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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力·繁榮及其它－－－軍力對比與武器發展及其影響和思考

　　石榮

　　乍一看這個標題，似乎就有點彆扭。但我的確不是在追求怪誕，而講的是一
個思考很久的問題，又要在一篇短文中說明它，想來想去，只好這樣斷開來講，
好在最重要的還在於下文能否剖析明白。
　　這個問題思考的源起，在於我國歷史上發生的一些耐人尋味的事件，不止一
次了，僅以北宋和南宋而言，當時的皇朝統治儘管很腐朽，但從社會經濟發展的
某些方面並非處於衰微趨勢。無論在農業、商業和手工業等方面，較之當時周邊
的少數民族地區不知要發達多少倍，而以北宋的都城東京（開封）為例，其繁榮
程度即使在當時的世界範圍也是位居前列的。而且，城市的繁榮決不止於都城一
處，在這方面我們還可從《大宋宣和遺事》發展而來的《水滸傳》中得到印證。
另外，從沈括的《夢溪筆談》和畢發明活字印刷等諸多方面，亦不難看出北宋中
後期在經濟和文化上堪稱高度的發展。南宋由於“靖康之變”而基本上是侷促於
長江以南，但總的說來，經濟、文化諸多方面仍保持了發展的勢頭。這裡不妨摘
錄柳永詞《望海潮》章句，即可見一斑。“……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
翠幕，參差十萬人家……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清佳，有三秋桂
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
，吟賞煙霞……”不僅是都城臨安有其繁榮的局面，其勢且向江西、福建迅速推
進。也就是說，無論在生產水果和繁榮程度上，都是周邊尤其是北方以游牧為主
的民族所不能比擬的。
　　但另方面也不能不看到，這種發展和繁榮是與上層統治者及貴族階層的奢靡
享樂並行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繁榮成為耽於安樂的溫床，略帶畸形的發展又為
軟性消費增加了必要的條件。北宋末年皇家貴族在東京修建“艮岳”，在全國所
轄地區採集“花石綱”加重了民眾的勞役和經濟負擔，就是突出的一例。南宋詩
人筆下的“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
州”也正是那個時期達官貴人淫逸宴樂的真實與照。過去傳統的史書和文章理所
當然地將這些行徑作為北宋和南宋統治機器之所以頹敗並最後導致衰亡的致命原
因。
　　這不能說是沒有道理的。
　　然而，很長時間以來我也常從另外角度來思考一個問題：既然北宋和南宋在
生產水平乃至整個經濟都優於北方的遼、西夏、金、蒙元，那麼為什麼在軍事較
量上不僅很少取勝，而且在“靖康事變”（1127）中被金兵攻破都城汴京並打過
長江追宋高宗於海着實作踐了一番，最後才穩定在江、淮一線。公元十三世紀中
後期，蒙元軍隊以直搗南宋京城臨安並最終占領了南宋全境。宋朝的軍隊，除前
期的岳飛、韓世忠、劉等所率的幾支勁旅和後期的襄樊、合川保衛戰中表現突出
之外，總的來說無論是前期之金後期之蒙元，其大軍基本上是勢如破竹、每攻必
克。這類似的情況還可上推及到“盛唐”下可延及明末。我們通常習慣的心理是
“盛唐”一切皆盛，時時都強，事實上並非如此。即使在唐玄宗開元年間，吐蕃
大軍也曾揚威河隴，直薄平涼，威脅到唐都長安。玄宗不得不罷漢人將領王忠嗣
兵權，而起用突厥族出身的大將哥舒翰，以御吐蕃之侵。明末的情況更為顯然，
清兵南進之後，多有明軍愛國將領奮起抗擊，雖有小勝但終不能成，令人髮指的
“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清兵在打破城池之後的殘酷記錄。
　　上述種種，尤其是金之於北宋，蒙元之於南宋，後金（清）之於明（後來之
南明等），大都是以表面經濟文化之落後擊敗了表面之先進，以表面之蠻荒戰勝
了表面之繁榮，這到底是為了什麼？
