纤夫

　　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中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说的“力量”，在党取得了国家政权以后也就是国力。可见，国力是一个综合指标，它深蕴于国情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包括“军力和经济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包括构成“人力”和“人心”的各种要素，如政治、社会、文化、道德以及意识形态、国民健康水平等等都与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都决定着国力的强弱、高低。因此，我们关注国力的提高，不能不首先关注国情的状况。

　　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新中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光辉成就。我们不仅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21%的人口，而且我们活得很好，全国人均寿命由1949年的35岁提高到六十年代的70岁；与此同时，我们一次又一次战胜了头号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的武装进犯与战争威胁。尽管我们并不拥有一流的经济实力，但我们却拥有一流的国力。因为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革命理论和意识形态，拥有社会主义这个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有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同心同德这个法宝，我们就无敌于天下！

　　然而，正如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的，世界充满了矛盾，而矛盾永远处于运动之中。运动就是变化。我们的国情也在变化：既有向有利方面的变化，也有向不利方面的变化。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居安思危”的危机感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忧患意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异常复杂、艰险的时刻，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当前令人忧虑的某些国情，并非是无谓之谈。

　　有哪些国情值得我们忧虑呢？

　　一、 国民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据《国际金融报》今年1月1日报道：我国经济发展当前面临四大挑战：第一大挑战，持久的就业压力；第二大挑战，保持增长的持续性；第三大挑战，收入不平等和地区差距日益扩大；第四大挑战，环境可持续问题。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徐宏源分析：“当前国民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可归纳为四个下降：即财政收入增长下降、企业效率增长下降、物价指数及居民消费指数下降、外贸协议投资金额增长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今年1至4月CPI同比下降了0·7%。

　　2002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李鹏委员长在重庆组讲：1998年中央强调扩大内需市场，实际上连续三年通货紧缩，内需无法拉动。1997年供过于求，商品占35·2%，到了2001年上升到了85%，形势更加严重。

　　据《经济日报》2002年5月30日报道：“今年以来，国内消费增幅确实出现了令人不安的下滑迹象，国内消费市场五大问题交替出现：一是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二是城乡市场销售增幅的差距仍在扩大；三是股市低迷，储蓄猛增，消费倾向趋弱；四是物价水平持续下滑，通货紧缩迹象加深；五是商业企业规模偏小，市场经营主体总体上仍处于零散状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新闻媒体不断传来南京、成都、郑州等地的厂家和奶农，将白花花的鲜牛奶倒进下水道或喂猪的消息，让人们对这只“看不见的手”竟也可以如此肆无忌惮地摆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在说不清是苦还是甜。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

　　1、我们的农业距离“现代化”是不是更远了？

　　其实，在我们放弃集体化的同时，也就放弃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著文：“从1998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持续4年下降，平均每年减产1492万吨，现在已明显低于生产能力”。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专家披露：目前中国每年粮食短缺4500万吨。《中国国情国力》第一期报道：“自1997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年下滑，由1996年的9%持续下降到2000年的1·9%。由于农民‘买不起’，不仅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顺利循环，造成经济增长乏力，社会资源闲置，长此下去，也将严重影响社会和政治的稳定。”统计表明：2000年，每个农民的农业盈余为314.1元，比1997年的655.2元，下降了52%。相应的，农民对农业的投入，1997年为人均437元，到2000年，人均投入为286.5元，下降了40%。（胡鞍钢：《加入WTO后的中国农业和农民》）

　　农业收入的连年下降，迫使农村青壮年劳力不得不进城打工，否则就无法生活。而农村精壮劳力的转移，则造成大量农田荒芜，农业投入降低，田越种越瘦，庄稼品质越来越差，土地利用率也降低了，过去是一年三熟，现在多半是一年只种一季谷。农田水利更是难以维持现状（新华网4月9日）。

　　农业投入的锐减、土地的大量荒芜和管理水平的低下，使农业灾害频仍。连续四年，我国北方11个省区1800万公顷土地遭受蝗灾。据中央电视台6月9日《新闻联播》报道，入夏以来，我国北方又有14个省区发生严重蝗灾，受灾面积达2200万公顷，面积越来越大。

　　由于工业发展所带给生态环境的必然影响，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我国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破坏。全国政协委员牛文元在今年“两会”期间的提案中写道：“中国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67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38%，平均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1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62万平方公里，每年还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扬尘、浮尘和沙尘暴频繁发生；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的面积占草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并且每年还在以200公顷的速度增加。”据《每周文摘》今年第3期报道，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仅中国西部每年因生态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500亿元，占当地同期生产总值的13%。

　　环境专家认为，近20年来，由于过度开发地下水，再加上不适当工业发展，污染了近80%的江河湖泊，因此中国淡水资源匮乏。居民、工业和农业争水，因为农业附加值太低，无力承受水价，农业将进一步下滑。到2010年，我国将每年缺水318亿立方米。

　　没有了农业现代化，我国农业的出路在哪里？

　　2、金融和证券市场态势险恶。

　　截至2001年年底，我国国有银行拥有储蓄余额7.2万亿元人民币和811亿美元。其中80%储蓄余额为20%“优质客户”所有，而银行目前60%的利润，来自10%的优质客户。可见，这些“优质客户”的去留，直接关系到国有银行的命运。随着入世后外资银行的登陆，这些优质客户已经开始流失。来自《中国经营报》4月5日的报道：“南京爱立信公司提前归还工行、交行的贷款，转而向美国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贷了同样数额的巨款，这将在中国国有银行优良客户中造成连锁反映。”到2001年9月底，外资银行在我国已有190多家，其中包括158家分行。据《工人日报》2002年5月27日报道：中国私人美元流入美国市场。国际清算银行说，中国私人持有的美元量在近几年中急剧增长，而其中很大部分是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债券。中国增长势头最猛的是私人外汇存款，存款额达816亿美元（合6500多亿人民币），这是1992年底数字的近9倍。从1999年到2001年的3年中，中国私人购买美国债券796亿美元。

