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已经或者很快会融入西方？

　　郑羽

　　●决定俄罗斯是否能够西方化的关键因素并不在于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也不在于宗教文明的差异，而在于俄罗斯国际角色的自我定位和国家安全的一些基本理念

　　●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体系中能否融入西方，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是否愿意承认美国的单极领导地位，在国际政治权利的体系中甘于作一个次要的和辅助性的角色。俄罗斯民族一直没有放弃称雄意识和自我中心的民族价值认同

　　●俄罗斯具有一个较为独特的安全概念，即本国的国家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周边地区是否存在着安全缓冲带或对本国友好的国家

　　近一年以来，俄罗斯一系列迎合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实际举措和政策取向，消除了科索沃事件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僵持状态，大幅度地改善了俄美关系，以至于关于“俄罗斯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的盟友”，“俄罗斯已经或很快会完全融入西方”的观点甚为流行。笔者认为，在判定俄罗斯是否已经融入西方或者在讨论俄罗斯能否很快融入西方的问题时，需要明确界定“融入西方”这一概念的内涵。

　　“融入西方”不等于“西方化”

　　所谓“融入西方”与“西方化”的概念有很大的不同。从西方化的角度来说，苏联解体之前，谋求独立的俄罗斯已经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经过独立后十余年来的体制转轨，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已经基本实现了西方化。至于融入西方，本人认为这是一个更大和更宽泛的概念，它除了涵盖上述西方化的内容外，还应该包括在国际行为上，也就是对外政策上对西方一边倒，在一系列全球和地区事务的重大问题上以西方集团的政策为自己的政策，至少是处于没有原则性分歧的状态。如果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融入西方的概念，本人认为，俄罗斯不仅现在没有融入西方，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融入西方。

　　从独立后十余年的历程来看，俄罗斯政府在政治和经济制度转轨的基本取向上一直以西方化为目标，但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特别是作为这种关系标志的俄美关系却一直处于动荡状态，甚至在科索沃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处于真正的冷和平状态。看来，决定俄罗斯是否能够西方化的关键因素并不在于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西方化，也不在于所谓的东正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差异，因为，很显然，日本的大和文明和土耳其（1952年加入北约）的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有着更大的差异，而这两个国家却早已不折不扣地融入了西方。本文试图从俄罗斯国际角色的自我定位和国家安全的一些基本理念来分析俄罗斯能否融入西方的问题，这一定位和若干基本理念与俄罗斯的传统外交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不会放弃在国际政治权利体系中的自我定位

　　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体系中能否融入西方，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是否愿意承认美国的单极领导地位，在国际政治权利的体系中甘于作一个次要的和辅助性的角色，而对于俄罗斯民族来说，称雄世界和领导世界的国际定位曾经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体制之下，即使是在苏联解体后国力急剧衰落的时期，俄罗斯也没有放弃建立多极世界的政策主张。

　　俄罗斯民族领导世界的思想源远流长。早在15世纪80年代，也就是莫斯科大公国刚刚摆脱了蒙古鞑靼人的统治，获得独立之时和东罗马帝国灭亡不久，俄罗斯东正教中的知识精英即开始宣扬莫斯科大公国是第三罗马帝国的思想：“两个罗马帝国都灭亡了，而这第三个却巍然屹立，而且再也没有第四个来临”，莫斯科大公被认为是“全世界基督徒唯一的沙皇”。（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沙皇这一称号不仅为后来的统治者所接受，而且，这种以第三罗马帝国自居所表现出来的大一统思想和救世思想成为俄罗斯东正教思想的主脉之一，在后来的几百年中培育了俄罗斯民族的称雄意识和自我中心的民族价值认同。

　　随着在对外扩张中版图的不断扩大和国家实力的增强，19世纪初期的俄罗斯已超越了彼得一世和叶卡捷林娜二世时期向西欧学习的阶段。在拿破仑1812年入侵俄罗斯失败后，1815年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和“神圣同盟”奠定了此后40年俄罗斯在整个欧洲的霸主地位，同时也进一步滋养了俄罗斯民族及其领导人称雄世界的民族心理。

