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20日，美國國務院官員向美媒體發話，稱美國政府將對八家向伊朗出售軍火和生化武器材料的中國公司實行經濟制裁。據悉，這是自去年九月以來，美國第四次以同樣的理由制裁中國公司。

此處不論美國的指責是否屬實，這或許只是美國不時敲打中國所用的策略。引人關注的問題是：伊朗的戰略地位到底如何？是否值得中國加以倚重？

伊朗的國土面積為165萬平方公里，人口約6390萬，具備了政治大國的基本條件。而從地理位置上看，伊朗又十分關鍵，因其與波斯灣地區和裏海地區相鄰，前者為當今世界的戰略油庫，而後者則為潛在的世界戰略油庫。伊朗自身的油氣資源也十分豐富，已探明的石油和天然氣儲量分別約占世界總儲量的10%和16%。伊朗還是一個有着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具有成為一個現代先進國家所需的文化科學基礎。由此可見，若是經營得法，伊朗足可成為現代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之一。

然而伊朗如今卻處境不佳。因遭西方陣營制裁壓制，周鄰關係也迭失諧音，伊朗在經濟上只能依賴於油氣維持運轉，遑論當年古國輝煌。當東方的中國意欲衝破無數的藩籬，期望涉向強國目標而力有未逮之時，有人將眼光投向了伊朗，期望伊朗能助上中國一臂之力，倚為偏師。

伊朗反美，是近期中國大陸某些人士認為伊朗現在能夠成為中國“戰略相關國家”的主要着眼點。論者解稱：“所謂的‘戰略相關國家’，就是指在某個國家推行其全球戰略或地區戰略過程中，另一個國家具有重大的利用價值，它能夠與前者積極合作，助其推進戰略利益，展開戰略行動”。但筆者認為，伊朗在目前尚難以擔當中國的偏師之重任，中國現在發展對伊政治關係仍需非常審慎。

一。政教合一的體制，有悖時代主流

伊朗政教合一的體制，有悖時代主流。伊朗在伊斯蘭革命後的第一部憲法於1979年12月頒布，其中規定伊朗實行政教合一制度，神權統治高於一切。1989年4月伊對憲法進行了部分修改，突出強調伊斯蘭信仰、體制、教規、共和制及最高領袖的絕對權力不容更改。伊斯蘭議會是伊最高立法機構，實行一院制。但議會通過的法律須經憲法監護委員會批准才可生效，再由最高精神領袖定奪。筆者認為，這樣的決策機構很難隨時把握住世界發展的脈搏，準確及時地調整自己的對外政策，為國家生產力的發展作出最恰當的規劃。體制問題阻礙了伊朗充分融入全球化潮流，這是當前伊朗最大的問題。

二。伊朗現在不具有政治號召力

伊朗現在不具有政治號召力。對於一個大國，政治號召力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要素。中國不妨以發展中國家的代表自居，在世界政治和貿易的衝突談判中，為發展中國家爭取利益，以此贏得對世界事務的影響力。埃及作為阿拉伯國家的主要代表，對其他阿拉伯國家具有獨一無二的影響力。就連南非，也因其作為非洲的主要代表，而說話徒增份量。

伊朗伊斯蘭政權熱衷於對外輸出伊斯蘭教“什葉派”的意識形態，是其在伊斯蘭世界喪失政治號召力的主要原因。向其他伊斯蘭國家輸出革命，曾經貫穿了伊朗伊斯蘭政權的相當長的一段時期。

在伊朗的伊斯蘭教居民中，約91％屬於什葉派，處於統治地位，並長期對遜尼派採取壓制政策。伊斯蘭革命後，伊新政權將周圍一大批阿拉伯國家的政府稱為“反動腐朽政權”，引起鄰國的普遍恐慌和憤怒，埃及、沙特、約旦、摩洛哥、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等國先後與伊朗斷絕了外交關係。

伊朗在伊斯蘭共和國成立的第二年，就與西鄰伊拉克開戰。啟動戰端的固為領土糾紛，但教派之爭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在伊拉克居民中，約96%信奉伊斯蘭教，其中什葉派約占６０％，其餘為遜尼派，但伊拉克執政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成員大都屬於遜尼派。伊朗前精神領袖霍梅尼在流亡期間，曾居住於伊拉克。霍梅尼先生上台執政後，明確提出口號：“把革命輸出到伊斯蘭國家去”，鼓動伊拉克的什葉派穆斯林推翻薩達姆政權。伊拉克則針鋒相對，支持伊朗境內的遜尼派，用以牽制霍梅尼的“輸出革命”。1980年9月下旬，伊拉克趁伊朗在霍梅尼先生上台後政局動盪、經濟惡化、與美斷交的時機，發動了旨在收復失地、打擊霍梅尼先生輸出革命的兩伊戰爭。