　　与此同时，我国中小银行为了自身的生存，纷纷将联姻的“彩球”抛向外资银行，这不仅为外资银行“入股内地的股份制银行，进一步在我国资本市场跑马圈地、低成本扩张”提供了空间，而且使我国国有大银行陷入了中外合围的险境（《国际日报》2002年4月9日）。据国能证券研发中心披露：我国入世后，“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各个行业都有可能发生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外资并购活动”。“在外经部、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制定并发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吸收外资参与资产重组和处置的暂行规定》及将陆续出台的有关政策的支持下，信达、华融、长城、东方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手中所握住的A股上市公司股份，将很有可能成为外资并购的主要选择对象。”此外，我国四大国有银行有高达1·6万亿的不良资产和坏帐。据新华社2002年4月25日报道，仅工行的不良贷款就占其全部贷款的29·8%，这无疑也是中国国有银行的一个沉重的负担。

　　同样，我国证券市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国务院经济研究室的一份报告称：目前我国上市的股市值（近6万亿人民币）已经和市场严重脱节，股市值平均已超卖10至15倍。尽管股市仍现低迷，但泡沫如此升腾，一旦崩盘，后果将不堪设想。

　　二、 私有化的声浪和进程日高一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还能“坚持”多久？

　　著名的“破产经济学家”曹思源等一大批所谓“改革智囊”，一次又一次公开鼓吹私有化。江泽民“七一讲话”发表后，曹思源兴奋有加，一再发表演说：“我说人间正道私有化，从古到今都是私有化。就是走了100年弯路，从列宁开始，走了100年弯路。搞公有制，从苏联到东欧、中国、越南、朝鲜，公有制没有搞好的。误入歧途100年，现在回到正道上来。所以我预言，21世纪在中国是私有经济的天下。”

　　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声嘶力竭地公开鼓吹私有化、消灭公有制、消灭社会主义的人，现在居然红得发紫，竟然成了党和政府的“政策解释人”和“改革预言家”！

　　而陆续出现的信息果然在证实着曹思源“预言”的可靠性。

　　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日前发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01年底，我国私营企业已达202·85万户，拥有的劳动力已经达到1亿3千万人，远远高过了公有制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现在仍在大胆、放手、全方位地发展私营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不仅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策的长足支持，而且有国际资本的大力扶植。据《粤港信息日报》2002年5月27日报道：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日前在访华期间宣布，世界银行所属的专门为私营企业融资的国际金融公司正式启动援助中国私营企业项目，说私营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经济改革计划的重点，也是世界银行集团在中国的优先领域”。与此同时，据《香港文汇报》2002年2月10日报道：“国务院高层官员近日表示，政府今后四年内将关闭2900家国有企业”。

　　来自外经贸部的统计表明，截至今年4月，在我国外资投资企业有近40万家，这些所谓“中外合资企业”，正在变成外商的独资企业。据天津南开大学日前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跨国公司在与我国合资的企业中强调公司控股权，外国投资者在合资企业的独资倾向日趋明显，合资企业的外方不仅重视股权安排，而且非常重视通过非股权的安排加强控制合资企业，包括通过资金、核心技术、关键管理技能和营销网络等投入，使合资公司的经营决策和日常运作严重依赖外方母公司。”设在天津的中外合资汉高公司等一大批中外合资企业，早已变成了外商独资企业。

　　除去“合资”企业在逐步变成外商独资企业以外，我们还在迎接着跨国公司并购国有大企业新高潮的到来。据《扬子晚报》2002年4月8日报道：国家经贸委透露，跨国公司并购国企的政策草案已经拟定，这是为了符合入世协议，开放的幅度相当惊人，跨国公司的购并目标可以不局限在原来的中小企业，而外资持股比例也极可能在此细则调整中出现重大突破”。

　　中小企业可以卖，大型、超大型国有企业也可以卖；亏损企业可以卖，赢利企业也可以卖。据《中国经营报》2002年4月7日报道：“全国500强企业向跨国公司开放。业内人士透露：本次针对目标是响当当的国内500强企业，而国际巨头们看中的也恰恰是这些企业在国内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方面，把企业、包括大型企业卖给国际资本；另一方面，也加快大型企业的“民营化”步伐。据《21世纪人才报》2002年5月17日报道：“近日，四川长虹电器董事长倪润峰在接受采访时说：目前，政策很明确，因为彩电是竞争性产品，未来国有股会逐步释出，让长虹成为民营企业。业内观察家指出，如果长虹搞了民营化，估计其他如海尔、海信等同样处在竞争性行业的国企，也会跟着搞民营化，这将引起重大的利益调整。”

　　要关闭的关闭了，能卖掉的卖掉了，卖不掉又关闭不了的，就实现“民营化”。公有制企业统统变成中外“民营”企业了，还哪里去找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呢？

　　三、 腐败与两极分化并进，社会风气长期恶化，国家凝聚力遭到严重破坏，犯罪率居高不下。

　　腐败年年反，然而，似乎越反越有“抗药性”。如今腐败也在“一步一个新台阶”，比如：

　　1、级别越来越高。

　　据2002年第10期《每周文摘》报道：中国纪检检察机关2001年共查结案件174633件，涉案175364名领导干部被处分，其中包括16名省部级干部。北京市今年一批落马贪官中，局级（包括两名副部级）以上干部占了50%。

　　2、窝案、串案和集体腐败案件增多。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云南思茅地区所属6个县的邮电局，竟有13名正副局长因受贿被判刑。厦门走私案涉案被判刑的有84人，其中仅厦门海关一个单位被判处死刑的就有14人。腐败还走到了“见坏不怪，人人都爱”的地步。据《深圳商报》2002年1月25日报道：“年终会议竟有色情服务，长沙‘温泉山庄’被预订一空”。“在现场，记者看到，这里保安把守森严，豪华轿车停满了车场，会议代表报到后，各种娱乐设施便全部向与会者开放了，装修豪华的温泉体育馆里，游泳、保龄球、高尔夫、电子游戏一应俱全，而每个人手里的会议代表证则成为了记帐的帐单。据山庄市场部经理称，我们每个房间都有桑拿按摩的服务电话，打个电话小姐就会服务上门，还可以带出去，并保证安全。直到春节前，山庄的客房已被各单位预订一空。”花公款买色情，居然是在一本正经的会议上；居然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居然上上下下，集体行动，吃喝嫖赌，人人有份；居然还不止一个单位如此这般。古今中外的腐败，还有比这更明目张胆、更厚颜无耻的吗？又据《领导工作研究》2001年第12期披露：原河南省沁阳铝电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秦瑞歧一家，父母子女10口人参加工作，10口人贪污受贿，10口人接受法庭审判，10口人全都锒铛入狱，这是货真价实的一窝蛀虫！

