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的力量不僅表現在經濟、科技、軍事等“硬權力”上，而且還體現在思想、價值觀等“軟權力”方面，美國盛產“主義”，各種思想、主張、名詞層出不窮。而在後一方面，思想庫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五花八門的思想庫

所謂思想庫是指以公共政策為研究對象，以影響政策選擇為目標的非贏利機構。這樣一個定義透露出思想庫具備的兩個重要特點：第一，“獨立性”。思想庫不是政府部門，也不以贏利為目的，而且通常標榜自己不代表任何地區、行業或社會集團的利益。第二，“現實性”。思想庫不做象牙塔內的學問，只做經世致用的研究，並且以影響政府決策為其最大目標。思想庫所具備的這兩個特點實際上是相互矛盾的，它一方面標榜自己的獨立和超脫，另一方面又與現實政治和各種勢力發生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而正是這種微妙的矛盾性，使得思想庫能夠在美國政治和外交決策中具有獨特的地位和扮演獨特的角色。

知識界影響政府政策的傳統在美國政治中由來已久。不過，思想庫的興起和繁榮卻是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現象。伴隨着美國外交“民主化”程度的擴大，知識界在外交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日益擴大，幾乎壟斷了美國外交思想的“話語權”。這些人以專家、學者的身份出現，憑藉自己擁有的知識資源，成為剖析時政、指點迷津的權威。這些人大都匯聚在思想庫里。

當代美國社會中的思想庫可謂五花八門、數量驚人，僅在華盛頓特區就有大大小小100多個綜合類的或專業性的思想庫。美國的思想庫，有的以對外政策為研究對象，有的以國內政策為工作目標。不過，為世界其他國家所熟知的通常是那些在對外政策方面較有影響力的思想庫，如對外關係委員會、大西洋理事會、三邊委員會、布魯金斯學會、蘭德公司、傳統基金會、胡佛研究所、和平研究所、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華盛頓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阿斯平研究所、卡特中心、尼克松中心、國會研究部、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等等。

按照起源，美國的對外政策思想庫可以分出四種類型。第一類是由某些大富豪出資建立，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第二類是由政府組織、資助成立的，如和平研究所、國會研究部。第三類是由社會中“志同道合”的力量倡議、集資而建的，如布魯金斯學會、傳統基金會。第四類是為離任總統或者為紀念某政治人物而設的，如卡特中心、尼克松中心。

按照資金來源，這些思想庫大致可以分為政府資助型和民間資助型兩大類。最著名的政府資助型思想庫是蘭德公司，它從美國空軍的附屬研究機構演變而來，而且至今仍然是“美國政府機構提供最大份額支持”的思想庫。這類思想庫比較著名的還有和平研究所、東西方中心等，它們的主要資金來源都靠國會撥款。大多數美國思想庫是民間資助型的，這其中又包括社會型和大學附屬型兩類。前者如對外關係委員會、布魯金斯學會、傳統基金會；後者有設在斯坦福大學內的胡佛研究所、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華盛頓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過去也一度掛在喬治城大學。

對思想庫最常見的分類是根據其政治傾向，主要有自由派和保守派兩大類。在對外政策方面，自由派思想庫一般傾向國際主義、多邊主義，支持溫和、寬容的對外政策，主張裁軍和軍備控制、接觸談判和國際合作。保守派思想庫則傾向單邊主義，支持強硬的對外政策，主張軍備優勢、防範遏制和美國第一。自由派思想庫一般與民主黨關係密切，而保守派思想庫則是共和黨的大本營。雖然大多數思想庫都標榜自己超脫黨派、兼容並蓄，不過布魯金斯學會、哈佛大學的研究機構通常被看作自由派的代表，而傳統基金會、企業研究所、胡佛研究所則是保守派的代言人。

思想庫的三大作用

談到思想庫如何影響政府決策，人們通常想到的是思想庫的研究報告變成了總統的錦囊妙計，或者是羽扇綸巾的智囊人物坐在白宮辦公桌前侃侃而談。這樣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思想庫的誤解。上述生動場景不能說絕對沒有，但確實不是思想庫的日常工作。思想庫對決策施加的影響主要還是間接性的，其作用表現在三個方面：生產思想、教育公眾、匯集人才。

