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默默無聞的紅軍主帥

　
1999年11月的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記者在位於悉尼西區BLACKTOWN（黑鎮）的某所普通的房子裡，見到了一位年逾七十的俄羅斯老太太。除了她嘴唇上深深的咬痕（這是漫長監獄生涯留下的印跡），你看不到任何苦難和掙扎的痕跡。然而，這個莫斯科出生的俄羅斯老婦人，卻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有着神秘而密切的關係。1967年，她與前中國國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李立三夫人，同時關押進了中國最大的政治監獄－－北京秦城監獄，歷時八年，受盡折磨，其罪名是“蘇聯特務”。而她的所有“罪行”中最致命的一項，是因為她身為某個人的妻子。

　 此人名叫陳昌浩。　

對於所有不熟悉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人們來說，陳昌浩無疑是一個非常陌生的名字，但對於經歷過紅
軍長征的士兵來說，這卻是個一度聲名顯赫，令人敬仰的傳奇人物。

1930年代，當紅軍長征抵達陝北時，它主要由兩支軍隊構成，其中一支是所謂 “中央紅軍”，即
由毛澤東、周思來和朱德等率領的第一方面軍。計約八千人，另一支軍隊是由張國濤、陳昌浩和徐
向前率領的“第四方面軍”約八萬人，是中央紅軍的十倍，武器精良，裝備整齊，其“氣勢”令二
方面軍“自慚形穢”。

這支強大的軍隊，後來被先後改制為“左路軍”和“西路軍”，陳昌浩是它的最高指揮（“總政
委”和“軍政委員會主席”）。他的座下擁有一大批以後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叱吒風雲的人物：國家
主席李先念、元帥徐向前、紅軍傑出將領徐海東； 50年代中國幾個主要軍區的司令員和政委如許
世友、陳再道、程世才、洪學智、數百名將軍；以及鄭小平時代中國軍方的所有主要領導人，後者
包括前國防部長秦基偉、中央軍委副主席張震和劉華清等等，而這些當今執掌中國軍政大權的首腦
人物，昔日只是陳昌浩部下的一些連排長而已。

1992年，筆者在北京遇到過一位曾經是陳昌浩警衛團士兵的現役將軍，當提及令他敬畏的“首長”
時，他老邁的雙眼裡突然灼灼發亮。“他是我們這些人的恩師和帶路人”，他沉重地呼吸着，仿佛
再次回到半個世紀前戰火紛飛的激越年代。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曾經統帥千軍萬馬馳騁沙場、立下赫赫戰功的紅軍主帥，早在1940年代，就被
迫退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舞台，長年“牧羊”蘇聯，在集體農莊裡受盡折磨和苦難；他給中共中央
發了大量電報，要求返回祖國參加革命，卻石沉大海、杳無音訊。1949年10月,他攜家人返回北京，受到劉少奇和朱德的熱烈歡迎，但他拒絕了所有高官厚祿，選擇成為一個中共黨史的研究學者(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以及“俄華大辭典”的“主編”。六十年代，他曾經返回湖北故鄉，在那裡見到了數百名當年的紅軍部下，而今皆為解放軍高級將領。陳在大會上眼含熱淚向他的舊部致歉，獨自承擔起將西路軍覆滅的責任。但即便如此，他還是無法逃脫命運魔爪的無情追擊。

1967年7月，“文化大革命”爆發一年以後，受到秘密指使的紅衛兵對他進行了殘酷的“批判斗
爭”和毒打。陳昌浩親眼目擊彭德懷、徐向前等元帥被戴高帽掛牌遊街的景象，又風聞李立三“自
殺”及其他的俄國夫人格蘭娜的被捕，情知自己“罪大惡極”，厄運難逃，便在寓所“紅霞公寓”
里吞服大量安眠藥後永久地睡去。他的屍體被秘密火化後拋棄於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寶山公墓
的墓穴里，還只有一個空空如也的骨灰盒。

