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批判中國或中共，是一個最容易的行當。你用不著象在國內那樣小心謹慎地 打擦邊球，你可以開足了馬力放炮，罵個痛快。而且更重要的是，人們很難說你講的不對。不久前我和國內球迷有一次網上對話。預告早早就發出去了。球迷們的民族主義情緒很強，我因為借韓國隊在世界盃上的爭議把民族主義大罵了一通，球迷 們耿耿於懷，事先放話讓我戴著鋼盔來，等著他們的“板兒磚”。我則明知故犯， 在辯論時把罵的調門提得更高。沒想到，這麼一罵，他們竟啞了。我知道他們心裡不舒服、不服氣，但實在是沒法還嘴。因為我罵的是中國。幾乎怎麼罵怎麼對。證據鑿鑿，對手當然沒有辦法。

然而，事後想想，自己的表現並不高明。因為人家雖然辯不過你，卻不會因此對你 更尊重。因為你講的話，他們並不是不知道。你不罵，他們自己也會在那裡罵。而他們真不懂、或沒有想到的東西，你又沒有說。這其實不是筆者這一次對話的問題， 而是許多海外的中國批判者們的共同問題。可以說，九十年代以來，批判中國的人 和中國的老百姓越來越離心離德。有人說這是極端的民族主義所致，我看這不免有些自欺欺人。

問題在哪裡？我們批判中國時，拿著的是美國的尺子。這種批判，在七、八十年代 是一場及時雨。因為當時國人對外面了解不多，美國的尺子正好幫助中國人了解自由民主的基本價值。如今不同了。中國人民智提高，對外面了解得也多了。一次給國內一家媒體撰稿，稿子剛寄出去，編輯就回信說：“最近一期Newsweek上就這一 問題有些新材料，您能否參考一下？”拿來一看，果然自己漏掉了重要的信息。看來，美國這把尺子，其實大家手裡都有。拿美國的尺子批判中國，並不一定能夠讓你成為先知先覺。

更重要的是，美國的尺子刻度太大，有些精密細小的地方量不出所以然來。比如美國的主流媒體有時提起中國，張口閉口“共產黨”、“專制獨裁”，等等，似乎中國或中共一無是處，和北朝鮮一樣。我們中國人里的秀才們也跟著幫腔，不管中國出了什麼事情，我們是一個診斷，一個處方：中國沒有民主，出路是民主政治！

這話當然不能說不對。但中國的老百姓卻越聽越煩。布什在清華講演後，一位學生在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坦率地說：“自由民主，這個我早就懂。問題是，在我們現 在的環境和條件下應該怎麼辦？這他並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要共產黨下台？結束一黨專制？這純屬廢話！不管是在民主社會還是專制社會，當權者都是被逼著下台。克林頓若真能再當一屆，他肯定當仁不讓，哪怕黑一把也再 所不惜。讓共產黨自己想通了、自動放棄權力，是不是對人家要求太高呢？而更重要的問題是，在民主還沒有成為現實之前，老百姓有沒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呢？

這就是中國的批判者們與國內老百姓越走越遠的原因。我們在海外對中國品頭論足： 這個不民主，那個專制，當然還有腐敗等等，在這些黑暗的籠罩之下，任何進步都不足掛齒，都是共產黨的小恩小惠，或者說是共產黨借發展經濟向全民行賄，中國人貪小便宜，給點好處就閉嘴，等等，等等。然而，共產黨知道向老百姓行賄，難道不是比不向老百姓行賄的時代進步嗎？一位台灣同學曾這樣向筆者開玩笑說：台 灣的民主進程，起點就是國民黨向老百姓買選票。後來要買的選票越來越多，買不起了，於是就民主了。

那些批判中國的人，自己大多也知道：在他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中國的民主的。 但中國的老百姓還得過自己的日子，提高自己的生活。中國在專制制度下的每一個進步，在海外的批判家眼裡都不值一提，但對於中國的老百姓而言，卻是一生中數得著的大事。這樣的分歧，其實就是大家感情不投機、漸行漸遠的原因。