　　可能過去已有諸多答案，但我在今日細思之，無論是北宋和南宋，更不必說
是後來的明朝，表面的經濟、文化之“高超”掩蓋着國力、心力之虛弱與渙散，
表面的繁榮之下覆蓋着龐雜與臃腫。不錯，在某些方面，生產水平是優於對手的
，但雖有生產卻未必真正有力（所以我在標題上斷以“生產”、“力”），尤其
沒有真正用到應該使到的刀刃上。相反，其對手金、蒙元和後金（清），儘管人
口較少，資源稀薄，生產水平較低，但用之有效，且兵民凝聚力較強（俗話說“
心齊”）更重要的一點是，在冷兵器時代，驍悍善戰的騎兵具有無可置疑的衝擊
力和震懾力。“漢人”和“南人”固然也有騎兵，但多非來自生成者。而來自於
游牧為主的民族在這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馬背上”的原生實力（古代騎兵中的
佼佼者猶如熱兵器時代的坦克），故為對方所不能比擬。因此，儘管他們在其它
許多方面生產水平較低，經濟發展後進，但在突出的一點或幾點上居於局部的優
勢。而這種局部優勢在特定的條件下卻顯得極為有效，甚至能使對方的許多優勢
變得不起作用。以我們今天所說的“綜合國力”而言，也完全符合這一原則：即
從本質上的有效實力加以衡量而非表面上所擁有的不能奏效的東西。前者表現為
銳利便捷用之精當，後者往往渙散臃腫尾大不掉。表面上看是以小對大，實質上
卻轉化為從強對弱。故爾生產力者，有“生產”還得有“力”，有“繁榮”還得
真正有其“盛”，這才是名副其實的優勢。
　　在面臨驍騎旋風的衝擊下，也不是所有的“漢人”和“南人”將領都無能為
力。不是的。其中也不乏出色的人物：如北宋的范仲淹，在鎮守西北邊陲抵禦西
夏的金戈鐵馬生涯中，曾多次擊退了強敵的侵犯，他的詞代表作《漁家傲·秋思
》，以“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逼真地烘托出當時的特定
氛圍和“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突現了愛國將士的矢志忠忱。至於南宋前期
的岳家軍，後期襄樊保衛戰中的將領張順、張貴、牛富等，合川釣魚城保衛戰中
余、王堅、張珏等，不僅有效地抵禦了金和蒙元一向勢不可擋的驍騎，而且給予
了致命的殺傷；如果不是因為當時皇朝上層的腐弱和姦人弄權的制約和破壞，也
不是沒有扭轉局勢的可能。當然，這僅是一種可能而已。那麼，為什麼在總體頹
潰而能夠出現一枝和幾枝顯秀的局面？當然是因為這些傑出將領有愛國保土的忠
勇，有出色的軍事才能，更主要的是訓練成一支士氣高昂、能征慣戰的軍隊；而
且能夠根據敵方的長短有針對性地有效破之。如岳家軍創造奇蹟，大破金人的“
鐵浮圖”和“拐子馬”，使敵之突出優勢頓減以至消失。南宋後期的釣魚城保衛
戰持續達36年之久，也就是因為守軍同仇敵愾，軍心合力，以堅城高壘，鐵炮火
銃對付曾席捲歐亞大陸的蒙哥汗（元憲宗）軍隊，並使蒙哥“玉碎”於城下。只
可惜就總體而言，這樣的例外畢竟太少，絕大多數宋軍在敵方驍騎強弩奮突下，
迭遭重創，而終告不支。傳統的戲曲和說書中盡情渲染的楊家將故事，雖然愛國
忠烈精神可嘉，佘太君、穆桂英相繼掛帥出征情節感人，但畢竟並非完全出於史
實，而在很大程度則是基於人們的善良願望，虛構出種種大獲全勝的結局以激勵
讀者和觀眾，不使人們的心情過於沉重。更接近於史實的是，宋軍在幽州高梁河
（今北京附近）慘敗於遼軍之手（公元979年）。倒是京劇《李陵碑》楊繼業陷
入絕境壯烈自殉以及《四郎探母》中的唱詞“金沙灘，一場戰”殺得楊家將屍骨
不全比較接近於當時的真實情況。而更使人啼笑皆非的是“澶淵之盟”（公元10
04年），當時由於寇準等主戰派說服宋真宗“御駕親征”，前軍本已取勝，但皇
帝仍與遼方訂立了屈辱的條約，其目的無非在於委屈求和藉以苟安而已。另一方
面，也反映出彼方的咄咄逼人之勢，壓得宋朝當局缺乏完全制勝的自信。
　　由此不難看出；在冷兵器時代，某種軍力優勢（包括軍旅的氣勢）有時是可
以打破常規而創造奇蹟的。譬如驍悍之鐵騎，不可否認在制勝對方上起到了極其
突出的作用。
