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鈎沉：真實的《紅岩》

1、“許雲峰”中計

讀過小說《紅岩》的人都知道許雲峰、江姐、成崗、劉思揚這些讓人既感動又欽佩的光輝形像，毫無疑問，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面對敵人的酷刑利誘都不愧為錚錚鐵漢，為了嚴守黨的秘密，為了減少戰友的傷亡，他們寧死不屈，即便是在敵人的屠刀槍口之下，他們也是大義凜然，視死如歸。 　　

可是，在最近筆者與歌樂山革命紀念館厲華館長的合作中，從他提供給我的大量資料中看到，“許雲峰”也曾犯下了錯誤，而且他犯的錯誤是那樣的嚴重，造成的後果是那樣的慘烈！ 　　

回顧歷史，這無疑是一段浸透着英雄血與英雄淚的教訓。 　　

眾所周知，許雲峰生活中的原型是重慶地下黨負責工運的書記許建業。 　　

大特務頭子徐遠舉1950年被關進白公館後交待：“在最初抓到陳柏林的領導人任達哉時，就是我與二處偵防課課長陸堅如用酷刑逼出來的。經過一天一夜的審訊，任達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領導楊清，說楊清經常約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對門某茶館見面，給他布置任務。任達哉交待後我即派二處渝組組長季縷，押任達哉去保安路的約定地點尋找，轉了兩天的馬路，於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在保安路警察局對門某茶館將楊清抓到。楊清身體強壯，氣宇軒昂，有革命英雄氣概。我問他的姓名、年齡、籍貫、住址，他一字不答，經用各種酷刑拷打，几上幾下，只說他叫楊清，鄰水人，住在過街樓某旅館。經過調查，過街樓根本沒有這個旅館。從他身上檢查，也無片紙隻字，經過一天一夜的審訊，用盡各種手段，不得要領。我怕線索中斷，即命二處嚴加看守，注意他的每一動態。” 　　

楊清，本名許建業，又名許明德、許立德，另一化名楊紹武，1921年生，四川鄰水縣人，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鄰水縣特支書記，被捕時任中共重市委委員、負責工運。 　　

遍體鱗傷的許建業被關進小拘留室後，心急如焚，因為在他宿舍的床下箱子裡，放着十七份工人的入黨申請書和三份黨內文件，他顧不上渾身的傷痛，想着怎麼把消息送出去。二處警衛組上士看守陳遠德發現了許建業的焦急不安，他主動接近許建業，謊稱出身貧苦，偽裝同情，表示“如有事相托，請儘管吩咐”。 　　

此時的許建業巳顧不上許多，只要有一線希望都要爭取，加上被陳的假象所迷惑，便讓陳遠德拿來紙筆，寫了一封給母親的絕命書，和一封給老街對面中正路（現新華路）大梁子志成公司劉德惠的信，要陳快快送去，並許諾信送到後對方會給他4000萬法幣，今後並負責介紹工作。 　　

陳遠德拿了信後，沒有立即去送，悄悄拆閱後，想，這情報很重要，如果送出去，不過區區4000萬法幣，還得擔心把腦殼玩脫，如果稟報上司，可能得到的好處更多，掂了掂輕重後，他沒有把這封信帶給劉德惠，而是交給了他的上司雷天元。這封信馬上送到了徐遠舉手裡。徐看後欣喜若狂，後來他交待：“我根據這個材料，立即派人包圍了新華路志成公司，進行嚴密搜查，查出了楊的身份證及其歷史，並在其臥室里查出一個大皮包，內有十幾份黨員入黨申請書，及大批《挺進報》，才知他叫許建業，確係鄰水人，曾在重慶和成銀行及輪渡公司任會計職務，時在志成公司當會計。” 　　

