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十大元帅中，林彪资历最浅，却排名第三。以“红军之父”著称的朱德是总司令，彭德怀是副总司令，曾经代总司令，这种历史造就的原因，林彪是不可能用战功超越的。若仅以资历而论，林彪是黄埔第四期学生，聂荣臻、叶剑英是他的老师，徐向前属黄埔一期也是他的学长；南昌起义时林彪是连长，而刘伯承、贺龙分别是参谋团团长和军长、起义总指挥，陈毅在南昌起义部队和红四军中则当过林彪的直接上级；退一步说，即使副主席高岗不死，他在军内的排名也必在林彪之后，林彪的浅历也就比罗荣桓稍许强点。然而，无论是黄埔军校时任他的教官，还是南昌起义时任他的总指挥，还是上井冈山时任他的军长、党代表，统统被他超越，这已足以说明林彪是凭着赫赫战功，才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但是，林彪成为元帅第三，与其他九位不同是：他年纪最轻、战功最大，在党内、军内取得的地位最高，妻、子因他而死，自己和夫人尸首分离，是死后唯一没进八宝山的开国元帅。

　　作为一名２４岁就当军长的年轻将军来说，没有一点希奇、神秘可言。想当年汉武帝的骠骑将军霍去病，１６岁统兵塞外，６伐匈奴，死时才２４岁；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相州李固渡（今河南安阳），率３００游勇散兵大破十倍于己的金国正规军，斩主将完颜赫首级于马下，时年也是２４岁。但是林彪的军事生涯是不能与历史上的这两位英雄简单地相比的，他从见习排长干起，一生除了副统帅外从未当过副职，仅此一点，先人们也无法去和林彪相比拟，即使在世界史上有林彪这一经历的也不多见。

　　纵观林彪一生，是人时被万众拥戴，成鬼后遭神州共讨，其获得的荣誉和地位简直是天堂与地狱般的大起大落。他从一个普通的见习排长，一跃成为共和国第二号神级人物；他一度红得发紫，又落得紫得发黑；他从权力倾国的接班人，又迅间跨进十恶不赫的罪人行列。林彪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前后反差如此之大，在历史上恐怕算得上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一奇人。

　　“９．１３”事件至今已经过去３１年，关于林彪的死，中共官方早以大量的人证物证定成一个让后人永远翻不了的铁案。可事情往往就是事与愿违，面对证据如山的铁案，世面上反而流传出很多不同于官方的说法，有国内的传说，也有海外的版本，如“西山镇压说”、“绑架说”、“导弹击落说”、“隐替身说”等等，这些说法真是众说霏云，几乎达到鱼目混珠的程度。就各种说法的来源来看，有的是以神密人物自居，有的是以当事人现身，有的是林家未亡人的陈述，有的是根据自己掌握的线索来假设论证……其实，有如此多的各种说法，只能反应出一个实质性问题，就是反对官方定下的结论，这也说明了林彪在“９．１３”事件里死得离奇，死得不明不白，死得无法让好多人信服。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林彪死亡真相别无其他，只能有一个，事实究竟如何，真相只有一个，对历史负责的人不仅要留给后人一个真相，更要交代这个真相的过程和形成的由来，因为有结果必有原因。本人高中学历，既不是历史学家，也没有写作经验，是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后人，属于无党派人士，跟林彪事件更无任何瓜葛牵连，怀着探索的目的去了解事件真相也不到２年的时间。在此，我只是想就自己掌握的资料，来谈点个人的分析和看法，如有不妥，望大家能批评指正。

　　　　　　　“林瘌痢（武汉方言，“痢”音同：堤）

　　　　　　　坐飞机

　　　　　　　摔下来（“摔”音同：达）

　　　　　　　屁股只冒气”

　　这是在“９．１３”事件发生之后广泛流传的一首儿歌，它足以说明林彪犯下了深重的罪孽，实在是不得人心，其滔天罪行在神州大地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我就是唱着这首歌长大的，现在还清楚记得有好多儿歌，如：“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当时在学校的宣传栏或黑板报上，各种类型的批判文章，配上形形色色的讽刺漫画，伴随着铿锵激昂的童音，随处可见。

