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什么时候可以说不？(系列一)

作者：老幺

一 前言
二 中国、中国人、中国人民
三 中国人为什么说不
四 中国人对谁说不
五 中国人怎么说不
六 中国人什么时候可以说不

一 前言

(上) 亚当和夏娃

就动物属性而言，我是一种被称之为“人”的灵长类哺乳动物；就国籍而言，我是来自一个被称之为“中国”的文明古国；就时代而言，我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茁壮成长起来的。“人”这种动物的出现据说有两百万年的历史，而“中国”这一国家的渊源据说可以上溯五千年，“改革开放”迄今为止已有二十多年。

按照圣经的记载，“人”第一次说“不”发生在伊甸园，夏美眉在“知识分子”蛇的指点下与亚哥哥一起食下了“禁果”，这就是“原罪”。亚哥夏妹为“说不”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丧失的是永生的伊甸，得到的是整个世界，欢乐、痛苦、幸福、死亡。

亚哥夏妹既已丧失了永生的机会，自然已经死了，所以老幺心中的疑团就无法解开了，那就是，如果亚夏预先知道上帝对他们的惩罚，他们还会不会吃下那个禁果？他们会不会说，“曾经有一个可爱的禁果放在我面前，我吃下了它，等到上帝惩罚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禁果说，我不吃！如果非要加上一段期限的话，我永远不吃！”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我们这些人就不存在了，老幺估计他们多半会说，“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禁果说，我不吃！如果非要加上一段期限的话，我今天不吃！”然后总有那么一天，对自由和幸福的渴望会令他们说，“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禁果说，我吃！如果非要加上一段期限的话，我现在就吃！”

老幺相信“人”这种动物与普通动物的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人是一种“直立行走动物”，而且是一种敢于“说不”的动物。人“直立行走”其实也是一种“说不”，对地心引力的“说不”，人为地把重心提高了不少。

“说不”意味着对现状的怀疑，对强权的挑战，不仅仅需要超人的勇气，而且经常付出惊人的代价，对亚当夏娃而言，他们所面对的强权是最powerful的上帝，失去的是最美好的伊甸，得到的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下) 中国人“说不”的优良传统

在不少西方人的眼中，中国人是“yes-man”的代名词。唐人街上中国劳工任劳任怨，图书馆内中国留学生埋头苦读，外交会议上中国政府赞成或者弃权，CNN电视里中国农民露出淳朴的笑容。

另一方面，中国人有着“说不”的优良传统。从武王伐纣、陈胜吴广到辛亥革命、八一起义，这是对压迫者的不满；从胡服骑射、商鞅变法到洋务运动、改革开放，这是对旧制度的更新；从蔺相如的“怒发冲冠”、“五步之内”、“玉石俱焚”到毛泽东的“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这是对强权者的不屑。

中国人貌似温顺可奴的背后蕴藏着“说不”的巨大潜能，历史上任何忽视甚或藐视这种能量的当权者、既得利益者、侵略者都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一百年间，中国面对列强的进攻和军阀的混战，伤痕累累，国土沦丧，但中华的“根基”仍在。华夏各民族几千年打拼下来的万里江山无疑好过俄罗斯、加拿大的冰封冻土，也大过其它任何一个国家；中华各贤哲创造出来的璀璨文化无疑令国人“喝稀饭也乐陶陶”，也抵过其它任何一个文明；然而最关键的是，这个地球上最大的民族同时是勇于“说不”的民族，虽然她大部分时间谦卑地说“是”。

中国汉奸层出不穷的同时总有中国英雄的前赴后继，中国一片说“是”的声音中总有勇于“说不”的“小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小孩”越来越多，昔日的“不”也就成了今日的“是”。近代史上，曾国藩、李鸿章对于旧制度“说不”，但在“六君子”和“义合团”的眼中显然属于在“说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对北洋政府“说不”，一起对日本人“说不”，但又相互“说不”。

相对而言，强者对弱者“说不”比较容易，因为强者是ruler，规则制定者，就象上帝说，“这是‘禁果’，你们不能吃。”弱者对强者“说不”，就象亚当夏娃偷吃“禁果”，是传统意义上的“说不”。

“说不”需要勇气和牺牲。蒋公不愿象汪精卫一样对日本人“说是”，但起初也不愿或不敢“说不”，哪怕丢了东三省。最后张将军对他说了“不”才逼他对日本人也说“不”。同样，如果不是毛当年对王明等“说不”，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或许就没有后来的红色中国；如果不是邓当年对“英明领袖”“说不”，实行改革开放，或许我们今天仍在“按既定方针办”。毛为了“说不”，一度丢了帽子，所以他努力宣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邓为了“说不”，三起三落，因此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laoyao@onebox.com
2001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