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上海，枫林桥。

　　一家电影公司的外景队一早就赶到这里。卡车刚刚停稳。在一阵“快！快！赶快！”的催促声中，从车上立刻跳下几十个人来。与此同时，摄影机和几个沉重的道具箱被七手八脚地迅速从车上搬了下来。

　　几分钟后，摄影机已经架设在公路边上，一副抢拍外景的架势。偏僻荒凉的枫林桥顿时热闹起来。……　不过，这支外景队的心思并不在拍摄电影上面。无论是西装革履派头十足的导演、衣着华丽的男女主角、扮演三教九流的众多的配角，还是头戴鸭舌帽的摄影师和场务，个个都显得神情紧张，都在不时焦虑地向水仙庙方向张望。

　　一些“碰巧”路过的行人也在驻足观看，不过，他们似乎对拍摄电影的场面没有多大兴趣，老是在东张西望。实际上，这是中央特科摆下的一个“劫法场”的阵势。化装成导演、演员、摄影师和行人之类的各色人等，都是中央特科人员。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藏有驳壳抢、左轮枪或白朗宁手枪，所有手枪早已子弹上膛。道具箱中还藏有机枪和催泪化学手榴弹以及开启镣铐的工具。

　　附近不远处的岔路口上，还隐蔽着一辆装有大米的卡车。一旦囚车出现，这辆卡车将突然冲上去将公路拦断，迫使囚车停下，到时候卡车上的大米包就将成为机枪射手的掩体。远处，还有几个摆摊的小贩也在不时张望，那是特科布置的警戒哨。

　　中央特科严阵以待，只等来自水仙庙拘留所的囚车在公路上出现。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严密控制下的大上海，中央特科却不惜冒最大的风险，不惜一切代价竭力要营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重要人物？

　　囚车上押送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以及杨殷等几位中央军委的重要领导干部。

　　据特科第二科即情报科获得的可靠消息，八月二十八日这天早上，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将把彭湃等从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中央特科决定，在水仙庙通往龙华的必经之路枫林桥武装拦劫囚车。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瞿秋白曾赞誉说，中国有两个“农民运动的王”。这两个“王”，一个是湖南的毛泽东，一个就是广东的彭湃。

　　彭湃，广东海丰县人，一八九六年生，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他和毛泽东都是以搞农民运动而名闻天下。

　　彭湃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工作，并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随后，彭湃在海丰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彭湃自任敢死队队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中共中央迁上海后，彭湃被调到中央工作。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彭湃正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中央军委的秘密机关出席会议，突然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几辆红皮钢甲车风驰电掣而来。转移已经来不及，会场被武装巡捕包围了。彭湃和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杨殷、以及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邢士贞等同时被捕。

　　巡捕房和警察局动作如此之准确，可见完全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显然党内出了叛徒。　　这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本来要主持这次会议，由于临时有事未能出席，因而幸免于难。

　　彭湃被捕后，最初用的是化名，但因叛徒出面指认，彭湃的真实身份就暴露了。上海警察局久闻彭湃大名，担心这样一个共产党要人关押在水仙庙拘留所会出意外，决定于二十八日将彭湃等押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

　　情况非常清楚：彭湃的身份既然暴露，再采用聘请律帅辩护或向敌特机关要人行贿之类的通常营救手段已经无济于事。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武装劫救！

　　然而，可供准备的时间只剩下一天了。

　　“为了保证营救的成功”，周恩来目光如炬，语气坚决果断，“这一次不仅红队全体出动，特科各部门凡是会打枪的同志都参加行动！”

　　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个科。平时，各科既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为中共中央提供安全保卫。一九二八年四月特科成立之初，中央就举办了几期训练班，培训特科人员从事秘密工作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训练班每期二十天，绝大部分特科人员先后参加了培训。周恩来、项英等中央领导向学员们做了多次政治报告，顾顺章、陈赓等人则把自己在苏联学习到的侦破、审讯、刺杀、爆破、秘密联络等技术向学员们做了仔细讲解。

