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內憂

原載《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4期（總第53期）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是一句耳熟能詳的警世之言。本文主要列數當前改革與發展中存在的若乾重要問題。文章側重實證分析，較少理論剖析。寫這篇文章的用意在於引起人們對我們前進道路上種種險阻的關注。

一．奢靡之風——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的又一公害

腐敗現在已經是“過街老鼠”。腐敗未除，時下又多了一害，這就是勢頭愈演愈烈的奢靡之風。奢靡是寄生性、腐朽性的表現。腐朽和腐敗是一對孿生子，僅一字之差，豈可熟視無睹。

“消費社會”已經成為當代世界的一大公害，它不僅直接危及經濟與生態平衡，而且威脅現代人類文明和進步。現在它正像傳染病一樣向發展中國家蔓延和擴散。

回過頭來看看咱們中國吧！今日中國 GDP已躍居世界第6位，進出口總額已雄居世界第6位。總而言之，中國雖說不上經濟強國，但近20年憑着年均9％的增速進入了經濟大國的行列。於是，在“與國際接軌”的一片叫嚷聲中，奢靡之風吹遍九州大地，什麼“勤儉建國”、“艱苦奮鬥”等等都被當作不合時宜的陳規陋習拋進了歷史垃圾堆。

辦公樓越建越豪華，南方一個中等城市的辦公大樓建築面積大到17萬平方米，氣魄之大，可與人民大會堂、故宮媲美。辦公室越修越華麗，水晶吊燈、實木地板。大理石貼面、老闆桌、太師椅、空調機、飲水器等等，一應俱全。原本為辦理公務提供便利的辦公場所發生了異化，成為權勢和富貴的象徵。

內部招待所紛紛升級為星級賓館，越修檔次越高，住宿、餐飲、健身、娛樂設施樣樣齊全，甚至縣城賓館都專設豪華套間、總統套房。近4年全國星級飯店已陷入了全行業虧損困境。被稱為“貴族娛樂”的高爾夫球場，遍及大中城市。僅北京就有15座，還有17座在建。一個高爾夫球場的投資能建多少座希望小學！

人工景點，景觀，街心花園，城市廣場興建成風，從大城市一直到小城鎮，一地賽一地，一城蓋過一城。外國有的，我們要有；外國沒有的，我們要創。

在招商引資的旗號下，寫字樓越建越氣魄，越建越高，熱衷於建摩天大樓。紐約世貿大廈被毀之後，我國某市已決定耗巨資興建世界第一高樓。不少城市在積極籌建自己的標誌性大廈。

步行街、購物城、金街銀街、仿古街、娛樂城、美食城、休閒街等，花樣翻新，名目繁多。有的街道裝修之豪華甚至連巴黎的香舍里榭大街也自嘆不如。某市花巨資興建的步行商業街，堪稱“中華第一街”，最近又計劃用100億元進行二次改造。不少中小城市大量擠占農田，耗巨資興建大馬路，有的縣城馬路寬達五六十米。

城市建設許多市政當局都選定了以世界名城為目標，什麼“東方威尼斯”、“亞洲芝加哥”、“北方香港”、東方“巴黎”、“中國維也納”等等，幾乎中國將成為世界名城的會聚地。

公款吃喝成風，送往迎來設宴，逢會必吃，美味佳餚中外名酒應有盡有。去年僅餐飲業的營業額就達4000億元之多，還不包括內部招待所開銷。法國“XO”酒在中國銷量之大，令法國老闆自嘆：“法國人太窮！”

一些外國友人在中國城市走馬觀花，深為這些年中國的變化驚嘆不已，甚至不相信中國人均GDP僅不到800—900美元，還是一個工業化尚未實現的窮國。

然而，再看看現實中國的另一面，反差之大，令每個愛國志士無不為之憂慮。

中國GDP總量突破萬億美元大關，居世界第6位，但僅占世界GDP總量的3．6％，美國占32．6％；中國人均GDP不到900美元，不到全球人均GDP的1／5。據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在世界75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競爭力排名中，中國居第39名，美國居第2名。

中國進出口總額達5098億美元，為世界第7貿易大國。但在世界貿易總額中出口占5．4％，進口占3．2％。

中國靠占世界耕地總面積7％的土地養活了占世界l／6的人口，解決了13億人民的溫飽。但是，現在農村還有3000多萬人處於絕對貧困狀態。如果按照聯合國的人均每天消費1美元的貧困標準，農村貧困人口則要多得多。在城鎮，已經出現了一個相對穩定的人數眾多的貧困階層，包括600多萬下崗職工、600多萬失業人口，還有不能按時足額領到退休金和工資的退休職工和鄉村教師。

中國是5千年的文明古國，它曾以輝煌文化和科學成就在人類歷史上譜寫了光輝的篇章。然而，現在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狀況卻不能不令人發憂。我國公共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是世界上最低國家之一，甚至低於最不發達國家。國家雖然實行了9年義務教育制度，農村教育卻還要靠“希望工程”支撐，政府財政用於教育事業的撥款仍未達到《教育法》規定的標準。高中畢業生的升學率僅為50％。25歲以上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比重僅為2．1％，文盲高達8507萬人。中國人力資源豐富，但勞動力的總體素質低下。

我國是農民占人口絕對多數的農業大國。農業至今沒有擺脫靠天吃飯的被動局面，勞動生產率低下，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只相當於印度的75％，美國和法國的5％。2／3的勞動力困在人均1．5畝耕地上，由於農業現代化步履艱難，抵禦自然災害能力低，每年造成的損失達數千億元，僅蔬菜水果因缺少保鮮設備一年就損失800多億元。