　　小时候，本人读书还算认真，见课本上讲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对此我是深信不疑。长大后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北上抗日要西渡金沙江，而不直接去东北？后来我就更觉奇怪了：长征怎么在１９３６年到达陕北时就结束了，可“七七事变”是一年后才发生的事情呀，难道当年北上的红军真具有先知先觉的洞察力，能在日寇行动之前，就抢得先机，而站住主动？

　　直到进入网络信息化的时代，才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才看到了不同的言论，才彻底地觉醒，才真正搞清楚“北上抗日”的确实含义，这一切的感触就如同在塔利班领导下的阿富汗人民能看一眼电视、收听一下电台广播一样，遭麻痹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在思想被解放的同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发现一本辉煌灿烂的中共党史里，竟然没有几条真实的内容值得阅读。看看“开国大典”吧，究竟有哪些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大声喊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又有哪些人从站着的画面里消失得无影无踪？看看在毛泽东去世后，在为其守灵的宏大场景里，究竟有没有站着个曾经与他血肉与共的至爱夫人？看看在邓小平与英国前首相、与葡萄牙前总督分别举行收回香港、澳门的签字仪式时，怎么看不到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６年任中国政府的总书记，怎么也见不到同时期的总理，究竟有没有这两项职务，存在过这两个人吗？我们天天在标榜自己的“实事求是”，天天在教育人们去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天天在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可这么几个简单的历史场面，竟然被肆意篡改，被任意地歪曲，可想而知我不得不怀疑一本中共党史能有多少真实可言。在今天的市场经济领域，因为肆意造假，真实被玷污，法律被践踏，使水货泛滥成灾，虚假在繁华昌盛的外表包装下掩盖住了一切。真是不敢想象，如果长此以往，再过个２０年、３０年，我们的后代会怎样去面对一个“客观”、“真实”的过去，这样的未来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继承和发展，而是严重关系到一个民族的道德品质问题和生存问题。

　　正是因为本人的醒悟，才发觉自己有一段被欺骗、愚弄的经历；正是因为受良知的驱使，才促使自己去了解被包装、粉饰的过去。“９．１３”作为发生在中共党史里的一项特大事件，这里面能有多少真实性可言，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有结果必有原因，“９．１３”事件发生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孽得以昭示天下，本人就以中共官方在历史上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一系列定性罪名，先谈点个人看法。

　　　　　　　　　　　　二　罪行的疑惑

　　“９．１３”事件发生后，林彪和他生前的四员大将被大量的“铁证”定为反革命集团，被举国唾骂了整整３１年。这几员大将被锁定为林彪死党的骨干分子，史称“四大金刚”，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因他们未随主子一块外逃叛国而得以苟且残生，直到今天在国内的老百姓只要一提到“林彪”这两个字，总会有人骂到“叛徒”、“卖国贼”、“反革命”等极具诋毁的贬义词。那么林彪这个反革命集团到底犯有什么罪，先看看中共官方在历史上的一系列定性：

　　　　　　　　　中共中央发出林彪叛逃通知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份关于林彪叛逃事件的文件。文件正式通知：“林彪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并宣称：“对于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文件说，现有的种种人证物证业已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并说：“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文件说，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线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各级党委应当深入揭发和严格批判林彪的错误和罪行。这个文件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传达的原则，第一步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以上的党组织。然后传达到地、师以上干部，再传达到全国。１２月１１日、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３日、７月２日，中共中央陆续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材料之二、材料之三，大规模的批林整风运动在全国展开。

　　　　　　　林彪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

　　１９７２年５月１日至６月２３日，批林整风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负责人共３１２人参加。为说明与林彪集团的斗争过程，为进一步深入彻底批判林彪等人，周恩来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并着重介绍会议文件。这场会议的最主要文件是毛泽东写给江青一封信，政治局９人分到各组去解释这封信。江青个人的解释刊登在会议简报上，她说毛泽东早在１９６２年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６月２３日的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批林整风汇报会把粉碎“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