　　总务科为特一科，科长洪扬生，他从特科成立之初到一九三一年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一科最初被称为“总部”，它的职责是：负责为中央布置各个秘密机关和联络点，置办各种必要的家具和办公用品；每当中央在上海举行重要会议，要负责安排会场。此外，总务科还要为中央机关筹集经费，并且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出面以合法方式营救被捕同志。可以说，中央的日常大小杂务全部由总务科总揽下来。所以，一科可以说是中共中央的“总务科”。

　　特二科为情报科。它的前后两任科长都是中央特科最有名的人物——陈赓和潘汉年。周恩来曾经把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六位情报人员誉为中国共产党情报的“前三杰”和“后三杰”，“前三杰”是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他们都是在陈赓直接领导下工作。而潘汉年则是“后三杰”之一。情报科的任务，是掌握敌人动向，以便抢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行动，以保障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的安全。向苏区通报军事情报也是情报科的职责。因此，情报科人员必须利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或打入敌特机关内部，或在敌特机关发展内线建立特情关系。

　　特三科的正式名称是行动科，由顾顺章本人担任科长。不过，这个科却以“红队”而著称。红队，即“红色恐怖队”之简称。在特科内部，红队又称为“打狗队”。顾名思义，这个科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镇压叛徒，震摄敌人。

　　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秘密组织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党内的叛徒。面临大革命失败后严酷的白色恐怖，党内不少的意志不坚定者和投机分子纷纷退党，一时之间退党声明或反共启事充斥各大报纸的版面。这类人如果只是脱党，对党组织并无多大危害，那不过是大浪淘沙，反而使党组织更加纯沽。但严重的是，其中一些人还进而叛变投敌，出卖组织，不惜用昔日同志的头颅作为自己在国民党那里的进身之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早期著名的领导人就是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的。

　　通常，由情报科提供关于叛徒的情报，处决叛徒则由红队执行。

　　红队是一支精锐的小型武装部队。红队的成员主要来自过去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还有些来自北伐军，都有过战斗的经历，其中有不少人是神枪手或爆破的能手。除了惩治叛徒，红队还要与特一科配合，秘密警戒中央的重要会议。

　　一旦被选拔为红队成员，首先就是要熟悉各种枪支的使用方法。为了练就百发百中的枪法，红队的成员们常常坐船出海，到吴凇口外的海面练习打靶。

　　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红队的力量发展到顶点，拥有的四十多名行动队员，每人都是神枪手，都会驾驶汽车。他们的装备除了各种型号的手枪，还有化学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可以使人流泪睁不开眼，使用时带一种特制的眼镜则不受影响。每次行动之后，如遇追击，扔出这种手榴弹可以阻滞敌人。此外，红队还可以从外面调动武器，甚至调来机抢。因为当时特科的情报科在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的炮兵营中建立有联系。必要时，特科的总务科也可以随时直接从外国洋行购买枪支。

　　特四科为交通科，科长是李强。这个科最初的职贵是负责秘密的交通联络，以及护送党的领导人进入苏区。从一九二八年起，特四科主要负责建立和管理秘密无线电台，沟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以及和各个苏区之间的通讯联络。后来这个科改为无线电通讯科。

　　按照中央特科内部的分工，武装行动通常只是由红队担任。但这一次，为了营救彭湃等重要领导人，特科人员几乎全部上阵。

　　枫林桥。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然而，令人望眼欲穿的囚车却始终没有出现。“他娘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一脸油汗，烦燥不安，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狠狠蹭了几下。

　　顾顺章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中央特科科长，他直接带领红队。这一次，他是“劫法场”的现场总指挥。

　　顾顺章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政治保卫干部之一。顾顺章，原名顾凤鸣，上海吴凇人，一九Ｏ三年生。顾顺章最初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过钳工，后来成为公司的事务员，也有材料说他后来升为“拿摩温”（工头）。“五卅”运动之前，顾顺章加入中国共产党。