　　3、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的数额越来越大。

　　中国银行前行长、党组书记王雪冰，贪污、受贿、洗黑钱，涉案金额达10亿元，为建国以来至今所发现的最大个人贪污案。王已于2002年1月9日被正式逮捕。由王案又发现大案要案线索22起，涉案金额27亿，涉案人员35人，仅行长、分行行长就有6人，他们个人的涉案金额，少的有750多万，多的达2.2亿美元。贵州交通厅厅长卢万里，非法挪用该省筑路国债基金40亿元，从中渔利数亿元，卢现已逃往国外。

　　4、腐败“创新”出“理论”，犯罪的手段和性质也越来越恶劣。

　　据2002年第5期《南风窗》揭露，“因‘吹、卖（官）、嫖、赌、贪’而有‘五毒书记’之称的原湖北省丹江市市委书记张二江，在担任该市市长期间，与人合著了一本《下级学》。张二江这样写道：‘与上级领导关系如何，是下级晋升成功与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有些人单纯地认为，是太阳总会发光的------而不屑顾及与上级关系如何，这是一种十分幼稚而不切实际的想法。’至于如何赢得上级的好感，张二江提供了许多技巧和方法。”张二江的《下级学》，正是一本腐败教科书。

　　2002年年初，《大河报》报道，一个官员养了38个情妇，他给每个情妇一部手机，与她们每个人都保持“单线联系”。《南国都市报》2002年5月19日报道：海南省原纺织工业局副局长李庆普写了95本日记、拍摄了200多张照片、数盘录象带和光盘，详细记录下他玩弄每个妇女和奸淫幼女的经过，并保留每个女人的毛发作“纪念”。《每周文摘》2002年第8期报道，山西省河津市政协副主席史民志，竟在出席省政协会议期间嫖宿两名未满14岁的幼女。湖北襄樊市一所中学的两名校长杨大成、王传国，相互勾结，为了向银行贷款，竟将本校青年女教师骗到宾馆，送给银行行长马国超强暴。湖北省天门市财政局长彭某等人，为了升官，有人竟将自己的老婆送给市委书记“享用”。这些人的罪恶行径，登峰造极，寡廉鲜耻，无以复加。

　　腐败的长期存在，助长和加快了两极分化。美国《华盛顿邮报》一篇题为：《在中国巨富远比美国容易得多》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百万富翁的“第一桶黄金”无一例外地来自非法所得，并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官场背景”。这就是说，富翁们的暴富是靠腐败起家的。

　　中国富翁致富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据《国际金融报》2002年1月24日报道：“20年前，刘和几位兄弟创办第一家养鹌鹑的公司时，全部的资产仅有1000元人民币。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获得了快速发展，现在拥有83亿净资产。”20年间，这位刘老板的资产翻了830万倍！

　　中国如今有多少“刘老板”呢？据《中国经营报》2002年2月9日报道：“2001年‘两会’披露，中国45%的社会财富为1%的人所占有！1%是1300万人。如果剔除家庭成员，那中国大约只有400——500万真正腰缠万贯的人。他们可能占有5万亿——7万亿‘百姓金融资产’。”

　　出现了“刘老板阶级”，自然社会上也就出现了为这个阶级服务的项目、产品、行业、劳力和“就业观念”。

　　据《中华工商时报》2002年5月17日报道：在上海唯一有山林景观的佘山风景区，不久将为国内外富豪、超级富豪建造大型豪宅区。此处豪宅区，采用国际先进水准开发，占地面积4000亩，分两期建成，‘上海紫园’其中一期占地1300亩，二期占地2500亩，平均每户占地8亩左右，最大则达到20亩。每幢售价由1500万元到1亿元。

　　另据报道，“北京北郊柠檬湖开发的北美风格独栋大宅，每栋售价100万美元（合827万人民币），第一批68户，到3月18日已全部售完。”上了美国《纽约时报》编辑的《当代中国富翁列传》的40岁巨富李勤富，在上海南郊模仿美国白宫给自己盖了一座办公大楼，豪华无比，楼顶竖立着高三米、重三吨的本人铜像。他在市区另有一栋豪华如五星级宾馆的办公楼。

　　富翁们每家不仅拥有1——7辆进口高级轿车，而且不少人还拥有私家豪华游艇，出海垂钓、聚餐、度假、谈生意已经成为阔佬们的生活时尚。

　　阔佬们出游更是“一路黄金一路歌”。到国外旅游已是家常便饭，即是在国内，也有每天收费9000美元的“皇帝套房”供他们下榻，在九寨沟花上5000美元坐着飞机看野猴。

　　除此而外，阔佬们还享受着完善的医疗服务。他们不仅拥有自己的家庭医生，还有“贵族诊所”为他们提供服务。据报载，在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都有这样的“贵族诊所”。“贵族诊所”普遍实行会员制，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者方可入会，入会费为2万元。“诊所的医生都是高薪从全国‘挖’来的‘顶尖’级高手，各种器械均从美国进口，可谓‘装备精良’。”每小时收费1万元的急救直升飞机，可以随时把生了病的阔佬送到任何他想去的医院。

　　为了满足阔佬们的“休闲需要”，所谓“陪类”服务也应运而生。陪聊、陪玩、陪读、陪唱歌、陪购物、陪会友、陪旅游------只要阔佬需要，就有人挣这口饭吃。据《中国青年报》2002年2月3日报道：“陪类服务”中介处贴着许多小广告，如：“老板欲聘一文科女生业余时间共谈人生，每小时酬金200元------”、“某成功男士急聘一名会游泳的大学生做陪伴，待遇从优，只要我满意了，也会让你满意。”、“急聘舞林高手陪练，限女生，月薪2000元”。此外，还有招聘大学生陪考试、陪看电影等等。“一位中介人说：大多数客户都明确提出要女生。‘到我这来找伴儿的，不是老板就是款爷。他们现在也讲品位了，一开口至少是本科生，还要求是名校的。据说他们之间还互相攀比，看谁的伴儿学历高、条顺（身材好）盘靓（面孔好看）！至于工作安全只能靠你自己去把握。有少数陪类兼职者最终也的确变成了大款包养的二奶。’”