1998 年8月，伊朗與東鄰阿富汗塔利班政權關係突然惡化，兩國也差點走向戰爭。事件的起因是：8月8日塔利班武裝占領阿富汗北方聯盟總部馬扎里沙里夫後，綁架了伊朗駐當地領事館的11名外交官，並殺害了其中的9名。伊塔關繫緊張，從表面看是由伊朗外交官被殺引起的，但教派之爭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阿富汗，98%以上的居民信奉伊斯蘭教，其中約90％屬遜尼派，以普什圖族為代表，其餘為什葉派。歷史上在普什圖族統治阿富汗的200多年中， 遜尼派對屬於什葉派的其他少數民族也是採用高壓政策，存在着許多冤怨。

從更大的範圍來看，海灣地區雖是什葉派穆斯林集中的地區，但該地區除伊朗以外，全部都是由遜尼派掌權，因而什葉派一直在為爭取更多的政治權力而鬥爭。另一方面，在全世界的穆斯林中，遜尼派卻又是教徒最多的一個教派，占總數的80％以上，什葉派只是少數。伊朗的“輸出革命”無疑給伊朗與其他伊斯蘭國家發展關係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雖然這一政策因霍梅尼先生的去世而多少有些人亡政息，不再被伊朗現政權所公開宣示，但只要伊朗政教合一的體制沒有改變，其他穆斯林國家的疑慮就將繼續存在，況且兩者之間還存在着波斯與阿拉伯及其他民族差異的因素。

輸出革命和教派之爭，削弱了伊朗在伊斯蘭世界的影響力，而且教派之爭又往往與利益之爭連在了一起。筆者認為，伊朗要化解這些糾葛尚需時日，伊朗目前沒有在自己的周圍形成穩定的利益共同體，無法獲得足夠的政治號召力。

三。伊朗的對外政策具有不確定性

伊朗的對外政策，或者說主要是對美政策，具有不確定性，中國目前將其視為戰略性的盟友具有較大的政治風險。

二戰結束後，伊朗被納入了美國的勢力範圍。60年代以來，伊朗禮薩□巴列維國王大權獨攬，實行君主專制。巴列維國王主張通過自上而下的“白色革命”以防止自下而上的“無益的革命”，實行親美政策。國王的改革雖然推動了伊朗經濟的發展(當時伊朗經濟增長率連年超過10％，是伊斯蘭地區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但同時也觸犯了宗教上層僧侶的利益；而他的專制則激起了群眾的不滿。霍梅尼先生運用宗教力量組織了反對國王的群眾運動，最終導致了“伊斯蘭革命”，建立了伊斯蘭政權。

90年代以來，全球化浪潮也深刻地影響到了伊朗，伊朗人民強烈要求改變現狀。在此背景下，務實開明的宗教人士哈塔米先生在1997年的總統選舉中以壓倒優勢當選。在這之後的議會選舉中，支持哈塔米總統的改革派議員也占據了多數席位。在哈塔米先生的主導下，伊朗與許多阿拉伯國家逐漸恢復了正常的關係。伊朗曾對《撒旦詩篇》的英國作家拉什迪頒發過追殺令，歐盟為此凍結了與伊朗的關係。1998年，伊朗政府排除國內阻力，宣布不再追殺拉什迪，歐伊關係也終於得以解凍。1998年，伊朗還作為東道主成功地舉辦了伊斯蘭國家首腦會議，會上哈塔米先生提出了“文明的對話”之倡議，主張世界上各種不同的文明應相互交流和包容，表現出了一個政治家的大度和睿智，受到了世界輿論的普遍歡迎。

哈塔米先生本人曾經於1978年至1980年在德國漢堡市伊斯蘭中心工作，對西方體制和文化素持包容態度。今年3月，伊朗革命衛隊副司令穆罕默德曾發表聲明稱：“一旦伊朗遭到美國的軍事進攻，伊朗將實施海上封鎖，禁止海灣石油出口”。哈塔米先生為此批評其說：“我們應提高警惕，為了不給對方以發動戰爭的任何藉口，我們的外交和軍隊應協調一致”。哈塔米先生強調，伊朗不會與任何國家發生戰爭，甚至也不會與以色列打仗，伊朗的政治目標是減緩國際關係的緊張，這一原則也適用於“我們的敵人”。

2002年6月15日，伊朗經濟部副部長穆罕默德□卡扎伊呼籲加強伊朗與美國的貿易合作，並強調說“伊朗對美國人民和美國商界人士沒有任何敵意”。伊朗議會最近也通過了一項鼓勵外國投資的法案，該法案規定，任何國家都可以到伊朗投資。2002年8月26日，伊朗外交部發言人阿瑟費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伊朗目前仍然與美國學術界及多個有影響的非政府機構保持着接觸。阿瑟費說，伊朗的這一政策由來已久，伊朗政府希望與美國民間機構保持接觸和聯繫，告訴美國民眾關於伊朗的真實情況。他說，美國人民正在受到美國政府針對伊朗的“負面而帶有偏見的”輿論影響。2002年9月11日，伊朗政府發言人拉梅贊扎德呼籲美國在改善伊美關係問題上採取主動行動，他說，“9□11”事件後，伊朗政府強烈譴責了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並在阿富汗問題上採取了合作的態度，但遺憾的是，美國卻將伊朗列入“邪惡軸心國”。

