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世紀頭20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十六大提出在這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戰略目標，將有望使中國的經濟總量與綜合國力躋身世界前列。

■ 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作用將在中國未來20年進一步得到體現。中國共產黨再次解放思想，全面樹立執政黨意識，進行新一輪的理論大創新，將為中國未來20年的經濟發展提供全新的核心驅動力。

■ 與經濟目標等觀的，是中國的政治改革任務。十六大報告提出了中國在民主政治方面可能的原則和內容，給了領導人日後細化並擇機實踐的空間，意義重大。

■ 中國從“先富”戰略到“共富”戰略，要求重點關懷困難人群的利益需求。強調公平，縮減過於懸殊的貧富差距，成為順利實施中國未來20年經濟戰略與政治改革的重要保證，同時也是政府治理與社會關懷題中應有之義。

幾千年前，中國最古老的詩歌經典——《詩經》中即已出現這樣的語句：“民亦勞止，汔可小康”。這是“小康”一詞在中國文化中第一次出現。

在西漢《禮記。禮運》中，“小康”作為一種社會模式得到了系統的闡述，成為僅次於“大同”的理想社會代名詞。

幾千年後，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在其十六大的政治報告中再次提及小康時，向13億中國人宣示：祖先們古老理想的全面實現，離普通的中國老百姓只有20年。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為中共十六大報告的主題，世人矚目。

20年後超過美國？

在中國最近幾十年的歷史進程中，十六大剛好在兩個20年和兩個翻兩番中間。

是鄧小平首先用小康來重新詮釋中國的四個現代化。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說：“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1000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實際上勾畫了中國從1980年到21世紀中葉的發展道路，不僅準確預言了中國發展所能實現的目標，還確定了分步實施的步驟。現在對於今後20年的描繪，正是根據中國發展的現實情況，把他規劃的第三步加以具體化。

從實現小康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一個延續和發展的過程，是兩個20年和兩個翻兩番的過程。

國情研究專家、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比較完整地分析了中國這40年發展的趨勢。

1982年，中共十二大設計了中國今後20年的發展軌跡，確定“從1981年到本世紀末的20年，我國經濟建設總的奮鬥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實現這個目標，城鄉人民的收入將成倍增長，人民物質生活可以達到小康水平”。這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首次使用“小康”概念，並把它作為主要奮鬥目標和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階段性標誌。

當時中國的基本國情是，人均收入居世界後列，屬於極低收入國家。根據世界銀行按國際美元值（現價）計算，1978年中國人均總國民收入（GNI）為340美元，甚至還低於低收入國家平均數（660美元），僅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13.6％。1980年為460美元，僅相當於世界人均收入的14.5％。這就是中國改革與發展的初始條件。

改革開放20多年，這在人類歷史和中國歷史長河中只是“一瞬間”，但是中國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變化，國家經濟總量、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都上了一個大台階，現在的任務是構建如何實現“第三步戰略設想”的大戰略。

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指出，21世紀頭20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一判斷最早始於2000年10月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在十六大被再次予以強化。

對於今後20年發展目標的設計，江澤民在“五三一”講話中提出要“使我國經濟總量、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再上一個新台階”，十六大報告則明確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其標誌是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

這一目標到底意味着什麼？

胡鞍鋼認為，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未來20年的設計概括起來就是“增長、強國、富民、提高國際競爭力”四大目標。這包括：第一，經濟總量在未來20年（2001年－2020年）實現翻兩番目標，到那時，按不變價格計算，我國國民生產總值（GDP）相當於1978年的16倍，成為世界經濟實體最大的國家，超過美國居世界首位。

第二，綜合國力在未來20年與美國的相對差距由3倍縮小到2倍以內，成為在強大綜合國力基礎上具有主導能力的世界強國。

第三，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改善，由目前世界下中等收入國家進入到中等或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預期壽命普遍提高。

第四，提高國際競爭力，進入世界前列（前10名）。

據胡鞍鋼介紹，國外多名學者和機構也作出了同樣的預測。例如，世界銀行1997年的估計是，到2020年，中國GDP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實體，占世界GDP總量比重達到22％，高於美國的比重（為20％）。

而就在近日，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司長許憲春稱，按照他的預測和計算，中國經濟總量將在2020年的時候僅次於美國和日本，居世界第3位，在2050年居世界第2位。以上預測結果雖有不同，但只要有一種能夠順利實現，無疑都將令國人驚喜異常。

