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位於北京西南郊，橫跨永定河，是12世紀建造的一座石橋。橋欄上雕刻着 485個石獅，形態各異，十分精美，是一處名勝古蹟。20世紀初，在石橋南側修建了鐵路橋，成為進出北京的咽喉。
1937年7月7日夜間，駐北平豐臺的日軍一部以“演習”中一個士兵“失蹤”為藉口，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被中國守軍拒絕，遂即日軍向宛平城發起進攻，中國軍隊奮起抵抗，在宛平城外的盧溝橋與日軍血戰，從此中國人民開始了八年的浴血抗戰。
滅亡中國是日本的既定國策
日本是位於中國東部的島國，歷史上與中國交往很多，所以深受中國文化影響。19世紀的中國清王朝腐朽不堪，垂入暮年，而此時的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後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成為封建的軍事帝國主義，走上了對外侵略道路。早在明治年間，日本就制訂了以征服中國為主要目標的大陸政策。1894年，日本發動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賠白銀 2億兩，割台灣和澎湖列島給日本。1900年，日本夥同西方列強組織八國聯軍，侵入中國，取得在北京、天津、和北京至山海關鐵路沿線要地駐軍權。1905年日俄戰爭後，日本從沙俄手中奪取了在中國遼東半島的一切特權。1909年，日本吞併了朝鮮，並在大連開設關東軍司令部，成為侵略中國的大本營。與此同時，日本在中國東北三省各重要城市與鐵路沿線駐軍，使東北三省完全處於日軍控制之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利用西方列強忙於在歐洲廝殺，無暇東顧之機，出兵中國山東，奪取了原德國在中國的“權益”。
1915年，日本以武力威脅，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了全面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企圖排除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在華勢力，獨霸中國。1927年春，日本爆發了以金融危機為特徵的經濟危機，這使得日本軍部和壟斷資產階級急欲通過對外擴張來轉移國內矛盾。1927年 4月20日，日本前陸軍大將田中義一組成新內閣，極力主張侵略中國。1927年 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義一主持召開了“東方會議”，研討對華政策。會議制訂的《對華政策綱要》指出，中國“滿蒙”(指我國東北三省及蒙古地區），特別是東北三省，對日本“在國防和國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關係”，一旦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利益”受到損害，日本“將斷然採取自衛措施，以維護之”。
“東方會議”還制訂了一個秘密文件，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奏摺赤裸裸地指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這實質上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征服中國、征服亞洲、稱霸世界的總目標和總計劃。
1929～1933年的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使資源貧乏、市場狹小、經濟基礎脆弱的日本受到沉重打擊。危機使以軍部為核心的日本法西斯勢力得到進一步加強，他們把侵略中國東北提上了日程。