徐遠舉一面派出大批特務日夜守候志成公司，只准進不准出，來一個抓一個，一面派人追查志成公司的背景。志成公司是重慶電力公司的子公司，由電力公司會計課課長黃大墉任董事長，總務科長周則洵任經理。徐遠舉將黃、周拘傳到案，黃大墉供出了電力公司會計組長、志成公司經理劉德惠是共黨分子。徐遠舉還根據許建業皮包內所獲的入黨申請書，“按圖索驥”，一逮一個準，先後到兵工廠、鉛筆廠抓走了余祖勝、陳丹墀、蔡夢慰等17餘人（ 6人被槍殺）。 　　

看守陳遠德因秘報情報有功，嘉獎連升三級，由看守員提為少尉。 　　

但是，事態還遠未就此為止，千里之堤，潰於一穴，狡猾的徐遠舉，當然知道如何從巳經打開的缺口繼續擴大戰果。

2、多米諾骨牌效應 　　

4月6日上午，中共川東臨委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從南岸牛奶場住地來到臨江路寬仁醫院，看望住院生孩子的妻子嚴炯濤後，和江津縣委(劉國定此前曾擔任過地下黨江津縣委書記）的塗緒勛一起來找許建業。劉在前，他一進門便被守候的特務曾慶回擋住，劉自稱叫劉仲逸，是南岸牛奶場的總務主任，而志成公司的職工則說，他是常來找許建業的“黃先生”，露出了破綻，當即被扣押。隨後塗緒勛探身進門，見勢不對，便主動問特務：“我有幾隻輪胎，是否可以在這裡抵押？”特務斥責：“滾！滾開！”塗才得以脫身。劉國定被押進“慈居”後，由徐遠舉親自審問，劉國定承認自己是“剛入黨的候補黨員”，並編了一段曾為許建業送信去南岸給李忠良、余天的故事，徐遠舉信以為真，沒有深究，叫他寫了“自白書”。 　　

劉國定又叫劉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3月參加共產黨即到重慶學聯總幹事會工作，1941年任巴縣中心縣委宣傳部長兼巴縣縣委書記，1946年3月，任中共重慶臨工委副書記，1947年10月，任中共川東臨委委員、重慶市委書記。 　　

4月8日晚，徐遠舉帶着一批特務，由劉國定帶路，從儲奇門過長江到海棠溪，直撲四公里原聚眾銀行協理李量平家，逮捕了參加達縣武裝起義失敗後於3月27日疏散來渝的李忠良、余天等人。 　　

4月9日下午1時，徐遠舉用了鴨兒浮水、老虎凳等刑後，李忠良思想防線徹底崩潰，盤算着“我家富裕，有30多石租子，城內有百多方丈地皮，有吃有穿，何必受此苦頭”便寫下了《自白書》，出賣了組織和同志。 　　

李忠良叛變後，帶特務四處抓人，在審訊時，李不僅作紀錄，還充當說客，現身說“叛 ”：“你們趕快招供吧，我以前也是共黨分子，坦白了就可以得到寬大。我現在不是就活得很好嗎？”由於李忠良死心塌地充當鷹犬，為虎作倀，10月20日獲得“自由”。11月，徐遠舉安排他到偵防處偵防大隊當了諜報員。解放後，李忠良混入巴縣惠明鄉輔仁 中學當教師， 1950年4月7日，市公安局政保處令巴縣公安局執行逮捕。1951年2月5日，市法院以刑字第52 1號判處執行李忠良死刑。 　　

根據李忠良交待，徐遠舉又將余永安密捕，經短促突擊行刑後，余永安便叛變，交待他的關係人是“老張”。1946年初到達縣女中任總務主任，開始與“老張”相識、交往，1947 年回到重慶商業銀行當職員，仍一直與“老張”有交往，曾在老張家中看到過《挺進報》。本月15日，“老張”要來余處取錢。幾個小時後，徐遠舉帶着余永安回銀行照常上班，暗中密控來找余的人，同時監控找余永安的電話。張開逮捕“老張”的羅網。余永安解放後被留用，後到南岸第一財經學校當老師。1955年被依法逮捕，偵訊結束後，根據市委書記任白戈關於余不是黨員，不以叛徒論處的批示精神，送南岸農村監督勞動。 　　

