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被毛泽东挫败 来源：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周恩来深知文革是毛泽东的命根子，任何企图正本清源的作法都是不智之举。在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绝不从正面去触动、清理文革的错 误，而把它完全归咎于林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然后在具体工作中补偏救弊，进行有限度的拨乱反正。 在罹患癌症以后，周恩来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因而有了一种紧迫感，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一点事情，为自己补过还账。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后，他暗中加紧了扭 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周心里很清楚文革搞到这种地步，毛泽东固然是始作俑者，他本人也难辞其咎，在不少问题上是欠了账的，如果不趁他有生之年加以补救，将无 法向历史交代。 实际上，周恩来在林彪事件过后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比如，他对自己当年屈服于林彪的压力而没有对贺龙尽到保护的责任，致使他冤死一事一直心里有愧，林彪出 事后，他随即派专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的荒僻山沟中接回北京治病。又如"杨、余、傅事件"，周恩来非常清楚这是林彪一手搞出来的冤案，但当年并没有出 来替杨成武讲什么话，反而参与其中，扮演了执行者的角色，讲了不少"违心"的话。更让周感到不好交待的是，当年被株连关押起来的杨成武的大女儿在林彪事件 之后，因向中央写揭发林彪、吴法宪的材料，竟然在他眼皮底下被林彪的余党整死。周得知这件事后，为时已晚，只好采取补救措施，对杨成武全家实行了保护性转 移。 在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中，深为势单力薄所苦的周恩来把解放干部当作首要的事情来抓，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有考虑的。周知道文革运动伤害大量无辜，而 党内各级干部首当其冲，被拆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不仅有利于缓解党内的矛盾，而且还能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其他各项政策的落 实，疗治文革给整个社会造成的创伤。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重新整合干部队伍的机会，从中央到地方为数众多的老干部一旦重返工作岗位，就会在政治上成为一 股与文革派相抗衡的力量，这样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在扭转文革困局中发挥作用。 当然，周恩来在做这件事时并没有贸然造次，而是处处注意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行事。他尽量扩大毛参加陈毅追悼会这件事的影响，为解放干部营造政治气氛。这年四 月间，陈正人、曾山这两位靠边站的国务院老部长因无处投医，救治不力而在不到半个月内相继死去，其中曾山是因为文革中受迫害多年，在与老战友重聚时，因一 吐心中郁积的愤懑，过于激动导致心脏病发作而死。 由于陈、曾二人当年曾参加过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而为毛所熟识，这就使得周恩来抓这件事情更加师出有名。他指示卫生部一定要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并提出 要对疏散到各地的中央党、政机关副部长(含副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杳，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 根据周恩来的布置，卫生部组织北京十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对近五百名副部长以上的老干部作了体检，军队系统对军以上干部也照此办理。其中有很大一 部分是从"牛棚"或外地的"五七干校"赶回来参加体检的，并且在这个名义下获得了"解放"，重新安排了工作。这件事在饱受文革之苦的老干部中间大得人心。 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多年不见的老战友又重逢在一起，畅叙衷肠，庆幸总算熬到了出头之日。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利用林彪事件后一度分管的新闻宣传工作，为解放干部造舆论。四月中旬，他布置人民日报社起草一篇重申党的干部政策的社论，以便从全局上 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不过，周在做这件事时十分注意分寸，兼顾政治上的平衡，以免被党内文革派抓住把柄。 比如，在这篇社论中，被大陆官方和学术界广为引用的强调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段话，其实原文并非完全如此，而是经过删节的。这段经过周恩来本人把关 审定的整句话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本章前面所论及的周恩来执两用中的为政之 道，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在党内外形成解放干部的舆论和气候后，周恩来在这年晚些时候，又见机而作，借毛泽东关于废徐"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的批示，趁势责令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戌区 彻底清查一下虐待在押政治犯的问题。随后，他写信给毛，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为了尽可能减少阻力，周让中组部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中组 部随后搞出了一个曾担任过党、政、军各级领导职务的三百多人的名单。 接着，周恩来抱病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他们的审查结论和重新安排工作的问题。会上，江青一干人百般挑剔，从中作梗，每通过一个都很不容易。双方为此 斗得很厉害，对此深有感触的叶剑英把这比做当年红军长征中牵骡子过河，还作了一首《过桥》的打油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 敌。" 据一位当年曾多次列席过这类政治局会议的亲历者说，会议一般是在晚上七点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四个人的问题，往住到半夜十二点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 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三点才结束。会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那么怕了，无非是多几顶帽子就是了。 