　　顾顺章身材矮壮，人很精干，头脑灵活，可以双手开枪，枪法很准，使刀弄棍也有两下子。另外，他还会耍魔术，魔术达到专业水平，曾在上海大世界等处多次登台献技。顾顺章属于两头冒尖的人物。他过去入过青帮，吃喝嫖赌都来，在他的身上流氓无产者的习气颇为突出。另一方面，他在工人纠察队中表现勇敢，很有一股子冲劲，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他担任过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早在一九二六年，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准备建立政治保卫机构，并开始培养政治保卫干部。这年十一月，顾顺章受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派遣，前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同时被派往苏联受训的还有陈赓和陆留。从苏联回来后不久，顾顺章就开始干上了政治保卫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党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军事工作的重要性。一九二七年五月，党中央在武汉成立中央军委，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王一飞任秘书长。中央军委下设两个科，一个是组织科，另一个就是特科（又称特务科）。

　　特科的出现，标志着中共中央政治保卫机构的正式建立。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中央军委并不象后来那样直接指挥军队，因为中国共产党当时还没有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最初的中央军委主要做国民革命军的工作，向军队派遣党员士兵和干部，扩大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以及从事军事情报和政治保卫等方面的工作。

　　此时的特科，也不象后来的特科那样专门从事对中共中央机关的政治保卫，最初的特科还兼有其它的职责。

　　特科下设四个股。即特务股、情报股、保卫股和土匪股。其中，土匪股就是专为打击土匪而设，它的职责显然并不直接服务于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而是服从于当时斗争的特殊需要。在当时，汪精卫还打着“左派领袖”的旗号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赤都”武汉，中央固然需要政治保卫，但安全问题还不象后来那样突出。

　　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的顾顺章，被任命为特科科长。顾顺章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机遇。

　　“四·一二”之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根源在于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因此强调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加强工人成分。顾顺章算是工人出身，正好赶上这趟车，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顾顺章一起被“加强”进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一位叫向忠发的老工人。向忠发当时四十六岁，担任过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成员。　　此后，顾顺章在党内的地位迅速上升。

　　“五大”之后不久，经中央常委决定，顾顺章进入由周思来等七人组成的中央军委。“八七”会议上，顾顺章又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顾顺章由中央委员变成了政治局委员。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之后，周恩来受命对中央机构进行组织整顿，以适应白色恐怖环境下的斗争需要。

　　在中央，建立一个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在特委之下设中央特科。特委是决策机关，特科是执行机构。周恩来主持特委工作，直接指挥特科。经过整顿之后，中央特科将原来的四个股改为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个科。顾倾章仍然担任中央特科科长。

　　顾顺章搞特科工作，还是象他过去搞工人纠察队那样，喜欢聚众而来，呼啸而去，大打出手，打它个稀里哗啦。让他率队武装拦截囚车，他觉得来劲。

　　现在，等了几个小时仍不见囚车的影子，顾顺章不耐烦了。“劫法场”的人们也开始沉不仅气了。　　“是不是囚车已经过去了？”　　“我们出发时间太晚，很可能错过了。”

　　特科的这次武装劫救行动，所有环节都作了周密的考虑，但二十八日这天早上临出发时却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当接到武装劫救的指示后，特科连夜紧急准备。因为参加行动的人多，特科现有的枪支不够，于是派人临时向洋行购买。

　　按照预定计划，特科人员将在二十八日一早赶到枫林桥。这天早上，参加行动的人们在同孚路特科机关集中，等待一辆摩托车把枪送来。当打开箱子一看，才发现里面的手枪全都涂有一层厚厚的防锈黄油，必须擦掉黄油才能使用。于是马上派人上街去买煤油。大伙心急火燎地好容易才将几十支手枪擦洗出来，但已经使出发的时间推迟了一两个小时。