　　　　　　　　　　　　批林要批极右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８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办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两天后，周恩来批示：“拟同意。”到了１２月２日江青却批示：“我个人认为应该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５日王若水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表示拥护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的意见，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极左的问题。１７日毛泽东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认为王若水的看法不对，极左思潮要少批一点，批林要批极右。在毛泽东的意见传达后，全国开始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不再批极左。

　　　　　　　　　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开始展开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毛泽东在一次重要谈话中涉及到如何处理老干部的问题。他说：“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我主要是想教育他们。”周恩来随即提出建议：“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同意：“对这个问题就由你组织落实吧！”于是落实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的两个办法出台，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有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于是数以百计的高级干部、将领被落实了政策，但彭德怀、刘少奇等人不在此列。

　　　　　　　　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审查报告

　　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０日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审查报告》说，“林彪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集团是一个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并说中央专案组根据大量人证物证查明，“早在九大前后，林彪就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伙同他的老婆叶群，勾结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审查报告》还说，“林彪反党集团的出现，是国内外激烈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中央专案组建议中央：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二、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三、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四、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撤消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五、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按照党的政策，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批判克己复礼

　　１９７３年７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８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个运动从１９７４年年初至同年６月，历时半年左右。６月１４日江青在北京主持召开“战士批林批孔汇报会”，张春桥说：批林批孔“围绕一个克己复礼，牵涉到现实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许多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公审林彪集团

　　１９８０年全国人大特别法庭根据大量的人证物证，依法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进行审判。图门是中央军委法制局第一任局长，林彪反革命集团审理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特别法庭公诉，遵照邓小平、彭真、伍修权、黄火青、史进前等人“弄清出处，用事实回击，总结经验和规律，教育群众，警示后人”的指示，对审判找出了更多更有力的细节佐证。３月１９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审判林彪一案的方针之一是：起诉书、证据都要确凿，站得住脚，传到子孙后代也推翻不了……。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０日至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特别法庭开庭４２次，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结束了历时７７天的公审，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做出判决。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读特别法院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别判处：

　　　　　陈伯达有期徒刑１８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

　　　　　黄永胜有期徒刑１８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

　　　　　吴法宪有期徒刑１７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

　　　　　李作鹏有期徒刑１７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

　　　　　邱会作有期徒刑１６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

　　　　　江腾蛟有期徒刑１８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

　　以上是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至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同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中共中央对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件作了一系列的定性，笔者没有全部列举出来，但从这些具有“铁”性的定性来看，既反复无常，前后又极端矛盾对立。先看看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的罪名，主要是“叛党叛国的卖国贼”、“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作案动机和案发时间基本在７０年代前后，与“９．１３”事件相距不远，这说明一贯正确的毛泽东能洞察一切地先发制敌。

　　到了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８日，“洞察一切”的神话再次出现，江青的信件不仅证明毛泽东早在１９６２年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林彪是反对文革运动的一件极其重要的物证。根据该信证明的内容，使林彪反文革的罪恶行径发生实质性转变，使当时的路线斗争由批“极左”迅间变成变成了批“极右”。这个从左到右，一个相互极端对立、极端矛盾的突发转变，就轻易使林彪作案的动机迅速提前到６０年代初期，与１９５９年林彪在庐山会议后出任国防部长的时间基本挂上了一点钩！

　　到了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０日，“洞察一切”的毛泽东又得出了最新的结论，林彪的性质变成“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为了能证实这个神话般的结论，竟然“掘墓鞭尸”春秋时期的孔子，因为这个“长期隐藏”的高度概括，再次将林彪的作案时间大步提前，使林彪在战争年代就玩弄两面派、搞阴谋复辟的罪名在想象中成立。同时，还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斗争归功于两胜：“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两胜”的得主自然是毛泽东本人，前一个说明林彪在党的前九次路线斗争中是假拥护，真反对；后一个说明林彪在耍两面派，是表面上拥护文化大革命，实质是恶毒攻击，蓄意反对。从而进一步证实了林彪领导的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反文革罪行跟中央文革小组毫无瓜葛，不存在任何联系，林彪就是全国公认的反文革大阴谋家，其罪恶行径是罄竹难书，罪证也是铁证如山。

