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皮书漏掉了六十多年的历史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一九四九年所编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这部白皮书里说：“美国人民与政府对中国的关切，可以在我们的历史上追溯到很远的时期。……这种友谊是可以用许多年来的种种事实予以证明的。”但是白皮书里的“种种事实”，只是从一八四四年望厦条约说起。在这以前，从美国建国算起，对中国也还“关切”了有六十多年之久，艾奇逊先生不知道是贵人健忘抑或是有所忌讳，竟是一概略掉，并不“追溯”上去。为了“证明”美国的“友谊”与“关切”，我们实在应该代为“追溯”一番。

　　　　　　　　从建国起就注视东方

　　美国自一七七六年宣布独立以后，跟英国进行了好几年的革命战争，到一七八三年英国才承认了它的独立。同时它被排出了英国的殖民地系统。在当时普遍的重商主义壁垒下，对英的贸易当然由英国垄断，美国也不再可能跟英国的殖民地自由通商，连原来和英国建立有贸易协定关系的别的国家，美国也不能再去。美国货品不能再运到西班牙或非洲去，也不能再去贩卖黑奴。很自然地，美国人把眼光转向了广大的东方。

　　　　　　　　“中国热”

　　就在一七八三那年，第一只美国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自纽约出发开向广州。一趟回来，净赚百分之二十五。立刻引起了许多船接着开来，当时获利之丰，以一七八五年开来的“试验号”Experiment船为例，这船从纽约载了值八千八百六十英镑的货物，到广州售得一万九千英镑，在广州买成茶叶、印花布和瓷器，回纽约竟售得三万七千英镑。这种好生意造成了美国人来中国的狂热，当时称之为“中国热”China fever。

　　　　　　　　“爱国热的毛病”

　　他们是用什么方法在中国做生意的呢？有一位历史学家斯蒂尔C.C.Stelle说得好：“在美国立国开头的那些年中，对于外国海关法规的欺诈破坏，如果不是美国人的特长，至少是一种爱国热的毛病。走私成为美国商业上普遍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很早就使用到对中国的贸易上来。”象一七九一年波士顿的颇金斯公司J.&T.H.Perkins Co.写信指示所派到广州去的船长说：“最好把皮货在(珠)江口卖掉，可以免得被抽税。”一七九三年广州的海关在澳门附近查获五条走私漏税的商船，其中四条是美国船。美国人来中国走私犯法，并不只是“立国开头的那些年”，以后几十年在中国贩鸦片，完全都是走私，而且是武装走私！

　　　　　　　　对华关系主要是毒害中国人民

　　乘那只“中国皇后号”最先来中国的，有个司货的名叫萧Samuel Shaw，他回美国后写了一册游记，说到“优厚的利益”可以从贩鸦片获得，这在中国有“很好的销路”，这可以“走私而又极其安全”。这位萧先生不久便被派为美国驻广州的第一任领事。经过这样的公开宣传，美国人当然要努力来中国走私贩鸦片。但是，产量最多的印度鸦片是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严格控制垄断之下，别人休想随便分润。于是美国人便不惜绕大半个地球从土耳其波斯去运鸦片来。一八○五年驻土耳其士麦拿的美国领事在报告书中说，这一年有三条美国船装着鸦片开向广州。此后逐年都有记录，数量自也增多。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在一八○七年不禁就叫起苦来，告诉伦敦政府说：对这些新来的美国竞争者，“若不加以制止，将严重损害英国的贸易”！据东印度公司的估计，一八一七年美国人运来中国的鸦片达一千九百担。这一年各国运来中国的鸦片总数是四千五百担，美国鸦片就占到百分之四十二！这一年在对华贸易输出入的总数上，美国就已超过垄断英国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而这一年美国 人运来的货物(除去现银不计)，其中一半是鸦片！一八二二年美国众议院商务委员会的报告书上指出，在整个美国对外贸易中，中国的重要性是“不次于任何国家，除了英国以外”。也就是说，占美国对外贸易第二位的对华贸易，主要的乃是鸦片走私！

