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外交的發展和現實

　　中國歷史是外交戰略的寶藏。春秋戰國時代，就產生了很多閃閃發光的戰略思想。三國兩晉，漢唐明清，中國從來就不缺乏戰略家。在西方，17世紀法國紅衣主教黎塞留首開“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現代外交之先河。西方文化雖有民主人權的因子，但其核心包含着白人至上的種族優越感，它在國內提倡民主和寬容，在對外交往中則奉行弱肉強食的達爾文主義。因此現代外交的實質是民族國家在世界範圍按一定遊戲規則追求國家權力的最大化，其指導思想是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公理是強權的外衣，儘管善良的人們不願意承認這一點。

　　戰後五十多年來，中國外交戰略經歷了很大的變化。冷戰初期，中國採取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路線。50年代末期以後，中國更多地將國家安全納入外交戰略的總體框架，逐步從兩極的國際格局分離出來，將自己定位在第三世界集團。70年代末，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面對世界局勢的深刻變化，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應對方針。為了給經濟建設讓路，長期以來在重大國際問題上實際上儘量採取不出頭方針，忍辱負重提高國家的綜合國力。

　　但90年代中後期以來，世界格局又發生了新的變化。從大氣侯看，美國經濟和軍事力量急速膨脹，成為唯一的超級強國，並視我為潛在的戰略對手。它在新干涉主義的藉口下，帶領其盟國採取經濟，政治，武力等各種手段對不服從其國際秩序的國家發起了一場"新殖民主義"的十字軍東征。從地理環境看，我們北鄰俄國，東鄰戰略對手日美環太平洋同盟（包括澳大利亞，台灣，菲律賓等），西南有宿敵印度，南方有心存不滿的越南。海洋國土特別是南海處於事實上的失控狀態，海上交通線基本處於日美控制之下。更為迫切的是，國家分裂主義勢力抬頭，台灣問題迫在眉睫。不出頭別人卻找上門，而我們對於這樣的變化顯得準備不足，國家安全利益受到了嚴重挑戰，比如“銀河號”事件，我駐南聯盟使館被炸事件，以及去年的南海軍機相撞事件。

　　實踐表明，我國的外交和安全戰略需要進行調整，但究竟如何調整成為國家安全智囊關心的問題。去年的911美國恐怖襲擊事件成為我們調整安全戰略的一塊試金石。我們歷來反對訴諸武力解決國際爭端和糾紛，但這次不再反對美英空襲阿富汗，不再堅持任何武力行動都必須得到聯合國授權，也不再強調政治方案是解決問題的最有效手段。這樣在事實上配合了美國在全球反恐問題上的主導地位，並希望能夠以此換取美國在其它問題上對中國的諒解。但是，美國並不投桃報李，在台灣等問題上的態度不但沒有表現出任何鬆動，而且有把中國逼向死胡同的趨向。事實證明，美國的戰略是短期反恐，長期防中，反恐是其實現全球利益的一個最合理的藉口。

　　二、 我眼中的因應之道

　　外交鬥爭就象在博弈，"博弈"的當事各方相互影響、彼此鬥智，而不是只有一方單方面地主動去挑戰另一方。我們現在的被動不是偶然的，我們過於顧慮了國際環境中美國對中國的影響，為了經濟上的一點利益，縮手縮腳。這樣做的後果是人家步步為營，我們處處被動，國家安全狀況的惡化的負面影響，最終會在國家經濟上表現出來。比如，按我們現在經濟發展對能源的要求，我們遲早要向海外要能源（前不久江總書記訪問伊朗，利比亞和尼日利亞簽定的有關石油協議印證了這一點），但我們現在的安全空間很難保證使用安全的能源。我國的國力相比建國時，並不算太弱，在當今國際舞台上縱橫馳騁的空間很大，更應積極進取。國際關係向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外交是內政（包括經濟）的延續，是為內政服務的。外交上的成就反過來可以緩和國內矛盾，增強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而這又反過來增加政府的組織動員能力，這種能力是國家凝聚力的象徵和國力的一個重要標誌。我認為，我們可以選擇以下突破口，作為中國外交和安全戰略的因應之道。

　　首先，要重整軍備。應該注意到，世界上的傳統強國，無一例外是靠戰爭起家的。羅斯福有句名言：“說話要和氣，但手中要有大棒”。立足於打，正是為了避免更大的損失。應大力加強軍事力量，尤其是海空軍力量，加緊新型武器裝備的研製，爭取儘快形成區域範圍內海空軍遠距離聯合作戰的較大優勢，奪取制空權和制海權；積極發展非常規軍事能力，特別是要提高核軍備的質量，實現核武器的小型化和戰術化，在國家生存環境受到嚴重挑戰時可以確保對敵方造成不能承受的打擊。軍事是外交和國家安全中最重要的一張牌，我們80年代以來在此問題上欠帳太多，為了經濟建設而滯後了軍隊現代化的進程，但“中國威脅論”照樣存在，教訓是深刻的。帶來的後果是軍備大大落後於各個主要強國，甚至不具備保證打贏打好一場現代常規局部戰爭的能力，對越戰爭證明了這一點。而中國的大國地位的奠定，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我們在50年代的朝戰和60年代中期成為核武俱樂部成員。對於一個大國來講，軍隊的任務主要不是保衛國土，而是保衛國家在全球的戰略利益。美國如此，俄英法日也概莫能外。因此考慮到國家的實際能力，我們的軍隊建設更應該實行精兵政策，注重質量上的提高，可以適當考慮數量上的縮減。把國土防衛交給武警或預備役之類的二線部隊完成（在國外常常稱之為國民自衛隊），軍隊主要用來對外作戰。這樣軍隊的數量必然有大規模的縮減，還可以塑造我國愛好和平的形象。令人欣慰的是，這幾些年來我國積極補課，軍事開支逐年增加，軍人待遇有所提高，軍備建設取得了一定成果，比如空海軍引進了大量新式裝備，自主研發取得較大進展等等。但要看到，離先進水平還有很大差距。

