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独”变成阿扁泄愤的工具 |
| 送交者: 李朝阳 2002年08月16日15:20:14 于 [军事天地]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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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独”变成阿扁泄愤的工具 凤凰网8月14消息:台湾新新闻杂志署名李朝阳的评论,指出“台独”已演变成为陈水扁发泄私愤的工具。 文章说,就在陈水扁透过视讯传递,对东京世台会年会讲出“两岸一边一国”的前一天,台独联盟在日本的机关报《台湾青年》正式宣布停刊。这两件事接续发生,其中似乎透显著某种历史脉动的象征意义。
“台独”运动者心底的两张图像 《台湾青年》宣布停刊,并不算意外,最主要原因在《台湾青年》已经几乎吸引不了任何青年了。当时创刊时热血青年们,现在至少已经50岁了。他们当然在老去,真正的问题是他们老去的过程里,看不到有新一代青年起来承接他们的热情与使命感。 《台湾青年》不再“青年”,这不是在日本的台独联盟特别的遭遇,几乎成了台、美、日三地“台独”团体、“台独”活动共同的命运。“台湾独立”原来是一个“国族”重建理想、一个社会再造的全面运动、一个激烈抗争的政治革命,过去几十年来,“台独”主张吸引人的是这些,可是时移事往,走到今天,“台独”似乎慢慢成为了一种逐渐老化的世代标志。 并不是说以前有更多人支持“台独”、追求“台独”。在威权体制时代,“台独”是可以杀头的重罪,不可能有多少人愿意冒杀身之祸去主张“台独”、争取“台独”。不过那个时代,“台独”做为一个论述、做为一个运动,具备高度动员,不管是情绪动员或资源动员的潜力;今天这个时代,“台独”退化、平庸化成为一种市场上的庸俗意见,谁都可以取得,也都随时可以放弃,“台独”论述内在的紧张性、凝聚力,“台独”运动的爆发力,显然都已经成了明日黄花。 “台独”过去成为一个激情论述、成为一个具体运动的条件,正是“台独”今天退化为世代标志的原因。在禁忌的时代,主张“台独”的人,他们心底都有非常明确的两张图像,一张是他们所厌恶他们所弃绝的现状,一张则是他们想象的“独立台湾”的景况。 现状最大、最凸出的特色就是不自由与不受尊重。投身“台独”论述“台独”运动的人,都深切感受到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价值意念,甚至自己的长相,不受尊重,遭受直接间接的贬抑歧视。在美国在日本,他们是被赶出来的流亡者,即使留在岛内台湾,他们也是被高度边缘化的内部放逐者。 争取“国家的独立”,和争取自身确切的自由,是二而一、是分不开的。因为他们要的自由,就是最基本可以决定自己的语言、生活方式、价值系统的自由;就是让自己活得不受歧视、不受监督的自由。一方面他们认为祇有把威权的统治者赶出去,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所以“国家独立”代表,甚至代替了一切的自由呼喊;另一方面,“国家独立”的意义涵盖了那么多自由的项目,所以这种“台独”论述内部是极其丰富的,从政治、社会、文化、家庭到个人层次,都有无穷多的议题可以发展、可以批判、可以抗争。 分化、内斗冲击“台独”力量 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当时的“台独”主张者,他们很容易可以想象“独立”后的台湾。就算不必把“独立台湾”的各个面相一一投射描述,参与在其间的人,也可以有心照不宣的基本默契。那是一种梦想的心理基础。 因为他们都曾经在另外一种社会里活过、成长过。那个被中止、被改变、被否认的社会,那个在战后被视为是“奴化社会”而取消了正当性,进而被污名化的日据后期时代。那个时代,老实说,在殖民、战争、贫困的三种压迫下,台湾人不可能过得多好。