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情

国外最令人沮丧的现实，莫过于普遍的对中国的偏见与无知。远者如《傅满州》，近者如《大班》，除了昙花一现的李小龙之外，凡出现在好来坞电影上的中国角色大多是獐头鼠目，面目可憎之辈。“现代”角色不是还在“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就是颈拖长辨，顶戴花翎，有时两类人物竟同场出现，令人啼笑皆非。最为可气的，是一般人（哪怕是学者们）心目中的中国，其实与哀鸿遍野的埃塞俄比亚也差不了多远，除了贫穷肮脏，还更多了杀婴、虐待儿童妇女、压制人权等等骇人听闻的中世纪式的血腥野蛮。即使是知交好友，相处多年还免不了偶尔对你露出一丝半毫的悲天悯人，让你气不打一处来。

除了偏见，还有那无知与漠不关心。除了汉学家，悬赏十万美元恐怕也找不到一个能一口气说出三个中国学者名字的人。孔夫子倒是谁都知道，可那是当做笑话讲的，凡事来一句不三不四的“子曰”，似乎就平白增添了三分最宝贵不过的“幽默感”，无论是“泡妞”或“拍婆子”都如有神助，手到擒来。

刚出国那会儿我对这种无知极为震惊，曾一本正经地对认识的学者们说：“我们对西方文明的了解，远胜你们对东方文明的了解”。时间长了，不仅见惯不惊，甚至也懒得再生气，免不掉的，只是压在心头越来越沉重的悲哀。是的，他们不知道孔、孟、老、庄、程、朱，不知道张衡，祖冲之，郭守敬，但那又怎么样呢？不知道这些并没有给他们的文明带来什么损失，他们享受得起这分奢侈。我们呢？不说马恩列斯，不知道牛顿、达尔文，在现代社会里想体面地糊口都作难。一个先进的文明有什么必要去了解一个落后的文明呢？

落后不要紧，“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只要面对现实，承认差距，下定决心，急起直追，总有一天会迎头赶上。远有日本，近有“四小龙”，都是榜样。只可惜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要比这简捷明快得多，那就是乾脆否认别人的先进与我们的落后，动不动就祭起“ 国情”这个方天印。

国情这玩意儿委实不是什么新货色，当年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理论之一就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十年风水轮流转，如今轮到共产党来说“西方人权观不适合中国国情”了。到底这国情是什么，竟可以让势不两立、水火不容、从意识形态到施政方针都截然相反的两大执政党当作如意法宝轮番使用呢？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加“优越的三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客观真理，是“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行为准则，是“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规范，是 “嫂溺，援之以手，可乎？”的郑重讨论，是“毒蛇口中刺，黄蜂尾上针，两般皆不毒，最毒妇人心”的深刻观察，是“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处且缩头”的英明战略，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警世通言，是“莫饮辰时酒，昏昏醉到酉；莫打酉时妻，一夜受孤凄”的准确计算，是气功、特异功能、“宇宙语”、“宇宙歌”外带飞檐走壁、呼风唤雨、千里发功治病、穿墙探囊取物，还是易经、八字、风水、官倒、“８８８”？

对此，两党的贤达从未劳神费心作过任何解释。说穿了，他们对国情的共识恐怕只有一条，那就是“我在台下时，凡存在的都是不合理的，我在台上时，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登台前可以不妨“粪土当年万户侯”。一旦黄袍加身，凡存在的都就变成了国情，哪怕是小脚、辫子、痈疽、癞痢，统统都是国宝，一概动不得，更不用说“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之类的天经地义了。

超脱于政党之外的国情当然有，最主要的就是横下一条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闭紧眼睛不看现实。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折腾了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我们好像就不曾睁开眼睛，死不承认有学习他人的必要。最先是压根儿就不把鬼子放在眼里，以为人家不过是“万里来朝”的番邦。尝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后，先以为那是马尿、大蒜、经血一类秽物可破的妖法，后又认为不过是“奇技淫巧”，即使是“千里镜”“自行船”之类的发明，也必定是“得见中华古书”，偷拳学艺盗去的“西学东源”。等到见识了西洋物质文明的规模，又认为人家既没有孔子这个“万世师表”，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圣贤之道，就是烧成灰也还是蛮子，不配有真正的精神文明。我们只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引进西方科技，就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到“洋务运动”无疾而终，朝野的有识之士总算看到了鬼子物质文明之后的名堂了，少数清醒的声音却又先是淹没在义和团亿万群众 “三天不点灯，鬼子就吹灯。三天不洗脸，鬼子就玩完”的革命大批判的鼓噪里，后又败于章太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滔滔雄辩。以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咱们跟马列主义一拍即合，不为别的，就因为它提供了一条捷径，免掉了我们痛苦的、长期的、屈辱的、一点一滴的模仿、学习、改良和创新，一跃而拥有世上最先进最优越最合理的社会制度。这帖药让我们在光明的“世界上三分之一”、“世界革命中心”里迷醉了三十年，至今仍是半睡半醒。全面开放喊了十多年，许多方面仍未超出“洋务运动”的水平，宁死不肯承认人家社会制度的先进。一受外界冲击，立即就袭用老谱，或提倡“本位文化”，或强调“特殊国情”，或斥 “强加于人”，或骂“干涉内政”。调子虽老，却总是其效如神，能激起国人的同仇敌忾之心，让是非黑白一概淹没在民族主义的情绪里。

