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革命－－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腹心
以恐怖主义对抗“新的极权主义”，这是王小东们的一个基本思路。但远古
的基因其实渺不可及，只能就近取材，就有了对于“伊斯兰革命”的神往。
在中国知识界，王小东们是最早发现“伊斯兰革命”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
命”的意义的一批人。他们很早就断言：“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南
方革命”已经开始。这个“南方革命”以两种方式展开，一种是消极的，即在非
洲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发生的一切－－“在那里无数深受新殖民主义
涂炭的人民，正以饥饿、流离失所和死亡摆脱企图在那里建立起的西方式的文明；
在那里众多的国家，正以经济崩溃的方式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轨，以堕入深渊
的方式冲出国际资本的循环圈。总之，在那里南方革命表现为贫困和死亡，由资
本主义导致的死亡将导致死亡的资本主义。”另一种则是积极、主动的，那便是
所谓“伊斯兰革命”－－在王小东们看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腹心正在于此。
这首先是由于国际资本给伊斯兰世界带来的贫困、痛苦和压迫，“以及由此而产
生的弥散在亿万穆斯林心底里的、对他们不幸的遭遇的激愤心情”。其次，“还
在于它是一种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伊斯兰教义在
近代以来，经过穆斯林的卓越的思想家阿富汗尼、莫杜迪、班纳等人的释义、阐
发，终于成为一种真正的意识形态，一种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追求
完美和理想主义的战斗伊斯兰精神同西方崇尚物质享受的意识形态是截然对立
的。”再次，则由于伊斯兰世界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目前全世界有10亿多
穆斯林人口，分布在80多个国家，而在穆斯林最集中的西亚、北非，是地球自然
资源、特别是能源蕴藏最丰富的地区。事实上伊斯兰的影响是世界性的，甚至在
欧洲，伊斯兰已成为第二大宗教，英国有近200万穆斯林，同基督教一样，伊斯
兰也是世界范围的信仰。”这种种优势注定了伊斯兰世界有足够的实力与美国
“新的极权主义”展开真正的较量。而所谓“伊斯兰革命”一旦成功，装上美国
油轮的中东廉价的石油肯定会日益减少。积极的、主动的“伊斯兰革命”与消极
的黑非洲革命相汇合，将对后殖民主义或称美国“新的极权主义”构成致命打击
－－切断西方的经济命脉，中断国际化和国际大循环的资本运动，从而使第三世
界完全与国际资本脱钩。
既有对“侠客行”的怀念，又有对“伊斯兰革命”的神往，这种背景下，王
小东们不假思索地为911击节叫好，无疑是一种本能反应。
不敬上帝敬真主
王小东们的“超限战”理论有着“神圣的理想”。这种“神圣的理想”一方
面表现为政治情结即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热烈追求，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文情
结即对现代文明的拒绝。实际上，王小东们之说“不”并非仅仅对外，或者说主
要不是对外，而是主要针对现代文明“说不”，尤其针对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走向
“说不”。对外“说不”，不过是他们的一个突破口。
这仍然反映于他们对中东问题的观察。
中东冲突不只是政治冲突，更是文明冲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与伊
斯兰文明尤其是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冲突。王小东们在这场冲突中旗帜鲜明地
站在美国对立的一方，则不只基于政治理由，同时也基于他们对以美国为代表的
西方文明的反感。
这一点，王小东们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表述的非常清楚。他们毫
不置疑地引用穆斯林思想家班纳关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两者之间区别与优劣
的比较：“班纳认为：西方文明赖以建立的社会原则已经遭遇了破产，‘西方的
生活方式实际上建立在实用与技能的知识上，在发现、发明以及机械产品充斥的
世界市场上，它始终未能对人类的思想提供一丝光明、一线希望、一点信仰，或
者给焦虑不安的人提供哪怕是最为狭窄的通往安宁与平静之途。'与西方的享乐
主义的困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善尽美的伊斯兰。班纳继续指出：伊斯兰能为人
的精神提供完美的境界，这是西方文化不能望其项背的。班纳主张在社会实际生
活中，伊斯兰国家摆脱西方大国的控制，确保国家财富的增长，扩大社会服务，
