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新聞社主辦的新聞時政雜誌《華聲視點》在2002年第七期刊登了一組有關日本的文章，以下為其中的一篇。

　　去年以來，中日關係中出現了多次不和諧的音符：東海不明船隻事件；教科書事件；修改無核三原則發言；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日本駐瀋陽總領事館事件……這一系列事件都以日本政治整體性右轉，日本爭取政治、軍事大國地位，搶奪亞洲主導權的野心不斷膨脹為背
景。日本外交中的種種表象，背後都有着複雜而又深刻的政治經濟原因。從技術上明確這些事件的背後故事，可以讓我們更清晰地了解日本外交的真實動因。

　　政客與官僚

　　可以認為，“政”“官”矛盾和日本外務省內部的體制問題，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日本對華政策的制訂和執行。

　　“政”“官”矛盾在日本外交方面由來已久，政客們出於自己的政治目的，有時也的確是限於專業知識的不足，往往會作出一些對外交工作不利的事情。外務省的官員不僅要為政客們補光，更要經常在事後否認國家高級首腦甚至首相的言論。此外，各種與涉外事務本不相干的內閣成員，諸如環境大臣、法務大臣等等，為了撈取政治分數而在涉外問題上的屢屢“失言”，更讓在對外交往上首當其衝的外務省來回滅火，疲於奔命。

　　政客們也有自己的打算，他們認為外務省機構臃腫，效率低下，行為做事太過拘泥於形式，而且人際關係過於複雜，和對手黨派的關係經常是不清不楚。於是經常把外務省拋在一邊，利用政黨之間的關係進行外交工作。以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期為例，田中內閣自1972年7月7日成立後就着手對華關係正常化，儘管外務省強烈希望主導正常化過程，並利用駐外使領館多次試圖與中國接觸，但田中並沒有用過外務省的人員，而是用社會黨、公明黨等各個在野黨及民間組織的人員對華聯絡。後來成為日中聯合聲明底稿的一份草案，就是由公明黨的委員長竹入義勝與中方敲定的，這使外務省後來在撰寫當年外交藍皮書時非常難堪。中日關係正常化本該是這一年外務省工作的一大成績，但編輯們卻發現直到田中訪華前，似乎都沒有外務省的人員參與過談判。外務省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日本外務省內部人事關係是出了名的複雜，除去各黨派拉攏的外交官外，還存在着前後輩關係、姻親關係、校友關係等等。以東京大學(主要是法律系)畢業生為主的職業外交官隊伍雖然綜合素質較好，但卻缺乏英語以外的外語能力，而且大多數人都熱衷於搞歐美國家問題，生怕因為學會了小語種而被派到那些不被重視的國家去。以現在45歲的外交官(這正是在一線主持工作的年齡)為例，上大學選主修外語時正是70年代中期，那時的大多數年輕外交官寧願學俄語去搞蘇聯工作，也不會對中國問題產生興趣。這就直接造成了現在的後果，外務省內的“中國通”很少，甚至遠遠少於戰前，各級官員也都缺乏對中國問題的了解。雖然有一部分對中國問題有相當研究或一直從事對華工作的官員，相對來說處理對華關係時會理智一些。但他們在外務省並非主流，而且也不能顯得過於“偏袒”中國，否則肯定會被戴上“喪失國格”的帽子。而不了解中國事務的官員，或者是和黨派利益集團聯繫太深的官員，很多時候就會比較主觀的去處理問題。政客利益、業務水平、決策機制等等問題，都造成外務省工作的混亂。在日本駐瀋陽總領事館事件中，從外交角度說是很清楚的事情，甚至可以說跟日本都沒有太大關係。但政客們需要煽動民眾情緒來賺取政治分數，外務省內的一些人則想藉機排擠一下他們認為過於“親華”的部分駐華外交官(據說也包括大使阿南惟茂等人)，於是就在事件尚未調查清楚之前急着先給事情定了性，又提抗議又發聲明，外務大臣先後7次為此發表談話。結果雙方調查結果公布後，連日本自己的民眾都有一多半不相信外務省的調查報告，外務省只能把責任往當事外交官身上推，可前線的外交官自然不會吃啞巴虧。駐北京的阿南大使聲明說：