現代工業的建立和發展是國家工業化水平的重要標誌。經過50年建設，我國基本上已經建成了較完備的現代工業體系，工業化已進入到中期階段。但是，工業總體的技術裝備水平仍然落後。用於研究與開發的經費嚴重不足，占GDP的比重不到1％，日本為2．88％，美國為2．44％，韓國為2．29％。用於研究和開發的經費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僅低於發達國家，而且低於新興工業化國家。據全國工業普查資料，1180種專業生產設備達到國際水平的僅占26．2％。機械產品中達到90年代國際先進水平的不到5％，我國單位GDP的能耗高於世界平均水平3．8倍。勞動生產率低下，如煤礦全員勞動生產率僅為美國的2．8％。每年固定資產投資所需購置的設備60％－70％依靠進口。許多行業的裝備如石化、數控機床、大型工程機械、轎車等都被外國占領。設備製造業丟掉了國內市場2／3的份額。我國鋼產量破億噸大關，但優質板材仍依賴進口。信息產業的關鍵技術和部件的研究開發相當落後。離開燈紅酒綠繁華喧囂的街區，人們看到的是另一個中國，一個真實的中國，一個脫去華麗外衣的貧瘠瘦弱的中國。如此強烈的反差不能不引人深思、發人深省：我們究竟是追隨發達國家，在“現代化潮流”、“國際接軌”的旗號下，仿效他們的生活方式，趕超“消費社會”，把人民的血汗投入到富麗堂皇的樓堂館所、亭台閣樓的建設上，還是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到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事業上。靠那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能夠增強我們的綜合國力嗎？能夠增強我國民族產業的競爭實力嗎？能夠實現民富國強、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嗎？有人說：“中國已經進入休閒時代！”錯了，現在依然要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北京的頤和園這座皇家林園現在成了大眾的休閒地，人們不會忘記這正是老佛爺的劣跡：興建頤和園是以犧牲國防和近代工業為代價的！當我們在觀賞頤和園秀麗景色時，千萬警惕慈禧遺風的毒害！

奢靡之風大行其道，成了滋生腐敗的溫床。它不僅為腐敗分子驕奢淫逸的生活提供了物質條件，而且成為他們侵吞公共財富、巧取豪奪人民血汗的重要途徑。這正是奢靡之風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二．失業劇增，就業壓力空前嚴重，已經危及到社會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

“民以食為天”，這是一條不可抗拒的永恆法則。當今世界各國歷屆政府無不把降低失業率、實現充分就業，作為施政的重要目標。因此，儘可能減少失業，為失業者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是政府應盡的職責。

我國是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勞動力供大於求的矛盾，是長期制約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和影響社會穩定的突出難題。據估算，農村至少有1．5億剩餘勞動力需要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城鎮和農村每年進入勞動年齡的人口大約1200多萬人。安置待業人口，除了開闢就業門路，提供就業崗位之外，還需要相應的投資和配套設施的建設。

當前，我國正處在經濟體制轉型時期，一方面，國有企事業單位改革，將有約3000萬冗員下崗進入再就業大軍。近幾年國企改革步伐加快，為實現三年扭虧脫困的目標，推行“減員增效”，約1750萬員工下崗。另方面，隨着技術革新和技術改造，產業結構提升，單位資本吸納勞動力的數量相對下降，從而加大就業的壓力。2001年末，城鎮職工為13005萬人，比上年減少462．5萬人。2001年初，國有企業下崗職工657．3萬人，當年新增下崗職工234．3萬人。年末，實有下崗職1515．4萬人。城鎮登記失業者為681萬人，比上年末增加86萬人，登記失業率為3．6％，比上年提高0．5個百分點。特別是我國入世後，近期由於外來競爭的衝擊，今年城鎮失業人口將可能增加200萬人。2002年，下崗職工未再就業和失業人員，將達到1500萬人。

近幾年，在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推動下，實現了GDP高增長。但經濟高增長卻沒能帶動高就業。相反地，二者比例呈下降趨勢：“八五”時期為1：120；“九五”時期為1：80；“十五”前幾年降為1：40。如果僅看下崗職工的再就業率，下降的趨勢更嚴峻：從1998年2001年，再就業率分別為50％、42％、35％、30．6％。今年3月末，下崗再就業的職工為22．2萬人，再就業率僅4．3％。按常規，高增長應當帶動高就業，擴張性政策通過刺激需求應取得高就業的效應。但我國近幾年卻出現高增長與高失業並存，目前城鎮失業和不充分就業人口達到8％以上。這是應當認真對待的。就業形勢的嚴峻還表現在農村潛在失業和流動性失業上升。一是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就業難。據估算，現在進城務工的農民大體上穩定在7000多萬人的規模上。農民工就業的特點，一是流動性強，穩定性低；二是失業率高；三是社會保障覆蓋面極小。近幾年由於城鎮下崗職工大量增加，農民工就業面臨嚴峻的挑戰。有些地方政府對使用農民工作出種種限制，某些工種或行業甚至禁止僱傭農民工。其次，關閉“五小工廠”，整頓鄉鎮企業，導致農村非農產業中大量員工返回田間，處於潛在失業狀態。再次，入世後外國農產品大量進口將可能導致農村減少1000萬個就業機會。社會保障制度滯後加劇了就業形勢的嚴峻性。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是緩解和減輕就業壓力的重要支柱。但是，我國社保現狀是：一、勞動就業制度改革沒有採取“先挖渠放水”的步驟，以致推行“減員增效”大量職工下崗後，社保才匆匆起步；二、社保覆蓋面過窄，主要限於城鎮國有企業，除二三個省市，廣大農民則被排斥在外，絕大多數農民工和部分外資企業員工均未參保；三、社保資金缺口大。去年的缺口約400億元。

