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日华人已超过38万，其中在工厂和农场劳动的研修生有5万人，在大学、专门学校学习的留学生有9万人。这些“在日华人”对日本企业的生存方式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从东京出发沿关越高速公路向西北方向驱车两个多小时，就到了位于雄伟的赤城山脚下的群马县利根沼田地区，受高原凉爽气候影响，这里盛产蔬菜。

　　中午时分艳阳高照，几个外国年轻人正汗流浃背地默默劳作。当看到我们走近时，便亲热地和我们打招呼。他们是来自中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外国研修生。

　　近年来，在日本蔬菜种植区工作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据接收研修生的援助团体― ―国际研修合作组织透露，在该组织的帮助下，2001年来日研修生中有1887人从事农业生产，这一数字为1997年（498人）的四倍。

　　目前日本菜农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通缩的压力下，高成本体制下的日本农被迫与廉价进口的蔬菜展开价格大战。尤其是近几年，人工费仅为日本1/20的中国蔬菜进口量急剧增加。去年四月，在自民党农林派议员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对中国的大葱、鲜香菇和蔺草席实施临时性紧急进口限制措施，令人至今记忆犹新。

　　进入今年以来，中国产冷冻菠菜屡次被检查出残留农药超标，日本消费者中出现了不愿购买中国蔬菜的苗头。但日本国产农产品也接连发生了疯牛病、伪造产地和向果实喷洒无许可农药等违规事件。

　　然而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一日本经营者却非常自信地断言：“日本蔬菜产业完全有能力抗衡中国”。他就是从事有机蔬菜大规模栽培的“绿叶农场（Green Leaf）”（群马县昭和村）场主泽浦彰治（38岁）。

同中国竞争并非坏事

　　“如果我们能以灵活的思路开发出中国无法效仿的技术，蔬菜生产就会成为一项大有前途的业务。日本农业之所以丧失了国际竞争力，是因为日本农民有一个老观念：农作物只要种好就行了，别的就不用考虑。受此影响，日本农户懒于进取”。

　　泽浦在赤城山脚下种植了25公顷的生菜和白菜等多种蔬菜，直接销售给大型连锁餐饮店。同大型企业签订供应合同一方面确保了稳定的购货量，一方面节省了流通费用。泽浦同时还推出了多项灵活措施，如让保鲜货车直接开进菜地装货，以保持蔬菜的鲜度和味道。即使在中国蔬菜的进口急剧增长的时期，泽浦凭借削减成本、提高附加值和确保安全性三项措施，确保了其销售的增长。就这么一个12年前由一家三口人创建的农场，其销售额去年已经达到了2亿8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但泽浦也有其难为之处。这就是日本农村人口的急剧减少和老龄化，使得劳动人手不足问题日趋严重。

　　泽浦的农场现在雇用8名外国人，他们是绿叶农场保持竞争力的得力助手，而不是廉价劳动力。在日本政府许可的一年研修时间内，接收方必须负担食宿费等基本生活费用。一年以后可以转为最长为期两年的技能实习，但是必须发放日本最低工资法所规定的最低薪金以上的工资。

　　“因语言和文化习惯的差异导致的误解、麻烦等这些无形成本也不低。仅就费用而言，或许还是雇用日本临时工更划算一些”（泽浦）。

　　同大型连锁餐饮店等缔结合同后，为了保证稳定的供应量，需要一定的人手。但是，蔬菜的含糖量在气温较低的清晨最高，因此收获工作需要在一大早进行，就连难以召集临时工的节假日也是如此。更何况当地的年轻人对农业敬而远之。

　　目前日本为二战后经济最不景气时期，失业率超过5%，但是想要扩大蔬菜贸易却仍然缺乏劳动力。对泽浦来说，最初接收研修生是万般无奈的事情。

　　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尽管期限限定在最长三年，但是研修生们获得的收入是他们在祖国收入的几倍到十几倍。因此他们劳动积极性相当高，就连一些日本临时工不愿意干的艰苦工作也能接受，而且个个都年轻充满活力。受他们工作精神的影响，连那些经常消极怠工的日本人也受到感染，改变了工作态度。

　　不仅如此，由于召集到了必要的人手，所以在同大企业签署合同时泽浦能够全力以赴争取。因此销售额如愿得到扩大，利润也通过销售规模的扩大得以增加。这样一来，绿叶农场前年首次录用了大学毕业生作为正式员工，同时临时工人数也大为增加。外国人成了扩大日本人就业的催化剂。

　　“同中国的竞争并非都是坏事，在同外国研修生的国际交流中我们扩大了视野，还涌现出一些新的想法。将来等中国更富裕了，或许该进口我们的美味蔬菜了”

中国力量改变日本（2）

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那么我们刚好借这股东风……。在大阪经营金属加工业务的山中正和（化名，63岁）正是这么考虑的。

　　东大阪地区的中小企业云集的街道。从大路一步入小胡同，就可看到密密麻麻的老厂房、仓库、住宅和私人商店。山中经营的山中精密（化名）就位于这里。预制结构的建筑物一楼是厂房，二楼是办公室，这是一个典型的街道工厂。

　　“由于我们还没有告诉一些客户真情，所以请一定不要公开本公司的名字”

　　我们一边听着厂方的叮嘱，一边进入生产车间，手工操作的机床一字排开。身穿工作服的年轻工人正在机床上麻利地切割着金属。仔细看去，他们胸前的名牌上分别写着诸如“刘”、“王”之类的姓氏，显然他们来自中国。山口的三家日本工厂共接收了15名这样的中国研修生。