建立一个平等的、公正的、道德高尚的社会。”王小东们由此感叹：“在一个个
被西方新殖民主义的压榨和西方精神污染，搞得穷困不堪、乌烟瘴气的伊斯兰国
家中，原教旨主义的说教实在是太有说服力了。战斗伊斯兰给了穆斯林们新的光
明和希望。”一方面，对“追求完美和理想主义的战斗伊斯兰精神”即伊斯兰原
教旨主义充分肯定，而完全回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中世纪蒙昧特色，完全回避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对人的全面禁锢、对现代化的全面反动这一现实。另一方面，
对背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西式的现代化道路”，如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白色
革命”，王小东们无一字正面评价，基本认可霍梅尼对“白色革命”的审判－－
“这个被如此美妙地称为‘白色革命’的东西，不外乎是一项美国的计划，其用
心良苦，旨在毁灭我们的农业，把我们整个国家变成倾销美国生活用品和消费品
的市场，并把我们的农民变成廉价劳动力。”“巴列维王朝是殖民主义者强加给
伊朗人民的。这个王朝掠夺我国的自然资源和财富，并向外国人开放。它破坏了
我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设施的基础。五十多年来，它一直压迫着伊朗人
民。”如果说这些转述尚不足以说明他们本身的立场，那么，他们的如下评述，
其取舍褒贬的主观倾向就昭然可见了－－
伊斯兰世界不仅忍受着西方的经济剥削和掠夺，而更难以忍受的是西方丑恶
文化的侵蚀。西方人很难理解，当西方的肮脏的色情文艺、堕落的生活方式、疯
狂的流行歌曲，随着西方的资本、技术设备一同进入古朴的穆斯林社会时，给那
些真正信仰者的心灵上造成了怎样的创伤，以及他们那种难以名状的反感和仇恨
的心情。在这种社会的物质关系和心理状态的基础上，伊斯兰很自然地与民族利
益融为一体；在这些国家中，当人们对西式的现代化道路进行重新思考的时候，
伊斯兰化显然就成为对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新的选择和尝试。
当王小东们这样高谈阔论的时候，塔里班已经以对自己的人民的残忍向世界
展示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居然可以从这种纯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中生长
出“对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新的选择和尝试”，真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判
断。同样是新左派的张广天却承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统治下的阿富汗是“一个生
活在中世纪黑暗中的国家”，批评塔里班是“无视民生、草菅人命的宗族集团”。
看来，本来只会煽情的艺术家张广天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比本应擅长实证分析的学
者王小东们清醒的多。
对西方文明的否定和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推崇，说明王小东们对现代化的
一种抗拒意识。当然他们不承认这个结论，他们会说，他们抗拒的仅仅是西方化
－－但问题在于，现代化固然不等于西方化。但现代化生长于西方，现代化与西
方化因此本来就是水乳交融，不可剥离。所以，套用一个流行句式来说，对于一
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西方化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西方化是万万不能的。完全拒
绝西方化的现代化只是空想；其次，西方化与本土化并不总是东风西风的关系，
不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日本最终不是把西方文明与“和魂”结合的很好吗？新
加坡最终不是把西方文明与儒教文明结合的很好吗？台湾最终不也把西方文明和
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很好吗？可见，西方化之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必需，
而且可行。就历史和现实来说，凡是成功的现代化，莫不在相当程度上汲纳了西
方文明，排除西方化的现代化，从来没有成功的先例。拒绝西方文明、拒绝西方
化，与拒绝现代文明、拒绝现代化并无实质差异。王小东们对西方化抱持极端对
立的态度，这种态度与现代化当然是不相容的。
无根飘荡的民族主义
王小东们对现代化的抗拒，不仅表现于逻辑，更表现于事实。他们反感西方
文明，而且对包括自己祖国的文明在内的任何其他形态的文明不感兴趣，而惟独
对与西方文明不共戴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情有独钟。这就不能不让人注意到王
小东们潜在的宗教情结－－他们向往精神上的至纯至美，即所谓“神性”。而以