　 昔日統帥，竟死元葬身之地！

二、中國紅軍史上的最大“冤獄”

　 陳昌浩案，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史中的禁區，直至1980年代以後，原紅四方面軍人員，在鄧小平
提攜下成為中國軍方的主要指揮力量，在這些“老軍頭”的大力倡導和支持下，紅軍的這一段神秘
而撲朔迷離的歷史才逐漸得到曝光。

　1937年，紅軍西路軍主力約四萬人在甘肅一帶被蔣介石軍隊圍殲，全軍覆沒，成為紅軍史上最嚴
重的一次慘敗，紅軍最大和最精銳善戰的部隊，在短短四個月間被消滅殆盡。只有數千倖存者僥倖
逃脫，他們以後成為新組建的由劉伯承指揮的“第2野戰軍”的骨幹，而陳昌浩和徐向前均
靠化裝行乞才脫離危難。 　

幾乎所有過去出版的“黨史”都異口同聲稱，這是由於該軍領導人錯誤地執行了張國濤的“逃跑主
義”和“分裂主義”路線的結果。但在近兩年出版的一些黨史研究專著和文章紛紛指出，根據中共
中央檔案館的資料和徐向前元帥臨終前所撰“回憶錄”來看，當時的“西路軍”領導人陳昌浩（
“軍政委員會主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總指揮”），是嚴格按中央軍委的電報指示指
揮軍隊行動的。而當時的“中央軍委”的核心成員，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因此，造成是次“西路
軍”全軍覆滅的原因已不言自明。

徐向前在其回憶錄中暗示，陳昌浩的責任只是在於，由於擔心再犯所謂“路線錯誤”，未能及時反
抗中央軍委的“瞎指揮”，而是逆來順受、惟命令是聽，從而遭到以驃悍的回民為主體的“馬家
軍”的圍殲。當時有四萬人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姦殺和淪為乞丐。著名導演吳怡弓的前衛影片
《姐姐》，敘述的就是這段悲情故事。中央軍委應對此當承擔主要責任，這已經成為大陸黨史界的
共識。

　但儘管如此，在探究毛澤東為何要這樣“瞎指揮”方面，卻出現了耐人尋味的分歧。

一些學者堅持認為，毛澤東是“有意”讓西路軍覆滅的。這是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中央軍委的
“指揮”完全失之常理，到了十分荒謬的程度。在短短幾個月中，“軍委”一會兒要求“西路軍”
“東進”，一會兒要求其“西進”，一會兒又要求其 “原地待命”。更為不可思議的是，當西路
軍損兵折將，好不容易殺出重圍之後，毛澤東竟不顧嚴峻情勢，再次下令“原地堅持”，致使該軍
失去最後的生機，被緊追而來的敵軍團團包圍，數萬紅軍精英被屠殺殆盡。對於像毛澤東這樣的
“游擊戰”策略高手來說，這樣的“指揮”，完全違背了他親手制訂的“敵進我退”的戰略戰術原
則。

一種更令人震驚的說法是，當“西路軍”還在西北浴血奮戰之際，也即距它“覆滅”時刻（1937年
3月12日）尚有數月之遙，毛澤東已在延安發表了他的著名講演 “論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其中
出現了“西路軍的失敗，證明了......”字樣。毛澤東如此斬釘截鐵地“預言”西路軍的失敗，在
今人看來，恐怕是“早有預謀”。

　但也有反駁者撰文認為，像毛澤東這樣的政治高手，即使要“整掉”西路軍，恐怕也不會這樣堂
而皇之，授人以柄。這豈不是不打自招的愚蠢之舉嗎？這段有關西路軍失敗的文字，怕是以後補加
進去的。

　 是耶，非耶，歷史之謎，悠悠難解。

三、謎中之謎的“密電事件”