　　　　　　　　美国领事包庇鸦片走私

　　当时的中国政府是严禁鸦片的，美国政府则奖励鸦片贩子来毒害中国人民。上面已经提到那位宣传鸦片走私的萧先生，政府派他做了广州领事。在一八一五年，中国官方得讯有条美国船带着鸦片泊在广州附近的黄埔，派了官吏去查时，却遇到美国领事威尔考克斯B.C.Wilcocks也正在船上。这领事把货舱封住，盖了领事的官印，中国官吏仍然把货舱打开了，原来鸦片正藏在米、糖和茶叶包的下面。这位领事和这条鸦片船的船长本是亲兄弟，自不免更要包庇掩护一番。两年之后，另一条美国船被海盗劫走了七千块银元和三十五箱鸦片。这位威尔考克斯领事赶紧向中国官厅报案。当然，他“很谨慎地不提到鸦片”。不料海盗很快地便被捉住，而也查出了鸦片。这位领事居然还厚着脸皮向美国国务卿诉苦道：“我因为这事受到了两广总督不少的轻蔑！”

　　　　　　　　只有一家美国店不贩鸦片

　　所有在中国的美国商人当时都经营鸦片生意，仅仅只有一个例外：一个虔信基督教的名叫奥利芬特D.W.C.Olyphant，始终不肯干这伤天害理的龌龊行当。他因此被别人笑他迂阔，他的店铺也获得了个诨号叫“圣郇山的角落”Zion's Corner（Zion山在耶路撒冷城外，是基督教的圣地）。有一个美国鸦片贩子亨特尔W.C.Hunter回国后隐名写了本“广州番鬼录”The‘Fan Kwae’at Canton(广东话叫“洋鬼子”为“番鬼”)，书中描写了在他所亲历的将近二十年(1825-1844)中美国烟贩子的活动情形。他说：“在广东贩鸦片对于外国亡命徒们，真是一桩轻易而舒服的勾当。这生意做起来既愉快，收入又保险。”所以美国鸦片贩子们不但流连忘返，而且着意培养后进人才。亨特尔就在十九岁上便被送来中国。当时资格最老生意最大的是颇金斯公司，这公司的老板在一八○五年就派了他的十六岁的外甥约翰·顾盛John.P.Cushing到广州分公司来学生意。临别赠给这孩子一册莎士比亚集。以后又谆谆教导给他“关于土耳其鸦片的知识”。写信告诉这孩子：“这鸦片在地中海一带两块钱可以买到一磅，如果在中国能有跟印度鸦片同样的身价，那么就非常赚钱了。”又问道：“运上岸有没有一点危险？每箱付了多少贿赂？”我们不晓得这孩子的莎士比亚念的怎么样，但他在鸦片生意上确没有辜负舅舅的苦心。在广州整整住了二十五年，在鸦片事业中成为出色的领袖人才，使得颇金斯公司在一八二九年独占了在华贸易的一半！他的另一个绝不稍为逊色的本家兄弟加勒·顾盛CalebCushing，我们在后面还要提到。

　　　　　　　　美国国旗掩护鸦片走私

　　一八二一年，在出名的“爹剌那非丫案件”Terranova Case中，鸦片又被中国政府公开发现。两广总督令十三行行商转知美国领事，以后领事须亲自查视每一条美国船，并永远禁止运鸦片的Robinson号和Emily号船再来中国。于是美国鸦片贩子们联合签名宣誓说：“无论从道德或慈善的观点来看，或是仅仅为了商业，我们都极愿看到鸦片在中国的输入与吸食的完全停止。”但就在他们签名宣誓三天之后，在澳门率领美国兵舰的海军少校里德George C.Read向海军部报告道：“鸦片贸易仍在沿海进行。我将并不惊讶于听到他们是在挂着美国旗走私。”德特T yler Dennet的“美国人在东亚”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书中也说：“美国旗是广泛地被用在掩护鸦片走私上，美国人积极地参加这种贸易。材料证明，连驻广州的美国副领事也牵涉在这种走私生意内。”从一八二一年起，中国政府更加严格地查禁鸦片。于是鸦片贩子们把走私总站移到珠江口外的伶仃岛，在那里常年泊着趸船，这在鸦片贸易史上称为伶仃时期，以别于此前的黄埔时期。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在“早期中国生意”The Old China Trade书中说：“鸦片生意在十九世纪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比正当生意还容易做。既不要关税和陋规，又是现款交易，利益又高又固定。”在伶仃时期，鸦片走私是更加扩大猖獗起来了。