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为主要特色的西方文明，即世俗化的西方文明，则是这种
“神性”的最大敌人。西方文明所到之处，“神性”统统被肢解被玷污。王小东
们之反感西方文明，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而无论是日本的“大和魂”，还是
中国的儒教文明，也带有浓厚的世俗化特征，因此极容易跟西方文明妥协，极容
易成为西方文明的同谋，根本不可能具备抵抗西方文明所必需的“战斗性”。在
王小东们眼里，儒教文明“从来不具备神性的感召力，从来就是一种极为世俗的
文明”。何况“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儒教文明圈的文化特性将迅速地消融于西方
文明之中。因为这一文化圈中的绝大多数人既没有保卫自己的文化遗产的热忱，
也没有抵抗西方文化侵蚀的意愿，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韩国都一样……。就可
预见的将来而言，儒教文明已经产生不出具有独特性的哲学思想，甚至产生不出
独具风格的艺术形式，更不用说具有一种活的文明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了。抛开其
他因素不谈，儒教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只能越来越模糊，而究其内容，
则是越来越西方化。”
这其实也正是王小东们的尴尬。他们极力排拒世俗的或者毋宁说是粗俗的西
方文明，他们向往一种雅致的、绝对清洁的、带有神性之美的文明形态。但他们
竟无法从本土找寻到他们所向往的那种文明的哪怕是一丁点点残片，以此来开掘
“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同时以此为武器来抵抗来势汹汹的西方文明。王小
东们主张的“刚愤的极端的民族主义”，因此只能是一种失根的民族主义。在对
本土的绝望中接触到伊斯兰文明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他们当然有“众里寻
他千百度，那人却在阑珊处”的惊喜之感。也就是说，王小东们排拒西方文明，
但本土文明无从寄托，他们只能向外寻求自己急需的思想资源。伊斯兰文明尤其
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正好迎合他们：“惟有伊斯兰才是能够感召人们，特别是青
年们为之献身的较大的文明，也惟有伊斯兰才具有与西方文明相抗衡的哲学思想、
价值观。无论是好是坏，儒教文明是绝对不具备这种精神力量的。”伊斯兰文明
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当然要被他们当作抵抗西方文明、抵抗美国“新极权主
义”的生力军，当然成了他们希望的天空中最后的一颗星星：这就注定了王小东
们对伊斯兰文明尤其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认同不只是政治上的认同，更是文化
气质上的、精神意义上的认同。而对伊斯兰文明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文化
气质上、精神意义上的认同，则无疑构成对于现代化的反动。
可见，在文化气质上、精神意义上，王小东们早就和宗教极端恐怖主义有了
亲缘关系。这一点，也从王小东为恐怖分子辩护的一段说词中看得出来。王小东
痛斥了布什对恐怖分子的“懦夫”的指控之后，提醒公众：
据10月1日的美国《新闻周刊》介绍：这次的恐怖分子“素质之高，令人不
安”，他们不再是过去媒体塑造的那种“没有工作、没有教育、没有前途、没有
希望”，以为自己一拉响绑在腰间的炸弹，就可以进入天堂之门，和处女们睡觉
的年轻人。列为头号嫌疑犯的Atta，出身于埃及一个极为富有的律师家庭，在地
中海岸有度假别墅，在开罗有豪宅，两个姐姐都是大学教授，自己在德国读研究
生，按《新闻周刊》的话说，他是“西方式现代化的宠儿”。他的德国导师在
911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他为“一个可爱的人”。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
光骂几句“愚昧”、“残忍”、“流氓”就能解决问题了？美国人痛定思痛，都
在认真思考，而我们的“文化精英”们却在那里一味叫骂，骂恐怖分子，骂“幸
灾乐祸”的中国民众。暂且停一停叫骂，好好想一想吧。
“西方式现代化的宠儿”，为什么竟成了“西方式现代化”的死敌，王小东
提出的这个问题本身，并非没有思考价值。其实无论是穆斯林思想家，还是王小
东等民族主义精英，他们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批评，本来是有思想含量的。以消费
主义、物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式现代化，的确存在弊端：在消灭传统社会对
人的异化的同时，又制造了对人的新的异化。这一点，就连许多西方的思想家也
不否认。但如果以此为理由，而借恐怖主义颠覆“西方式现代化”，则任何类型
的现代化都可以同样对待－－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让所有人满意的现代化，任何类