三．擴張性財政政策遏制了經濟增幅下滑的勢頭，卻加深了潛伏的財政危機

90年代初期，我國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經濟全面“過熱”。持續數年的二位數超高速增長，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節節攀高。為了遏制通貨膨脹，給經濟“降溫”，政府不得不全面緊縮銀根。但當時同時潛伏着由於經濟“過熱”釀成的財政和金融危機。“房地產熱”。“開發區熱”……，一浪高過一浪，再加上“反保守”的政治風潮，迫使銀行敞開口子放貸，財政敞開國庫花錢，終於釀成了苦果，政府不得不緊縮銀根。儘管在執行緊縮政策過程中採取了“軟着陸”措施，避免了經濟衰退，但1995年以後還是出現了GDP增幅逐年下降的態勢。在這一背景下，“適度從緊”的政策便被“積極財政政策”所代替，銀根由緊轉松。1998年開始，我國政府財政政策由緊縮政策轉而實行擴張政策。所謂積極財政政策，就其基本特徵而言，因為它是以增加赤字和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所以屬擴張型財政。但是，目前擴張性財政政策已經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面，實行持續5年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取得了遏制經濟逐年下滑的效應，使GDP年增幅在7％－8％之間高速平台上運行。另一方面，此項政策的效應已經在遞減，負面影響在擴大。近4年GDP年增幅均不低於7％的速度，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力度不僅沒有減弱，相反繼續強化。此項政策出現由反周期的短期對策蛻變為長期經濟政策的趨勢。它在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給財政乃至經濟危機埋下了隱患。一是財政赤字成倍增長，財政收入對債務的依存度居高不下。2001年度財政赤字為1997年的4．24倍，財政對債務的依存度為31．1％，中央財政則高達50．2％。擴張性財政政策按照現在的強度繼續下去，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就可能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終使財政陷入借新債還舊債的困境，導致整體財政崩潰。二是近幾年稅收以超出GDP年增幅1倍以上的速度增長，使擴張性財政政策得以繼續。但用自上而下地下達稅收指標的辦法強化稅收征管增加中央財政收入，並不能增加財源，只不過改變了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這一政策引起征過頭稅，加重了企業和地方的財政負擔，不是養育稅源，而是竭澤而漁。這不僅使“積極財政政策”作繭自縛，而且為其日後淡出設置了障礙。在國民收入分配過份向中央政府傾斜的情況下，企業怎麼能有經濟實力取代中央政府充當投資主體呢？三是基層政府財力枯竭。縣、鄉兩級政府的經濟和財政近幾年已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困境，財源匱乏，赤字和債務劇增。2001年，全國534個縣本級（占18．7％）、11811個鄉鎮（占27．1％）不能按時足額發放國家統一政策工資，拖欠65．41億元。此外，還有拖欠地方自行出台的當年津貼、補貼65億元。基層政府的巨額債務已經轉化為財政的沉重債務負擔。而這筆債務現在並未列入預算。四是隨着改革深化，政府各種名目的隱性債務居高不下。許多本應由政府財政負擔的項目卻沒有列入預算，例如，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的不良資產等等。據世界銀行估計，中國政府的隱性債務積累已經達到GDP的100％。另據國務院體改辦研究所和美國安泰保險公司對我國養老保險隱性債務進行測算，在未來30年約達7．6萬億元。這些債務遲早要償付而且各類債務交織在一起，必然形成對政府財政的巨大支付壓力，迅速提高財政的實際債務負擔率，引發財政支付危機。五是國債投資的效益低。2001年與“六五”時期比，固定資產投資增長4．6倍，但每元固定資產投資創造的財政收入下降54．2％。

財政政策在不能兼顧推動經濟增長和化解經濟風險時，應當適時地把重點轉向後者，決不能為保暫時增長而犧牲長遠發展。

當前，擴張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已經出現邊際效應遞減的勢頭，但經濟增長對它的依賴性並未減弱，經濟自身的增長機制依然乏力。因而，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出現了長期化的危險。國內外的歷史教訓表明，一旦把擴張性政策長期化，後患無窮。防患於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財政和金融危機，二要預防陷入“滯脹”泥潭的可能。

四．中央銀行面臨兩難的選擇：既要與財政政策相配合，實行擴張的貨幣政策，又要化解和防範自身的金融風險，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二個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二者在反周期中的作用是不可互相替代的。1998年以來，基於遏制經濟增幅下滑的需要，央行的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轉向適度放鬆，連續8次降低存貸款利息。這是改革以來前所未有的舉措。但與財政政策相比，貨幣政策卻顯得力度不夠。貨幣當局防範風險有餘，刺激景氣不足。以致2002年1—2月無論廣義貨幣或者狹義貨幣的供應量增幅均出現下降，企業普遍反映資金供應偏緊。今年2月末，M2餘額同比增長13％，增幅比年初下降1．4個百分點；狹義貨幣同比增長10．9％，增幅同比下降4．4個百分點；1—2月份，金融機構貸款增加769億元，同比少增加1166億元。其中，國有獨資銀行貸款僅增加35億元，同比少增加1034億元。據有關部門測算，金融機構貸款在全部資金運用中的比重，由去年底的73．2％降為今年2月底的65．5％，下降7．7個百分點，1—2月金融機構的資金運用中，貸款1．28萬億元左右。貨幣供應量偏緊的趨向不利於遏制經濟增長下滑，不利於刺激需求增長。實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與擴張的財政政策相匹配，是當前經濟發展的需要。