　 大陸黨史界之所以有毛澤東“有意讓西路軍覆滅”之說，究其原委，是因為陳昌浩捲入了毛澤
東與張國濤的激烈的權力鬥爭漩渦之故。

　1930年代的中共中央，只有張國濤可以與毛澤東平起平坐，因為除毛之外，只有張是中共一大代
表。張又是南昌起義的領導人，擁有紅四方面軍這支強大的軍隊，並且是中共領導人中唯一會見過
列寧的人。

毛澤東要在中央穩固權力，必須先除掉張這個又臭又硬的絆腳石。反過來，張國濤亦雄心勃勃，急
欲憑手中實力與毛澤東分庭抗禮，或取而代之。這場黨內鬥爭，以“共產國際”出面支持毛而告
終，張國濤節節敗退，最後竟“叛逃”和“投靠” 國民黨，成為“喪家之犬”和“歷史罪人”。
陳昌浩是張國濤手下最親信的大將，又擁有八萬精銳紅軍，毛澤東對他的忌憚與痛恨，自在情理和
意料之中。 　

但毛澤東同時又是一個富於眼量和極擅用人的政治領袖，他能夠收納“紅四方面軍”的許多將領如
徐向前、李先念和許世友等，並予以信任和重用，為什麼就不能原諒陳昌浩的“過失”？一些黨史
專家指出，這完全是由於那個著名的“密電事件”所致。 　

1935年9月9日，當時張國濤與毛澤東的分歧與鬥爭正如火如荼。毛澤東要求張國濤所屬“左路軍”
“北上”，而張國濤則意欲“揮師南下”。是日，張國濤拍發了一份密電給陳昌浩，指示陳勸毛澤
東與其一併南下，“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監視其行動。若堅持北進，則應開展黨內鬥爭，徹底解決
之”。這份電報流露出 “殺機”，已呼之欲出。

當時的“左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是毛澤東派入張國濤部隊的一枚“釘子”。截獲此“密電”後，
他立即連夜策馬飛奔，前往毛澤東駐地密告。毛澤東大驚失色，當夜即率“黨中央”及紅三軍等秘
密“北上”，迅速逃離 “險境”，這就是黨內傳聞的所謂“密電事件”。毛澤東痛恨陳昌浩的原
因，恐怕蓋出於此。

但這一事關重大的“密電”，在事件發生後竟不翼而飛，而與此案有關的當事人，亦都先後作古，
使之變得疑竇叢生。陳昌浩本人生前則曾私下對兒子陳祖莫滿含冤屈地表示，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
份“密電”。近年以來，一些當時的“四方面軍” 將士和黨史研究者亦發表公開談話和文章，斷
然否認“密電”的存在。隨着目前 “紅四方面軍”人馬執掌大權，為“密電事件”翻案的呼聲正
日趨高漲。

另一方面，密電的主要見證人葉劍英元帥，生前一直堅持密電事件的真實性。毛澤東曾稱讚葉大事
不糊塗，指的就是這件“命案”（由於葉救毛有功，毛畢生都對他寬大為懷，未加懲處）。而當年
的西路軍電報室主任、毛澤東派在陳昌浩軍隊中的另一枚“釘子”，至今仍撰寫回憶錄，堅稱他當
年曾親手譯出電文並將它交給了葉氏。正反雙方均言之鑿鑿，令事件真相撲溯迷離。

　但無論歷史將怎樣翻案，幾萬紅軍將士的鮮血早已流盡，帶着“密謀殺害毛主席”的罪名飲恨自
盡的陳昌浩，也早已化作一縷輕煙。當年美麗純情的俄國少女格蘭娜，亦已成了垂暮的白髮老嫗。
在人們正忙於紀念長征六十周年之際，她正和唯一的兒子陳祖莫一起，隱居在澳洲的燦爛陽光里。
歲月如流水，洗滌着記憶的創痛。而當她微笑的時候，你甚至不敢相信，她曾經無辜地為歷史背負
過最沉重的罪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