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台政策的思考基點

● 邵宗海

　　作者認為，台灣問題還沒有“急”到必須讓中國大陸立即搬上檯面的情況，因為陳水扁在立委選舉後並未明顯調整對北京的政策，美國在兩岸課題上已越來越往北京“傾斜”，中國有比台灣問題更重要的課題得優先處理。

　　《紐約時報》去年12月8日的一篇報道有建議北京“應三思對扁策略”，這篇報道的動機不外乎是因為中國在台灣大選之後的反應並不如預期的劇烈，包括中國外交部與國台辦的發言人，在被動問及對台灣大選民進黨獲得大勝結果的看法，均一律以過去重複多次的舊調或政策基調回答，除了顯示政策好像沒有什麼調整的跡象外，又因這種回應的態度與內涵迥異於以往，給外界有種“撲朔迷離”的感覺。

　　中國當局在台灣大選之後所思考的政策基點到底如何?不僅台灣海峽的兩岸有興趣，恐怕國際社會也給予高度的關注。

令北京擔憂的三點

　　嚴格來說，從經驗法則推論，台灣立委與縣市長的選舉結果，其中三點情況是會令北京憂心與不安的：

　　一是民進黨獲得立委87席次成為立院第一大黨，未來影響台灣政經情勢不可預測；

　　二是李登輝主導的台灣團結聯盟贏得10席，除了與民進黨結盟可達立院100席的實力外，尚有本土意識的漫延的可能；

　　三是國民黨在立院席次大幅下降，只有65席，導致中國對於泛藍軍再奪回政權期望的落空，若再加上新黨的泡沫化，更憂慮“統一”在台灣市場空間的壓縮。

　　作者在去年11月中旬與中國大陸學界智庫進行訪問時，就發現不管是研究單位與學術個人，均對台灣選舉“民進黨會不會超越國民黨成為立法院第一大黨”的問題有高度興趣，其實這個問題的背後心態也涵蓋了兩種層面：

　　一種是情感上對民進黨會否獲得立法院最多席次政黨的可能性尚存有極大保留的看法；另一種則是對選舉若出現如此的結果有種“無力無奈的焦慮”，其中有句話很能道破他們內心的想法：“如果過去一年半台灣政治如此衝突，經濟那麼蕭條，社會族群又不融洽，民進黨還能獲得如此多的席次，那麼這不就是給陳水扁的一次信任投票？”

　　其實，尚未說出口，更令北京憂心的發展是2004年大選，陳水扁的連任之路是否會更加順利的問題。所以，台灣大選結果辯稱北京沒有憂心是不符事實，但是這樣的“憂心”是否必然導致對台政策的改變恐怕也需要一段時間的觀察。

　　其實，中國外交部與國台辦的發言人談話雖是照本宣科，不過，也確實反映了北京當局目前的立場：那就是台灣問題還沒有“急”到必須立即搬上檯面。

北京不“急”於搬台灣問題上檯面

　　這其中有幾個背景因素值得提出來參考：

　　一、陳水扁在選後並沒有顯示台北的大陸政策有意調向。他在去年12月3日在接見到台參加“民主鞏固與和平安全國際研討會”二十多位各國外賓時，就藉機表示他努力改善兩岸關係的誠意沒有改變。想要使兩岸關係正常化的心意也沒有改變，更沒有放棄期待兩岸領導人握手的一刻。

　　陳水扁在保證他的兩岸政策不會受到大選結果任何影響之後，最多只提出一句：希望北京在選前看不起他與新政府，能在選後“接受台灣人民的選擇”，主要的意思也就是呼籲北京態度能轉變不與民進黨政府接觸的政策。

　　對北京來說，陳水扁此番宣示，只是再度重複他過去一年半以來不斷釋放的“善意”，對兩岸互信不足的誤解會有消除作用，但對兩岸僵局的突破在陳沒有接受“一中原則”之前，顯然毫無幫助。這就是為什麼張銘清提說“一國兩制，和平統一”與“江八點”的對台基本方針不變的關鍵所在。

　　但是由於阿扁之大陸政策在短期內不會劇變，也使得北京對大選結果即使憂心也有很難切入批評的尷尬。

　　二、美國與中國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因攜手合作反恐而使得雙方關係發展大有斬獲，一掃去年4月海南撞機事件以來的陰霾；況且，美國政府已在多次場合發表談話表示它“傾斜”北京的一面。譬如美亞太助卿凱利去年12月19日一場簡報中，特別提醒（台北）說，在WTO場合中，將不適合兩岸政治對話，對有意藉WTO經貿談判機制來達成兩岸對等談判的台北而言，當然是項“警訊”。

　　另外，就在台北多次否定有“九二共識”之時，一位資深的美國官員則在去年12月19日與台灣駐華府的媒體記者座談會時強調“台海兩岸當然在九二年有基本共識，才有後來的辜汪會談”。

　　這種種跡象，在在說明了北京已在九一一事件之後，掌握了兩岸之間在布什政府中更多的籌碼，而北京更是了解在台灣問題上不能讓美國有點擔憂它有“操之過急”之意。

　　只要台灣沒有明顯而且立即的轉變，加上美國可能會持續的“傾斜”北京，那麼中國就應該對阿扁繼續采“聽其言，觀其行”這個有點拖延但具彈性的政策。

台灣問題不再那麼“優先”

　　三、由於申奧成功，成功入世，APEC的主辦，已讓中國躍升國際主導地位，加上十六大接班只許順利不容差錯，台灣的問題在眾多喜悅與重大任務之中，變成了不是個最優先或最重要需要處理的順序，除非台灣立即宣布獨立，才能見到這個問題突然暴升的嚴重性。

　　其實還有更強的背後因素，導致了中國對台灣問題優先順序的“擱置”，這些因素更多的解釋是屬於心理層面的：

　　首先，中國大陸目前正興起一種說法，便是“兩岸統一的問題重要的過程而非目標的達成”，因此，中國大陸對台灣問題的解決，已不是認定必須二者在形式上合而為一，而是只要台灣有意走向“統一過程”時，譬如說，願意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在這樣的精神上二者已有整合基礎，那麼到時統一就沒有所謂的“時間表”，這也是日前錢其琛在談到統一問題時說中國大陸有耐心等待的真正原委所在。所以，台灣問題的解決已不是過去那套思維模式來運作。

　　其次，是中國大陸多數學者認為，當中國對自己最有信心時，就是對兩岸關係發展最有利的時機。若此，當前中國大陸正醉心於其國際社會地位的提升，充滿了“自信”，認為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與困難。這種“自信”一旦反映到兩岸關繫上，就會讓它覺得即使台灣再有何作為，也逃不出其如來佛的手掌心，因此對台灣的問題的處理反而出現了“長期處理”的傾向。若與上述“統一過程”說法配合來看，實際上已隱然含有對台政策略作溫和調整的一面。

·作者是台灣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研究所教授，現任新加坡大學東亞研究所資深訪問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