　　事隔７年外加３个月，到了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林彪的罪行又发生本质性的彻底转变。罪行不仅含有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的性质－－发动反革命政变，而且还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绑到了一起，两个集团曾经相互勾结、密不可分，将毛泽东几次洞察出一切的神话彻底推翻，连那封写给江青的信也不知道弄到那里去了，可能是毛泽东亲笔书写的“铁证”也有过期的时候，反正又涌现出了大量的人证物证，竟然轻而易举地推翻了林彪原本彻头彻尾反文革的过期“铁证”，进而否认原本反革命“两面派”的本性，成为既是反革命的“两面派”，又是拥护文革的“一面派”。

　　如此翻来覆去地给林彪举证定性，这俗话还真不知道是怎么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林彪的本性就这么一下子“移”了几次，而且还移过了头！反正林彪已死，不可能为自己辩护，而且他还是个善于玩弄权术的阴谋家，因此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定就怎么定性，当权者就不好好考虑考虑，如此搬弄是非、颠倒黑白，难道历史如同小儿游戏一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而且还要变化到多久！林彪案件就这么被当局推翻了过来，又肯定了过去，林彪反而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定策划发动者和执行者，而且还是个反对毛泽东大耍两面派的阴谋家，因此从这个大前提出发，就不难得出下述结论：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被逼的无辜者，是上当受骗的受害者，是中了林彪的诡计，上了江青的当，所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据此对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正式量刑定罪。

　　　　　　　　　　林彪究竟有什么罪？

　　“９．１３”事件发生后林彪已死，不可复生，他究竟有什么罪好像是件永远无法说得清的事情。因此在这其后的１０年间，中共官方反手为云，覆手为雨，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定下了一系列前后极端矛盾的结论，而且都有大量人证物证的确凿铁证，可结果仍是一改再变，这不禁使本人对林彪所有指控的罪名和对这些所有的铁证全部产生质疑，这恐怕就是造成世面上流传多种“说法”的主要原因。

　　中共官方对林彪罪行的最后确认，以“实事求是”著称的邓小平已否认了一大半：“林彪历史上没有问题，他的主要罪行是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毛主席。”根据邓小平的这个结论，指控林彪的罪行就只剩下了一条：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毛主席。如果对这个指控去量刑定罪，若依法办事就是毫无根据的信口开河。法律是以事实为依据，没有事实就不能定罪，这是法律的基本常识。即使只有犯罪企图，但最终没有形成犯罪事实就不能定罪，在“９．１３”事件中毛泽东没有受到一处伤害，林彪也没有当上国家主席，这两条都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毛泽东、邓小平是根据什么事实来给林彪定罪？而且还能据此分别叛处“四大金刚”将近２０年的重刑！

　　用同样的道理，林彪虽然到了蒙古，但事实上没有到达苏联，“企图叛逃苏联”是凭空假设出来的，毫无任何事实根据，用虚假的事实来量刑定罪是不合法的。很显然，以“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的罪名来处置林彪集团，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永远都不可能令人信服的。

　　另外，最值得质疑的就是对和林彪一起叛逃的四位２５６号机组人员：潘景寅、李平、张延奎、邰起良，不知道依据什么证据，就否认他们是帮助林彪叛逃的帮凶，分别颁发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由此可见，官方以假设的证据去分析定案，都经不起推敲，是站不住脚的。下面就是给潘景寅家属的《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其他机组三人同）：

　　潘景寅同志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随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３日

　　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量刑定罪，官方举证的疑点实在太多，前后矛盾极端对立。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林彪死亡的真相只有一个而别无其他。因此，笔者作为一个中国老百姓，借鉴中共官方和世面上流传的各种“说法”，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行径，斗胆地谈点不同于官方的个人看法。

　　　　　　　　　　　有结果必有原因

　　“９．１３”事件是正、副两个统帅之间的斗争结果，一个惨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另一个大权在握而稳坐北京；一个从此身败名裂，另一个又一次赢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个结果果真是如此吗？其实这劫中定数都局限在一个简单的表面上，因此笔者认为：如果不去分析斗争的起因，不了解二人的关系演变史，不掌握当时千变万化的国内、国际政治局势，仅凭空猜测，是无法透过表象看到问题的实质的。为了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我想应该从起因谈起，这首先就要了解在历史上毛林二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又是怎么变成最亲密的战友？在这期间他们二人都在想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事情？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才能说明他们为什么会反目为敌的真实起因，才能得出一个真实的“９．１３”结论。