1931年 1月23日，前日本滿鐵副總裁松岡洋右在議會公開宣稱，“滿蒙問題是關繫到我國生死存亡的問題，是我國的生命線，無論是國防上還是經濟上都是如此。”3 月，關東軍高級參謀坂垣征四郎在一次演講中也指出，“滿蒙對帝國的國防和國民經濟生活有很深的特殊關係”，是日本“國防的第一線”。從中國的態度來看，“單純使用外交和平手段，終究是不能解決滿蒙問題的”。於是在緊鑼密鼓的戰爭叫囂聲中，關東軍在軍部的縱容和支持下，密謀策劃發動了“九一八事變”，襲擊瀋陽北大營，東北軍奉命不抵抗，日本占領瀋陽。
1932年初，日本侵占中國東北三省，3月建立了偽“滿洲國”。與此同時，日軍10萬餘人在1932年1月28日，從上海租界向閘北進攻，中國第19路軍頑強抵抗了一個多月，最後由於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路軍被迫撤出上海，中日簽訂了《上海停戰協定》，日本取得了在上海、蘇州、崑山一帶的駐兵權，這就是“一·二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後，日本在國內加緊進行戰爭準備，同時以中國東北為基地，迫不及待地向華北地區進行擴張。1933年3月至5月，日本關東軍首先在熱河發動戰爭，並迅速占領熱河全境，繼而攻陷河北灤東地區，逼近平津。5 月31日，國民黨政府派熊斌與日本關東軍代表岡村寧次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同意將熱河省併入偽“滿洲國”，將灤東地區劃為非武裝地帶。日本帝國主義就這樣打開了向華北擴張的大門。接着又策劃將華北變成第二個偽“滿洲國”，妄圖不戰而奪取華北。
日本向華北擴張的第一步，是恣意製造事端，脅迫中國軍事力量進一步退出華北，將華北變成日本可以恣意橫行的非武裝地帶。
1935年 5月29日，日本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藉口中國東北義勇軍進入灤東非武裝地帶和天津兩名親日報社社長被暗殺，向北平軍事分會委員長何應欽提出：罷免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從河北省撤出國民黨中央軍、國民黨黨部及其他機構，並將平津地區變成非武裝地帶等，否則，日本將越過長城。6 月10日，何應欽向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表示接受日方要求：除答應河北省國民黨黨部立即撤退，于學忠的第51軍調防，中央軍第 2師、第25師撤出河北省外，還表示國民黨政府將通令全國，禁止排外、排日。這就是進一步侵犯中國主權的《何梅協定》。同年5月，日本特務4人潛入察哈爾省境內偷繪地圖，6月5日在張北縣境內被中國軍隊扣留。日方竟向國民黨政府抗議，並屯兵察省邊境進行威脅。國民黨政府派察哈爾省民政廳長秦德純與日本關東軍代表土肥原賢二談判。日本關東軍對這次談判確定的目標是：“使宋哲元軍隊今後絕對不能在察哈爾省內妨礙我軍行動”。6月27日，雙方達成協議，主要內容為：向日軍道歉，撤換與該事件有關的中國軍官，擔保日本人在察哈爾省可自由行動；取消在察省境內的一切國民黨機關；成立察東非武裝區，第29軍從該區全部撤退；將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職，以及聘請日本人為顧問，不干涉日本在內蒙的活動等。這就是又一個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的所謂《秦土協定》。
《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的簽訂，大大削弱了中國在華北的軍事力量。於是，日本便開始以武力為後盾，策動華北“自治”，企圖將華北從中國分裂出去，成為日本控制的“獨立國”。1935年 9月24日，日本在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對記者的談話中，公然宣稱要實現“華北經濟圈的獨立”和“華北五省的軍事合作”，“改革華北政治機構”，“組織華北五省聯合自治團體”等，首次公開提出了以“自治”的方式，將華北分裂出中國的狂妄計劃。10月 4日，日本外相、陸相、海相在《對華政策的諒解》中，企圖以“共同防共”為誘餌，使國民黨政府默認偽“滿洲國”，採取親日政策，至少在華北地區與日本合作。