　　枫林桥一带人渐渐多起来了。“外景”队呆在这里时间太长会引起怀疑，不能再等下去了。看样子，拦截的时机已经错过。

　　顾顺章再一次抬腕看表之后，悻悻他说了声：“撤！”

　　果然，内线的情报很快就证实：就是因为临时擦抢耽误了时间，押送彭湃等人的囚车在特科赶到之前，已通过枫林桥开往龙华去了。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土贞四位同志在龙华警备司令部从容就义。押赴刑场途中，彭湃等一路高呼口号，视死如归，彭湃牺牲时年仅三十三岁。

　　“对于这个无耻叛徒，特科必须坚决予以处决！”

　　周恩来浓眉高扬，神情激愤，平时那柔和的苏北口音此时变得异常严厉。彭湃，杨殷等同志牺牲，全党极其悲痈。周恩来含泪写下《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谁不知道广东有彭湃，谁不知道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一切反革命污蔑他是杀人放火的凶犯，但广大工农穷苦群众，尤其是几万万农民群众却深深地知道他是他们最好的领袖，是土地革命的忠实领导者！”

　　现在，如果还让出卖彭湃的叛徒逍遥法外，不仅难以告慰烈士英灵，而且还会继续给党的秘密组织造成威胁。

　　就在彭湃等被捕的当天下午，特科的情报科就通过内线查明，出卖彭湃等人的叛徒就是中央军委秘书白鑫。

　　白鑫是湖南常德人，黄埔四期生，一九二七年曾在叶挺的二十四师教导营担任过党代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白鑫随部队撤到广东海陆丰地区，与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汇合，被提升为团长。一九二九年初白鑫随同部分中央领导人到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早在一个月之前，白鑫就已经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情报处长范争波秘密自首。白鑫作为军委秘书，对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的情况非常熟悉，他想将中央和江苏省军委作为一份厚礼献给国民党，以换取巨额的奖金，并且作为自己今后飞黄腾达的垫脚石。

　　不过，范争波并不急于动手，而是一直在暗中等待机会。范争波的胃口相当大，他想要利用白鑫将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的负责人一网打尽，尤其是想抓到周恩来和彭湃。

　　范争波所要等的机会，就是乘军委开会的时候动手，这样才可能一网打尽。

　　要寻找这样的机会并不困难。当时，中央军委经常召集各有关部门开会，周恩来作为军委书记通常都要主持会议。而每次开会，都是由军委秘书白鑫负责通知开会时间、地点和开会的人员。

　　机会很快就来了。

　　八月二十四日这天，中央军委的会议就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六一三弄经远里十二号二楼白鑫的家里举行。

　　巡捕房的搜捕行动就象事先经过演习一般，准确无误。包围楼房之后，巡捕和包探进入房间，按名捕人。为了掩人耳目，在逮捕彭湃等人的同时，故意将白鑫夫妇一起带走。范争波还想再度利用这个叛徒。

　　白鑫得了一大笔赏钱，但却终日心惊肉跳，坐卧不安。他自知罪大恶极，干了这种事情，特科绝对饶不了他。并且红队镇压叛徒的利害，他素来是非常清楚的。

　　白鑫只好乞求他的新主子给予保护。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披露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烈士遇难的消息时，同时也发表了一条关于白鑫的报导，称：白鑫“曾在黄埔军校学习毕业，以前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带罪立功，以观后效。”云云。

　　这是国民党当局故意放出的烟幕，目的在于掩盖白鑫告密的罪行，并造成白鑫已经离开上海的假象，以保护这个叛徒逃避镇压。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特科立即着手侦察白鑫的行踪。特科情报科根据在上海特务机关的内线提供的情报，了解到白鑫根本没有离开上海，就躲在特务头子范争波的公馆内。