　　对毛泽东一生的丰功伟绩，由于被中共官方宣传了几十年，已经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所以本人就以林彪的一生为主线，结合二人关系的演变史，先回顾一下难忘的多灾多难的那几年历史－－难忘的岁月（１９６８－１９７２年）

　　　　　　　　　　三　难忘的岁月（１９６８－１９７２年）

　　毛泽东和林彪可不是两个一般的普通人。他们双双出现在中共政坛的颠峰，领导着占世界１／４的人口，主宰着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他们的一举一动，对国内局势，乃至国际政坛，都会产生出极大的影响。在“九大”以后的两年间，他俩的关系由亲密战友演变成不共戴天的政治仇敌。因此回顾一下这几年的历史，研究一下这期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才能从这些事件中摸索出一些值得研讨的东西，才能将一些断断续续的线索连贯起来，才能将杂乱无章的头绪整理清楚，这对弄清事件的真相是不可缺少的一步。

　　从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７２年，笔者根据这５年发生的一系列的人和事，分别按“中共国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关系方面”、“中美关系方面”和“中日关系方面”五个方面作了简单的归类，希望通过列举出来的这些历史事实，结合当时的国际背景，来深入了解“９．１３”事件的真实起因。

(一)、中共国内方面

　　１９６８年９月１日随着新疆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全国（除台湾省外）２９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委会，随着“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高潮出现，文革运动迅速转入消退期。９月１２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使在文革中能幸存下来的大批“知识分子”，以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名义，分别被安排到了农村、工厂，去接受再教育。同期，为了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广大干部为了能有重新学习的机会，文革里的领导骨干们被兼学别样地安置到专门准备来批判资产阶级的“五．七干校”。１２月２２日毛泽东说了一句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使曾经闹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和广大待就业青年，去积极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基本全被农村消化完毕。此时，以批判资产阶级为主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由轰轰烈烈的“武斗造反”转变成安安静静“吃忆苦饭、读红宝书”的“文斗”方式，中华大地再次出现政治形势稳定的社会局面。

　　１０月１３－３１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１９６９年２月１６日－３月２４日新成立的国家计委在北京筹备召开了“全国计划座谈会”，会上《１９６９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出台，其中规定了５项主要任务：１、高质量地全力保证毛泽东著作的出版，要求年内出版《毛泽东选集》１－４卷２０００万部；大力发展广播事业，动员４０９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２、大力发展农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３、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建设。４、安排好轻工市场；继续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５、继续狠抓交通运输工作。对这个计划纲要的实施，是中共政局从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转入经济建设的一个明显信号。

　　３月，为迎接中共九大的胜利召开，先由林彪、陈伯达起草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该报告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要求全党应集中精力发展生产，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篇报告在毛泽东审定时被推倒重来，其后改由张春桥、姚文元、康生起草了正式的政治报告。４月１－２４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林彪在会上作了张春桥等人起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政治报告，大会确立把“阶级斗争必须懩昴杲病⒃略陆病⑻焯旖矑”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并以此规定了“斗、批、改”的任务。同时，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中共党章。

　　６月９日，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在北京去世。１１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去世。１１月３０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在合肥去世。

　　１０月１７日林彪在苏州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即：“林副统帅第一号令”。

　　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时年２７岁。

　　４月２４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重１７３公斤，运行轨道距地球２３８４公里，卫星用２０００９兆周的频率播放《东方红》乐曲。

　　８月２３日－９月６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林彪、周恩来、康生、陈毅、汪东兴、许世友、钱学森、郭沫若等几乎所有的代表都赞同设立国家主席。２５日毛泽东紧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指出陈伯达有野心，责令收回华北组第２号简报。会后，陈伯达受到彻底地批判。林彪曾于４月１１日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次日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９月２３日，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在全国推广既抓阶级斗争，又抓农田生产的大寨经验。