但是，潛伏的金融危機卻限制了銀根放鬆的空間。經過近幾年的努力，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已有所下降。據央行的資料，2001年底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為25．4％，比年初下降了3．81個百分點。其中，工商銀行不良貸款為25．7％。但是，如果把剝離給資產管理公司的1．4萬億元不良資產計算在內，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則要高得多，距離央行的15％目標相差甚遠。我國商業銀行盈利能力和水平過低，因而化解風險的能力十分弱。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強制推行擴張的貨幣政策，勢必火上澆油。這對貨幣當局來說，是兩難的抉擇。

我國加入WTO後，國有商業銀行面臨着十分嚴峻的挑戰。在度過3—5年過渡期之後，外資銀行將進入國有商業銀行經營領域，國有銀行的壟斷地位將面對跨國銀行的挑戰，市場份額將逐步被吞食，高素質人才將大量流向外資金融機構，優質客戶將轉向外資銀行，銀行新業務將被外資銀行壟斷。

近幾年我國經濟增長一直受物價低迷的困撓。即使全面放鬆銀根，投資和消費保持了高速度高增長的勢頭，物價水平也不為所動。真像是“死豬不怕燙”。去年物價剛稍有回升，今年一季度又再次回落，根據當前國際和國內經濟發展狀況分析，“通貨緊縮”的陰影還難以擺脫。首先市場供給相對過剩的格局依然如故。經過連續五年擴張性經濟政策，過剩生產能力和存貨依然過高，加工工業嚴重開工不足，庫存商品多達3萬億元之巨，據調查，今年600種主要商品中，供過於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平衡的商品占13．7％，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其次，加入WTO後，我們承諾下調關稅、取消部分商品進口限制，外國質優價低商品的競爭，必然會加大國內市場商品價格下降的壓力。再次，從需求方面看，無論投資或者消費都難有更大的增長。目前，我國投資率已經偏高，消費率偏低。二者比例為38．5：61．5，發達國家約為20：80，發展中國家約為22：78。當前我國就業的壓力大、經濟效益低，不能不維持較高的投資率，但消費率長期偏低，投資增長便失去了賴以支撐的基礎，最終速度還是會掉下來。所以，目前企圖通過調整投資與消費的比例，擴大最終需求，進而推動物價回升，迴旋的餘地很小。真可謂進退兩難。

應當清醒地看到，我們在被“通貨緊縮”陰影困撓的同時，還面臨着潛在的通貨膨脹的壓力。這個壓力之所以沒有被釋放出來，主要是由於現在出台的各項改革措施“鎖住”了這隻“籠中龍”。居民非自願性的儲蓄阻攔了十幾萬億元購買力變現。一旦財政或金融爆發危機，人民幣貶值，擠兌風潮就很難避免。

五．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分化加劇，已經把是否合理分擔改革的成本和代價、公平分享改革成果的問題尖銳地提了出來

20餘年來，我國經濟改革和經濟高增長同步，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城鄉人民收入普遍增加，由平均主義分配製度造成的普遍貧困已經不復存在。1978年—200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316元增加到6859．6元，增長21．7倍；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從133．6元增加到2534．7元，增長18．97倍。

但是，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貧富分化加劇。主要表現在：一是以基尼係數反映的居民收入總體差距逐年擴大，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承受線。1991年為0．282，1995年為0．388，1996年為0．424，1998年為0．456，1999年0．457，2000年0．458，10年上升1．62倍。1999年調查，最富有的20％家庭占全部社會收入的42％，20％的貧困家庭僅占6．5％。二是地區間差距擴大。2000年，東部地區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與最低的省差距超過3倍。平均數掩蓋了實際差距。據2000年統計，全國尚有22．8％的縣未上溫飽線，86％的縣未達小康線，5％的貧困縣與5％的富裕縣人均GDP相差16．4倍。三是行業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改革進入80年代中期，行業間收入差距開始顯現。由於各行業收入增幅和工資收入標準拉開檔次，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業人均收入與最低行業之比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與1990年相比，2000年房地產業收入增長470％，金融保險業收入增長542％，採掘業收入增長206％。四是出現了一個人數眾多的相對穩定的貧困群體。這個群體由失業者、無保障的離退休員工（包括不能按時足額領取退休金、退休金低於溫飽線）“老少邊” 地區和農村未脫貧和返貧的農民、傷殘者等組成。據統計，目前全國城鎮低保應保人數約1655萬人。這個數字顯然低估了城鎮貧困問題的嚴峻形勢。因為我國的現行低保標準低於聯合國定的人均每天消費1美元的貧困人口標準。如果按照這個標準，貧困人口將成倍增加，估計不低於3000餘萬人。五是出現了一個靠發不義之財起家的暴富群體。他們利用社會轉型時期的特殊環境和條件，鑽體制和法律規章的空子。通過進行權錢交易，坑蒙拐騙，製販假冒偽劣，大搞“圈地”運動，走私販私偷稅漏稅，高息攬儲，非法集資等手段，聚斂財富。這個暴富群體與合法經營、勤勞致富的有產者不同，具有極大的寄生性、腐朽性。他們靠改革而暴富，但他們的利益與改革方向卻是根本對立的。

