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们常说国民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现在重新审视历史，觉得这话说得并不正确。

　　首先，国民党内战并不内行。抗战八年，他们对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大军团会战打了不少，有胜有负，虽然不断有一些汉奸分离出去，但总体来说，军队没有垮，政府没有垮，士气也没有垮。再看看抗战胜利后的三年内战，同样是这些军队，却兵败如山倒，士气低落，厌战、惧战情绪，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以至于三年间便把江山统统败光。这怎么能称得上内战内行呢？相比之下，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三大战役，三军齐出，气势如虹，地动山摇，抗战八年，国民党何曾见这等场面？

　　其次，国民党外战是不是外行呢？也不见得。现在回过头来看，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是正确的，把中国抗战纳入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范畴的战略也是正确的。1938年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发明，而是国共两党对战争前途的一种共识，其实早在1937年双十节，蒋介石就指出：“此次抗战非一年半载可了，必经非常之困苦与艰难，始可获得最后之胜利。”1938年10月，蒋介石再次指出：“夫唯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心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在这一点上，毛、蒋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论持久战》一发表即获得蒋介石的赞许，在蒋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因此，就抗战战略来说，国民党的外战并不外行。就具体战役来说，亦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总体战略来实施，因此不能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便断言其外战外行。　　

　　现在争论较多的是，国共两党在抗战期间的摩擦，究竟是谁的责任？应该说，双方都有责任。国民党方面的责任，我们以往了解得比较多，那么共产党方面的责任呢？我觉得，从宏观来看，关键的问题在于：红军归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后，要不要服从军令？试想一下，在战争期间，如果军队不服从统一军令，后果是如何的？1940年5月4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东南局写了一封信，谈到新四军问题时指出：　　

　　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这也是构成皖南事变的部分原因（政府要求新四军调往黄河以北，但共产党拒不服从，只同意调往长江以北，且不按指定路线行军等等），何应钦、白崇禧曾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叶挺，指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　　

　　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摩擦事件发生之根本。　　

　　除了第四点之外，其他三点，从上引毛泽东给东南局的信件可以证明，完全属实。对此共产党并不讳言。　　红军既然已经接受了八路军、新四军编制，也就是说是政府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试换个角度，如果在红军，或八路军属下有一个师或旅，也是不受上级限制，超越允许范围，不要委任，自己随意放手扩大军队，会怎么对待他？但共产党坚称，只要八路军、新四军服从了国民政府的军令，最后必会被国民党消灭掉。

　　就具体摩擦事件而言，有些是国民党方面蓄意挑起的，但也有些是共产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能一概而论。前者我们知道得很多了，在此不赘述，后者就举广东的一个例子。共产党的东江游击队在抗战初期接受了国民党四战区的收编。本来，四战区是比较同情共产党的，从张发奎到余汉谋、李汉魂，对共产党的活动，无不眼开眼闭。大批中共党人，潜伏在战区长官司令部里，秘密为共产党工作。张发奎、余汉谋虽然心知肚明，却一直优容对待。

　　1940年初，四战区调共产党的新编大队到惠州集训。但新编大队拒不服从，坚决不去。四战区挺进纵队东江指挥所所长香翰屏一次一次下命令，都遭拒绝，最后军令如山，如果新编大队执意违抗，必将军法从事。就这样，一个集训计划，就演变成国共两党的磨擦了。四战区内部，本来同情共产党的人，这时都不好说话了，相反，要求彻底解决中共武装的呼声，遂渐占上风。

　　现在国共之争早已尘埃落定，国民党也不再是台湾的执政党了，现在甚至有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可能性，对于那段已经过去几十年历史，应该可以更冷静地以史实为依据进行历史学意义上的探讨，而不是一种情绪化的政治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