　　没钱的好汉是孙子，有钱的孬种是大爷。只因为阔佬们有的是金钱，他们就把人世间一切最好的东西都据为己有，连他们的陪客、姘头、姨太太都要名校的本科大学生。资本把一切都变成了商品，包括大学生。资本哪里会尊重什么知识和人才？它只会毁灭人才。这真是教育的悲哀！

　　当400万——500万阔佬们，在他们的天堂里挥金如土，尽情享受着荣华富贵的同时，中国却有6千万以上的劳动者月收入不足80元！

　　据《中国新闻网》2002年2月3日报道：“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王郁昭日前表示，中国现有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为3000万左右，低收入人口（以人均年收入865元人民币为准）为6000万左右，两者总数为9000万，约占农村人口的10%。”《每周文摘》2002年第23期报道，“据权威人士说，中国城市贫民日益增多，目前有3000万左右，这一数字与农村未达温饱的人口数量大体相当。”两项来自官方的统计表明，我国城乡贫困人口已达1亿2千万人。这个数字里面包含着多少血和泪啊！

　　腐败的绵延不绝与两极分化的日趋发展，已经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成为了诱发犯罪的社会根源。诚如《法律与生活》2002年第5期的一篇文章所分析的：“从市场经济的建立来说，市场经济讲究利润、效率，引进了竞争机制，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对此，一些私欲膨胀、又不愿意通过诚实劳动获取财富的人往往有一种挫折感，于是他们则采取非法手段进行盗窃、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聚敛钱财，进而相互勾结，结成犯罪团伙，这就是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存在的经济、社会原因。”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腐败分子与刑事犯罪分子常常是内外串通，联手作案的。打黑的经验告诉我们，几乎每一个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都有一个、几个乃至十几个腐败官员充当他们的“保护伞”。据5月21日的《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广东增城发生一起绑架案，绑匪竟去当地公安局取赎金。

　　这些年来，各种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全国每年立案案件大约在300万件以上，发案率则更高。据公安部公布，我国每年因公殉职的警察有500人之多，负伤的竟高达8000人，由此也可以看到犯罪活动的规模与强度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为了追求更多的金钱，已经致富的老板们，千方百计地从打工者们身上榨取尽量多的剩余价值，由此也酿出不少人间悲剧。据《江苏经济报》2002年1月9日报道：“打工苦，要钱更苦！南京嘉伟玩具礼品厂的职工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只拿到9元钱工资；南京新乔东皮件有限公司600名职工被拖欠工资45万元；安徽来宁打工的莫某等7人9200元血汗钱至今已被‘悬’了两年------南京市劳动监察大队近日接到的工资支付纠纷已近500起。据不完全统计，南京市共有2.7万名职工被拖欠工资4000万元。去年一年为索要工资而自杀的事件就有多起。”

　　残酷的剥削，必然引起强烈的反抗。全国各地为报复老板的压榨和侮辱而行凶杀死老板或老板全家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如：2002年4月23日《湖北日报》报道，打工者况才国因向老板讨不到工资，竟身绑炸药要与老板同归于尽。

　　打工难，找个打工的地方也不容易。原有的劳力在下岗，新的劳力在成长，失业已经成了社会的大问题。据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萧灼基分析：“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大概在15%到20%，这还不包括农村将近1亿的潜在失业人口。中国的失业率是全世界最严重的。”

　　《世界日报》分析说：“我国今年大学毕业生达145万之多。由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引出了‘2030’现象。所谓‘2030现象’，说的不是到2030年会出现何种问题，而是说的20岁到30岁之间人，面临的就业难题。”“2030现象，是一种失业现象，其实也可以叫做毕业失业现象，不仅是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难，专科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就是年龄更小、不到20岁的高中生、初中毕业后考不上大专、高中，也等于失业。仅在上海，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16岁以上到30岁以下者，占了50%。”。“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人生目标还未明，一旦没有出路，将每时每刻走向社会的对立面，这怎能不叫人惊心？”据《广州日报》2002年6月2日报道，在一项对全国小学生的“内心烦恼”信笺调查中，天真无邪的“花朵”们，有人竟道出了“担心长大以后找不到工作”这样可怕的“超前忧虑”。可见失业的艰难与痛苦，已经过早地给孩子们带来了内心的烦恼与恐惧。

　　为了糊口，许多妇女走上了卖淫的道路。据《生活时报》2002年5月21日报道：“在北京市区的亚运村、北宫门、公主坟、六里桥、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等多处地区一些从事卖淫活动的‘小姐’竟公然举着‘今夜我陪你’的牌子，在路边拉客。她们大多因家庭贫穷，来京打工无门，为了生计走上了出卖肉体的道路。她们把她们所从事的称作‘发展路边经济’。”

　　据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是有了妓女就是社会主义了？

　　在失业的工人们中间，如今流传着许多这样的“顺口溜”：
　　“下岗男工不用愁，操起扳手和斧头，风风火火闯九州，该出手时就出手。”
　　“下岗女工别流泪，昂首走进夜总会，陪吃陪喝又陪睡，比起在岗还实惠。”
　　“下岗军人不后悔，大步迈进黑社会，这活没有站岗累，跟着老板去犯罪。”

　　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大军与腐败和两极分化同在，这就使我们时时刻刻承受着一种巨大的社会风险。2002年5月9日，在亚洲开发银行第35届年会“中国日”讨论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介绍：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迅速增大，1994年已经突破0·4警戒线，目前已超过了0·45。并且认为“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难度很大”。看来，两极分化不仅要继续下去，而且还要进一步扩大。

　　由于市场经济要求绝对尊重互利交易原则，因此确保自身利益便被舆论倡导为社会正当的法制观念和道德准则。于是，“追名逐利”成为美德，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倒成了“精神不正常”的表现而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揶揄。

　　所以，在郑州和长沙出现了所谓“道德银行”，倡导人们把自己为社会做的好事存到“道德银行”里，以便日后得到更多的回报；

　　所以，大连一法院在查明确系银行工作人员笔误，填错了存单，也“依法”将银行多付给原告的16万元利息判给了原告；

　　所以，今年5月10日，光天化日之下，在首都街头，一女青年被“色狼”紧紧按在地上猥亵达十几分钟之久，数十名围观者竟漠然看着这一切，尽管手机多多，却连一个打电话报警的都没有；