當前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分化加劇，已經或正在演化成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道路的問題。改革的前期，無論是公眾或者政府都不需要支付多少有形的代價和成本，人人都得到了看得見的物質利益，可謂皆大歡喜。用一句經濟學語言來說，實現了“帕累托改進”。但是，隨着改革深入，幾乎沒有一項改革措施付諸實施不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價。無論政府、企業和居民都需要付出。我曾經把現階段改革稱之為“付費改革”。廣大居民要為改革付費。因此，政府作為改革的領導者面臨着一個極其尖銳的問題：如何在社會各階層、各群體之間合理地分攤改革成本和代價，要不要在改革成果的分配上堅持公平、公正的原則，應不應當在推出改革措施、處理改革和增長關係時充分考慮廣大群眾的承受力。如果不妥善地處理這些問題，如果把改革的代價和成本一股腦都強加到廣大工農群眾身上，與此同時竭力維護少數既得利益者的權益，那末，改革就可能誤入歧途，重蹈俄羅斯覆轍，改革就可能失去廣大基本群眾的支持。

經濟轉型時期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實屬難免。但出現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分化，則另當別論。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學界深知收入分配問題對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的極端重要性，早已放棄了“效率優先”的原則，實行“效率和公平兼顧”，並且充分有效地利用稅收槓桿調節收入再分配，重視運用轉移支付手段緩解貧富差距。解決我國當前收入分配中的問題，不能就事論事，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能用“水多了摻泥，泥多了加水”的辦法，而應當總結經驗教訓，端正指導思想，完善稅法，規範分配製度。

六．農村深化改革和發展舉步維艱，農民近期增收苦於無門，已成為擴大內需和實現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障礙

我國是有94000萬農村人口的農民大國。“三農”狀況如何，是制約社會經濟全局的頭等大事。80年代初，改革從農村起步，並且正確地按照生產力性質選擇了家庭承包製取代人民公社，不僅避免了社會震盪，而且實現了繁榮農村經濟和增加農民收入的雙重效果。但是，進入90年代，農村改革陷入了舉步維艱的困境，糧食供給短缺的問題雖然解決了，但農民收入徘徊不前，甚至純農戶的收入出現下降。改革和發展的目標，是為了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改革和發展應當圍繞這個主題做文章。增加農民收入，不僅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而且是關係經濟發展全局的首要問題。

改革初期，1978年—198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達到創紀錄的17．7％水平。但後來卻出現了始料不及的遞減頹勢。1985年—1988年降為4．9％；1989年—1991年又下降為1．9％；隨後又出現徘徊和持續下降，1992年—2000年年增幅為4．6％，1997年—2000年年增幅分別比上年下降4．4、0．3、0．5、1．7個百分點，從1996年的9％降為2000年的2．1％。尤其是純農戶和兼業農戶的收入出現絕對數下降。前者從1998年的2034元降為2000年1933元，後者從2031元降為1980元。2001年，全國50％的農村家庭的收入不到2000元。2001年湖南省有近半數的縣市未達到小康標準。

由於農民收入徘徊不前，對農民消費增長和農業生產發展已經產生了負面影響。1997年—2000年，農村人均消費支出年均遞增僅為1．08％，同期城鎮人均消費年遞增卻為6．09％。城鄉消費差距從1996年2．49：1擴大到2000年的2．99：1。農戶的生產投入也相應地減少。1996年—1999年，農民戶均經營支出年均遞減5．45％，2000年比上年略有增加，但仍低於1996年的水平。農村人口占64％，但農村在市場中所占的份額從“六五”的58．8％，下降到 2000年38．2％，比80年代初最高水平下降了近26個百分點。農村儲蓄餘額所占的比重不到1／4。農村與城鎮的消費水平相距大約15年左右。

充分發揮農村市場的巨大潛能，是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希望所在。但是，近期增加農民收入從而擴大農村需求，卻難以找到有效的辦法。

——農村人口城鎮化：遠水不解近渴。

發展小城鎮，推動農村過剩人口轉移，這是增加農民收入，開拓農村市場的根本出路，但是，農村人口城鎮化並不是農村人口大搬家。城鎮化是非農產業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自發產物。這實際上是農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不是短期就可成就的事業。而且推進這項艱巨事業需要巨額投資。農村人口降低到50％以下，需經歷10餘年。所以，對於農民增收和擴大農村市場來說，這一辦法遠水不解近渴。

——提價增收：此路不通。

80年代前期，依靠農產品提價，農民收入每年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現在，再用這個辦法已經行不通了。一是農產品供不應求的短缺狀態已不復存在，主要農產品的供應有的相對過剩、有的結構性過剩；二是主要農產品的價格已高於國際市場價格：小麥高25．1％，大米高17．6％，玉米高36．8％，大豆高38％。入世後，農產品市場面臨着外國優質、廉價農產品的競爭，而且，政府對外國所作的承諾中許多條款均超過了WTO規則對發展中國家所作的特殊規定。例如，對美國關注的86項農產品的關稅，到2004年我國將下降到14．5％；農產品關稅平均稅率由46．6％降低到1999年的21．2％。在WTO所有成員中，我國的關稅降幅是最大的。又如，發達國家對出口農產品都由政府給予巨額補貼，我國政府卻承諾取消農產品出口補貼。所以，農產品價格不僅不會提高，相反可能下降。這對農民無異於雪上加霜。