　　１１月１６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由上而下的“批陈整风”运动全面开展。

　　１２月，北京军区改组。这是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在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同时宣布的中央决定。

　　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２月２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自此“批陈整风”运动在中共各级机关逐步传达。

　　４月，毛泽东指派李先念参加由林彪负责的中央军委办事组。４月１５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和邱会作等人作出书面检讨。２９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汇报会上作总结讲话，指出黄、吴、叶、李、邱等人在政治上犯了方向性严重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

　　５月１日国际劳动节，林彪没有按惯例紧跟毛泽东登上天安门，第一次反常地迟到，并提前离开庆祝会场。

　　６月９日江青到毛家湾，亲自为林彪拍摄了一张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照片，分别刊登在７月９日出版的《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上。

　　７月１日中共党诞生５０周年纪念日，８月１日是中共建军节，毛泽东和林彪都未在隆重庆祝的公众场合露面，这两大重要节日都在没有毛泽东或林彪的画面中度过。

　　８月１４日－９月１２日毛泽东南巡，沿途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对谈话内容要求小范围传达，严禁外传。毛泽东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９月，林彪住进由８３４１部队负责安全保卫的北戴河度假地。９月６日陪同金日成访华的李作鹏回到北京。９月１０日中国发射成功第一枚洲际火箭。

　　９月１２日下午２点，毛泽东南巡的专列到达丰台站，召见了北京军区和北京市的负责人：李德生、纪邓奎、吴德、吴忠等人，指示李德生调一个师的部队去南口。当晚１０：３０，总参谋长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

　　９月１３日凌晨，林彪和夫人叶群、儿子林立果、刘沛丰、潘景寅等九人乘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随机人员全部死亡。

　　９月１８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份关于林彪叛逃事件的文件。文件正式通知：“林彪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１０月１日中共建国庆祝日，天安门广场破例取消大型的游行庆祝活动。１０月２５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原代表中国的中华民国政府退出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

　　１１月底－１９７２年１月初，毛泽东因肺心病引起严重缺氧，出现休克症状，几次出现呼吸停止的重症，经多日抢救，转危为安，休养两个月。

　　１２月１１日、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３日、７月２日，中共中央陆续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材料之二、材料之三，大规模批林整风运动在全国展开。中共负责调查林彪一案的工作小组，发现以阴谋策划发动武装政变、杀害毛泽东、夺取全国政权的《“５７１工程”纪要》，作为材料之一在全国范围传达。

　　１９７２年１月６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逝世。在１月１０日举行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带病参加，周恩来致悼词。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再度休克，心脏曾经停止跳动，经医护人员紧急抢救，病情再次好转。

(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

　　１９６８年１月３－５日捷共中央继续举行全会，解除了诺沃提尼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选举亚·杜布切克为第一书记。

　　３月８日波兰发生“三月事件”，波政府禁演《先人祭》话剧，理由是，该剧带有“反苏性质”，波作家协会华沙分会对此提出抗议，华沙大学生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公演此剧。游行队伍中还出现反对哥穆尔卡和反对与苏合作的标语口号。

　　８月２０日华沙条约成员国苏、波、保、匈和民主德国出兵侵捷，次日下午，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切尔尼克等捷党政主要领导人被苏军挟持前往莫斯科。苏方与捷总统斯沃博达谈判，要斯沃博达出面组织新政府，结果被拒绝。

　　１９６９年１月８日布拉格１８岁的大学生扬·帕拉赫在瓦茨拉夫广场自焚，以抗议５国侵捷。２５日，数１０万人参加其葬礼。３月２８日捷全国各地数万群众自发庆祝捷冰球队在世界冰球锦标赛上战胜苏联队，庆祝活动很快变成大规模的反苏示威。

　　３月１１－１５日，南共联盟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强调，必须在各民族平等和社会政治共同体非国家主义化的基础上，发展民族间联系的新形式。大会要求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清算大国一元主义倾向及民族本位主义、孤立主义和分裂主义。铁托当选为共盟主席团主席。