　　所以，今年5月17日，一名到广州谋生的湖南少女，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一男子调戏，少女不从，竟被这一流氓连砍了8刀，而20多个围观者，没有一人挺身而出，援救这孤零零的少女！

　　与此同时，由于社会风气的险恶，“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下馅儿饼来”这类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尔虞我诈的信条，也在人们耳染目濡了种种教训之后，成为了人们牢记的戒律。于是人与人之间完全失去了信任感，完全失去了相互帮助的社会责任心。

　　于是，西安农民蒋德银捡到成都旅客的钱包，千里迢迢送到成都，却被成都失主报了警，以为蒋是来敲诈；

　　于是，汉口的一位下岗女工童女士，在菜场扶起一位倒地的老太太并送到医院，接到童女士电话赶到医院的老太太的家人竟指认童女士为肇事者，将她扣押了8个小时。

　　于是，北京10名出租汽车司机为回报社会，开着红色富康车在四环路以内免费送乘客，而乘客却宁愿等公共汽车，竟没有一个人敢登免费的出租车。

　　于是，我们的媒体在慨叹之余，排出了《想当‘活雷锋’还真不容易！》这样令人心酸的大标题。

　　一个连雷锋都被拒绝的社会，还有什么凝聚力可谈呢？而没有了凝聚力的社会，岂不是乌合之众、一盘散沙？而乌合之众、一盘散沙是没有力量的！

　　一位作者日前在《工人日报》上发表一篇短文：《我不明白》，道出了当今人们普遍的困惑：

　　“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但道德水准却未见突飞猛进。
　　我们的开销越来越大，但快乐的获得越来越不易。
　　我们的财富在成倍地增长，但自身的价值却越来越模糊。
　　我们说得越来越多，但爱的感觉越来越少。
　　我们拥有的知识越来越多，但判断力却越来越弱。
　　我们已经征服了南极北极，但却好象遗忘了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

　　是的，我们确实应该弄明白这些。我们确实应该找回我们的心、我们的爱、我们的道德、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判断力和我们的自身价值！

　　四、 产权的多元化必然带来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必然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地位。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私有制的出现，在我国已经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这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必然决定着与它相联系的意识形态的存在。谁否认这一点，谁就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谁就是亵渎“实事求是”的骗子。

　　无庸讳言，在“民营经济”包装下的私有制经济，在我国正处于“大胆放手发展”的态势，国家鼓励和支持人人当老板，发大财。于是，“当老板，发大财”便成为社会普遍的时尚追求，老板的意识形态也就成为了“时代意识主流”。

　　由此可见，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与一定的所有制形式相联系。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就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私有制经济必然产生出私有制的意识形态，否认、掩盖、压制都无济于事。

　　其实，我国的腐败之风之所以二十多年来久禁不止，而且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因为腐败正是私有制的产物，它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也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而发展，只有彻底消灭了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腐败才能得以根除。一面大力发展私有经济，一面“铲除腐败”，与虎谋皮而已。那些主张“西化”的人们，编造了许多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少腐败”的神话。其实，在西方，由于是私有制社会，生活方式的腐朽正是财富的炫耀，而官场与财团的腐败也司空见惯，最近美国几家大企业接连爆出造假账丑闻便是实例。“腐败”之所以在我们这里特别被人们所关注，特别为人们所痛恨，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是与腐败相对立的；中国人民曾经经历过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风和政风异常廉洁的时期；中国是一个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的全体劳动者绝不允许任何人侵吞共有的财产；中国人民习惯于以公有制的观念去看待和要求社会公仆的行为。

　　现在，由于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各种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上日益泛滥起来。同时由于公有制经济的逐步退出，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相应日益弱化了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这样，自然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的权威地位。

　　今年3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联合主办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二十一世纪国际研讨会”。据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商德文说：“最值得注意的是，出席研讨会的大部分学者所一致瞄准的目标不是别的，正是《资本论》的核心问题——也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且会议组织者今年还特别邀请了许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参加讨论。”

　　商德文教授说：“在新的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千千万万个私营企业主不愿意接受自己是剥削工人、因此必须被推翻的资本家。------这一部分（私营）经济起来以后，必然会在理论和政治上寻求代言人，寻求他们的理论代表。”当谈到当前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时，商德文教授说：“中国的大专院校正在悄悄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课程缩短到了极限。实际上从中央教育部来讲，马列主义的课程一减再减。比如《资本论》，本来要给北大本科生讲两、三个学期，现在缩短到二十个小时，而且限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别的专业就不学了。”

　　大学生不学马列，中学生、小学生就更不学马列了，那我们的青年、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各级干部的马列主义觉悟从哪里来呢？没有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和理论教育，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够一代一代继承下去吗？

　　不学马列，学什么呢？

　　今年5月27日出版的《新闻周刊》告诉我们：“现在有超过二百万的儿童参加一项教授孔子学说的课程，有几家重点大学开始设置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位。”

　　教授“孔学”正在“从娃娃抓起”，学习“孔学”也可获得学位，可见设想之深远。诞生150年的马克思主义，据说已经“过时”，而发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孔学”，如今却“重现辉煌”。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岂不清清楚楚吗？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经济的运行原则、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也就十分自然地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一切变成商品，它才具有价值，它才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于是人们的精神作品也统统变成了“精神产品”，作为意识形态载体的文学与艺术当然也不例外。文化的商品化，自然要求越具有市场竞争力，就越有价值。因此，有没有市场和市场大小，就成为了生产什么样的文化商品的唯一动力。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在意识形态的许多门类和领域都被金钱与人欲搞得连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都不像了，而变成了赤裸裸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尊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人们，许多人沦为了罪行的教唆犯。