——優化農業生產結構：力不從心。

提升農業生產結構，優化品種，發展無污染農業，拓展農產品加工深度和廣度，提高農產品附加值，這是增加農民收入的必由之路，也是農業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但是，提升農業生產結構實際上是傳統農業通過技術革新和技術改造，轉變為現代農業的過程，即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過程。成就此項事業，必須以資本積累、增加投入為前提。在當前的條件下顯然力不從心。

——進城務工：遭遇挑戰。

目前有一支人數約 7500—8000萬人的流動性農民工隊伍，在各地城鎮從事非農產業。近幾年進城務工是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大約有1／3的現金收入來自外出務工。為了增加農民收入，減少市場風險，有些地區的政府已經着手有計劃地組織農民工的輸出，為進城擇業的農民提供從培訓到安置一條龍服務，實行定點、定向派出。這項舉措既有利於減少人力資源流動的盲目性，降低就業成本，又有利於社會秩序的安定。

但是，目前由於每年有上千萬的下崗職工待業，而城鎮就業崗位又有限。因此，農民進城務工遇到了嚴峻挑戰和競爭。有些城市政府為了優先安置當地下崗職工，甚至對使用農民工作出種種限制。所以，眼下這條路越走越窄。

——振興鄉鎮企業：陷入困境。

鄉鎮企業是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的特殊產物。80年代前期農民收入每年以兩位數的速度遞增，主要受益於鄉鎮企業的大發展。但早期鄉鎮企業從整體上看基本上屬於手工業工場形態，效益低下，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經過多年發展之後，本應普遍進行技術改造和結構調整，以提升鄉鎮企業層次，卻陷入停滯不前狀態，以至政府不得不下令強制關閉“五小”工廠，使許多地區鄉鎮企業遭遇“全軍覆滅”，大批農工重新回到田間，農村出現了返貧群體。但是，關閉“五小”工廠並不意味着鄉鎮企業已完成了歷史使命，應當壽終正寢。採取關閉“五小”這一極端強制措施，如同城市紡織業“限產壓錠”一樣，是要以此為契機加快鄉鎮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和生產技術結構的升級。然而，當前資金和市場卻成了制約鄉鎮企業發展的難以突破的“瓶頸”。

——減輕負擔：突不破的“瓶頸”。

農民負擔重是個“老大難”的問題。在收入總量一定的條件下，通過調節分配和再分配，減輕農民負擔，這是增加農民收入、拓展農村市場的一劑“速效救心丸”。但是目前普遍推廣安徽等地農民減負的經驗卻十分艱難。原因在於“吃皇糧”的人過多，財政包不了，也包不起。減負遇到了減人這道邁不過的坎。這個坎就是政治行政體制改革。

可見，近期農民增收要走出徘徊的困境，依然看不到光明的前景。

七．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面臨着依附性低效的外向型經濟結構和加入WTO後來自跨國公司的雙重挑戰

實行擴大內需，是確保我國經濟實現持續穩定快速發展的重要戰略方針。我國是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擁有當今世界上潛力最大的消費市場。把經濟工作的基點放在擴大內需上，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行的。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實行擴大內需的方針，有利於我們有效地利用國際市場促進我國經濟穩定發展，避免或緩解來自外部的衝擊。

今年以來，世界三大經濟強體的經濟趨暖，開始走出衰退的陰影。這對我國擴大向這些國家的出口是有利的。同時，由於我國加入WTO，我國出口遭遇的歧視和關稅壁壘將減少，出口將有可能有較大的增長。因而，出口對GDP的貢獻率將可能相應地提高。

但是，WTO對我國經濟的發展也許是柄雙刃劍。原因在於，首先世界市場的性質及其通行規律並不因WTO的存在而改變。“商場如戰場”，國家間的經貿關係實質上是利益對立的、為爭奪有限市場、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主體之間的博弈關係。這裡通行的是適者生存、優勝劣汰、贏家通吃的法則。WTO及其規則，不過是競爭諸方實力較量、互相妥協的產物。它沒有也不可能取消或代替市場競爭規則。其次，當今世界市場的格局是幾個發達國家居主導和支配地位，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卻是處於受欺壓地位的弱者。協議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了事實上的不平等。何況現行規則是在發達國家主導下按照有利於發達國家的原則制定的。再次，在雙邊和多邊談判中，我國所作出的承諾有些超出了WTO的規定。例如，關稅減免，我國的農產品關稅平均稅率，2004年要由1999年的21．2％降到15．8％。其中，對美國86種農產品的關稅下降到14．5％。在WTO所有成員中，我國關稅降幅最大。又如，出口補貼，我國承諾取消農產品出口補貼，包括價格補貼，以及發展中國家可享有的對出口產品加工、倉儲、運輸的補貼。但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對出口大宗農產品都給予大量補貼。美國國會最近通過新農業法，規定在未來10年給農業提供1900億美元的巨額補貼。再如，進口配額，根據WTO《農業協議》，初始的配額量為國內消費量的3％，最終配額為5％。我國承諾糧食配額占國內消費量的5．7％—8．8％，占世界糧食貿易量的比重超過了10％；棉花、糖、油料的配額數量為國內產量的20％以上。兌現這些承諾，將導致大量農產品進口直接衝擊國內農產品市場，損害農民利益和農業生產。雖然所有WTO成員國都是處於同一起跑線上的競爭對手，但各國的經濟技術實力卻是不可同日而語的。2001年，我國大豆市場因受進口大豆衝擊，東北產的大豆有7成積壓在農戶家中。我國入世後受到衝擊的，決不僅僅限於農業。