所謂生產思想，就是通過研究和分析形成新的政策主張，並且力圖使這些主張獲得公眾的支持和決策者的青睞。思想庫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其政策主張有朝一日被政府採納，其功利性和政治性是顯而易見的。布什政府不遺餘力地推動導彈防禦系統的建設，而在他上台之前，共和黨保守派的思想庫早已為這個問題大造聲勢，其中包括傳統基金會、華盛頓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前里根政府官員弗蘭克·加福尼創辦的防務政策中心是這批“星戰鬥士”的旗手，它每年要發表200多份研究報告，不停地為導彈防禦製造輿論。為了給冷戰時代的“星球大戰”尋找復活的理由，這些思想庫炮製出“流氓國家”、導彈威脅等莫須有的說辭。事實上，這些道貌岸然的思想庫在背後都與軍工集團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加福尼中心自1988年成立以來接受了200多萬美元的企業贊助，其中絕大部分來自洛克希德—馬丁、波音等大軍火商。

思想庫的教育功能既是針對普通百姓的，也是面向決策者和社會精英的。在這個方面，思想庫採取了形式多樣的途徑。首先，出版書刊。美國主要思想庫每年都會出版大量的專著、期刊、研究報告、背景分析、簡報，其中《外交》、《國家利益》、《外交政策》、《華盛頓季刊》、《布魯金斯評論》、《蘭德評論》等是政府官員和研究人員必讀的刊物。其次，在主流媒體上接受採訪、發表評論，舉辦媒體吹風會。第三，舉辦各種講座、報告會、培訓班，提供各種長期或短期的訪問學者資助。這些項目通常面對社會各種層次和職業，尤其重視國會議員、政府官員和軍官。這些活動一方面帶有“啟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助於同政府和社會各界建立關係網。第四，出席國會聽政會、參與政府政策諮詢。憑藉其對某些領域的深入研究，思想庫成員在這些場合的發言具有一言九鼎的分量。

思想庫匯集人才的功能包括三個層面。第一，培養未來的研究人員和決策者。思想庫十分重視新一代研究人員的培養，如蘭德公司設有自己的研究生院，對外關係委員會有新生代研究員。很多思想庫還為年輕人提供“實習項目”，使這些初出茅廬的研究人員有機會結交前輩、進行實踐、歷練才幹。

第二，網絡社會各個階層的精英，充當權勢集團的“俱樂部”。美國在表面上充滿了民主和平等，而實際上政治、經濟、外交等社會資源都掌握在一小部分精英人物的手中。這部分人形成了所謂的權勢集團，而思想庫通常是這些權勢人物的匯聚之所。著名的對外關係委員會就是一個典型的權勢“俱樂部”，在其名單上的3600名會員幾乎囊括了美國社會各個階層、各個領域的精英人士。

第三，為前政府官員提供容身之處，為新政府輸送幹部，充當人才“中轉站”。當下在布什政府里權勢傾天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當年在跟隨老布什下台後就曾經在傳統基金會裡“韜光養晦”。筆者不久前見到來華訪問的布魯金斯學會副會長兼對外政策研究所所長吉姆·斯坦伯格先生，此君曾經擔任克林頓政府的國務院政策規劃室主任。有意思的是，目前出任布什政府國務院政策規劃室主任的理查德·哈斯就是前任布魯金斯學會副會長兼對外政策研究所所長。這兩個人在職位轉換過程中的巧合生動地反映出了思想庫在華盛頓的獨特地位。

掌握“第四種權力”

思想庫在美國的興盛是特定政治制度和文化的產物。眾所周知，美國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徵是“三權分立、權力制衡”，這種制度結構必然導致權力的分散和決策機制的公開性和開放性。人們經常把華盛頓比喻為一個權力的“自由市場”，各種不同的觀念、利益和行為者或者大聲兜售主張，或者私下討價還價。美國的外交決策過程通常也無法逃避這個市場的喧囂，成為各種利益交換和妥協的結果。

雖然在政治“自由市場”里買賣的“商品”本質上就是權力和利益，但是各路買家和賣家似乎都不太願意承認這些交易。因此，在兜售權力和利益的時候，這些政治“商品”必須利用道義、思想和理論的包裝。思想庫就是這些五顏六色的包裝紙的主要供應商。在進入信息社會之後，知識被稱為美國政治體系除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種權力”。作為一種通過吸引和說服發揮作用的“軟權力”，知識在政治“自由市場”內的分量顯得越來越重。作為所謂“第四種權力”的掌握者，思想庫正在美國制定對外政策過程中發揮着日益顯著的作用。

《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