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与那些狂妄自大的美国右派智囊相比，他的观点更趋近现实和理性。

相互依存是全球化的核心内涵，因此，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种非输即赢的“零和关系”，追求单赢的政策很难取得成功，国家之间必须走合作共赢的道路。合作共赢意味着，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必须让参与方都获利（至少不受损）才能顺利达成，这就极大限制了国家在对外政策中使用非和平手段――除非获得足够的合法性，
如安理会授权。和平手段因而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可行手段。所谓和平手段，主要就是谈判。因此，世界已经进入了谈判的时代。这对中国外交意味着什么呢？

谈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要求参与者区分不同国家利益的重要性、选择可用于交换的利益、运用议题关联、善于做到进两步退一步，等等。

国家利益依据重要性可以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次要利益。核心利益指事关国家生存的利益，重要利益是事关国家发展的重大利益，一般利益是国家在没有明显国际威胁环境下追求的利益，次要利益是对国家安全与战略经济利益没什么影响的利益。属于核心利益的有领土保有、主权维护、民族生存、政权持续等，因其重要性而成为国家坚守的底线。

但核心利益在国家利益中仅占少数，而占国家利益大部分的重要利益、一般利益和次要利益并不是国家坚守的底线，因此通常成为妥协与交换的对象。谈判的目的就是：确定并守住核心利益，在其他利益上用对等的或尽可能少的妥协来达成协议。运用议题关联、进两步退一步都只能用于非核心利益。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说明。

从较远的历史看，拿破仑战争失败后，维护国家的生存是法国的核心利益。而精明的外长塔列朗在维也纳和会上提出了“正统主义”原则（其核心是：保持法国等“正统”欧洲大国的地位有助于维持欧洲的均势），法国因此不但避免了被肢解的命运，还大致上保有了日后继续参与欧洲协调的大国地位。这是谈判中精于算计、善于妥协的一个经典案例。而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后，对于清政府来说，保住江山与慈禧的性命是核心利益，《北京条约》虽然保住了清廷的核心利益，但条约施加给中国人民的沉重负担实际上加速了清廷的灭亡，因此，从谈判的角度来说，这不能算成功。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除了“弱国无外交”的因素外，还因为当时的中国外交经验不多，尤其缺乏像塔列朗那样的外交人才。

中国奉行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也是因为意识到只有融入现有体系才能发展自己。妥协是韬光养晦的题中应有之义。据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n Johnston）的研究，中国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总数是美国参与数的80％，但就有资格加入的国际组织而言，中国的参与率甚至高于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坦率地说，每参与一个国际组织，都是中国向现存国际体制妥协的过程。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昭示，奉行“在守住自己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向国际体制妥协”的道路是成功的，中国是公认的全球化主要受益者之一。

反观21世纪以来的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认为凭自己的实力就可以最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这种毫不妥协的单边主义政策给美国带来了什么呢？虽然美国的军费开支占全球一半，但民调显示，美国人的安全感反而下降了；“伊战”初期无视大多数国家的意见，在陷入“伊拉克泥潭”后却不得不要求联合国施以援手。

可以说，以谈判为媒介，通过相互妥协实现合作已经是时代要求，任何国家概莫能外。中国应该在总结既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下一步的对外关系框架，在坚持核心国家利益的同时，走出“妥协就是挫折、投降与失败”的误区。在现在的国际条件下，国家之间互相妥协是正常的、必需的，妥协的主体内涵是建设性的、光荣的、智慧的；妥协不是软弱，也并不屈辱，相反，它符合建设和谐世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中国不能放弃自己的核心利益，但对核心利益的坚守应该注意策略，僵化守旧的做法不能真正捍卫国家的核心利益，“变中求守”才是有效的方法。勇于和善于参与多边和双边谈判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国际制度的建设者与提供者。

总之，随着国力明显增强，中国的自信心也在提升，但风云激荡的20世纪令中国积攒了过于丰厚的斗争哲学传统，因此，现在应在对外交往中突出妥协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这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和谐世界的塑造。因为，21世纪的特征是以合作求发展，多边与双边谈判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外交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