我國現行的出口結構對進一步增加出口，提高出口收益，是十分不利的。目前，我國出口貿易中加工貿易的比重超過50％，外資企業出口的比重近50％，經濟增長對外貿依存度達50％。這3個50％的負面影響是不容忽視的。一是肥水流進外人田。我們所得的僅是低廉的加工費，利潤都落入外商錢袋。二是無益於增強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我們在國際市場中只不過充當打工仔角色。專為他人作嫁衣裳。三是受制於人，依附於人，不利於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所以，這種依附型的低效外貿結構長此以往，是會損害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的。

八．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嚴重地威脅可持續發展

我國是發展中大國，面臨着巨大的人口生存壓力，已探明的資源儲量貧乏，生態環境污染嚴重。近20年來，經濟以年均9．7％的速度增長。但環境治理卻未能同步。由於增長方式的轉變滯後，付出了惡化生態環境的沉重代價，未能避免“先增長後治理”的彎路。

——自然資源匱乏，破壞和浪費嚴重。我國國土面積雖然廣闊，但資源擁有量貧乏，特別是人均資源占有量更少。但資源的消耗量大，對自然資源的浪費和破壞嚴重。45種礦產儲量中有10種已探明的儲量不能滿足需要。石油是重要戰略物資，自1993年開始進口，現在進口量已增至6500萬噸，占消費量的28％。鐵礦石只能滿足冶煉能力74％的需要。10種有色金屬只能滿足65％的需要。木材依靠進口，年進口原木已達1000多萬噸。由於技術裝備水平低，資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噸鋼能耗比發達國家高1—1．5倍。乙稀每噸消耗原料比世界先進水平高0．4噸。小礦山、小煤窯遍地開花，亂采、亂挖，使礦產資源遭到嚴重破壞。

——水資源緊缺，水質污染，浪費嚴重，引起了水資源危機。全國有300多座城市缺水，日缺水量達1600多萬立方米；農業每年缺水量達300億立方米；農村有6500萬人口飲水困難。工業和生活廢污水排放量達360億噸，其中80％的污水未經處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泊等水域中，造成全國1／3以上河段被污染；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嚴重；40％的水源已不能飲用；50％的地下水被污染。城鄉地下水過量開採，造成地下水位持續下降，地面沉降，沿海城市海水入侵。水資源浪費十分嚴重。農田灌溉水利用係數僅0．4左右；工礦企業水的重複利用率約為50％，我國是貧水國，人均水資源量只有2500立方米，約為世界人均水量的1／4。水資源污染和浪費加劇了水荒，並引發水旱蟲病等自然災害。

——土壤嚴重退化，人均耕地面積縮減。我國耕地總面積僅占世界耕地的7％，人均耕地面積為1．5畝。隨着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耕地面積呈現進一步縮減的趨勢，而且土壤嚴重退化。全國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侵害，每年流失的土壤約50億噸。荒漠化面積占國土面積的8％，1．7億人口受到荒漠化的危害，2100萬公頃農田受到侵襲，393萬公頃草場受到威脅，嚴重退化的草場面積達9000多萬公頃。全國受污染的農田面積達1000多萬公頃。

——城鎮環境質量堪憂。由於我國能源消耗以煤炭為主，城鎮大氣污染呈上升的趨勢。大量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氧化物等排放到空中，導致嚴重的酸雨污染，受害地區遍及長江以南、四川盆地及青藏高原以東，約60多個城市出現過酸雨。全國500多座城市中只有少數幾座城市大氣環境質量達到國家一級標準，所有城市的降塵、顆粒物和二氧化硫濃度均超標。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極低。工業固體廢物每年堆集約6億噸，歷年累計堆放的未處理量約64．4億噸，占用土地5萬多公頃。

——農畜產品污染嚴重，使人民健康受到直接損害。生態環境對人們生活的影響，現在已經不僅僅局限於粉塵、噪聲、大氣等污染，它還通過農畜禽產品污染，直接影響到人體的健康。由於大量地施用化肥、農藥，使用未經處理的污水灌溉，使致癌、致畸、致突變等污染物通過蔬菜、糧食、肉、蛋、奶、水產品等大量地進入人體，成為威脅人的健康的慢性殺手。

近幾年，當局採取了不少措施，加大了對環境治理的力度，開始顯示出效益。但是，應當清醒地看到，按照經濟自身的發展趨勢，我國環境污染還有發展的可能。一是城鎮化的步伐將加快，原有城鎮的環境未根本改善，又面臨着新城鎮防污治污的任務。二是居民消費結構升級，轎車進入家庭，將造成新的污染源。三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展，傳統產業發展，經濟快速增長，將進一步增加資源和能源消耗，增加廢棄物的排放量。四是用於生態建設和治理環境的資金難以大量增加，使環境治理的力度趕不上污染程度的增加。可見，治理環境，將經濟快速增長納入可持續發展軌道，任重道遠。

九．社會信用危機蔓延

現代市場經濟是建立在以使用法規和誠信商業道德雙重約束為基礎的信用經濟之上的。完善的行之有效的信用制度是包括法律、規章、司法、信用中介、信用信息、誠信道德等在內的完整體系。它是規範市場秩序、約束市場主體行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場運作效益、防範市場經營風險必不可少的重要機制。