10月中旬，關東軍將土肥原派到華北策動“自治”運動。他向中國第29軍軍長宋哲元提出了如下的華北“自治”方案：(1) 在華北五省二市建立以宋哲元為首、以土肥原為顧問的“華北共同防赤委員會”；(2) 華北政權名義上屬南京政府管轄，但軍事上由“防赤委員會”領導，經濟上與日、“滿”結成一體，金融上脫離法幣與日元掛鈎，思想上反對三民主義、共產主義，外交上親日等。與此同時，日本關東軍在山海關、海軍在青島集結待命，向宋哲元施加壓力。
當時中國的抗日救亡運動正高潮迭起，宋哲元沒有同意土肥原的要求。於是，土肥原就先在灤東地區扶植了以漢奸殷汝耕為頭目的“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後改稱“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並繼續向宋施加壓力。當時國民黨政府懾於抗日救亡的民意，不敢公然進一步出賣華北主權，但也不敢得罪日本，因而決定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這是一個既隸屬於國民黨政府、又同日本有聯繫的半自治政權。它雖滿足了日本的部分要求，但畢竟不是日本所期望的、完全受日本控制的政權。
1936年12月，中國發生了“西安事變”。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及國民黨內抗戰派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變”得到了和平解決，國共兩黨開始合作，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建立。中國局勢的這一重大轉變，給日本侵華政策以重大打擊，日本帝國主義再也不可能像“九一八事變”那樣，不戰而能奪取中國的領土了。從1937年起，日本軍內軍外、上上下下，對華開戰論甚囂塵上。“七七事變”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爆發的。
遠東戰爭策源地形成
日本法西斯是依靠戰爭和推行戰爭政策上台的，法西斯在日本上台意味着遠東及太平洋地區戰爭策源地的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接連遭受1920～1921年的經濟危機、1923年關東大地震和1927年金融危機的打擊，猶如久病不愈的患者，奄奄一息。1929年底，日本又被捲入1929～1933年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之中，再遭致命打擊，大批企業破產，工廠停工，銀行倒閉，農田荒蕪，工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經濟一片混亂。經濟危機帶來了政治危機。經濟危機到來之後，廣大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對統治階級的怨恨與不滿與日俱增，階級矛盾日趨尖銳，政局動盪不安。日本法西斯乘機以瘋狂的戰爭叫囂，贏得了軍閥、財閥的青睞，先控制了軍部，再利用軍部影響內閣，以政變、暗殺等手段，推動當局實施戰爭政策，企圖用發動侵華戰爭來擺脫經濟危機，緩解政治危機。“九一八事變”導致了以軍事工業為核心的各類產業的恢復及發展，給危機中的日本經濟帶來了起死回生的機會。
1932年，當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指數下降到最低點時，日本即開始了回升，最早從危機中擺脫出來。“九一八事變”帶來的這種結果，大大提高了以軍部為核心的日本法西斯的政治地位，擴大了法西斯的影響。此後，日本財閥全力支持法西斯，又進一步助長了法西斯的野心。日本法西斯利用這一有利形勢，採取各種手段，推動着內閣實施戰爭政策，建立戰爭體制。實現軍部獨裁，是日本法西斯建立戰爭體制的關鍵。從1929年起，日本法西斯已控制了軍部，並利用軍部影響內閣的內外政策。“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法西斯頻繁進行暗殺，策動政變，造成社會動盪，政局不穩，然後乘機提出廢除“政黨政治”的口號，以圖實現軍部獨裁。1932年5月15日，首相犬養毅被暗殺後，日本政黨內閣便告結束。繼之成立的齋藤實內閣和岡田啟介內閣，都是走向軍部獨裁的過渡性政權。