講到這裡，忍不住要批評一下胡平。胡平是在國內就認識的老友了。在某種意義上 說，筆者如許多80年代初的北大學生一樣，是在他的啟蒙下長大的。本人一生唯一 一次行使選舉權，就是投他的票。不久前筆者撰文論曹長青，說他在國內時不是個人物，有網友馬上出來說，胡平畢業時，曹已經當了主編了，意思是曹的地位應比胡高。但以筆者看來，胡平中國49年後第一位靠民選上來的人，按民主的規矩，他 的地位是最高的。可是不久前讀他一篇文章，發現他竟在號召大家不要談什麼村民選舉了。理由是我們已經玩這種小兒科的遊戲二十年，還沒有玩成。別再自欺欺人 了。

胡平手裡拿著的，無疑是美國的尺子。用美國這把民主的大尺子一量，中國的村民選舉確實如同朝三暮四地糊弄猴子，實在不值得掛齒。可以對那些一輩子也不可能看到總統直選的中國農民，這件事情是不是對他們的生活毫無意義呢？國內一位朋 友曾經告訴我，一個村子的民選村長竟有五上五下的經歷。他靠代表村民利益而上 台，一上台就拒絕繳稅，結果被上面撤掉。但換上來的人管不住這個村子，又得讓他再選上台。如此已經打了五個回合。你可以說，民選的村長可以被上面撤掉，這 就是專制。但是從中國的老百姓的立場看，原來鬧饑荒時連逃荒的權利也沒有、只能在自己村里等著餓死農民，竟能借選舉和政府打五個回合，這難道還不是進步？ 這種事情國內的老百姓關心，媒體也報導，我們則對之斥之以鼻。於是靠真正的民主選舉上台的胡平，竟開始反對選舉了。

可見，美國的尺子有時實在是太大而無當了。一次看電視，美國一位政治家談起中國，大罵共產國家如何如何，並舉出北朝鮮、古巴的例子，說這些都是一樣的邪惡 國家，沒有本質區別。我馬上跟一位美國同學講：“你們美國人真是站著說話不腰 疼。北朝鮮和中國怎麼一樣呢？我讀完博士在美國找不到教職，我可以高興地回中國，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生涯；但要回北朝鮮那樣的國家，我說不定得自殺。這難道 還不是本質的不同嗎？”改革二十多年，中國從一個北朝鮮式的國家，變成了現在 這樣。這難道不是有意義的進步？也許，我們用民主與專制這樣的大尺子衡量，這 不算什麼有意義的變化。但對於真正生活在那裡的人們來說，卻是生死存亡的大 事。

不過，筆者還是依然主張用美國的尺子來衡量中國，這依然還有意義。但條件是， 美國這把大尺子，還有些更精密細緻的刻度，我們在外面的人，應利用自己的優 勢， 把這些刻度好好看清楚，記錄下來，告訴國人。可惜的是，大部分中國的批評家， 對這些刻度都不會讀。記得兩年前，美國媒體報導筆者原來的一位自由派同事，在 國內受了迫害。我正擔心他的生計與安全，不想竟在美國的大街上碰上他！人家在 頂尖大學當訪問學者，據說講演從來不離中國的民主毫無進步之類的主題。我一邊聽他給我講如何每天早晨讓小保姆開車送孩子上幼兒園的北京生活，一邊向他解釋為什麼對我這個買不起車的人，在美國騎車要比國內危險。臨別時，我向他建議： 你英文這麼好，應該旁聽一些政治系、法學院的課。不想他竟說，“那些課都講的是一些美國政治的細節，沒什麼用。”我聽了只有目瞪口呆了。一個自由主義的代 言人，並且是以西學見長，但他對這個世界最大的自由社會的興趣，竟是到此為止？！ 民主社會的運轉，不僅是幾條意識形態的口號，而是有大量的細節技術需要掌握。 這是國內的人還不太明白的，也是我們在海外的人應該學習，並且傳達回去的。

筆者的建議：大家不如先放一放那些簡單化的批評、聲討，去申請攻讀博士學位， 配上個優質的老花鏡，把美國這把尺子上的那些精密的刻度，看得細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