　　“虽说是研修生，但在这儿工作的中国工人都拥有或即将学成一流技术。三家工厂中，位于总部的这家工厂只安装手工操作机床，用于加工难度最大的超精密零部件。其中也包括著名美国厂商使用的测量仪器的核心零部件，这里是熟练技术工人的练兵场。”

　　山中之所以建立这个“练兵场”，是为了将那些已经进入高龄的日本工人的精湛技术能够保留在日本。

　　最近，数控（NC）机床的性能迅速提高，只要导入最新设备，即使在中国也可以进行精密加工。目前，使用数控机床的批量生产正迅速向中国转移。然而，一小部分试制品和需要特殊超精密加工的零部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依靠熟练工人手工操作。

有助于日本技术的传承

　　“只要日本各大制造商还把研发基地保留在日本，那么就存在这种需求。正因为日本经济不景气、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日本零部件企业要么倒闭、要么迁往中国，所以现在这正是在日本国内增加技术成分、争取订单的大好时机。

　　山中于5年前起便委托中国的合作工厂物色优秀的年轻技术人员，他还亲赴中国进行面试，精挑细选研修生。这些研修生勤奋刻苦，在日本熟练工人的指导下，一年以后他们便可成为具有一流技术的工人。尽管经济不景气，但山中精密在日本的三家工厂仍然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正因为山中在日本对年轻有为的中国人材实施技术培训，因此熟练工人充足，确立了足以满足客户任何苛刻要求的生产体制。

　　不仅如此，接纳中国研修生实际上还起到培育技术继承人的效果。由于车间内弥漫着机油和金属粉尘的气味，加之年轻人同负责指导技术的年长的熟练工人之间存在着代沟，因此以前不少刚进厂的日本工人往往很快就叫喊着要辞职。可是他们同来自中国的年轻研修生们年龄相仿，相互之间是一种共同学习技术的伙伴关系，他们就会想“怎么能输给这些研修生呢？”，因此也会不甘落后，加入到竞争之中。

　　在山中的练兵场完成三年的进修后，研修生们将返回中国的合作工厂。这时，他们已被培养成熟练的技术工人，能够胜任在中国国内的工作。“我们愿意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保持合作关系，以图共同发展”。

　　泽浦和中山这两位在日本同中国竞争的经营者之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通过接纳年富力强的外国人，成功地激发出日本工人的工作积极性，使整个企业活跃起来。一旦个人能力被激发出来，那么公司的发展与公司设在哪里、工人来自哪个国家便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了。

中国力量改变日本（3）

弱小企业要想生存就必须突出自己的特色--。一家日本企业就是在这一信念的鼓舞下，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国际化发展。这就是石渡贤一（53岁）的高级音响制造商 CEC（？玉市）。

　　该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一家只有10名员工的小公司，主要产品为独自设计的面向音响发烧友的CD播放器和功放，并以自家品牌销售。产品的组装分别委托给各国的合作厂商：每台40多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的最高档机型在日本生产、每台2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5万元）的高档机型在台湾生产、以OEM（以对方商标生产）形式供应给著名厂商的普及型款式则委托给中国的合作企业制造。

　　但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说CEC已经相当国际化，但其真正的特色在于技术团队的组成。

　　广东省东莞市是全世界最大的计算机和AV（视听）产品的工厂聚集地。与CEC 有合作关系的香港厂商--雅士电子的工厂就设在这里。在写字楼四楼有一个房间门上写着“CEC Office”，这就是CEC的技术团队办公室。

摒弃“纯日本血统”

　　8月下旬，距离即将上市销售的新款CD唱机“CD3300”还有一个月，这正是技术人员争分夺秒进行最后调试的阶段。负责开发的有签约工程师、德国Carlos Candeias以及技术部长谷口实、技术课长韩国职员陈锡柱。

　　Candeias负责CD中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的D/A转换器电路、谷口负责机械部件及机壳、陈锡柱负责控制旋转和读取数字信号的电路设计。技术队伍中还有两名中国技术员。可以说CEC的产品是德、日、韩、中四国工程师共同劳动的结晶。

　　石渡并非有意要建立一支多国籍的技术队伍。事实上，CEC的前身是1954年创业、名为中央电机的中型企业，主要以OEM方式为三洋电机提供录音机，同时也生产自家品牌的高档机型。但进入90年代后，因为CD的普及和泡沫经济的崩溃，公司业绩开始恶化。同时，中国的崛起也进一步加速了CEC业绩恶化的进程。96年其音响部门被三洋电机的子公司并购。即使如此，CEC也未能走出困境，2000年春决定停用CEC品牌。

　　无论如何也要保住CEC的品牌！71年进入中央电机、当时在三洋电机子公司任音响部长的石渡利用退休金和海外代理商等方面的共同出资成立了新公司，买下了 CEC品牌。为确保不亏损，职员人数压缩到了最低限度。

　　但作为成熟商品的高级音响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有区别于其他公司产品的自主设计能力。

　　石渡解释说：“日本各大制造商均采用分工设计，很少有工程师能独自完成全部的电路和机械部件的设计。为了能够雇用尽可能少的人员开发出个性化的产品，自然要从海外召募人材”。

　　现已与一名中国女子结婚并定居上海的Candeias说：“在我的故乡德国，比日本早10多年就开始承受源自亚洲的产业外流压力。对我而言，与不同国藉的同事一起工作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日本企业也一定能够适应同中国的竞争”。

　　在中道（NAKAMICHI）和天龙（DENON）等曾经知名的品牌相继破产或被外资收购的情况下，独立闯出一条国际化道路的CEC作为日本企业生存了下来。如果能摒弃非日本人不用狭隘的种族观念，日本企业与中国的竞争才会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