　　　　　　　　特制“鸦片飞剪船”武装走私

　　美国人为了大规模地武装走私，还特别建造了许多“鸦片飞剪船”Opium Clippers。据路波克Lubbock在“中国飞剪号”China Clippers和克拉克Clark在“飞剪船时代”Clipper Ship Era书中的描写，这种船是：
　　“首先，其速度可以超过任何别种船只。其次，是装备着重武器。例如羚羊号Antelope船的每边有两门大炮。在中部还有更大的‘长汤姆’Long Tom炮。在主桅周围架着大量的枪矛。后甲板的武器箱内充分地装着手枪和刀剑。”
有一个“鸦片飞剪船”上的船员说过：
　　“我们有充分的准备和那些流氓的中国人冲突，也决不因一两只中国兵船而改变航路。”
　　这些美国浪人们，居然也要把“流氓”的字样加到别人头上呢！

　　　　　　　　中国史上第一次人民反美反英大示威

　　一八三八年，中国掀起了一个禁烟戒烟运动的高潮。“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记载当时“戒食首缴烟枪者，以数万计。其畏法自行弃置烟土烟具，暨奸徒废业远逃者尤多”。外国鸦片贩子们大概也感觉到，这运动再扩大下去的话，对于他们的生意实在不妙。十二月十二日，中国官吏押着个中国烟贩，到洋馆外面的广场上执行绞刑。美英鸦片贩子们竟认为是对他们的故意侮辱，不许执行。亨特尔在书中七十五页描写他们：
　　“突然间把绞架抢过，砸成碎片，扔向行刑者和近旁的中国人，把官吏休息用的帐幕拉倒，把桌子椅子连茶壶茶碗一齐推翻。中国官吏们都逃走后，我们发觉自己已经占领了这片广场。一个水手向另一个喊道：‘我说啊，比尔Bill，我们从没有玩过今天这样的游戏啊！’
　　“到下午，来围洋馆的群众愈聚愈多，美国商馆屋角的守卫被迫撤退，事情看来非常严重。那些最下流的人民无疑问的至少有八千到一万人之多，似乎决心要消灭‘番鬼’们，到五点钟时，纳埃G.Nye先生和我一同从屋顶上翻出去找伍浩官(怡和行伍敦元)，由他写信给广州府。六点半时，中国官军鸣锣挥鞭而来的声音安慰了我们。官军把暴民赶出广场，甚至把许多人赶到河里淹死，于是洋馆的门大开，洋人们脸上都露出难以描述的喜慰。清朝官军们点起灯笼在广场上坐守彻夜。第二天早晨，洋人们向官吏道谢，官吏保证我们道：‘一点也不必害怕！’那个罪犯也移到别处去行刑了。”

　　　　　　　　统治者和人民一向走的是两条路

　　广州人民有着一百多年反侵略英勇斗争的革命传统，这一八三八年第一次的万人大示威，正是针对着美英鸦片贩子们，以及他们背后的美英政府！而清朝封建统治者们在自身受到殴打凌辱之后，不但怯懦退避，反而转过来镇压人民，保护洋人！他们从开头走的就是屈辱投降的路线，而人民走的是坚决反侵略的路线！在以后许多年中有着更大规模更有组织的斗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