热谈话题；一些地方政府网站还开设CAFTA专区，点击率可观。

　　＊研讨会推动政界、学界、商界联合行动：

　　虽然中国及亚细安国家才着手策划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从北京到广东、广西、云南，各地政府和研究机构却早已捷足先登，瞄准企业“走出去”到东南亚发展这一需要，频频举行面向公司企业的报告会、专题讲座和考察会。4月26日及5月16日外经贸部龙永图副部长在广州、北京，5月9日及6月6日周可仁副部长在上海、昆明等大型研讨会上对CAFTA的阐释，都志在吸引中国各方参与其中。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正在转型

　　与这几年的“东南亚旅游热”不同，当前中国的“东南亚热”是各方力量围绕CAFTA战略，逐步形成共识并走向联合，将中央政府战略转为企业行动的社会化过程。虽然目前还处在舆论导向阶段，实质性的行动尚不多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东南亚研究界正并将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3年前，韩山元先生在《联合早报》撰文《思考独立　告别教条 我看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刊于1999年12月6日），称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有了可喜转变。

　　目前看来，当时的转型可以说是起步。现在，转型正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呈现研究内容经济化、服务对象社会化的转型——从面向政府，转为既面向政府又面向社会市场需要；从侧重研究政治安全战略，转为既研究政治又研究区域、产业和企业经济合作。

三代学人特色

　　根据专业背景和社会化程度的不同，笔者把1950年代以来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团队，大致分成三代学人：

　　＊第一代大多是归国华侨和历史学家。他们有在东南亚较长的亲身生活经历，通晓当地语言、历史文化，但因冷战时期只能在中国大陆而不能返东南亚进行现状调查，故以文献研究为主。现在是中国政府的东南亚政策专家、东南亚研究学术带头人。

　　＊第二代主要是80—90年代国际关系、世界史科班毕业。他们到东南亚进行现状调查的机会较前辈多。作为当代中国东南亚研究团队的主力，第二代的职业角色多元化：既做科研教学，又作政府智囊，还当企业顾问；既从政治安全战略角度，也从市场经济角度研究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

　　＊第三代是成长中的多学科人才组成的研究队伍，不仅包括在社科院、高校从事东南亚、国际经济等研究的青年学者，还包括在公司国际部任职的市场调研专家，专业更多元化。

　　很多中国与东南亚的区域合作理论、产业分工模型，来自这些非主流的“圈外”学者。因就业机会更多，这一广义的东南亚研究队伍不稳定，“下海”、“跳槽”者常见，这也体现出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趋于社会化，动员了更多的人才资源。

　　三代学人梯队并存、社会需求又高涨，当前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如同中国与亚细安的关系一样，进入历史上最好时期。不过，与社会需要相比，研究工作仍有差距，尚不足以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完善的服务，因而需要三代学人之间、学界与政界以及商界之间，形成联合，通过各方的优势互补，形成共同体，可共同保温，将中国的“东南亚热”持续下去。

　　例如，联合三代学人，可定性定量地把握东南亚历史文化发展规律、投资环境、市场特征；联合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可共同搭乘CAFTA“顺风车”；联合经济学界、商界、驻外机构，可提高商人“嗅觉”，等等。

　　目前，除部分驻外使馆、内地商委会等少数机构向企业提供东南亚产业专题调查服务之外，中国大陆的东南亚研究仍少以微观企业、中观产业合作为对象。而台湾、美国等地的东南亚刊物和网站，多是研究人员面向企业、产业，深入到亚细安国家进行长期个案调查的结论，为当地企业到东南亚投资奠定了厚实的调研基础。中国大陆各界完全有能力做得更好。

　　除中国国内各方力量的联合之外，还应与东南亚有关方面联合。例如，在推介东南亚投资环境的电子音像读物方面，目前公开发行的有关东南亚的专辑资料片，仅有新华社制作的少量时事报告以及大陆公司拷贝台湾版《世界旅游系列》之中东南亚部分的几张。

　　这方面市场容量大，可做的事情很多。可通过与东南亚有关方面联合制作、翻译、出版等，向中国市场投放更丰富系统的东南亚音像读物，或者向东南亚市场投放更多有关中国的音像品。

　　可见，中国的“东南亚热”能否保温，除了要看东南亚区域经济调整给中国企业所带来的客观发展机遇，还要看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各股东南亚研究力量是否能联合形成一个“共同体”。毕竟，区域的整合，与区内研究力量的联合互为条件，以学术共识为基础。

中国政府不应越俎代庖

　　企业是未来CAFTA舞台上的主体，政府提供经济合作的制度环境等服务，不应越俎代庖。

　　但中国的事情以往每每是“政府爱我家，甚于我爱我家”、“政府爱我厂，急于我爱我厂”，作为主体的企业往往行动迟缓于作为服务者的政府。现在的“东南亚热”也有类似问题。政府在强化企业的“东南亚意识”，而企业却暂时推而不动，这种“时滞”应得到容忍，以避免政府和研究机构热、企业冷的“下冷上热”的热病；还要避免中国热东南亚冷的“东冷中热”、“南冷北热”（亚细安在南、中国在北）的热病。

　　当前，区域的共同利益需要已很明确，区内各方力量应将中国的“东南亚热”与东南亚的“中国热”——例如新加坡的“搭乘中国经济顺风车”、印尼的“华文热”、越南的“汉语热”、“中国象棋热”、“中国电视剧热”、“中国书法热”等等——协同汇合起来，趁“热”打“铁”，使之上升到市场调查研究、相互了解交流等行动，联合推进双方经贸文化交往，为实现自由贸易区打下牢固的社会基础。

·作者是中国广西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