型的现代化都有弊端。不满意就借恐怖主义颠覆之，任何类型的现代化都难以为
继，人类只好退到中世纪，而且必然退到中世纪－－恐怖主义只能破坏一种新文
明，而不可能创造一种新文明；它对新文明的破坏，因此必然造成文明的真空，
从而为旧文明的复辟拓出广大的空间，客观上是为旧文明清道。
“先知”迭出只是乱世之兆
王小东们的尴尬，其实不只是他们在鄙弃西方文明的同时，却无法找到抵抗
西方文明的本土资源。更在于他们所欣赏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根本不适合他们
所处的那片国土，根本就没法在他们所处的那片国土播种。既不能从本土发掘，
又不能从外面拿来。他们自己呢，又根本不具备思想上的原创能力－－泰戈尔和
甘地不认可西方文明，但泰戈尔和甘地有自己民族的文明发展思路；托尔斯泰不
认可西方文明，但托尔斯泰有自己民族的文明发展思路；梁漱溟、张君劢也莫不
如此。但王小东们有什么呢？他们的著述中，第一是破，第二是破，第三还是破。
寒窗十年，一直不能提出自己的关于人类文明走向尤其是中国现代化走向的建设
性理论。那他们拿什么来和他们所敌视的“西方式的现代化”抗衡？他们根本就
拿不出来。他们之所以呼唤恐怖主义，这或许是一个因素吧－－他们拿不出任何
具有建设性的实体理论，又无法忍受“西方式的现代化”的步步进逼，情急之下，
无奈之中，或者说是绝望之中，他们只好求助于恐怖主义，希望借恐怖主义来遏
制“西方式的现代化”的蔓延。
如果仅仅是王小东们情急、无奈和绝望，倒也无碍大局－－毕竟“书生造反，
十年难成”。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简单。王小东们的绝望和躁动不只是王小东们
仅有，而是普罗大众共有的。89年之后，非理性的国际政治观即阶级斗争为纲的
国际政治观大面积回潮，客观上制造了“受虐型民族主义”。中国民众对国际事
务的判断因此丧失八十年代的那种理智、宽宏和从容，而是极敏感，极狭隘，极
好斗。但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这一套非理性的国际政治观又不能运用于具体的
外交实践，政府处理中外关系往往比较务实。这样，常常是自相矛盾－－对内的
高调宣传煽起强烈的仇外情绪，强硬外交乃至不惜一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
高调又无法兑现，而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再三再四地妥协、退让。另一方面，89
年之后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确实处境艰难，频频受挫，银河号事件、五八事件、
南海撞机事件，中国政府都忍声吞气。日本拒绝就战争罪行道歉，且公然修改教
科书；韩国、新加坡均予激烈抨击，惟独中国政府态度暧昧……。中国民众遭受
双重羞辱，感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沮丧和屈辱。他们痛恨外族尤其是美国的“霸
道”，同时也抱怨自己政府的“软弱”。而他们的失望、屈辱又不可能有发泄空
间，满腔怒火只能积郁在胸。“受虐型民族主义”因此如野草疯长。对内，政治
体制改革一直不能实质性启动，以致形成权贵资本主义，贫富矛盾、官民矛盾愈
来愈尖锐，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沮丧和屈辱更普遍也更严重。
可见，无论外交还是内政，中国民众都处于绝对弱势，都深感“受虐”。长
期处在混沌之中，找不到方向，看不到希望，他们的理智正逐渐磨蚀，绝望和躁
动正与日俱增。“超限”在他们来说就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换言之，自相矛盾的
外交理论和实践，对内的政治腐败，正在制造着规模庞大的暴民。
草根心理的暴民化，与民族主义精英集团的情急、无奈和绝望，何其相似乃
尔！这两种心理如果汇合，则等于干柴碰着了火星，局面彻底失控将指日可待。
暴民政治和民族主义极权政治相结合的新型的全能政治，一种绝对恐怖的“超限”
政治，将从燎原烈焰中诞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民主化进程，都会毁于一旦。
而这对中国、对世界，无疑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不能排除，已经有极个别民族主义精英看到了这个并非危言耸听的结局，而
期待着火中取粟，于是竭力宣扬“超限”思维、竭力助长草根心理的暴民化。如
果笔者的这个猜测能够成立，则当下中国实际上已处于纳粹时代的前夜。当下的
中国民众和那时的德国民众一样对内对外都深感“受虐”和无助、无望，当下的
中国政府和那时的魏玛政府一样软弱无能，当下的中国精英阶层和那时德国的精
英阶层一样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可疑的“先知”。对照一下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几
十年前给德国和意大利的那两位“先知”的画像，或许对认识当下中国的某些
“先知”有所裨益－－
“……这位强有力者说，旧制度已经陈腐。他坚决认定反对原则是
彻底的全面改革的障碍。只要人们允许他去清除奥其王的牛棚，他便对每一个人