17日一早，雷天元押着余永安到嘉陵江邊渡船碼頭、街上指認。碰巧，“老張”從黃桷鎮過江到北碚，他穿過北碚公共體育場，走到文聲書店轉彎處時，迎面正碰上余永安和特務，余點頭向特務示意，特務蜂擁而上揪住“老張”不放。“老張”邊反抗邊叫喊，以期引來群眾圍觀，好趁亂逃脫。特務們怕群眾圍觀，邊拳打腳踢，邊前拉後推，將“老張”推進街邊興江旅館樓上。進得旅館房間，特務抱起被子，將“老張”按倒在床上，捂得嚴嚴實實，憋得他呼吸困難，拼命掙扎，不一會兒，“老張”便招供了自己的身份，承認自己是地下黨中共重市委副書記冉益智，指認巳被捕的劉國定是重慶市委書記；許建業是市委委員分管工人運動的書記。供出沙磁學運特支書記劉國志及劉在榮昌的隱藏地等等。 　　

冉益智，本名冉啟熙，1910年生，四川酉陽人，酉秀黔彭聯合中學畢業，1936年參加國民黨，任國民黨酉陽縣黨部幹事。1938年參加共產黨，歷任合川縣委、北碚、萬縣中心縣委宣傳、組織部長、縣委書記，1947年10月，任重慶市委副書記，分管學運工作。 　　

4月18 日，徐遠舉再審劉國定。僅一聲“市委書記劉國定”，便猶如一聲炸雷打在劉國定的頭頂上。劉國定畢竟是位共產黨的領導幹部，最初也想咬緊牙關挺過去，幾個特務把劉國定綁吊在刑架上，用皮鞭抽了他幾下，他依然咬緊牙關拒不承認，徐遠舉火了，喝令動大刑，將劉國定打得死去活來。三個多鐘頭後，劉國定終於潰崩了，痛苦地呻吟道：“不要打了……我說……我什麼都說。” 　　

冉益智、劉國定相繼淪為叛徒後，為邀功竟然爭着向敵人出賣同志，甚至親自帶特務去抓捕地下黨員，使江竹筠、陳然、羅廣斌、成善謀、劉國志、李文祥等上百人相繼遭到逮捕。 　　

與冉益智、劉國定不同，地下黨城區區委書記李文祥的叛變卻十分令人深思。李文祥被捕後，任憑敵人酷刑折磨，三次受審，兩次把他打得昏死過去，但他堅不吐實，視死如歸，在敵人的審訊面前表現了非凡的堅定性。當特務用上級劉國定、冉益智的叛變來說服他時，他大義凜然地嘲笑他們的可憐，特務無計可施，將他帶上腳鐐手銬關進了白公館。在獄中，李文祥思考着自己的被捕，更關心着新婚不久與他一起被捕關押在渣滓洞的妻子熊泳暉。當特務帶他到渣滓洞去見妻子時，他的感情突然變得非常的脆弱，妻子反而鼓勵他堅持鬥爭，不要怕！可是，李文祥對妻子的愛情卻軟化了他的革命意志，回到牢房，他開始傷心落淚，對同牢的陳然講：“入黨十年，當書記負責地下工作，苦了這麼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就要勝利了，萬萬沒想到這樣的時候自己會被捕，還連累妻子一起蹲大牢。現實為什麼對我這麼不公平？不談情況，不交待，說不定我太太哪一天就會被拉出去殺掉的……命運為什麼對我這麼殘酷啊？”陳然見李文祥的情緒悲傷消沉，曾多次幫助他、開導他，鼓勵他，希望他堅定革命信念。但是陳然的苦口婆心一點也沒有打動意志消沉的李文祥。 　　