他回忆道： 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不过常常是他的一两句话一出口，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来虽然说话下多，但是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某个问题，他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 周恩来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一遍，然后 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 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不算佃什么错误么，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下动声色地顶了回 去。 到大家的意见都说得差下多了的时候，周恩来还会问一句："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人发言了，周恩来才宣布："这事就这样了。"然后转入下一个将军"解放"问题的讨论。" 这以后，一大批在文革中被审查、靠边站的老干部获得了"解放"，从监狱、"牛棚"中出来，重返工作岗位，其中不少人在后来与党内文革派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成为后来邓小平推行"全面整顿"的中坚力量。 在如何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煞费苦心，竭力避免触动文革本身。周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林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然后从批判极左思潮人手，在具体 工作中纠正文革中的种种错误倾向。实际上，他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做法，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就已经开始在做了。他在不同场合要求各地、各部门联系实际工 作来批判肃清林彪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反对主头政治，放宽农村的经济政策，在工矿企业中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只不过当时更多的是就事论事而 没有大事声张罢了。 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后，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的周恩来在各项工作中明显加大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力度，以期在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取得更大的进展。 他先是有意识地捅了教育领域这个文革重灾区的"马蜂窝"。这年七月间，周根据美籍华裔学者杨振宁的建议，当面交代陪同会见的北京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要 排除教育、科研领域中"左"的干扰，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把北大的理科办好，并用少有的语气表示："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 拔掉。" 接着，周恩来又在八月初利用接见回国述职大使的机会，在纵论国际国内形势的同时，有意识地把"要批透极左思潮"作为整个报号的主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 强调指出：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火的，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无产 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如果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要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当然，周恩来深知批左是一个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问题，很容易犯忌，触到毛泽东的痛处。为此，他在报告中十分注意设法保护自己，在政治上站稳脚跟，把诸如" 极左思潮，就是形'左'实右"，"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一类话装点其中，尽量让人抓不住把柄。而且尽量打着毛的旗号行事，像调回驻外使领馆中搞 极左的人，就是毛本人的意思。 周恩来这篇批左的讲话尽管只是在外事系统内部作了传达，但因为在当时说出了人们的一些心里话，在社会上很快不胫而走，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让饱受文革极左狂潮之苦的人们感到了某种快意。 批左与反右的交锋 毛泽东起初迫于形势，对周恩来批极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他很清楚批极左这把火迟早走会烧到文革头上来的，即使是像周这样躲躲闪闪的搞法也不行。当毛自觉已经渡过难关，便亲自出马，在政治上刹车了。 毛泽东虽然深居简出，却对外界的各种动向了如指掌，政治嗅觉十分敏锐。他很快就觉察出周恩来号召批判极左思潮所包藏的用心--企图不动声色地扭转国内政局的方向，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改弦易辙，这是深陷文革情结而不能自拔的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为此，毛泽东在看到周恩来在外交部批极左的讲话后，曾把他这种内心的隐忧向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位文革派大将谈过，表示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 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认为这样搞，将会批到邪路上去。毛之所以在林彪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周恩来批极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主要是因为当时迫于形势而 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作出某种限度的松动。现在，毛自觉已经渡过难关而决心在政治上刹车了。 当然，毛泽东是个惯于玩弄权术，喜欢在幕后充当"导演"的老手。在反击周恩来所主导的批判极左思潮这件事情上，他最初并不想亲自出马，而是把打头阵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嫡系一-以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 自命为是"主席一条狗"的江青早就对整周跃跃欲试，只等一声令下了。其中原因既有双方政见的不和-一周恩来批左的举动确实戳到了江青这伙文革暴发户的疼 处，让他们感到很尴尬：而且也有利害关系上的冲突，在拱倒林彪之后，自以为立了大功的江青见周反而坐收渔翁之利，内心忿忿不平。特别是见周奉命主持中央日 常工作，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妨碍她问鼎最高权力的绊脚石，因而必欲扳倒而后快。 现在既然毛泽东已经有了这个意思，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岂有不大干之理?