作出任何诺言。他利用每一种可以觉察到的不满情绪而使其号召具有吸引力。他
说：这是职业不稳定的问题，利息限制的问题，外国人的问题，大商店的问题，
布尔什维克煽动者的问题等等。由于大多数人都是世故不深，他们只模糊地有些
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他们开始注意他所许诺的新秩序。这般人到一个相当时期，
便被说服，相信现状已坏到无可再坏的地步，在新政权下，情况或许要好得多。
这时，便像卢梭所谓，他们奔去迎接他们的锁链。等到他们看出所许诺的自由原
是一种更恶劣的旧的束缚的变种，那时已经太迟了。
任何考查过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崛起的经过的人，都能自行证实这一个诊断。
他在整个过程的背后，都会发现一种不变的式样。那就是：独裁者在利用人们的
不安、愤慨、冷淡和失望的感觉。他许诺一个新的天和新的地；他将新天地不能
来临的原因归咎于几种容易鉴定的敌人身上，不论是人或是原则。他这样描写他
的改革方案，使得普通人至少能认识其中观念的语言，而这些观念则是他们被教
去赞赏的。普通人谛听这位煽动家的仁慈的话；目击他的戏剧性的示威游行；读
他的愤慨地痛骂他们自己也憎恨的种种罪恶的文章。农民则深信可以免缴什一税
的诺言。小商店主则给一个没有连锁商店和合作社的新世界的前景迷住了。工人
们也欣赏他所说的禁止外货进口便能免于失业恐慌的话。除了这一切之外，还有
全面的谩骂、激动情感的戏剧演出、很好地组织的殉难、高压力的感情表现，造
成了一种印象：这是一个受着‘老的一代’的迫害、代表不顾既得利益的权力、
设法冲破旧制度的青年活力的、伟大的、行动家的运动。一再成功的复述，它开
始成为对多数怀有不满情绪、但又感觉模糊、不懂得用合理的议论去作表达的人
们来说是一种象是很有理的简要的表达。谩骂重复到相当充分的地步，就容易令
人觉得'老的一代'的确有些可疑。青年被吸引到这种运动中去是因为这种运动看
来有供他们活动的余地，也因为这种运动的新奇性，好像参加了便能从他们所痛
恨的长辈的权威下解救出来。对于迷惘失意的人来说，法西斯主义提供了宗教复
兴运动所常常带给人们的那种麻醉剂。它是一种对于思想上的腐蚀性的癌症的无
上的轻释剂。
他们不知道－－他们被小心地蒙蔽－－：煽动家向寻常人呼吁的幕后把他们
拴在反动利益上的细密组织的线索。这些戏是需要钱来演的，但账单通常是不公
开的，契约也是秘密的。不论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都不容许人们穿过他们和反动
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其中共同决定真实意图的昏暗。这些是担负费用的人，他们在
一般受骗的附从者没有把煽动家安置于当权的地位之前，是不出面的。只在到了
那个时候，法西斯的假面具才揭开。自由工会不见了；社会主义政党被镇压了；
合作化运动被‘接收’了。自由的报纸不再存在了。罢工成为非法的行动了。批
评者总是失踪到牢狱或集中营里去。‘革命’被宣告完成了。但旧有的利益集团，
在‘革命’后和革命前一样继续当权，真正有效地受到改变的只是普通公民使自
己的意志与政府命令对抗的能力。他已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公民了。不论他的思想
怎样，随着新秩序的巩固，他只有向那班为铸造锁链的人喝彩的权利了。” 11
这样的历史，百年中国重演了好几遍，难道还要再来一遍么？
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承认，的确，中国的现状不合理，中国需要革命。
但很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会赞成那样一种“先知”主导的那样一种完全“超限”
的“革命”。中国在那种“超限”的“革命”中蹉跎了整整一个世纪，创巨痛深，
不能再蹉跎。必须以和平的、主动的革命，来取代、来消除那种“超限”的革命。
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承认，的确，中国需要思想家。但中国需要的只
是理性的思想家，而不是非理性的“先知”。非理性的“先知”迭出，这不是福
音，只是乱世之兆。但愿我们能够警惕起来，不给非理性的“先知”们上下其手
的空间。但愿我们能够及早疏解民怨，以最小的痛苦，实现社会的转轨。
天佑中国！
注释：
1。刘军宁：《原始野蛮的战争理论》，原载2001－10－12新世纪网站
2.老言：《在数学先生眼里,人的生命最不值钱》，原载2001－10－08强国论坛
3。数学：《美军的表现太让人失望了》，原载2001－10－09强国论坛
4.资产重组：《勇敢还是怯懦？－－对某些自由派的心理分析》，原载2001－9
－19“世纪沙龙”网站
5。“雁渡寒潭”：《痛定思痛－－我们思的什么痛？》，原载2001－9－29大家
论坛
6。“简直”：《正义、恐怖主义及人道主义的背后》，原载2001－9－13经济人
俱乐部网站
7。同上
8。“江南第一才子”：《只有永恒的利益，绝无普世的人道－－给方舟子》，
原载2001－9－23强国论坛
9。刘军宁：《原始野蛮的战争理论》
10。王小东：《谈谈中国》，原载2001－10－7士柏咨询网
11.拉斯基：《现代国家中的自由权》第21－22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