　　2002年第4期《每周文摘》摘转了《羊城新闻周刊》的一篇题为《丑陋的娱乐圈》的长篇通讯，揭露了充斥娱乐圈内的暴力、黑道、性丑闻、吸毒、江湖义气等丑陋的内幕，只要看看文中的小标题，人们就不能不为把持着如今文化舞台的竟是这样一些“人渣”而惊愕。文中的小标题是这样的：“浸透‘江湖’恶习：暴力泛滥；黑道入侵；流毒无穷——‘性’丑闻成灾：绯闻，明星的日常功课；肉体，快速晋升的阶梯；应召，收入不菲的副业；滥交，像吃饭喝水；同性恋，换一种玩法——拉开黑色帷幕；尚存的廉耻使她走出圈子”。

　　《郑州广播电视报》从2002年5月27日开始，分3期以5个版的篇幅连载了署名李牧遥的长篇通讯：《女演员劲爆娱乐圈内幕》。文中的小标题是这样的：“副导演叫我去他房间------；同房女演员深夜不见人；刚入行，我太嫩；阳导演敲门，演‘小红’没门；同房女演员挤掉我的戏；得到吴老板的提拔；向‘色狼’求援；海边险遭性侵犯；惊险中巧遇王大哥；各种报复接踵而来；暗恋我的老板；记者贴身紧逼”。

　　这就是新中国文化宣传队伍的现状吗？是的。但是不必大惊小怪，因为据说我们现在正处于“初级阶段”，而且这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则！

　　正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宣传队伍中浮游着众多的“人渣”和败类，充满着色情和暴力的文化商品才无处不在，以至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不得不发出通报，“要求制止电视娱乐性综艺节目中的格调低下、胡编乱造以及低级庸俗等不良倾向。指出，一些节目语言低俗、表演媚俗、动作无聊，创意荒唐；一些节目热中于谈论女性身体；一些节目拿儿童的纯真开心取乐；一些节目聚焦‘性’话题，以此来取悦观众。”

　　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建立了“扫黄”机构和专业队伍，也不时传来端掉卖淫窝点和处罚脱衣舞表演这样的战报，但是黄、赌、毒却风靡大江南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一股势力多年来在为公开设立“红灯区”摇旗呐喊，制造舆论，并且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在北京的媒体和郑州的《广播电视报》上，在西安的公共汽车车票上，公开刊登名为“疯狂之夜”、“两性芳草地”、“情人过招”“少女私秘”、“男人的爱”等等五花八门的色情“电话服务”广告。这种“电话嫖娼”被美称为“信息服务”，每分钟收费2元，多以青少年为招徕对象。据报载，女接线员语言之下流，不堪入耳。2002年6月5日，新华社以《天津市一位母亲控诉：信息台‘聊’得儿子休了学》为题，报道了天津市一名14岁的初中学生被色情电话所引诱，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花了4000多元电话费，身心受到摧残，不得不休学治疗的经过。对于这种情况，北京电讯管理部门的干部说：“政府严禁色情服务的政策没有改变，但社会在变化。允许色情服务电话是为了减轻社会压力，而不是为了赚钱，这只是允许通过收费电话，坦率地谈论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性专家说：“在一个许多人离开家乡孤独生活的城市，色情电话有其价值。”

　　如同这些年来许多的改革举措都经过“理论包装”一样，官员和专家们一定也能“与时俱进”地“创新”出妓院开业的“理论”根据，因为我们太需要“减轻社会压力”了。

　　五、 教育腐败甚于司法腐败。

　　2002年第21期《每周文摘》以《教育腐败甚于司法腐败》为题报道：“由沈阳市民参与投票的全市行风评议活动中，教育系统在被评议的30个部门中，群众满意度排名倒数第一。教育腐败主要表现在乱收费上，有的学校不顾政策规定，漫天开价，价格失控，有的学校收2万、3万甚至5万，并且多数不给收据，令工薪阶层学生家长苦不堪言，把九年义务教育扭曲成充满铜臭的商业活动，把本应由政府投入的教育投资，变相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林业大学教授赵奇僧在今年“两会”讨论时发言说：“一个孩子中考时距当地重点中学录取线只差1分，最后花了4万元才入学。要上学吗？拿钱来！”赵奇僧教授说：更大的腐败集中在高校。“一些地方高校招生后，教学质量滑坡无人关注，教师岗位津贴却大幅上升。据调查，一些高校平均每名教师仅工资、津贴等收入加起来一年就有六、七万。‘吃学生’已是公开的秘密。这种做法难道不是教育腐败吗？教育腐败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学生，直接影响到祖国未来建设者的思想文化素质。”（《江南日报》2002年3月10日）

　　据报道，在今年“两会”期间，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指出，宪法规定城镇九年义务教育制，现在全国除北京市、上海市以外，没有一个省（区）、直辖市能实施。现在城镇青少年失学率为12%，农村为75%。大、中院校，风气差，教育质量显著下降。滥收、逼收学费、赞助费，引起社会公愤。

　　从社会各方面的反映来看，当前我国教育主要存在四个问题：

　　1、 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高。

　　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资料，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高收入国家平均为5.7%，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4.3%，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1%，120个统计资料比较完整的国家总平均为4%。我国在这120个国家中教育经费投入排名在第96位。我们四周邻国教育经费的投入都比我们高，如：日本为4.7%；韩国为4.5%；新加坡为3.3%；俄罗斯为4.4%；马来西亚为5.3%；泰国为3.8%；蒙古为5.2%；印度为3.85%；尼伯尔为2.9%；巴基斯坦为2.7%；越南为3.1%，而我国仅为2.36%。（据2000年第7期《真理的追求》）

　　教育的低投入不仅制约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是造成教育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2、 教育的商业化，必然不顾教学质量。

　　据《半月谈》杂志2001年第24期披露：“目前，地方党校的报名人数每年以5%的增长率递增。报名学员中，近92%的人是地方党政机关干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希望在党校能顺利混张文凭，便于增资提干。这类党校，一本600多页的教材，两天授完是常有的事。到考试时，抄袭声不绝于耳。毕业时，学员只要和校方钱货两清，则皆大欢喜，党校成了交钱就能拿文凭的胡闹学校。”