其实，这“干涉内政”的把戏，咱们也曾干过几回。六十年代马丁·路德·金被刺，美国民权运动如火如荼，伟大领袖特地发了声明，隔洋呼应。国际社会制裁南非种族主义，咱们也同声谴责，丝毫不顾人家的“民族尊严”。当然，总的来说还是干涉人家少，被人家干涉多。少时读史，每至“领事裁判权”，就切齿衔骨，血脉贲张，觉得天下欺负人之事，莫此为甚。以后才渐渐悟出，倘我是笃信“无罪推定”、“公平审判”的老毛子，眼见犯案的同胞被捉将官里去三推六问，大刑伺候，或钉上长枷示众，或投入“站笼”里煎熬，若蒙不明不白地“正法”，则不是枭首示众，就是千刀万剐，又岂能袖手旁观？日本明治维新建立现代司法制度后，美国不是就废除了在那儿的“治外法权”？搭帮这“干涉”，咱们的屁股才最终免受三木之苦，而由县太爷一身而兼侦探、检察官、陪审团乃至法官的一元化领导也成了历史。

由此看来，所谓“干涉”，也不见得一概就是横蛮无理的，而被“强加于人”地实行西化，除了对利害攸关的官家，对普通百姓来说也未见得是甚么洪水猛兽。倘若先人们成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聊斋》、《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上记载的种种国粹，不就都将发扬光大到今天么？如果“全盘西化”能够使我们像日本人一样富强，到底有些什么不言而喻的大祸包藏于其中、必须让我们如畏蛇蝎似的忌讳呢？其实在物质上，洋鬼子早就“乱我中国制度，变我中国冠裳”了。我们现在住洋房、穿洋布、著洋服、梳洋头、坐洋车，用洋火、洋盆、洋碗、洋盘……。偌大中国，恐怕只有紫禁城和颐和园等文物保护单位不曾西化（照明、采光、取暖不计）。为什么独独人家的精神财富就是不能拿来为我所用呢？就说所谓的国学，除了其中的糟粕我们死也不肯割爱之外，好东西究竟还剩下多少？“文明贫血”到了这个程度还要拒绝输血，偏偏对六合彩，“马杀鸡”、桑那浴乃至海洛英却一拍即合，有水乳交融的不解之缘，这倒底是怎样的国情啊！

当然，被人干涉、指责总是一种屈辱，对此感受之深，莫过于吾辈海外赤子。吴弘达被目为汉奸，为千夫所指，主要原因就是他涂黑了中国的形象，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传统偏见，让咱们陪着丢脸。但一个国家的形象真是可以如此轻易地抹黑的吗？“解放”后，官家动用了整个国家机器，三十年如一日狂轰滥炸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把美国描绘成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到得国门一开，成千上万的人一涌而出，争先恐后地没命地往火坑里跳，一个个“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大有“不到美国非好汉”的味道。为什么人家的面孔就这么经脏呢？

在政府，“国情”其实成了“家丑”的代名词。既见不得人，当然必须紧紧地捂著掩着。谁要是戳破了西洋镜，不是出卖国家机密的卖国贼，起码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问题是“ 只有千日作贼，没有千日防贼”。国门既开，还要象过去那样捂得铁桶也似，未免难矣乎哉。政府的立场不奇怪，奇怪的是日日受西方民主薰陶的海外精英们的态度。在我看来，民主的真谛，不是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鬼话，而是权力的制衡。我们既没有反对党那样的压力集团，让国际文明社会管束一下政府的过份不是正好吗？跟着政府说只有西方人才配享受人权，而我们只要能混个肚儿圆就是皇恩浩荡，是不是我们脸上就要光彩得多？既没有能力保障自己同胞的人权，又不准别人代劳，这了不得的民族主义里，到底有多少人道主义呢？

说来也怪，美国当年大暴家丑，水门事件弄得沸沸扬扬，全球皆知，可这件事非但没弄得美国人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来，揭发这一事件的记者还得了普利策奖，成了英雄。同样地，日本人也没有把卷入洛克希德贿赂案的田中内阁当作大和民族的象征，尽管这两个政府都是全民选举出来的。可类似的事一到中国，立即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我们到底是哪儿和别人不一样，是面部皮肤易于过敏，还是观念上的问题？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这种勇于抱残守缺的国情万岁万万岁下去，不但千年痼疾没有指望，要人家消除对我们的偏见与无知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