　　此外，特科还通过一位叫柯麟的地下党员了解白鑫的动向。

　　当时，柯麟化名柯达文，以医生职业为掩护，在上海威海卫路开设了一家“达生医院”。这家医院是一处秘密机关，中共中央每月要在医院内开一次会。过去白鑫也经常到柯麟的医院看病，不过由于严格的秘密工作原则，白鑫并不知道这位医术高明的柯大夫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这家医院的底细。

　　彭湃被捕后，中共中央立即发出白鑫叛变的警报。事发的第二天一早，柯麟还在住家的五洲药房楼上，关向应就已经匆匆赶来敲门了。当时关向应是中央军委委员，团中央书记。后来关向应担任过红二方面军总政委、八路军一二Ｏ师政委。在去苏区之前，关向应一直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关向应让柯麟注意，白鑫最近有可能到他的医院看病，因为白鑫正在患疟疾，而他一向是相信柯麟的医术的。特科要求柯麟作好准备。

　　接着，陈赓又来通知柯麟：特科已经在五洲药房附近设立了联络点，一旦白鑫出现，就立即去找联络员。陈赓临走，还留下了他在新世界饭店的房间号码，让柯麟无论有无情况，每天晚上都要去饭店汇报。

　　果然，几天之后白鑫突然来到五洲药房。这个叛徒不敢去医院看病，直接找到柯麟家中。和白鑫一起来的还有他的老婆和两名保缥。柯麟一边看病，一边考虑如何设法脱身。开了处方之后，柯麟借口下楼找药，迅速从后门去了联络点，但等他回来时，白鑫已经人去楼空。就象老鼠一般，叛徒白鑫深藏巢穴之中，偶尔外出，行动也是相当诡秘。

　　陈赓听了柯麟汇报，决定让柯麟继续照常营业，同时在医院和五洲药房附近布置了红队的武装力量，昼夜埋伏，准备捉拿白鑫。

　　“如果听到枪声，你就马上跑开。”年轻的情报科长对柯麟医生说。

　　但红队整整等了一周，白鑫也没有露面。陈赓判断，白鑫担心出事不敢外出看病，但很可能会请柯麟出诊。

　　两个星期之后，柯麟果然接到白鑫的电话，请他到法租界白官饭店看病。柯麟去后，发现在场的不仅有白鑫的老婆，保镖，并且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也在坐。范争波与白鑫是同乡，白鑫叛变就是由他牵线，现在他又充当起这个叛徒的保护人了。

　　下一次白鑫再打电话请柯麟出诊，地点又改在范争波的公馆里了。大概白鑫觉得离开公馆一步都有危险，还是躲在里面最安全。但这样一来，反而使柯麟搞清了白鑫藏身的准确地址是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和合坊四十三号。

　　特科马上对范争波的公馆严密监规。柯麟按陈赓的指示，在白鑫所在的弄堂的最后一家租房住下。陈赓自己则在紧靠范争波公馆的一幢楼房租下了三楼的房间。这里居高临下，可以清楚地俯视四十三号范争波住宅内的动静。

　　白鑫尽管住在范争波公馆里，昼夜有持枪的警卫保护，仍然深感处境危险，惶惶不可终日，并且老是躲着不露面也不是办法。于是他请求让他出国，去意大利躲过风头再回来。

　　白鑫秘密作好了出国的准备。而特科根据内线提供的情报，已经掌握了白鑫动身的时间、乘坐的轮船，并且知道范争波将派汽车送他去码头等情况。

　　中央特科决定在白鑫动身这天将其处决。

　　十一月初的一个下午，陈赓来到圣彼德教堂。这是一座由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建造的著名大教堂。在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期，这里是中央特科的一处秘密联络据点。教堂的佣人、花匠都是地下党员，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等都曾在这里开过会。