1935～1936年，日本法西斯統制派與皇道派內訌，為軍部實現獨裁提供了良機。掌握軍部大權的統制派，乘皇道派發動“二二六”事件之機，鎮壓了皇道派，使軍部地位急劇上升。1936年 3月成立的廣田弘毅內閣，實際上是一個受軍部控制和操縱的法西斯獨裁政權，它完全按照軍部的意志將擴軍備戰作為內外政策的核心。廣田內閣的成立，標誌着日本法西斯成了日本政治的主宰。
建立戰爭經濟是日本法西斯建立戰爭體制的又一個重要內容。在軍部的全力推動下，“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歷屆內閣都撥出巨額軍費，發展軍事工業。1931年，日本直接軍費為4.55億日元，占國家總支出的30.9%。到1936年，直接軍費增加到10.87億日元，占國家總支出的 47.2%。從1931～1936年，日本直接軍費累計達50億日元以上。軍費的劇增，刺激了以軍事工業為主體的重工業的飛速發展。1930年，日本工業總產值中，輕工業占64.5%，重工業僅占35.5%。到1935年，輕重工業產值對比發生了根本逆轉。輕工業下降到47.2%，重工業上升到52.8%，重工業首次超過了輕工業。重工業的迅速發展，導致日本經濟實力急劇增長。1936年，日本鋼產量 531萬噸，居世界第六位，造船總噸位18萬噸，居世界第三位；汽車5000輛，居世界第八位，其他工業品產量也均已接近英、美、法、德等世界強國的水平。日本已經具備了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經濟實力。“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內閣相繼在工業方面頒布了《重要產業編制法》、《工業組合法》、《石油業法》和《汽車製造法》；在農業方面修訂了《米谷編制法》、《米谷自製管理法》和《產業組合法》；在金融方面制訂了《銀行法》；在貿易方面制訂了《輸出組合法》、《匯兌組合法》和《通商維護法》等。這一系列統制經濟法令的實施，將日本經濟全面納入了戰爭軌道。1936年10月，日本藏相馬場瑛一在一次座談會上說，日本已建立起“准戰時經濟體制”。
隨着戰爭體制的初步建立，日本陸海軍競相制訂空前規模的擴軍備戰計劃。1936年 6月，日本陸海軍制訂的《帝國國防方針》提出，為了能同蘇、中、英、美四國作戰，“控制東亞大陸及西太平洋”，必須擴充陸軍兵力達到50個師團(一個師團約2.2萬人)，航空兵達到 142個中隊，海軍各類艦艇達218艘、海軍作戰飛機56個中隊。根據這一方針，陸軍制訂了充實軍備6年計劃，要在6年內，使陸軍戰時總兵力擴充到41個師團、航空兵142個中隊。海軍也計劃在 5年內，建造包括7萬噸級巨型戰艦“大和號”和“武藏號”在內的66艘艦艇。
為實現這一龐大的擴軍備戰計劃，日本陸海軍急欲占有中國尤其是華北的豐富資源。1935年，日本關東軍和中國駐屯軍都認為，“現在滿洲已經到手了，但滿洲的資源終究不及華北，山西的鐵和煤都是無窮無盡的，如果一不注意，就會落入英美之手。目前把華北弄到手是最要緊的，也是大好時機"。而要把華北弄到手，最終必須採取"軍事行動”。1936年 7月29日，日本參謀本部第二課在《戰爭準備計劃方針》中提出，“在日、滿、華北(河北北部及察哈爾東南部)範圍內，大力發展長期戰爭所需要的產業，……以便在達到初期作戰目標後，進行長期戰爭時，能在大陸生產軍需品”。1937年 5月29日，日本陸軍省制訂《重要產業五年計劃要綱》，正式將華北列入了日本的國防資源圈。《重要產業五年計劃要綱》規定，“要優先開發華北的經濟”，以便“在有事之日，能在日、滿及華北獲得重要資源的自給；而在平時，則由此謀求國力的飛躍發展”。早在30年代前半期，日本財閥的貪婪目光就盯住了中國，尤其是華北。1932年 8月，滿鐵調查室長村上鈑藏在一次演講中認為，“僅僅是撫順的煤炭，就是有10億噸也是不充分的。從日本煤炭的將來看，……必須注意到山西的 565億噸煤炭。”1935年10月19日，《東京朝日新聞》在《開發華北的基本問題》中指出，“僅僅從經濟方面來看，華北的人口也好，資源也好，都不是滿洲所能相比的”。該報還狂妄地宣稱，“只要占有華北資源，即使日本在遠東孤立，以世界為對手，也毫無畏懼”。日本財閥甚至公開叫嚷，“照外務省這樣東奔西跑，決確保不了東洋市場”，只有“和軍部攜起手來，確保東洋市場，倒是捷徑，倒是有利”。“有錢搞會談，派特使，還不如造軍艦”。財閥對中國資源和市場的渴求，是推動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又一巨大動力。