于是，围绕批左还是反右的问题，在中共党内高层中很快便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局面。 双方的攻防较量最初是围绕一九七二年国庆社论而展开的。这年九月间，周恩来为了从全局上推动批判极左思潮，布置"两报一刊"国庆社论起草小组要加进有关这 方面的内容。起草社论的执笔人吴冷西根据这一精神，在社论中加入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一句话。尽管其中的提法写得很谨慎， 批左和批右兼顾，而且还把批右放在前面，但是，张春桥、姚文元由于毛泽东已经向他们交了底，自恃握有尚方宝剑，根本不理睬这是周恩来的意见。主管宣传工作 的姚文元两次勾去了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不仅如此，张、姚二人在此之前还根据毛的意图，向人民日报社吹风打招呼，强调批左不要过头，公开和周 恩来唱对台戏。 张春桥、姚文元在国庆社论问题上异平寻常的强硬态度，令周恩来感到来者不善，知道背后肯定大有名堂。为了避免把事情闹僵，经验老到的周氏随即采取了主动退 避的做法，在最后审定国庆社论稿时，不再坚持一定写上"批判极左思潮"一类字句，而是把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改头换面写入社论，诸如"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 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等等。 但是，在毛泽东幕后指使下，在政治上批左还是反右的交锋已经势所难免，周恩来即使再擅长妥协应付之道，也还是无法息事宁人，阻止江青一干人奉旨展开的反 扑。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七二年秋冬之交，双方之间的交锋愈演愈烈。先是《光明日报》在十月初发表了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当面交代而写的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 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已经得到毛交底的张春桥明知这是代表了周的意见，却布置手下的人调查该文的"出笼背景"，并一把道破天机，称："周培源有后 台，不管他的后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上海《文汇报》随即展开了对周文的围攻。 接着，《人民日报》在十月中旬刊登了一整版专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这是该报理论部王若水等人根据周恩来前一段几次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而组织黑 龙江省写作组等撰写的。文章一出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江青等人对此大为光火，原因在于这几篇批左的文章词锋犀利，切中要害，而且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的 后院着了火-一《人民日报》这块舆论阵地竟然被周恩来挖了墙角，公开和他们唱起反调来。 为此，江青一干人轮番上阵，气势汹汹地对人民日报社大兴问罪之师。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口咬定这几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的抬 头"。江青更是指桑骂槐，借批该报社之机，点出背后有人"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随后，人民日报社被责令在内部开展"反右倾回潮"运动。 江青一干人搞的这些动作自然瞒不过周恩来，对此，尽管他心里很窝火，深感扭转文革困局步履艰难，但由于投鼠忌器的缘故，不便和他们公开冲突，而是一忍再 忍，捺着性子与之周旋。以至于在这期问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本来一向注意个人涵养的周氏竟然为了自己的鸡蛋炒饭没有放盐这样的区区小事，当众发脾气，对他 的保健医生张佐良拍了桌子。事后，周恩来特别为此向张道了歉，说："昨天晚上，我在大会堂冲你发脾气，不要介意。你懂吗?我是迁怒啊!" 尽管如此，倚仗背后有毛泽东撑腰的江青一干人还是不依不饶，继续在批左的问题上向周恩来发难。这年十一月底，周批示同意了中联合和外交部关于召开全国外事 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江青等人抓住该报告中提出要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大加责难。张春桥首先出 来表示反对，在报告上批道：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江青则出来帮腔，与张春桥一唱一和：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著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遗隐藏下来，那对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的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见江青等人来势汹汹，周恩来知道在批左的问题上与党内文革派的冲突已经难以避免。不过，他仍然试图避免最后的摊牌，以免惊动毛泽东。在周看来，只要毛没有 在批左的问题上明确表态，事情就仍有可为之处：反之，事情就不好办了。为此，他在随后讨论这个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妥协让步，同意删掉中联合和外交部 报告中的"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字句，但仍设法把毛泽东近年来有关反对大国主义等含有批左内容的指示和他本人在使节会议上的讲话纪要列为会议学习 文件，以便在实际上继续保持会议批左的基调。对此，江青一干人虽心有不甘，但已经失去了大闹的由头，又抓不到什么把柄，只好暂时作罢。 然而，就在几天之后，周恩来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毛泽东出面介入了双方的争执。不过，这一回并不是因为江青等人搬救兵，而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十 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的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中央领导层内部在批林的侧重点上存在不同看法，而且明白点出：周恩来主张要"批透极左思潮"，而张春桥、姚 文元则强调"不要批'左'批过了头"，以及在批极左的问题上，上海《文汇报》己经不止一次地把矛头对着《人民日报》了，"情况似乎有点像批《海瑞罢官》的 时期"。 应该说，王若水写这封信的本意是想为周恩来批极左思潮的主张摇旗呐喊，同时对张春桥、姚文元二人责令在人民日报内部大反"右倾回潮"表示不满，希望毛泽东 给予支持。但此举却适得只反，在政治上帮了倒忙。一直在幕后观战的毛这时已经看出姜还是老的辣，张、姚等人贯彻他的意图虽然很卖力，却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 手，而且批左的主张在党内大有市场。如果他本人不亲自出马的话，是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的，而拖延下去的话，只会报周所趁，利用这种不明朗的形势浑水 摸鱼，做更多的手脚。 为此，毛泽东诀计利用王若水的来信展开回击，彻底封杀党内批极左的声音。