執政黨意識推動大創新

國內生產總值翻兩番的前景，在當前的中國環境下絕對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任務，相關制約領域內的突破如果得不到實現，經濟領域內的改革就無法憑藉自身的力量繼續突破而為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提供動力。

中國前20多年的改革經驗一再表明，制約經濟領域改革的因素，首當其衝的是意識形態。

“只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是“文革”的意識形態，在當時政治瘋狂的環境裡，經濟凋敝成為必然。改革後的意識形態務實了許多，但爭論與障礙依然存在。

中國人民大學研究政治、行政與制度的學者毛壽龍指出，中國共產黨現在對待意識形態的態度有一個令人矚目的變化：為了實現發展目標，過去以“不爭論”淡化問題，最典型的是鄧小平提出“貓論”迴避姓資姓社的爭論。“三個代表”理論的一個重大價值，就是發展了鄧小平的理論，體現了在意識形態領域打破一切束縛的勇氣與方向。

這樣一種方向，毫無疑問凸顯着中國共產黨在實現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之後越來越強烈的執政黨意識。

十六大報告提出保護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這充分表明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執政黨有了空前的包容性，包容一切為社會主義建設作貢獻的人士，包容一切有助於經濟增長、社會發展的手段。

對於執政黨來說，最重要的是發展，而團結一切有利力量是順利發展的必要條件。中國共產黨對此有清醒的認識。

執政黨意識的樹立必然將激活一系列大創新。

吸收各階層包括私營企業主的先進分子入黨，是中國共產黨對自身的一次重大重新認識。這個重新認識實際上就是中國共產黨意識到新形勢下應該如何增強自己的階級基礎、擴大自己的群眾基礎。

中央黨校黨建部副主任王長江對此有一個分析：十六大報告中提到不能把財產的多少和有無當作一個人思想是否進步的標準，這個提法直接針對過去關於有產者和無產者是兩大對立階級的認識。二戰後的科技革命使兩大階級不再可以被簡單地劃分——從社會的大蛋糕里多切出一點，雇員就能從老闆那裡得到多於養家糊口的收入來投資，就有可能獲得非勞動的收入，這是社會發展的結果。

“認為有產就落後，無產就進步，不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性要求。與時俱進地認識先進與否，是要看致富合不合法，而不是看是窮還是富。”

執政黨的身份轉換，還需要中國共產黨改革、完善領導方式與執政方式。十六大報告在這方面有新的闡述：要處理好執政黨和人大、政協的關係，要依法執政。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史為民指出，過去事無巨細都落到黨委書記頭上的執政模式，使其他機構幾乎全部成為辦事機構，黨委才是實質性的政府部門。現在要做的是還權。還權之後的執政黨只要做好兩項工作：制定方針政策與管理黨員，做到真正意義上的“集中精力抓大事”。

更引人注目的，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這一新概念的提出。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結合和辯證統一。人民當家作主，國家發展和自身發展才能聯繫起來，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積極性與創造力才能得到根本保證。

政治文明是促進物質文明、實現中國20年經濟目標的重要手段與保障，但它同時更有自己的獨立價值，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建設中國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中國在將來20年中應該努力實現的一個意義重大的目標，其重要性絲毫不遜於20年內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經濟任務。

十六大後政治改革的可能路徑

西方的“內捲化”理論指出，經濟水平增長了，整個社會體制不一定進步，陳舊的模式雖然帶來增長，但並沒有帶來發展，那種增長也不能持續。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所博士陸建華提出，中國經過20多年的努力，可以自豪地說增長目標超額實現。但發展目標並沒有充分實現。

從這個角度講，十六大提出的任務就顯得很迫切了。當然，如果沒有大的決策失誤，十六大制定的增長目標是容易實現的。但如果發展目標仍未實現，那麼增長的價值就要打折扣。發展是第一要務，要從廣義上去理解——不僅是經濟總量的增長，還要有體制合理化程度的提高。

因此，中國共產黨十六大的召開，除了人事變動令人關注之外，政治體制改革的論述也被寄予了充分的期待。

陸建華解釋執政黨的內涵，“就是對國家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要負責，因此，黨應該對執政期間所有成功和失敗負責。”十六大報告把黨定義為執政黨，事實上就確立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

對此，王長江提出自己的看法，“看十六大報告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論述，不是看有哪些方面說到了，而是看它有沒有給出探索的餘地，我覺得這個餘地還是給了。”

十六大報告表明，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與艱巨性，中國共產黨都已經有了充分認識。現在提出的不可能是一個一攬子解決的詳細時間表，但它提供的框架，指出了中國共產黨在民主政治方面可能的原則和內容，給了領導人日後細化並擇機實踐的空間，其價值不容低估。