　　3、 师德薄弱，对教师人格修养缺乏约束，教师队伍中问题很多。

　　像北京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也出现知名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铭铭剽窃国外教材的严重事件。浙江台州师专副教授莫菊初自1996年以来，长期抄袭别人论文达40篇，最近被开除党籍。湖北美术学院副院长李泽霖伙同妻子雷维宁（该院副教授）长期在招生中受贿被双双法办。中央音乐学院一位坚持招生考场规定的教授，竟遭到“群起而攻之”，最后被排挤出中央音乐学院了事。《中国妇女报》2002年1月30日报道，江西某大学规定，学生作弊一次被发现，只要交纳4500元罚款便安然无事。德育与金钱比较，师长们更关心金钱，而这恰恰是一个典型的师德问题。至于中小学教师中的师德问题就更多了。

　　4、教书不育人，不重视校风建设。

　　据2001年9月29日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披露：在我国刑事犯罪中，青少年占70%。媒体报道，湖南省平江县一名16岁的初二学生，在80分钟内残杀了一名8岁男童、一名6岁女童和另一名5岁女童。该县又一名13岁的小学六年级学生，杀死了他的大嫂，手段同样十分残忍。据《燕赵都市报》2002年5月18日报道：河北省沧州市一名14岁的初中生竟自办所谓“报仇公司”。自称：“本公司专供为你报仇！你出钱我出力！每报一次仇10元，先交钱后办事”。2001年6月6日中央广播电台在《少年抢劫案引发的思考》专题谈话节目中，播出了在当地小学生中间流传的一首这样的“顺口溜”：“读书苦，读书累，读书还要交学费，不如参加黑社会，有金钱，有地位，还有小姐陪着睡”。这个“顺口溜”深刻地反映出孩子们稚嫩的心灵已经被严重污染。

　　在大学里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女学生卖淫，男学生偷盗的事件已经屡见报端。更令人不安的是，在所谓“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倡导下，据说已经没有了民族经济，尽管国界尚存，但是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了祖国。

　　三、四十年代，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奔向艰苦的延安，为了民族的解放，甘愿流尽最后一滴血。五、六十年代，爱国的海外赤子，不惜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冲破敌对势力的阻挠，毅然决然奔回祖国，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然而，据说这一切都过时了，“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是全球化时代，不能死抱着老观念不放”。于是一种“鸟式就业”理论被“创新”出来。所谓“鸟式就业”，就是“哪里有食就往哪里飞”。这分明是“有奶就是娘”的翻版，哪里是什么“观念更新”！2002年6月7日《工人日报》报道：“随着在华跨国公司的人才本土化战略推进，国内人才将大量流失到跨国公司、外资企业等。我国将出现第三次人才流失高潮”。据说“正是我们自己在为跨国公司、而惟独不为我们自己培养人才”。我们的“有远见、有抱负”的大学生，是把到美国留学作为“人生起点”的。我国著名水利专家、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老人，一次在与同学们谈话中语重心长地尖锐指出：美国在为中国培养有汪精卫思想的人。老人的话是沉重的，不幸的是，这正是事实。

　　当然，青少年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全由学校教育负责，甚至可以说，这主要的是来自社会的影响，但是无疑，作为学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六、 我国人民体质正在下降，平均寿命正在缩短。

　　竞争激烈，就业困难，劳动强度高，精神压力大；城乡福利医疗保障制度与合作医疗制度取消后，相当大的群体有钱吃饭，无钱吃药，小病硬挺，大病等死；以及群众性的体育运动的弱化等等状况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

　　一位记者在2000年末写的一篇年终稿《蛇年将到，谁在叹息？》中写道：“在社会调查中发现47%的人担心失业或找不到工作，使国人身心受到最大的压力。大部分人对收入、房价、医疗叫苦不迭，造成的后果是，过重的危机感以及寻求幸福生活却感受挫折的生活感知，在人们的心里累积下来，已经明显动摇了中国人一贯和平、宁静的精神世界。有63%的人承认自己习惯性失眠，经常需要药物维持，52%的人坦白自己经常焦虑，莫名恐惧，32%的人对自己缺乏信心，对未来悲观，1.9%的人承认自己有自杀意识。”据2002年5月2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日本有20%的国民失眠，就被认为是“导致了国家危机”。

　　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我国每年有28万7千人自杀身亡，200万人有自杀意识。

　　《京华时报》2002年4月3日报道：“由中国和加拿大两国科学家组成的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研究室课题研究成果表明，在我国，自杀已成为15岁到34岁人群的第一大死因，预防自杀已经成为中国目前需要迫切解决的三个精神卫生问题之一。”

　　据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节目2001年2月19日披露：我国青少年自杀现象呈不断上升趋势，最小自杀者的年龄只有12岁。

　　医疗支出已经成为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的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因为患病破产，治病返贫的现象屡见不鲜。据《人民网》2002年3月28日“两会”消息报道，两会代表和委员指出：“五千万城镇居民、四亿五千多万农民进不了医院，每年有120多万起对医院和医生的举报，反映了医患关系的紧张。”

　　人们生病后，得不到有效、及时甚至是起码的治疗。城市里许许多多的退休老人，把辛苦了一辈子攒下的几个钱存到银行里不敢花，以备倒在病床后使用，他们把这点钱叫做“救命钱”。政府要拉动内需，希望存款人取款消费，或是把存款“投资”到股市之类，因而先后八次降息，而众多的“蚂蚁储户”全然不理，硬是照储不误。由于人们有病得不到医疗，于是当各种疾病扑面而来时，不少人卧而待毙，少数人自杀了之。邪教“法轮功”就是迎合了人们怕生病这种心理，才得以坐大。

　　我国人民当前面临着各种疾病的困扰。有的疾病，如性病、吸毒，建国后即被迅速根治；有的疾病，如血吸虫病、结核病，早在五、六十年代，即被扑灭或有效控制；有些疾病，如精神病、抑郁症、佝偻病、老年痴呆症等，在我国原来发病率很低，而如今却都流行起来，成为了常见病和多发病，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普遍下降。

　　据中央电视台《残疾人新闻》节目2001年4月8日披露：我国现有精神病患者1600万人，占患病总人数的13.47%。

　　据《北京晚报》2002年1月6日报道：“日前在被调查的年轻人中，有8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已经老了，他们的心理年龄已经进入了中老年。专家分析认为，心理年龄老龄化是由社会转型造成的。现在不少招聘单位对年龄要求很严格，一般是35岁以下，还有30岁以下的，结果年轻人很是担心自己变老，心理紧张，心理年龄不知不觉就变老了。”

