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仇美？——9·11周年祭

自由湘军

根深蒂固于众多国人心目中的强烈的仇美情结，一直使我大惑不解。一个经济科技领先、政治制度民主、思想文化自由的年轻的朝气蓬勃的伟大国度，我们为什么不以仰慕的心情去学习她，而要以恶意的目光去仇视她呢？为使中国能够挣脱一切现代化的桎梏而尽快地融入国际文明社会的主流，有必要对这一阻滞中国现代化的病态的仇美心理进行一番剖析。

我们的中、小学乃至大学的一切人文学科的教材，极力喧染和夸大近代中国极贫极弱的原因是美国等西方列强侵略所致，由此铸成的挥之不去的畸形的“1840年情结”，使国人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强烈的仇美、仇西方心理。此种心理急剧膨胀而发展成为对包括民主、自由和人权在内的代表整个人类发展进步方向的西方文明的抵拒，从而最终演变成为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一有风吹草动和突发事件，这股轻率却又强大的极端民族主义浊流就汹涌澎湃、不可阻遏。去年9·11事件国人的幸灾乐祸，赵葳军旗装事件民众的“义愤填膺”，都是这种极端民族主义丑陋、粗鄙而又歇斯底里的表演。更为可怕的是，弥漫盛行的极端民族主义不仅表现为一种仇外排外的破坏性情绪，而且为极权制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从而使得民主、自由的进程在中国变得异常艰难。近代以降，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周期性的义和团式的反美、反西方浪潮，其实质就是“爱国”民众对专制制度的默许。

极力喧染和夸大近代中国极贫极弱的原因是西方列强侵略所致的教育的另一后果，是在国人心目中淡化了专制制度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这一基本事实，使得反帝反西方的声音总是压过反封反专制的声音，而统治阶级也正是屡屡利用这种非理性的排外声音来强化自己的极权统治。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入侵，固然使中华民族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但“欧风美雨”所挟带的先进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给正在走向僵死的中国封建社会注入活力，也是不争的事实。正是1840年的隆隆炮声，把中国这头沉睡的狮子从虚幻的强大中惊醒，中国从此开始踏上了现代化的征程。不是把自己的落后归咎于自身制度的腐朽而是怪罪于所谓外部世界的威胁，是历代统治阶级转移内部矛盾的惯用伎俩。目前，在中国这样一个信仰已经发生危机或从来就没有过信仰的国度，民族主义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维系人心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因为美国支持了我们的“敌人”——却是当时中国合法政府的蒋介石政权，并在朝鲜半岛上同我们打了一仗，国人便把对西方人的所有仇恨集结到对美国人身上。加之毛泽东政府在反美问题上的恶意误导和推波助澜，“仇美”几乎成了中国人的天然情感。在我的童年时代，不论是官方教材还是学校老师，很少称“美国”而称“美帝”。在毛时代，美国几乎就是邪恶和魔鬼的代名词；更为可笑的是，在毛时代，美国几乎也是专制和贫穷的代名词。那时，我们竟愚昧而又天真地认为：被贫困、失业折磨着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美国人民，正等待着我们去拯救。就象今天我们认为美国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美国的自由是少数人的自由一样，同样愚昧而又可笑。试想一下，一个国家政治制度腐朽、文化堕落，生产力、科学技术却能够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地发展——如此逻辑，这难道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承认人家的物质文明而否认其先进的政治和精神文明，这不正是一百多年前洋务运动奉行的“中体西用”的惯性思维所致吗？欺骗性质的教育，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不知道培养了多少一代又一代口头上爱国而行动上误国的“爱国愤青”。

仇美左派不仅仅仇美，而且他们极喜欢振振有词且时髦地将亲美人士斥之为汉奸、卖国贼。动不动以汉奸、卖国贼此类不着边际的罪名相加，这除了说明仇美左派的浅薄、落伍和黔驴技穷，还能够说明什么呢？亲美与仇美的实质不是卖国与爱国的问题，而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亲美派不是汉奸、不是卖国贼，他们是理性、深沉的爱国主义者。他们之所以亲美，是想更好地吸收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使我们祖国更好、更快地走向富强、民主和文明。亲美、亲西方，与其说是媚外，不如说是对人类智慧的尊敬。中国的亲西方思潮，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源、曽国藩、康有为、孙中山、胡适、鲁迅等人，但亲美派真正的鼻祖当属胡适。然而，胡适等人的学习西方的理性的声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显得微弱而不为人所听，义和团式的排斥西方、仇视西方的情绪化的非理性声音却此起彼伏、喧嚣至今。

其实，近代中国，对中国人民造成最大程度伤害的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最大程度阻碍的是日本而不是美国,我们没有必要去那么仇恨美国。美国这个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对中国做的有益的事情，不是很少，而是太多。例如，美国用庚子赔款创办的一系列教育和实业，我们至今还在受益。我们是不是更应该通过清朝末年清华大学的创建、抗日战争时期飞虎队的悲壮等一系列事件来认识美国及其文化？其实，1949年后众多国人仇美情结的产生，与其说是出于一种幼稚的民族主义情绪，还不如说是被某种意识形态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