史為民表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不會是一個激進的過程，而一定是一個漸進、長期的過程。“這一點中央有絕對清醒的認識，所有抱着良好願望的人一定要有耐心，欲速則不達。”

王長江則認為“不可能一口吃個大胖子”。

無疑，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中國共產黨還需要實現多方面的突破，例如要解決民主政治的運作要求與執政黨領導之間的關係。但無論如何，方向是明確的，問題在於途徑。

在這種情況下，首先實施、擴大黨內民主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認識與選擇，這項工作在十四大、十五大之後開始加快步伐，實施了一些新的制度，從農村的兩票制到城市的公推公選，今年中組部出台《選拔幹部任用條例》，已經認可了公推公選、票決制與公示制。而十六大報告專門在黨建這一部分談了黨內民主。

政治改革從執政黨黨內開始，史為民認為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這種民主的發展要得到黨的支持，中國這樣的模式沒有黨的推動，沒有高層的推動，任何東西都起不來。”

陸建華認為在既定的大原則下，中國的核心詞依然是穩定，其經濟政治社會體制方面的政策應該還會延續前5年的路數，不大會尋求單兵突進與戲劇化效果。尤其是在政治領域改革中，會更強調政治改革的可操控性。

“進行漸進式的政治體制改革思路已經相當清楚了。”史為民認為這也是從改革成本角度考慮的選擇，“但現在還在全面的實驗階段，沒有提出具體措施。”一個相對良好的國際、國內環境將鼓舞執政黨啟動或者加速改革。

至於改革將會是從上至下發動，還是從下至上行進，或者是中間突破？史為民看好從下至上漸進突破的路徑，他認為這個系統工程包括“黨支部、黨委的產生模式、運作模式，帶動人大政府產生模式與運作模式的變化，進而促進村民自治或者基層組織自治的完全形成”。

一場低成本、穩健而堅定的政治體制改革，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經濟發展戰略共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發力。

強調公平 惠及百姓

居廟堂之高，要念及處江湖之遠。

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客觀上將深刻影響整個中國的未來20年，也許每一個中國公民的命運都將與之發生關聯。

中國未來20年要發展經濟、實現民主，老百姓當然會叫好，但一個切實能使之感受到受惠的綱領才會得到他們最衷心的擁護。

而目前中國老百姓的利益訴求在哪裡？史為民認為，老百姓不希望變來變去，希望穩定，是一個方面；老百姓非常擔心自己會不會被社會拋棄，更是他們面對市場經濟的旋渦而產生的急迫訴求。

中國改革20多年，確立了市場經濟，是一大進步，但市場經濟帶來的貧富差距也不可迴避。

按照世界銀行計算的實際購買力評價人均GDP國際美元，胡鞍鋼將現在的中國劃分為“四個世界”：深圳、上海已經達到世界的高收入國家水平，成為“第一世界”，大體上占中國總人口的2.2％；中國沿海像廣東、浙江、江蘇、遼寧等相當一部分地區則已達到上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屬於“第二世界”，相當於國家總人口的21.8％：“第三世界”是指東北、華北、中部等地區，這裡占全國26.0％的人口的收入水平處於中下層次：“第四世界”就是中西部，它相當於世界的低收入地區，人口占到整個國家總人口的50％。

“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寫入中國共產黨黨章，這就決定了黨在提倡效率的同時，必須強調公平。

史為民認為應該充分肯定過去敢於製造差距的重大意義，為了帶動一個社會發展，可以在一個短時期內製造出差距來，也可以使這個差距短時間存在，“但這個差距如果長期存在，並且成為社會的裂痕，執政黨就難以有效地執政。”

因此，如何通過行政資源扶助社會困難人群，將成為中國共產黨今後一段時間必須認真研究並儘快付諸行動的課題。“這與黨的合法性、代表性有關，也與穩定有關。”陸建華說。

按照胡鞍鋼的分析，中國過去20年的主題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而今後20年的主題是“全面建立小康社會”，也就是要開始解決“共同富裕”的問題。

從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DP）來看，中國在全世界206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27位。因此，“中國建立全面小康社會任務的重點不在沿海地區，今後主要是要解決低收入人群、貧困人群、農村人群和少數民族人口以及困難人群的小康問題”。

重視並嘗試解決這個問題，是一個理性社會“共同富裕”與“人道關懷”的題中應有之義。這一任務得到解決的程度，直接關係中國在未來20年能否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