　　６月５日－１７日，罗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７５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会上反对国际会议对中共等党进行的谴责。８月６日－１２日罗共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齐奥塞斯库当选为中央总书记。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０日－１１日捷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捷共十三大以来党内和社会危机局势发展中应吸取的教训》。文件重申，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１２月１３－１９日波兰发生“十二月事件”。１２月１３日，波政府宣布提高４０多种生活消费品的零售价格，提价幅度从３．６－９２．１％。１４日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举行罢工游行，抗议提价，罢工工人组织了罢工委员会，由它领导罢工并同政府交涉。１８日晚政府派治安部队和军队进行武力镇压，与罢工游行者发生冲突，在冲突中造成４４人死亡（其中２名警察和１名士兵），１１６４人受伤（其中６００人是治安人员）。１９日事件被平息。

　　１９７１年６月４日铁托在萨格勒布会见克罗地亚领导人时说，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恶性膨胀已成了全国性的关键问题，批评克罗地亚领导人未积极开展工作，要求其采取坚决行动，制止民族主义的蔓延。６月１２－１３日克共盟召开第四次代表会议，决定把民族主义分子开除出共盟。

　　６月１５－１９日统一社会党在柏林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昂纳克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布利希当选为党的主席。

　　１２月１－２日南共联盟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克罗地亚的形势。铁托在会上指出，在克形成了民族主义运动，其策源地是“文化协会”，大学生罢课是“反革命活动”。会议决定，开展最广泛的社会活动来反对反自治、反社会主义的力量。１２月１２－１３日克罗地亚共盟中央召开会议，通过反民族主义的行动纲领和决议，号召盟员清除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根源。

　　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６日昂纳克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第一期上发表文章，指责中国领导人奉行反苏、反社会主义各国、反国际共运的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的政策。

(三)、中苏关系方面

　　１９６８年１月苏军侵入乌苏里江中国七里沁岛，制造严重的流血事件。

　　１９６９年３月苏联军队两次侵入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多名中国边防人员，制造严重流血事件。中方边防部队进行了还击，其后双方政府互相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６月５－１７日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会议的有７０多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古巴共产党和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的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大会，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南共联盟等１７党未派代表参加。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说，帝国主义仍是主要敌人，帝国主义的战略重心正在发生某种转移，新的世界大战是“最现实的事实”，要对侵略者“组织集团回击”。他还强调，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帝运动的支柱”，应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威力、协调它们的力量和加强它们的合作。报告再一次对中共党进行了指责，会议还通过了《给越南以独立、自由与和平》呼吁书、《声援海地共产党人斗争的声明》、《保卫和平呼吁书》等文件和关于召开世界反帝大会的决定。

　　６月１３日，苏联政府就苏中边界问题发表声明，提出在最近两三月内在莫斯科举行苏中会谈。声明说“苏中实际不存在任何领土问题”，指责中国“觊觎１５０万平方公里历来属于苏的领土”，“妄想得到中国征服者过去曾去过或准备去的地方”，声称中国北方应“以长城为界”；西部“不超出甘肃和四川”，乌苏里江“无论如何也不曾是一条内河”。

　　８月１３日苏军入侵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了铁列克提流血事件。中国一支３０多人的边防巡逻队，遭到越界苏军３００余人、配备２架直升机和数十辆装甲车的突然袭击，人员全部牺牲。

　　９月１１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在回国途中赶到北京，同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会晤。双方就中苏关系问题阐明了各自的立场。

　　１０月２０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

　　１９７１年３月３０日－４月９日苏共举行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对外政策方面，勃列日涅夫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合作，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捍卫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反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使人类免于新的世界大战，为此提出了争取和平合作的６点“和平纲领”，主张改善和缓和同西方的关系。

　　７月２５日《真理报》发表Ｈ·亚历山大洛夫题为《关于北京与华盛顿的接触》的文章，认为尼克松访问中国的目的之一是使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反苏主义是中美接近的背景因素，等等。

　　９月２２－２５日勃列日涅夫访问南斯拉夫。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称，苏南目前拥有进一步发展两国合作的良好基础，各国应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不应把反映各国经验和特点的那些社会主义建设方法彼此对立起来。双方表示赞成把巴尔干地区宣布为无核地区，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认为召开５大核国家会议是“有益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