在軍部財閥的全力推動下，1936～1937年上半年，日本掀起了新的侵華戰爭的狂熱叫囂，陸海軍緊張地進行着臨戰前的軍事準備。1936年 8月，日本參謀部制訂了1937年度對華作戰計劃，決定以8個多師團的兵力進攻華北，以5個師團的兵力進攻華中，以1個師團的兵力進攻華南。同年末，日本參謀本部次長西尾壽造，率領 10人左右的將官，在京都、名古屋地區進行圖上軍事演習。演習的內容是：先進攻中國，然後對蘇作戰。現役和退役大將均參觀了這次演習。“七七事變”爆發後，這些參加演習的將官都擔任了侵華日軍各兵團司令官。可見，這次圖上軍事演習，實際上就是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預演。在華北，1936年 5月，日本不經中國同意，擅自將中國駐屯軍由 2000人增加到6000人。9月15日，日本參謀本部在《對華時局對策》中，指示中國駐屯軍，“在華北，萬一發生有關帝國軍隊威信的事件時，中國駐屯軍應立即果斷給予懲罰。”這說明日本已決心對華開戰，現在需要的只是尋找開戰的藉口和導火線。1936年7月下旬，日本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第10聯軍第3大隊強行進駐豐臺。8 月31日，日本僑民森川太郎擅自闖入豐臺中國第29軍37師222團1營兵營，與中國士兵發生毆鬥，森川受傷。日軍以此為藉口，要求中國軍隊撤出豐臺。中國軍隊被迫撤出豐臺。豐臺位於北平南郊，是連接北寧線和平漢線的交通樞紐，是平津地區的重要戰略據點。豐臺不是《辛丑條約》指定的各國駐兵地點，日軍強占豐臺無疑是挑起事端，同時給駐守平津地區的中國第29軍造成威脅。日軍的下一步行動，是強占平津地區另一戰略據點——宛平。
盧溝橋的槍聲點燃了抗日烽火
面對日本對華北的步步侵略，中華民族的生存受到了嚴重威脅，中國人民和中國軍隊的抗日義憤愈益強烈。
1933年 3月，日軍進犯長城各隘口，中國第29軍一部在喜峰口，第17軍一部在古北口進行抵抗，與日軍拼死搏殺，斃敵千餘人，使日軍進攻受挫，這就是有名的“長城抗戰”。
1933年 6月，以馮玉祥將軍為首的47名國民黨愛國將領在全國人民抗日熱情的感召下，聯名發表通電要求抗日，並在張家口組成抗日同盟軍，馮玉祥任總司令。抗日同盟軍北上抗日，但受到國民黨政府的種種壓制而失敗。
自從日本侵略中國的那一天開始，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就沒有停止過。但是，由於國民黨政府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對日本的進犯不予抵抗。蔣介石幻想國際聯盟來主持正義，制止日本侵略。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企圖以犧牲中國的利益滿足日本的胃口，使日本不侵犯它們在華的利益。但是，日本妄圖獨霸中國，不僅威脅到了國民黨政府的生存，也觸犯了其他帝國主義在華的利益。這也就促使代表英美利益的蔣介石集團不得不對日本侵略進行抵抗。中國同日本的一場全面戰爭到1937年已經迫在眉睫了。
從1937年 5月開始，駐華北日軍頻繁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演習從白天發展到黑夜，從虛彈發展到實彈。特別是駐豐臺日軍，經常在宛平北郊舉行以宛平縣城為目標的演習，日軍聯隊長、旅團長，以及中國駐屯軍司令官都陸續去豐臺指揮日軍演習。針對華北日軍的軍事演習，駐守平津第一線的中國第29軍也緊張地進行着備戰工作。從5月開始，宋哲元下令全軍進行軍事訓練。5月至6月，第 29軍頻繁舉行軍事演習，全體將士摩拳擦掌，嚴陣以待。
1937年 6月，華北的形勢已發展到極為嚴重的地步，日軍經過長期戰爭準備，隨時可能發動進攻。而此時，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初步建立，全國軍民同仇敵愾，也具備了一定的抗戰條件。在這種形勢下，日軍的任何挑釁，都會遭到中國軍隊的堅決反擊，一點小小的火星也會點燃成一場大規模的戰爭。人們都在注視着華北，注視着宛平城，更注視着盧溝橋。