　　圣彼德教堂的主持牧师董键吾，浙江青浦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董健吾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担任过“基督将军”冯玉祥的秘书，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央特科，以牧帅身份为掩护，从事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董健吾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美国进步作家埃施加·斯诺的笔下，他被称为“红色牧师”。一九三Ｏ年，他在上海创办大同幼稚园，收养并保护烈士遗孤和中央领导人的后代，包括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以及蔡和森、彭湃、杨殷的儿子、恽代英和李立三的女儿。

……

　　在处决叛徒白鑫的行动之前，陈赓来圣彼德教堂找董健吾这位红色牧师，是要他前往白鑫隐藏的和合坊，侦察周围地形，把进退路线摸清楚。

　　在和合坊，范争波已经加强了戒备，不但在公馆内增加了保缥，而且在和合坊弄堂的两头都加派了武装人员日夜站岗巡逻。只有身穿法衣的牧师出现在那里不容易引人注意。

　　第二天，董健吾就将一张和合坊一带的详细地图交到了陈赓手上。

　　白鑫临行这天，范争波公馆里人员进进出出，显得非常忙碌。范家的佣人从外面买回许多水果，迹象表明，内线提供的关于白鑫在十一月十一日离沪的情报是准确的。

　　这天晚上，躲藏了几个月的白鑫终于在范公馆门口出现了。在夜幕掩护下，白鑫由范争彼及其兄弟和几名武装警卫陪同悄悄向汽车走去。送白鑫去码头的汽车就停在距公馆门口不远的地方。白鑫面无血色，战战兢兢，极度的紧张。恐惧和兴奋使他几乎无法自持：几个月以来象躲在老鼠洞中一样终日提心吊胆的日子眼看就要结束了，只要车到码头，船一开就远走高飞，从此摆脱噩梦，逍遥自在。他一看见汽车立刻就加快了脚步，恨不得一步跨上车去。

　　车门刚刚拉开，正要俯身上车，突然一声“不许动！”犹如睛天霹雳一般，白鑫等人浑身一抖，顿时惊呆了。

　　七八个人影象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从四周包围上来，黑洞洞的枪口直指白鑫等人。红队在此已经等候多时了。

　　不等范争波的保镖掏枪，红队已经开火了。枪口在黑暗中喷射火光，枪声在狭窄宁静的弄堂内震耳欲聋。一名保镖当即栽倒在地，白鑫等人立即四下逃窜。

　　白鑫一边向范公馆大门狂奔，一边拔枪企图抵抗。几名红队队员在后面紧追不舍。复仇的子弹＂嗖嗖”作响，追上了白鑫，钻进了他的身体。白鑫扑倒在地，红队队员赶上来又是几梭子子弹，叛徒的身上顿时成了筛子，充满腥味的血污流了一地。

　　枪战短促而激烈。特务头子范争波和另一名保镖受伤倒地，范争波的兄弟当场毙命。

　　红队迅速撤离现场。刚到弄堂口，在那里巡逻的一名巡捕开枪栏截，立刻被迎面而来的子掸扫倒在地。在距和合坊不远的蒲石路重庆路口，停着一辆引擎早已发动的汽车，红队队员们跳上车，汽车立刻绝尘而去，消失在十里洋场之中。

　　第二天，蒙蒙细雨之中，报童们在街头边跑边喊：“看报，看报，看霞飞路特大血案……”处决白鑫的行动成为上海各报的头号新闻。在几十种中外文报纸上，白鑫一案被详细报导，描绘得有声有色。

　　白鑫事件，使红队在上海威名大振，令叛徒和敌特谈虎色变。同时也使租界当局如临大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紧急增加巡捕人数，公共租界还从美国高薪聘请美军高级情报军官罗斯，担任总捕房政治部主任，专门对付共产党。

　　就这样，在二十年代的末期，国共两党在整体力量的对比上中国共产党尽管处于绝对的劣势，但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自身的政治保卫上，在情报和特工方面却占据了先机，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正因为有强悍而高效率的特科，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二、三十年代历尽艰险，遭受了一次次重大挫折，但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共中央机关始终安然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