特務抓住李文祥感情脆弱的特點，仍然讓他定期與妻子見面。一次，特務又提他去與妻子見面，並告訴他：“有什麼要說的話你趕快說完，這是你最後一次同你太太見面了。我們暫時還不殺你，先殺你太太，因為她對我們沒什麼用處。”李文祥恐懼、驚慌到了極點。“ 要殺熊泳暉了，他們這次真地要殺我太太了！”李文祥可以將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可他太愛自己的妻子，為了救妻子的命，他決定去交待自首，並且把自己的打算告訴了陳然，陳然竭力阻止他，告訴他這可能是敵人的陰謀，甚至提出：“你真要去自首，我就跳樓自殺！” 李文祥卻說：“劉國定、冉益智這些比我更重要的領導都叛變了，而二處要我選擇的又是這樣尖銳的兩條路，不是自首，就是槍斃，我死了對革命沒有什麼，多幾個我這樣的叛徒也決不會影響中國革命的勝利，組織上巳經完了，我現在必須為我的太太打算！”1948年12月22 日，巳坐牢8個月的李文祥趁放風的機會跑到特務辦公室要求“坦白情況”，徹底叛變了革命，他交待了何柏梁、程謙謀等16人，導致6人殉難。 　　

李文祥因“功”被特務機關授予上尉軍銜，死心塌地地成了一名特務。1951年2月，重慶市人民法院判處李文祥死刑。 　　

徐遠舉因破壞《挺進報》和重慶地下黨組織有功，得到了重慶緩靖公署、國防部二廳、保密局三家上司的獎勵。朱紹良直接向蔣介石匯報，領得辦案經費法幣5億元，並獎給徐遠舉本人“陸海空軍一等獎章”一枚。 據沈醉回憶：“毛人鳳一直認為自他主持保密局以來最得意的三大政績中，排在頭一項的，就是1948年重慶綏靖公署二處處長徐遠舉在重慶破獲了中共重慶市委組織。由於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的叛變，使在重慶和四川其他地區的地下工作人員有近兩百人被逮捕。毛人鳳特別重視這一工作，特派葉翔之趕往重慶去協助，並把劉國定帶到南京，希望他進行破壞中共長江局的組織……。毛人鳳從這件案子辦完後，對徐遠舉倍加稱讚，除給他請陸海空一等勳章、發給獎金五億法幣外，還決定成立西南特區，委徐遠舉為區長，負責領導西南四省的工作，有調動四省軍、警、憲、特之權，以便集中力量從事破壞中共地下黨組織。”

3、血與淚的囑託 　　

由此，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條清晰的線索：由於許建業中了特務看守陳遠德的陰謀詭計，導致劉德惠被抓----劉國定來找劉德惠，落入守株待兔的特務之手----劉國定有保留地出賣了李忠良等（劉國定對許多重要情況合盤托出，是在他的身份被冉益智暴露以後），李忠良緊跟着又供出了余永安----余永安供出“老張”，導致冉益智被捕----冉益智再供出劉國定隱瞞的市委書記的身份，造成劉國定徹底叛變----兩位地下黨的主要負責人叛變，於是使重慶地下黨幾乎遭至全軍覆沒。 　　

在1949年“11、27大屠殺”開始前夕，難友們都知道自己活着出去的可能性很小，但他們沒有悲傷，他們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想到的是執政黨的未來。1949年年底，新中國巳經成立，獄中黨組織決定，打破所有的界限，互相討論情況，總結經驗，尤其重要的是，務必使我們巳經成為執政的黨，記住地下黨工作中的重大失誤造成的慘痛教訓。 　　