顯然，伊朗政府有意緩解伊美關係。而據《伊朗新聞報》2002年8月5日報道，由伊朗文化與伊斯蘭指導部和情報部實施的民意調查顯示：有71%到78%的被調查者支持伊美兩國開始談判，65%到70%的人認為，兩國政府的對話不會使伊朗蒙羞，儘管有26%的受訪者表示不喜歡美國，另有75%的人對美國的誠意表示懷疑。 但哈塔米先生所主導的改革所受到的阻力也是巨大的。強硬的保守派勢力一直控制着國家的軍警、司法和輿論宣傳機構，以維護伊斯蘭價值為己任，不斷打壓改革派的“自由化”行為和傾向。據報道，近年來已有數十家改革派報紙被查封，不少改革派人士先後被逮捕或傳訊，其中不乏哈塔米先生的親信。哈塔米先生本人也曾一度對伊朗的改革前景產生懷疑，並萌生不參加連任競選的念頭，只是在改革派的多方說服下才同意參加競選。

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在2001年8月2日宣布同意哈塔米連任伊朗總統之職時，除要求哈塔米總統採取措施，儘快復興伊朗經濟，減少失業外，同時要求哈塔米打擊以追求“自由”為名搞社會腐敗的現象。而哈塔米則表示，只有得到國內所有機構和派別的配合，他才能夠實現對選民的承諾。

有兩件事足可說明伊朗的對外政策存在着不確定性。其一是，由於伊朗國內對是否發展伊美關係存在着不同意見，伊朗議會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員會於2002年5月21日和22日舉行了一次“伊美關係走向”研討會，改革派和保守派雙方均有代表出席。務實的改革派認為：伊朗應該認識到美國在現代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而且許多國家在與美國存在分歧和糾紛的情況下，仍能保持並發展對美關係，伊朗應該對此進行研究。

但在5月22日，哈梅內伊先生即嚴厲批評了這種主張伊朗與美國改善關係的觀點。他在一次群眾集會上說：“在美國政府制定預算準備反伊活動的時候，伊朗國內卻有人提議與美國進行談判，這是‘愚蠢和叛國的行為’，是‘對政治和尊嚴一無所知’的表現”。由於哈梅內伊先生是伊朗一切重大國家事務的最高決策者，他的表態事實上否定了伊朗與美國現在實現和解的可能性。

另一件事是，2002年7月27日，伊朗主要的改革派政黨---伊朗參與陣線的領袖、總統哈塔米的弟弟禮薩□哈塔米說：“歷史上的伊美關係是黑暗和複雜的，但我們不能生活在過去”。他還說：“從短期看，我們的戰略應該是減少緊張關係；而從長遠看，應該是對美國採取建立信任的方法”。但哈梅內伊先生對這一呼籲立即表示了反對，他在當天發表的電視講話中說，這種思想意味着支持美國的擴張主義。他還警告說，他將進行干預以使當選政府和議會“不偏離”1979年伊斯蘭革命的道路。

筆者認為，伊朗的對外政策存在着較大的不確定性。在伊拉克危機解決之後，伊朗的局勢如何變化，仍有待觀察。中國現在如果貿然與伊朗發展政治關係，將會有較大的政治風險。

四。伊朗問題事關美國的重大利益，中國與伊發展政治關係有悖中國“韜光養晦”的基本國策

考察中國與伊朗的關係，就不能不聯繫到伊朗與美國的關係，因為伊朗仍然被美國看作是戰略敵人。美伊交惡，由來已久。如今布什先生又把伊朗列為威脅世界和平的“邪惡軸心”之一，美國國務院也將其列為支持恐怖活動“最活躍”的國家。美國看重伊朗問題，源於意識形態和中東能源雙重因素。

筆者以為，中國實行“韜光養晦”的基本國策，就意味着在對美政策上應迴避挑戰美國的重大利益點，伊朗問題即其之一。雖然朝鮮與伊朗同被美國列入“邪惡軸心”，但筆者主張中國仍應大力發展中朝全面關係，不必顧及美國的態度，蓋因朝鮮問題對於美國的重要性遠不如伊朗問題，而朝鮮問題對於中國的重要性又遠大於伊朗問題。

目前中國發展對伊關係只宜側重於經濟方面，其中能源合作項目大有可為。若是古老的“絲綢之路”重放光彩，便是對伊朗一種實質上的支持。伊朗經濟發展壯大，有益於其早日緩解和衝破西方的貿易封鎖，並促進其自身的社會改革。對現在的中國而言，經濟上升的穩定的伊朗，本身就是對美國的一種牽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