可是正因为新政权粗暴霸道地将那个时代污名化了,反而提供那一代的台湾人一种选择性美化的动机。 在他们心中,在“台独”运动最温柔的核心里,一直藏着一个乌托邦。人们挑选了成长时期最美好的怀旧记忆,包括法治秩序、清洁卫生、素朴民风等等,搀杂上看到的、听到的日本战后经济荣景,组构了一个理想的、应然的台湾图像。 台湾应该是这样的,如果获得“独立”的机会,台湾应该就会变成这样,不管在美国、在日本或在岛内,“台独”运动台独论述内部共享着这样一个美丽乌托邦。这个乌托邦不是抽象的,这个乌托邦是不必争议,大家都了解大家都认同的。这个乌托邦图像,凝聚了远在千里万里以外的各方“台独”活动。 这样的“台独”运动,虽然受到最强烈最残酷的压抑,却必然是活活泼泼元气十足的。大家不必明说就知道自己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而在压抑与管制中,随时有那么多议题可供认真冲撞、试图突破。 心中的乌托邦愈来愈模糊 几十年间,“台独”运动受到的最大困扰,一是政府的肃清捕杀,二是流亡中的寂寞苦闷,三是革命抗争没有具体进度时,阵营内部很容易受到分化煽动或自行陷入内斗。可是这几十年来,“台独”运动不曾枯竭其新血的来源、不曾枯竭其议题能量、不曾枯竭其梦想招唤。 一直到20世纪的最后10年。不管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台湾都经历了本世纪以来最剧烈的变化,这些变化一锤一击打在台独身上,让“台独”应付不及。 第一个打击,吊诡地,正是民主改革,尤其是言论尺度大幅开放。禁锁“台独”主张的力量快速消解,而且基础民主构造陆续完成。这项变化直接影响的,是“台独”议题与民主化诉求之间的脱钩,过去“台独”可以不断藉追求民主来发声,现在民主慢慢浮现,“台独”却依旧渺远。 在民主化过程中,最大的功臣又是与“台独”人士成长背景非常接近的李登辉。李登辉一边进行民主改革,一边又对“台独”表现了越来越高度的友善,甚至亲切。这样的变化,在“台独”内部促发了至少两项质变。一项是拨走了一大半台独论述对国民党政府的绝对敌意与誓死抵抗强度。“台独”在对待李登辉态度上不能不犹豫、不能不有所保留,甚至有所期待。于是台独长期建构的反对与反抗合法性权威,就被李登辉逐步吸纳收拢。另一项质变则是原本的台湾乌托邦开始褪色,乌托邦台湾与现实台湾之间的不可并存、不可共量性开始消弱。以前的“台独”是要完全弃绝现状、才能通达理想,现在却越来越拿捏不准该如何处理李登辉领导的现实台湾了。如果用李登辉式的渐进改革,也能偷天换日得到新而“独立”的台湾,那还要不要高喊“台独”?要不要冒高喊“台独”,反而激起保守势力反扑,反而坏了李登辉大事的危险? 从那个时候起,“台独”陷入了迷惘。最大的迷惘是台独论述持续依赖过去的乌托邦做为理想对照,可是新一代的台湾人对那个乌托邦越来越不清楚、越来越没有感应。新的根本问题浮现:“独立的台湾是怎样的台湾?独立后的台湾和现在的台湾有什么不一样?” 过去的“台独”人士是用压抑默契来解决这个根本信仰问题的。然而他们忽略了:跨越世代经验后,他们自己有深切体认的那个乌托邦,对下一代没有任何吸引力。 可是他们却还在用旧的语言、用旧的日据时代与国府接收比较、用“二二八”来趋近、刻划他们追求的“独立台湾”。 真正的效果是:“独立台湾”失去了真正的内容,进而台湾“独立”不再是具体建立新“国家”新社会的全面理想,慢慢退化融化祇剩一个情绪的、工具的意义──那就是拒斥“中国”。“台独”祇是拒绝中国、发泄对中国不满的一种姿态,失去了更深层更重要的意义。 很不幸地,陈水扁就是用这种情绪的、工具的角度在利用“台独”。所以他才会说:如果中共一直没有善意,我们就要认真思考走自己的路。这种话其实悖离原本的“台独”理念很远很远。这样的思考大大矮化了原本“台独”建造新“国家”新社会的全面性企图。 吊诡地,陈水扁的“台独”言论,成了这个时代“台独”最深最难跳脱的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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