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包含二位一體的任務：一是制度建設，可稱之為硬件；二是市場環境建設，可稱之為軟件。硬件方面的改革已經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相比之下，軟件建設卻嚴重滯後，突出的表現就是信用制度缺位，社會出現了全面的信用危機。

——政府信用下降。一些黨政領導幹部熱衷於“政績工程”、“形象工程”、虛報浮誇，報喜不報憂，弄虛作假，欺上瞞下，暗箱操作，改革專做表面文章。更有甚者，少數官員頭戴“人民公僕”桂冠，濫用手中權力，徇私舞弊，大搞權錢交易，貪污受賄，花天酒地，欺壓百姓。這些害群之馬損害了政府形象，降低了政府信用。一些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門為製造和販賣假冒偽劣商品的廠商充當保護傘。

——改革造假，是我國轉型時期社會失信的一大特色。在我國市場化改革過程中，政策走型、機制變味、功能異化等現象屢見不鮮、屢禁不止，致使改革也面臨着信用危機。例如，企業改制新瓶裝陳醋、搞翻牌公司；打着上市旗號，干的是圈錢把戲；名義上兼併重組、摘牌，實際上逃廢債務；會計帳目弄虛作假，欺騙股東。又如，實行招投標制，形式上公平競爭，實際上暗箱操作，內定中投入。

——在商品交易中，不法廠商製造和販賣假冒偽劣商品，坑蒙拐騙，攪亂市場秩序；偷稅漏稅；虛開增值稅發票。

——在金融領域中，“三角債”累清累欠，累結不清。借企業改制大量逃廢銀行債務，使銀行不良資產居高不下。據人行統計，2000年末，在四大商業銀行開立戶頭的改制企業62656戶，欠貸款本息5792億元，其中經查證被認定逃廢債的企業32140戶，占51．29％，逃廢貸款本息1851億元占31．96％。財政部抽查了320戶企事業單位，其中，利潤不實比例在10％以上的占57％，資產不實比例在1％以上的占50％。

——中介服務機構造假。健全的信用服務機構是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專門從事徵信、信用評級、商帳追收、信用管理等中介服務。改革以來，各地這些中介服務機構建立之初，就定位不准，功能扭曲。許多中介組織不是以提供客觀、公正服務為已任，而是以利潤最大化為宗旨。所以，與客戶串通一氣編造假帳。假評估報告，欺騙公眾。

——偽造學歷，買賣文憑，僱人代筆，騙取學位，權學交易，牟取職稱。造假之風已殃及高校，禍至院所。

社會信用失缺泛濫成災，攪亂了社會秩序，破壞了市場經濟正常運行，加大了經營風險，已釀成又一社會公害。據估計，僅經濟領域中信用失缺所造成的損失高達6000億元。

十．文化沙漠正在侵蝕現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令人憂慮的是，在我國社會中涌動着一股暗流濁浪正在逐步地侵蝕和衝擊精神文明。

——大興土木修建廟宇，不惜重金塑造神像。

——改善企業經營，增加企業盈利，不是從加強科學管理中尋求出路，而是乞求神靈保佑。許多商店和工廠供奉神龕，香火不斷。有的企業開張時舉行參拜天神儀式。

——農村教育事業發展受阻，適齡學生輟學率居高不下，一是受義務教育經費不足所困，二是“讀書無用論”抬頭。有個經濟發達的省，農村輟學率竟高達三成。至於校舍破舊，教學設備殘缺不全，教師素質低，在廣大農村更為普遍。農村“普九”教育落後狀態已經對農村勞動力素質提高產生負面影響。我國現有文盲高達8507萬人，大部分是農民。——城市居民重物質消費，輕文化教育。現代家庭都注重裝璜，各種陳設一應俱全，但不重視文化教育，不願購置藏書。有個大城市對1300多學生家庭進行調查，沒有藏書的占9．1％，10冊以下的占9．7％，10—50冊的占32．1％。這種狀況表明，家庭的教育功能正在被淡忘。

——職業技術教育發展嚴重落後，技校畢業生遠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國現有技工隊伍素質低，高級技工僅70萬，占技工總數的5％，而發達國家高達40％。高級技工已出現大齡化趨勢，人才斷檔。有的城市出月薪6000元高價招聘高級技工，竟難如願。

——製造假冒偽劣產品在一些地區已經出現專業化甚至產業化的態勢。例如，有以拼裝舊汽車為業的汽車城，有與“一汽”、“二汽”齊名的所謂“第三汽車製造廠”。有些製造名牌煙酒的黑窩頭，從制商標包裝材料，供應原材料，加工製造，運輸到銷售，分工協作，形成一條龍體系。更有甚者，現在造假已經擴散到文化、教育、科技領域，有個城市竟公然出現“槍手公司”，公開營業，四處散發廣告，專門代寫論文，提供從寫作到發表一條龍服務。

——一些地方政府，在利潤動機的驅使下，打着發展旅遊業的旗號，置國家法律不顧，公然出賣歷史古蹟和風景名勝的經營權，有的則讓私商承包經營。

以上對我國當前經濟生活中存在的若干問題和矛盾進行了粗淺的分析。其中，有些問題是歷史積存已久的問題，有些是基於我國國情產生的特殊問題，有些是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問題，有的是當今世界外部影響下出現的問題，也有些是由於改革和發展的指導工作失誤引起的。認真地剖析這些問題，採取切實的措施加以解決，實是保住改革成果、保持經濟持續穩步發展的需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