盧溝橋位於北平城西南10公里，在宛平縣內。盧溝橋在 700年前就已聞名於世，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里介紹了盧溝橋，譽之為世界上最絕妙的橋。盧溝橋始建於金朝(1189年)，清朝初年重修過。橋長226.5米，寬7.6米，下設11個涵洞，兩側有石雕護欄望柱280根，柱頭雕有伏臥大小石獅485個。盧溝橋初名廣利橋，因為橋下河水混濁，人稱黑水，盧為黑，故又稱盧溝橋。
盧溝橋在當時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1937年，中國北方重要的戰略要地北平已處於日軍四面包圍之中。北平四面的 4個重要地方——通州、豐臺、南口和盧溝橋，已被日軍占據了 3處，僅有盧溝橋掌握在中國軍隊手裡。北平與外界聯繫主要通過平漢鐵路，盧溝橋恰恰是平漢線上的咽喉。對中國軍隊來說，控制盧溝橋不僅是北平的唯一交通運輸線，也使中國軍隊，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此外在北平南苑駐有大批中國軍隊，而豐臺日軍受到盧溝橋和南苑中國軍隊的兩面威脅。一旦日軍占領盧溝橋，不僅能和豐臺形成犄角，使豐臺日軍解除了後顧之憂，而且切斷了平漢線，使北平中國軍隊進退兩難，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1937年7月7日下午7時30分，駐豐臺日軍第1聯隊第3大隊第8中隊，攜帶實彈，全副武裝，在盧溝橋附近的龍王廟進行夜間軍事演習，10時半左右演習停止。集合隊伍時發現一名士兵失蹤。於是中隊長清水節郎大尉向大隊長一木清直少佐報告，一木立即集合隊伍，準備行動。同時，向在北平的牟田口大佐聯隊長打電話報告，大隊集合開赴盧溝橋，準備同中國方面談判。聯隊長同意，並下令豐臺部隊立即出動。
清水集合部隊20分鐘後，“失蹤”士兵志村菊次郎已歸隊。志村並未失蹤，而是因為解手離開了隊伍，但清水節郎不報告。深夜零時20分，一木清直下達了作戰命令。第 3大隊只留警備部隊一個小隊，以主力向盧溝橋前進。接到一木的命令後，清水帶領第8中隊於凌晨1時到達豐臺與宛平之間的西五里店待機。
7日夜12時，北平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打電話給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聲稱“有日本陸軍一中隊，頃間在盧溝橋演習，仿佛聽見由宛平城內之軍發槍數響，致演習部隊一時呈混亂現象，結果失落士兵一名，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索失落士兵”。中國第29軍副軍長兼北平市長秦德純接到報告後回答說：“日軍隨意在我國領土內進行演習，完全是違反國際法的。事先既不通知，也未經許可，一名士兵行蹤不明，我方不負任何責任。”這時，日本特務機關和豐臺日軍威脅說，如果不許入城搜查，就用軍隊包圍宛平。秦德純氣憤地說：“我不知道日本人怎麼這樣野蠻！我方為了自衛，只有堅決抵抗。”秦德純當即命令：“確保盧溝橋及宛平縣城，日軍一兵一卒也不許進入，一寸國土也不許放棄。守土有責，盧溝橋及宛平城就是我軍官兵最光榮、最貴重的墳墓，要與縣城共存亡。但要到他們開槍後我們才還擊。如果他們開槍，我們將迎頭痛擊。”秦德純命令團長吉星文親率一個營部隊加強盧溝橋防禦。
在部署軍事防禦的同時，秦德純委派行政督察專員王冷齋、冀察外交委員會主席魏宗瀚、委員林耕宇、綏署交通處副處長周永業，到北平日本特務機關交涉。出發前，王冷齋接到報告說，駐豐臺日軍數百人，正全副武裝開赴盧溝橋。這時，日軍聯隊長牟田口要求王冷齋、林耕宇到豐臺兵營一談。王、林二人到達豐臺後，牟田口閉口不談士兵失蹤情況，卻追問王冷齋等人是否有處理事情的權限。王冷齋回答說，因為事態尚未明了，還談不到處理。同時，此事該由何方負責，現在還不能臆斷。牟田口又說，如果事態搞清楚了，還是以當地處理為宜，我已委派森田副聯隊長全權處理，閣下是地方行政長官，在貴署管轄境內，應有處理之權。王冷齋清楚地看到了牟田口的險惡用心，堅持先進行調查，然後再談處理問題。牟田口見威脅不成，便命令森田率領一個步兵中隊、一個機槍小隊，與雙方代表同行乘機占領宛平東門；第 3大隊主力在盧溝橋附近車站待命，做好隨時投入戰鬥的準備。