當時，大家都認為羅廣斌有着一個當大軍閥哥哥的關係極有可能活着出去，除此之外還有劉國志，因為他也出身豪門巨富，家裡又在不惜金錢對他進行營救，出去的希望很大，所以很多討論的情況都向他倆集中。1949年11月27日大屠殺時，劉國志不幸犧牲，羅廣斌在白公館策反成功，組織十九人越獄脫險。越獄成功後，羅廣斌一直將自己關在家裡，奮筆疾書，寫下了兩萬多字的《關於重慶黨組織被破壞的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這份報告的第七部分是“獄中同志的意見”，獄中革命者對未來執政黨的八條意見，是革命先烈生命的最後一刻血與淚的囑託。 　　

而報告中“切勿輕視適敵人和嚴格進行整黨整風”一條，主要便是針對黨內領導同志工作中的重大失誤。如由於許建業同志的疏忽大意，未嚴格尊守地下黨工和的紀律辦事，沒有把十七份入黨審請書燒毀，直接導致十七名工人黨員被捕，6人犧牲。間接造成的損失則更為慘重。 　　

重慶解放前夕冉益智回到北碚黃桷鎮82號匿居，重慶解放的第二天，他到江北一朋友家住下，以便進城活動。12月2日，冉到和平路原國民黨市黨部脫險同志登記處，找羅廣斌未果。13日又到江北，進城企圖找原地下黨領導表白。18日，冉經民生路到大同路德勝戲院門口，卻未料到被巳經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區副區長李修凱迎面看見。急欲立功的李修凱不禁大喜，急步衝上前去，當胸一把抓住冉益智的衣領，大喝道：“冉益智，你這個共產黨的大叛徒。走，跟我到公安部去！”冉益智一愣，看到抓他的人居然是國民黨保密局西南特區的副區長、軍統少將李修凱，也緊緊將李修凱的衣領抓住，一口一個“你這個特務頭子”地嚷叫起來。大特務和大叛徒在鬧市區大街上你拉我扯，都想抓住對方立上一功。周圍群眾不知所以，團團圍觀。兩人抓扯爭吵着一起來到附近老街32號“慈居”（原徐遠舉的特務大本營，時為公安局政保處所在地）。冉益智再也未能跨出這道大門。冉被判處死刑，臨刑前，冉益智寫下遺書，要求將其屍體“棄之荒郊，與草木同腐”。 　　

劉國定最初隱瞞下來的身份是被冉益智指供的，當冉益智進一步出賣地下黨的秘密時，他也不甘落後，為邀功向特務機關交待了比冉益智更有份量的情況：中共中央上海局領志人錢瑛的住址。劉國定還親自帶特務到上海抓捕錢瑛，因錢瑛巳經轉移到香港而撲空。在南京，劉國定因“積極反共、成績突出”而受到了毛人鳳的接見和嘉獎，特務機關授予他“中校專員”，隨後他與冉益智一起被晉升為重慶行轅偵防處專員。1950年1月16日，巳逃到成都的劉國定向成都市軍管會公安處自首，1951年1月19日在重慶被公開槍決，以慰死難烈士在天之靈。 　　

許建業輕信看守陳遠德，急中出錯，當他看到劉德惠等人因他之故被捕入監後，捶胸頓足，痛不欲生，在獄中三次碰壁，撞得頭破血流自殺未遂。1948年7月21日，許建業在大坪刑場被公開槍殺。被押往刑場路上，他面對街道兩邊夾道觀望的群眾一路高唱《國際歌》，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 　　

羅廣斌在同一份給黨組織的報告中對許建業的評價是“十次苦刑猶罵賊，從容就義貫長虹”。 　　

誰能否認《紅岩》中的“許雲峰”——現實生活中的許建業是真正的英雄？ 　　

我們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來重新談論“許雲峰”身上被歷史的塵埃湮沒了的錯誤，絕非是要故意往“許雲峰”身上抹黑，恰恰相反，我們認真探討英雄人物的錯誤，正是為了更深刻地汲取教訓，為了使英雄更加真實可信?因為：有着平凡人的七情六慾的英雄是永遠不會過時的；過時的，只能是那些被過度拔高和有意神化的英雄。 　　

(文/羅學蓬 摘自世紀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