　　据中通社报道，由于社会竞争压力日益增高，近年来，我国中年人患老年痴呆症的越来越多，约有15%左右的老年痴呆症患者是40至50岁的中年人。在我国痴呆症总患病率已达2.9%，65岁以上人口的总患病率高达5.22%。

　　据2002年第34期《每周文摘》摘转《新闻晨报》报道：“目前，‘信息焦虑综合症’正在压垮都市现代人。‘信息焦虑综合症’虽没有任何病理变化，但会突然出现恶心、呕吐、焦躁、神经衰弱、精神疲惫等症状，人也充满无奈、衰竭感，女性还会有停经、闭经和痛经等妇科疾病”。

　　据《深圳商报》2002年4月13日报道：由于竞争激烈，劳累过度，深圳50%“白领”脑功能失调。

　　据《河南经济日报》2002年3月13日报道：统计数字显示，近年来，死于癌症的中年“白领”患者逐年增加，已从1997年的13%，增加到现在的21%。

　　据新华社2002年1月23日报道：“权威人士介绍，我国乙型肝炎、结核病出现高流行率。其中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流行率达10%，有的地区高达20%；全国已有4亿人感染了结核菌，其中10%的人将发生结核病”。又据中央电视台2001年2月16日《公益广告》披露：我国现有结核病人600万，居世界第二位，并且每年仍以200万人的速度增加，10年后，将增加到2000——3000万人。

　　据中新网报道：“曾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已经消灭的血吸虫病，如今又卷土重来。在湖北尤以荆州、沙市、江陵和黄石市、阳新等县市为重疫区，其流行范围广，危害程度重，防治难度大，仅荆州、阳新两地，即有患者九万余人。”

　　据中央电视台2001年4月4日《半边天》节目披露：我国小儿先天性佝偻病每年呈增加趋势。

　　又据2002年第1661期《报刊文摘》披露：我国现有登记在册吸毒人数为90万人。

　　新华社2002年4月11日电：“截至到2001年底，中国累计有85万人感染了爱滋病毒，其中10——12万人已被夺去了生命。2001年比2000年增加了至少40%患者，其中80%为男性，20——29岁的青年占感染总数的53·6%。目前我国面临爱滋病发病的第一个高峰，爱滋病人也呈快速上升的趋势，已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影响。全国因爱滋病感染增加在医疗费用和社会经济损失约在4620亿至7700亿人民币之间。”除去爱滋病之外，其他性病也广为流行，患者人数在100万人以上，以致性病诊所、专科遍布全国城乡。

　　除此而外，由于私营企业主拼命地追求利润，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劳动保护投入，残酷地漠视打工者的生命安全，我国各种职业病发病率和工伤事故发生率都呈连年上升趋势。据卫生部近日公布的我国2001年职业病发病情况的通报表明：2001年共收到职业病报告13218例，比2000年增加了13%。目前，尘肺这个典型的职业病患病人数，全国已达43万人。卫生部负责人指出：由于各地从事粉尘作业的工人接受检查的人数低于30%，有的甚至只有10%，因此，报告病例数远低于实际发病情况。

　　另据中央电视台2002年4月27日《远离职业病》节目披露：我国2000年比1999年，各类职业病患者增加49·8%，增加幅度之大，令人震惊。

　　我国每年由于各种事故而致死、致伤的人数之多，也都为建国以来所未有。

　　据国务院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张宝明2002年3月26日透露：2001年全国共发生安全生产事故10.06万起，死亡13.04万人。其中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有140起，死亡2556人。

　　据新华社2002年5月21日消息：进入2002年以来，仅第一季度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与死亡人数，就比去年同期分别上升57.9%和13%；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上升了47.3%。

　　据中央电视台2000年7月28日《焦点访谈》披露：我国每年除死于安全生产事故的有十多万人外，造成伤残的有几十万人。

　　1998年，深圳市工伤鉴定人数为12189人，其中90%以上为断指、断掌或断臂；因工伤死亡的80多人，即平均每天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半有1人工伤死亡。

　　据《重庆晚报》报道：“中国每年因工伤被轧掉的手指头超过5万个。仅深圳市，一年发生的工伤事故就超过2万起------。”

　　此外，2001年，我国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为10.6万人。造成如此大量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利益驱动”，为了多挣钱，超载运输，疲劳驾驶。

　　一份“由国家经贸委等单位共同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近几年来，每年所发生的各类安全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接近2000多亿元，相当于两个三峡工程的造价。”

　　另据《每周文摘》2002年第35期报道：我国每年由于室内装修，造成空气污染而到医院急诊的有430万人次，门诊治疗的有22万人次，造成死亡的为11.1万人。

　　疾病流行又得不到良好的治疗，致使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急剧下降。

　　2002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国际亚健康学术成果研讨会”透露：中国人口中，当前只有15%属于健康人群，15%属于非健康人群，另外70%处于“亚健康”状态。这也就是说，只有15%人口的健康率，使当今中国人的心头重又升起“东亚病夫”的余悸！

　　更令人忧虑的是，由于上述原因，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已经由原来的70岁下降为62岁（据2001年5月18日《每周文摘》），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平均寿命更是大幅度下降。据2000年8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节目》播出：一项跟踪十年的调查报告显示：10年间，我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由10年前的58·12岁降到了目前的52·24岁，比六十年代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的70·62岁，降低了18·38岁（这几乎是一代人的寿命！），比二十世纪末，世界人口平均寿命65岁低了12·76岁。

　　人民平均寿命的长短标志着人民是否安居乐业、生活是否幸福。它是一项综合指标。它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单单富有（即使是真正的富有），并不能使人长寿。

　　我们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可是我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却在大幅度缩短。

　　我们提倡“以人为本”，可是我国人民每年却要付出非正常死亡60多万人、伤残数十万人、因违法犯罪而被法办的有300万人以上（包括近20余万名国家干部），以及遭到各类犯罪分子直接或间接伤害的约有百万人，这样总数高达数百万人的沉重代价。

　　我们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时期，可是我们却承受着战争年代人力资源的残酷消耗！人民生存质量下降，平均寿命缩短，社会风气败坏，犯罪人口日增，换来的却是“一部分人富了起来”。这样，即使生产发展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清醒的思考？

　　（2002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