王冷齋等人離開豐臺日軍兵營時，見日軍300餘人，分乘8輛汽車向盧溝橋出發。當王冷齋與森田等人到達宛平東郊的沙崗時，見日軍已擺好進攻陣勢。這時，日本特務機關副官寺平氣勢洶洶地對王冷齋說，現在勢態十分嚴重已來不及調查、談判，請貴專員迅速處理，下令城內駐軍向西門外撤退，待日軍進入宛平東門再行談判。日軍副聯隊長森田也指着日軍陣地恐嚇林耕宇說：“10分鐘內，如無解決辦法，嚴重事件就會立即爆發。”王冷齋義正嚴辭地回答說，“要商定處理原則應進城談判，否則一切責任由你們承擔。”森田等無計可施，只好令寺平等人與王冷齋一起到宛平談判。8日凌晨4時左右，王冷齋等人離開沙崗，前往宛平。
王冷齋等人到達宛平後，立即與日方代表櫻井、寺平等人進行談判。寺平要求宛平東門的中國軍隊撤退到西門，由日軍占據東門後，再進行調查談判，遭到王冷齋和宛平駐軍營長金振中的拒絕，正在這時，一木指揮日軍向宛平縣城發動了第一次攻擊，宛平駐軍當即予以反擊。8日上午7時30分，日本中國駐屯軍命令所有部隊做好戰鬥準備。9 時25分，牟田口命令副聯隊長森田指揮一木大隊，要求盧溝橋附近的中國軍隊撤到永定河西岸。如果需要，解除中國軍隊武裝，占領盧溝橋。8日下午1時，牟田口親自到沙崗前線指揮部隊。下午3 時30分日軍旅團長河邊正三到豐臺鎮指揮，命令第3大隊在龍王廟附近渡過永定河，占領西岸，待第1大隊到達後進攻宛平縣城。
8日下午4時，牟田口派人送信，要求王冷齋和吉星文出城面商，遭到王、吉的拒絕。5時，牟田口又派人送信向宛平縣政府發出最後通牒，限於當日下午8時前，中國軍隊撤退到永定河西岸，如果逾期，便用大炮攻城。下午6時5分，日軍以猛烈的炮火攻擊宛平縣城，炸毀了專員公署，炸傷了營長金振中。第29軍司令部下令前線部隊奮力反擊，宛平駐軍堅守陣地，駐守西苑的何基灃旅奉命從長辛店以北、八寶山以南向日軍反攻，雙方激戰至深夜，何基灃旅奪回了被日軍占領的盧溝橋附近的鐵路及龍王廟等地。
8日晚，在北平，第 29軍副軍長秦德純與日本特務機關松井太久郎，在天津，第38師師長張自忠與日本中國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分別緊張地進行着交涉。9 日凌晨3時，中日雙方達成協議：(1)雙方立即停止射擊；(2) 日軍撤至豐臺，中國軍隊撤至永定河西岸；(3)宛平防務由中國保安隊接任，人數約二三百人，定於當日上午9時接防。8日晚9時20分，日軍旅團長河邊正三下達命令：“旅團將兵力集結於盧溝橋車站附近，準備明天天亮時攻擊。”接到中日雙方的停戰協定後，河邊不按照協定撤退軍隊，卻以監督中國軍隊是否履行協定為藉口，仍將第 1聯隊主力集結於盧溝橋車站附近，一部分兵力占據沙崗。9日清晨6時，當王冷齋和吉星文正在執行撤兵協定時，日軍背約，下令再轟宛平縣城，發射一百餘發炮彈。
9日上午7時50分，按照中日雙方協定前往宛平接防的中國保安隊在盧溝橋附近的大井村受到日軍阻擊，死傷數人，不能前進。12時20分，中日雙方派出的監視撤兵的代表到達現場。日方提出：(1) 城內中國軍隊只留一個小隊，其餘全部撤到永定河西岸；(2)保安隊限定50名，只能攜帶步槍和30發子彈；(3)為了監視中國軍隊撤退，由日軍旅團長到宛平城內巡視。中方代表同意了前兩條要求，拒絕了第 (3)條要求。這樣，中國保安隊只好派50人前往宛平接防。這時，日軍不僅一兵未撤，反而增加兵力，將第1聯隊第2大隊從通州調到豐臺。
在中國方面一再要求下，日方才同意中國保安隊全部進入宛平。由於日方不許保安隊攜帶輕機槍等武器，所以，一部分保安隊員只好攜帶機槍回到北平，這樣，實際到達宛平的保安隊員已不足 200人。儘管如此，中國方面還是同意將宛平駐軍全部撤出，退守永定河西岸。此時，日本國內正醞釀出兵計劃，關東軍已將混成第11旅團調至長城一線，天津日軍正紛紛出動。自11日起，日軍以大炮轟擊宛平城及附近一帶，戰事開始擴大到北平周圍地區，第29軍各部分散在各地英勇抵抗。7 月30日，中國守軍撤出盧溝橋及宛平城。不久，北平、天津等地淪陷。
“七七事變”是日本軍國主義蓄意製造並擴大事態的，中國當局一再退讓，但仍不能阻止日軍侵犯，而演變成一場對中國的全面戰爭。“七七事變”標誌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開始，也是東方第一個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戰爭的開始。中國人民經過八年的浴血奮戰，最後打敗了日本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