　　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但從另一角度看，在那一時期戰爭的雙方固然有諸多
差別，具體到武器的使用上都並無太大懸殊，縱然是“揭竿而起”“斬木為兵”
的陳勝、吳廣們，比之於秦皇朝的軍隊也只是農具與刀槍劍戟之別，大不過是鋒
利程度、使用者是否訓練有素罷了。何況古代民間舞槍弄棒的習武者所在多有，
其中“尖子”的武藝恐不在官府的“都頭”“捕快”之下。正因如此，僅憑“烏
合之眾”，在秦、西漢和唐末都出現過一度攻入都城之舉。這在整個冷兵器時代
都是不足為怪的。不然為什麼那時有多少嘯聚山林、占山為王之輩據險而守並能
維持很長時間，這與當時攻防雙方在武器上並無根本殊異不能說沒有很大關係。
此種情況在“熱兵器”前期似乎仍可適用。如人民革命戰爭中我根據地之建立尤
其井岡山之一度存在為最典型的事例。箇中原因當然是由於我之正義而對方為非
正義，而且在一定時期內表現為我“小”敵“大”，之所以能夠堅持和發展，除
了其它因素而外，在武器狀態對比上有差別但還達不到極其殊異的程度，何況在
實踐較量中尚可不斷奪取敵方武器來加強自己。這種情況，基本上貫穿着整個人
民革命戰爭全過程，只是在發展中改變了力量對比而最後戰勝了敵人。
　　這前後兩個時期的戰爭較量在道理上好像並無聯繫，其實都在說明武器狀況
，攻擊方式的不同和消長不能不影響着雙方的實力對比。表面上強大的一方儘管
具有較龐大的經濟機器和生產能力，但由於自身的諸多缺陷使這些優勢不足以成
為制勝的強點，甚至在不斷消長過程中暴露出致命弱點而轉化為劣勢。
　　此一原則在熱兵器發展至充分階段尤其是在高科技用於軍事手段，卻需作具
體分析，不可粗率地加以套用。竊以為在新的情況下，傳統的人心向背、士氣高
低、措置當否乃至最廣泛地動員組織民眾的人民戰爭理論仍是正確的，無論在今
天和日後都不會過時，但隨着情況的發展，勢應賦予新的內涵。我們過去批評某
些外國人士那種唯武器論和蔑視人民戰爭的觀點，如“民兵只是一堆肉”等等，
至今仍沒有失去其本質的理論價值；過分迷信一兩件新式武器和軍事手段以為便
可穩操勝券的偏頗在今天亦應防止。但也不能否認，在高科技軍事手段日趨發展
的今天，具有某些尖端有效的技術手段和武器裝備對於捍衛國家的尊嚴反對它方
的侵略無疑是至關重要的。當然這一切必須建立在綜合國力提高的基礎上，必須
同時注意民眾的教育和動員，注重將士素質的不斷提高，不論是士氣和軍事技術
的掌握和提高均應保持在一個較高水平線上。強調同仇敵愾在任何時候都不會錯
的，但也不能把制敵的希望押在以肉體去抗擊敵人上面；在恪信“得道多助，失
道寡助”“多行不義必自斃”原則的同時，也不可坐在這些精神原則上等待“侵
略者自敗，正義者不死”的結局。
　　海灣戰爭和北約對南聯盟的野蠻轟炸給善良的人們提供的經驗教訓的確是夠
多的，恃強者有時並不顧及國際輿論而肆無忌憚一意孤行以達到戰爭的目的，日
後恐也不會鮮見。霸權主義者有時也會打着必要的懲戒、制裁的口號，但也是以
強勢軍力作後盾的一種策略手段。還有，在中東，一個從幅員上說是小小的以色
列與巴勒斯坦乃至阿拉伯世界的殘酷較量和絞殺結果也足以引起人們許多嚴峻的
思考。
　　作為集中力量建設自己國家的我們，理所當然要加強各方面的工作，提高綜
合國力，注重在發展自身的防衛手段。高精尖的軍事技術無疑是一種有效的措施
，這本身就是對霸權主義和“台獨”勢力的有力警示。最近，我特別注意到蘇聯
解體後的俄羅斯軍事方略的調整，儘管他們在經濟、軍事力量的許多方面較過去
有所削弱，但現在仍注重尖端有效武器的研製，並毫不含糊地申明在自身受到打
擊後將作出何種反應。這很可能是符合他們自身具體情況的不失為一種比較儉省
而有效的舉措。看來，每個國家均應根據主客觀的具體條件採取符合實際的方略
，肯定將是明智的選擇。這就是說，原則是堅定的，舉措是靈活的。
　　自古而今，時光推移，情況多變，但某些基本規律都是有其內在聯繫的。何
謂強，何謂弱；何謂大，何謂小；何謂“力”，何謂“盛 ”，全面有效、有針
對性地發展自己，俾使自己處於真正有力的地位，是為大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