　　“從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逃出的居民有很多都非法進入了中國，一旦他們進入館內，有必要從人道主義角度對他們進行保護並送往第三國。另一方面，去年秋天以來，出於防止恐怖襲擊的角度，大使館自然也應該加強警戒，當不明身份者未經許可進入便要進入大使館院內時，應該阻止他們的闖入，按照規定在大使館門外問明事實情況。”這段話真可以作為一盆涼水，給某些人清醒清醒。不過顯而易見，在現階段這種體制下，日本的外交工作還會繼續犯這種看似低級實則複雜的錯誤。

　　政治輩分

　　同時，不同政治派別，有着不同的傳統利益，其所代理的經濟集團也有自己的經濟利益，他們的利益差異，反映在具體外交事務上，就導致外交政策的前後搖擺和自相矛盾。

　　從政治派別的角度講，這個政治派別的前身根底是什麼政治立場，它主要依靠的選民是哪個地區、哪個階層，都會影響到它的立場。森喜郎領導的森派，對中國大陸一直不太友好，森本人在下台前還力促李登輝訪日。向前追溯可以發現，森派的前身是三冢博領導的三冢派，三冢派的前身則是福田糾夫領導的福田派，福田派的前身呢？是著名的“台灣幫”鼻祖岸信介派，要知道，一脈相傳的不僅僅是派別，還有着傳統的政治資金來源和固定的選票源，要保證這二者的連貫性，就要保證立場的連貫性。當然，就是同一派別內，也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如以前小淵派的前身是竹下派，竹下派的前身則是田中(角榮)派，照理說對華關係是不錯的，但是受到派內金丸信的影響，小淵派中也有不少年輕議員對華政策右轉。這也就不難理解，小淵為什麼要在陳水扁上台後指示自民黨，要建立與民進黨聯繫的渠道。除了所屬派別外，地域和集團利益經常也會左右外交政策，有的地域一直有右翼保守傳統。比如群馬縣選區，世川堯(及其父世川良一)、小淵優子(及其父小淵惠三)、福田康夫(及其父福田糾夫)都同時從這裡選出。還有比較赤裸裸的金錢關係，如山梨和山口兩縣，與中國台灣貿易關係最為活躍，山梨縣出了著名的親台派議員金丸信，山口縣則先後出了岸信介、佐藤榮作、安倍晉太郎等人，現在的安倍晉三(安倍晉太郎之子)也是親台一派。目前，日本對中國台灣的貿易順差每年約為160億美元，如果仔細查詢議員選區的相關經濟情況，對這一議員的政治主張也就明白了一二。