他随即把江青找来，进行交代布置，让她传话给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二人，提议"解决一下"王若水信中所提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里故意卖了一个关子一-并不明确表态支持哪一种意见，借以观察周恩来的态度。但是，善于在政治上观风的周早已从毛亲自介入这件事的本身和方式上 意识到山雨欲来，毛准备收紧批左的空间。很显然，批左与文革本身有不少抵牾之处，即便是再小心翼翼地在两者之间走钢丝，也还是会难免触到毛的心病。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立即采取顺守之道，在批左的问题上全线退却，并刻意降低姿态，设法为自己转圜。当江青提出先在内部"统一认识"的建议后，周随即附 和，表示："同意我们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我处还有陈浚同志一封信，我还没有看，待看后再传。"周恩来这种不战自退的作法，使得江青等人在随后召开的中央 政治局会议上无法按照预先的计划，与周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眼见在事关文革命运的大是大非上，党内文革派发动的几次反击都被周恩来的太极软功所化解，作为后 台老板的毛泽东心里着急上火，不愿让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决心施展他的权威，在政治上刹住这股借批极左而否定文革的风。十二月十七日，在政治局开会后的第 二天，毛便把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找来，名为"谈话"，实际上是让两种意见对簿公堂。 但是，由于周恩来早已不再吭声，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也不敢在毛泽东的面前造次，因此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了毛一人唱的独脚戏。根据张、姚二人整理的谈话记录， 毛在这次谈话中围绕国内形势和批林的问题谈了他的看法，开门见山地点出"批极左，还是反右"的问题，明确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 对。并断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大概是连毛泽东自己都觉得文革运动搞到这种地步，已经很难为它再作"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一类的辩护，所以只是出了个"天下大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的题目，而把为文革涂脂抹粉的文章交给下面的秀才们去伤脑筋了。 毛泽东整篇谈话的矛头，很明显是冲着周恩来提出的"要批透极左思潮"而来的，不过还是给周本人留了点面子，并没有直接点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已经对周 高抬贵手，不再找他算账了，实际上，毛在这次谈话中已经暗露杀机，在海阔天空的漫谈中，放出"读一点外文，免得受骗"这样的话来。这句似乎有点让人摸不着 头脑的话所隐藏的真实含义很快便显露出来。仅仅半年之后，周恩来便厄运临头，而事情恰恰是从毛向周所主管的外交工作开刀而起的。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毛泽东的表态在政治上一锤定音，给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撐了腰，同时把周恩来置于相当被动尴尬的境地。更让他忐忑不安的是，毛不明下白地甩出来那句"读一 点外文，免得受骗"的话。久经党内斗争风浪的周当然明白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毛在借题发作，藏头露尾地警告他。话虽不多，分量却很重，和毛批林彪、陈伯达 在庐山会议上欺骗大多数中央委员时的说法一模一样。这不能不让他沭然惕厉。不过，周恩来毕竟是个善于在政治上随风转舵的老手，既然毛泽东已经明确表了态， 他就赶紧跟着转，在批左的问题上偃旗息鼓，转而贯彻落实毛批右的指示。 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起召集人民日报社的领导成员谈话，传达毛泽东关于批林彪"极右"实质的谈话精神，谈话中，周与文革派一 干人大张挞伐的态度有所不同，出来承担了责任，承认他本人八月间在外交系统的讲话"有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 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同志"；同时也为自己作了辩解，说："极左思潮要批透，我是讲外交，还有一些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讲林彪整个的路线。"当然， 周恩来还是有意保护了上告御状的王若水，当着江青等人的面，一方面问他："你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另一方面又说："如果 你确实感觉错了，那你就要在自己岗位上改，改了就好。" 周恩来的这番用心，王若水当时便体会出来，看出他是在说违心之言，许多话显然不是他的本意，而且观察出周氏在表面上神色不动的同时，尽量掩饰他与江青一干 人的分歧。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让人感觉出其中的微妙区别。王若水在日后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当时这样的一幕： 会议结束时，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来的手紧紧握住，努力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来的脸变得没有任何表情，我能够理解，在这种场合，周恩来是 绝不会、也不可能流露他的真实情感的。但是，向来表情丰富的他的脸变成这样没有表情，也传达出某种信息。 不仅如此，王若水还领悟出了整个事情背后的名堂，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捅了漏子，连累了周恩来。多年之后，他在回首这件往事时，这样写道："我在信中批极左思 潮，是表示我同意周总理的指示，毛泽东直接批评的是我，间接批评的是谁呢?""我想，区区我这样的干部，值得这样人动干戈吗?他们明里是批我，暗里是批谁 呢?这时，我已经预见到周恩来的前途多舛了。" 就这样，一心要在政治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凭借他的威权，轻而易举地挫败了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试图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国内的形势随之逆转。按照毛所 定下的调子，一九七三年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元旦社论，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此后，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忌，而反右 则在报刊宣传中连篇累牍，不绝于耳。林彪事件后，政治上刚刚出现一点转机的局面，又重新回到一片肃杀之中。 这以后，周恩来虽说没有完全放弃他的努力，继续在某些方面对文革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但已经在政治上被捆绑住了手脚，很难再有大的作为了，况且随后他本人 也自身难保，被毛泽东认为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外交上功高盖主而加以整治，经历了其晚年政治生涯中最难过的一段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