　　其次，在政治上，繼續深化改革，在保證穩定的前提下，探索和推進民主和法制改革，增強民族凝聚力，激發和引導民族主義熱情；在經濟上，繼續堅持開放方針和西部大開發；利用我國勞動力便宜的特點，使中國變成世界的工廠，即可以緩解失業壓力，又可以保障低收入群體的穩定。這超出了本文探討的範疇，就不詳細論述了。

　　最後，在外交方針上，採取該出手時就出手的政策，利用現有資源實行積極外交。對美國，採取鬥爭和聯合併舉的方針，讓其認識到沒有中國的合作，很多事情辦不成；在經濟上，繼續積極尋找能替代美國角色的國家，比如歐盟，避免對美國的過度依賴。對日本，儘量利用其歷史問題，形成亞洲國家對日本的包圍圈，延緩其成為政治大國的時間，特別是要阻礙其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朝鮮半島，要積極維護南北韓的力量均勢，壓迫朝鮮實行開放政策和市場經濟。一個分裂和穩定的朝鮮半島才有利於我國在東亞的利益；反之，如果韓國吞併了朝鮮，中國的東邊將崛起一個民族主義的中等強國，很可能就象統一後的越南一樣，嚴重威脅我國安全。在西邊，要一如既往的支持巴基斯坦，以牽制印度。事實證明，正因為我們在建國以來一直執行扶植巴國遏止印度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印度的崛起——印度現在在經濟上仍然是個三等小國。在東南，要積極重視海洋國土。中國的希望在海上，人口的壓力，資源的匱乏的最終解決之道是海洋。因此，要擴大對我國周邊海洋的實際控制能力，暫時不能控制的要積極規劃，等有力量時再圖之，而不僅僅是停留在口頭的宣示上。在爭奪海洋的較量中，誰也不會去翻看歷史書這塊地盤以前屬於誰。

　　當然，也要重視心理戰，傳媒戰的應用，要善於“做秀”。長期以來，我們是忽視這一點的。美日等國為了找到遏止我國的藉口，不惜大造中國威脅論，妖魔化中國。在南聯盟炸我使館的事件中，美國媒體更是出奇的一致，不但替美國政府打圓場說是誤炸，而且對中國的學生運動大加污衊。這些反面的例子充分證明，我們也要善於利用“軟手段”得分。要一如既往的爭取國際社會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盡力塑造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形象。

　　至於台灣問題，我將在下面單獨提出討論。

　　三、 準備解決台灣問題，爭取戰略主動

　　我國外交戰略被動的最大的原因是台灣問題。一種意見認為，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較量。但是這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原因是因為我們自己沒有解決好台灣問題，使美國有了制衡我們的手段。我們每年要投入巨大的外交資源來維持台灣問題的穩定，在外交大棋局上造成了極為被動的局面。台灣問題是中國外交家心中最深的痛。現實表明隨着冷戰大環境的結束，台灣海峽的天平正在加速傾斜。我認為台灣問題已經成為新世紀我國國家戰略的首要問題。

　　從台灣島內的政治生態來看，無論誰當政，台灣本土化的腳步都不會停止，台灣問題的解決依靠政治手段解決的希望越來越小。幻想統派當政就會考慮同大陸統一的想法是天真的，急統在台灣島內沒有民意基礎。我們現在必須正視現實、勇於面對挑戰，考慮對台軍事鬥爭，要有在5—10年內打仗的準備。

　　如果戰端一開，此戰就是事關中華民族命運的一戰。但是以國運相賭的戰爭不能莽撞，必須從事關中華民族未來生存發展的戰略高度認真謀劃。收復台灣，選擇時機很重要。美國要當世界憲兵，就必然在全世界挑起爭端，也必然有讓它頭疼不能分心之時。這就非常可能產生可為我方利用的有利時機，而到時要找到一個解放台灣的理由應該是很容易的。而日本，由於其自身的地緣政治劣勢，而且懾於我方強大的核威懾，也不可能輕舉妄動。所以我方必須加強軍事實力的準備，包括針對台灣改進武器裝備、加強三軍協同作戰和兩棲登陸（包括大規模跨海運輸）能力、提高針對外來干預者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數量和質量等，一方面能速戰速決，另一方面使外界不敢干預，一旦干預必受重創，則台灣光復之日不遠矣。

　　台灣一旦真正為我所得，則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就大為改觀。到時台海成為我內海，我海軍依託我們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艦——台灣，進可以角逐太平洋，退可以守大陸之門戶；而且對於解決南海問題，也有莫大的好處。可以想象，用太平洋溫暖的海水洗刷我軍將士的軍靴，將是一幅多麼令人振奮的畫面。

　　總之，在新的時代我們需要有新的外交和安全戰略。只要與時俱進，不斷探索國家戰略的理性走向，就有可能為我國的發展提供較大限度的空間。這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不再是一個理想，而是必然的現實。我們期待這一天的早日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