　　“台灣幫”暗流

　　一直在日本政壇存在的“台灣幫”在今天有愈加活躍之勢，他們的幕後活動始終都是阻礙中日關係正常發展的一股暗流。

　　所謂“台灣幫”，是對日本政界反共反華、親台勢力的稱呼。最早的來源是那些對中國台灣抱有殖民情結的舊官僚、戰犯以及一批軍國主義分子，包括岸信介、佐藤榮作這樣後來擔任首相的政治人物。中日關係正常化後，日本政界的親台勢力開始以幫派的形式活動，其組織主要包括“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青嵐會”、“日華親善協會”等。其中“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是在日本政壇影響最大的親台政治組織。前一段時間因醜聞下台的自民黨幹事長加藤弘一，日前聲稱要修改無核三原則的福田康夫和安倍晉三，以及石原慎太郎等人都是它的成員。值得一提的是，該組織至今也不肯公布其全部名單，有一些議員既是這一組織的成員，又是主張對華友好的日中友好議員聯盟的成員。“青嵐會”的成員則多是一些少壯派議員，也多是把自己往右派形象包裝的政客。自蔣介石時代起，所謂“中華民國”就不遺餘力地在日本政界尋找自己的代理人。在50年代日本經濟最困難的時候，食品相當缺乏，很多政治人物和公務員的生活也時有困難，此時中國台灣經濟雖然並不發達，但卻盛產當時日本人最愛吃的水果—香蕉。岸信介由是經常收到整船整船的香蕉，岸信介再以自己的遠近親疏和“公關”需要，“分配”給其他人。經常是香蕉一到東京，就有許多議員秘書趕來取貨，不少本來持中間立場的議員，也就由此進入了岸信介的圈子。中日關係正常化後，台灣當局加緊了對日本政治家，特別是議員的拉攏，特別注意在政治資金上對議員提供支持，其手法五花八門，比如議員們舉辦的一年數度的籌款晚會，台灣當局方面經常出手就買上50萬—100萬日元的入場券，而且無論這名議員是否是“台灣幫”。可以說很多相對親華的議員也都有着來自台灣背景的政治資金。至於日常的招待就更不用說了，有議員秘書回憶：“我們定期的被邀請到銀座吃喝。整個事務所的人都被招待過。我們又吃又喝，出門時還能拿到禮物。這就是亞東關係協會的派頭。自然，大家就同他們親密起來了。怎麼也不會對中國大陸有興趣了”(本澤二郎《日本政界的“台灣幫”》)。到後來，自民黨青年局乾脆每年都組織年輕議員到中國台灣訪問。可以想見，對於一個以後將要成為議員、大臣甚至首相的人來說，剛剛從政時的這些經歷，以及源源不斷的政治資金，會對他掌權後的決策發生多麼大的影響。有這些背景的議員，在政治運作中會起這麼幾個作用：第一、鼓動日本與台灣當局關係的發展，比如積極促成李登輝訪日“治病”等等；第二、影響日本政府和政黨的政策制訂，使其向有利於台灣當局的方向發展。比如自民黨外交調查會要制訂《外交政策指針》，“台灣幫”議員就進行了遊說，甚至施加壓力，使定稿中出現這樣一段話：“必須要求兩岸關係和平地向好的方向變化發展，防止出現緊張局勢從而有損於亞太地區期望的變化。”第三、就是在對華關係中“下絆兒”，一有機會，就試圖冷卻中日兩國關係，中日兩國關係最近一些年中始終波瀾起伏而沒有大的進展，和這一背景不無關聯。

　　沉滓泛起

　　在總體上，日本政要們發表不負責任的核言論是出於邁向政治軍事大國的內在要求。近幾年，日本已經不僅僅滿足於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的地位，總想擺脫戰敗國的限制，在政治大國方面做文章。政治大國需要軍事力量的支撐，於是日本就要在軍事領域裡大顯身手。1996年4月，日美發表了新安全宣言。1997年，出台了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1999年5月，周邊事態法案正式成立。9·11事件之後，日本又於去年11月制定了《反恐怖對策特別措施法》，修改了《自衛隊法》和《海上保安廳法》，擴大了自衛隊的武器使用範圍。特別是最近日本政府提出了有事法制三法案，即《武力攻擊事態法案》、《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正案》和《自衛隊法修正案》。上述法案的陸續出台，在體制上為日本發展軍事力量創造了條件。但是，由於沒有核武器，又缺乏戰略導彈力量，終究不能達到軍事大國的目的。因此，日本國內就有一部分人要補上這一課，夢想成為“核俱樂部”的正式成員。同時，日本政壇出現日益右傾化的表現。戰後日本歷屆政府從來就沒有對那場罪惡的侵略戰爭作過徹底清算。而今，在日本政壇上否定或美化那場侵略戰爭、鼓吹侵略有理的言論已司空見慣。每年總有一批批國會議員、政府閣僚前往靖國神社參拜戰犯之靈。這似乎已經成為日本右翼政客的表態性行動。在這種右翼思潮沉滓泛起，政壇右傾化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個別高官政要的核武裝言論也就奇怪了。

　　文/北斗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