　　1919年到1943年存在的第三国际，不仅将十月革命的思想传遍了全世界，而且也使这一思想的承载者———俄罗斯民族在实现世界大同的过程中的领导地位和中心地位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1945年卫国战争的胜利则进一步增强了俄罗斯民族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战后几十年苏联取得的经济成就，特别是军事技术进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作为另一个超级大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历史，进一步巩固了俄罗斯民族不肯甘居人后和俯首称臣的外交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构成了历史久远的称雄世界的本民族国际定位的当代传承，并且深刻影响了独立后俄罗斯外交的战略选择。

　　俄罗斯独立后，经过了短暂的对西方一边倒的时期（1992—1994），开始提出以“恢复大国地位”为核心的新的外交政策构想。1999年下半年，美国卡内基基金会莫斯科办事处组织撰写的《世纪之交的俄美关系》长篇报告指出，俄罗斯的职业外交官大多数赞同多极世界的观点，主张应该同其他大国合作，反对建立单极世界，保持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为未来俄罗斯恢复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作准备。

　　“9·11”事件后，出于改善对美关系的考虑，俄罗斯的官方舆论大为淡化了关于多极世界的提法，但实质上并没有放弃这一基本理念。例如，2002年5月1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发表的宣言，重申了“建立多极世界”的主张。2002年5月30日，普京总统在圣彼得堡会见来访的人民日报社社长时强调，俄中两国的战略协作对在“冷战”结束之后建立新型的多极化国际秩序作出了巨大贡献。

　　建立环绕本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带

　　在俄罗斯民族国家对外交往的历史中，形成了一个较为独特的安全概念，即本国的国家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周边地区是否存在着安全缓冲带或对本国友好的国家。

　　美国一位历史学家在谈到这一思想的来源时指出：“既然莫斯科国没有防御的天然疆界使它能够得到合理的安全，既然莫斯科国同它的邻国有不能和解的紧张状态，那么，它在为政治生存而斗争的少数选择中，就选定了在它和它的敌人之间保持尽量大的距离。”（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寻找天然疆界以抵御外部进袭的安全理念，是历代沙皇疯狂对外领土扩张的重要动机之一。这种安全理念在近现代民族国家基本形成，国家疆界基本固定的条件下，进一步演化为在邻国扶植对本国友好的政府和建立安全带的思想。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认为苏俄政权面临的安全形势“最主要特征是孤立无援”，指望唤起和推动世界革命以确保本国安全。斯大林执政时，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乘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之机，迅速出兵波兰，然后又相继出兵罗马尼亚、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建立了围绕整个西部边界的安全带。根据这一安全理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先后在东欧建立了共产党情报局和华沙条约组织。

　　俄罗斯独立后反对北约东扩的一系列方案的核心思想，是在欧安组织的框架下，由俄罗斯和北约共同维护中东欧地区的稳定，使该地区成为屏蔽北约势力的缓冲带。因而，甚至在2002年5月14日建立俄罗斯—北约“20国机制”的会议上，俄罗斯外长仍然表示反对北约东扩。俄罗斯仍将北约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

　　对等裁军和对等安全的核安全观

　　俄罗斯联邦从苏联时期继承下来的核安全理念，虽然与上述两个方面相比具有较短的历史，但它更明显和具体地体现了其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防范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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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苏美两国开始进行的核裁军谈判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79年以前是限制核军备的阶段，其后是实际裁减的阶段。1972年和1979年的两个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1972年的《反导条约》所体现的安全原则是核军备平衡、核技术平衡和以此为基础的核恐怖平衡，1991年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所强调的是对等裁军和对等安全。叶利钦在1993年匆忙签署的第二阶段条约部分地背离了这一原则，因而受到了国家杜马的长期抵制，表明了俄罗斯决策层对上述核安全理念的继承。2002年5月末俄罗斯同意签署新核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可以不再执行必须拆除全部分导多弹头导弹的第二阶段条约，而这是美国筹建中的NMD系统最忌惮的武器。

　　俄罗斯的知识精英和领导人在目前不时提及1240—1480年在鞑靼人统治下莫斯科大公国如何养精蓄锐和19世纪50年代其外交大臣哥尔恰科夫韬光养晦的政策主张，恐怕不能认为其意图在于融入西方。俄罗斯关于本国的国际角色的定位和若干基本安全理念与西方的矛盾和对西方的防范，不仅是其融入西方的现实障碍，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改变。

　　在重新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国过程中，俄罗斯有足够的人口和地理幅员，足够的资源潜力、技术潜力和智力潜力。▲

　　《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