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进中的活剧--遭遇中国伪民主
当人们仅仅是对民主与自由充满了美好向往时，这种思维结构尚且还算是一种渴望。但是当这种愿望在人们中长期相互传染，以至很多和民主自由完全不沾边的东西都被引申了出来。这种渴望便马上变做了一种疾病，一种并发性的多元疾病，至今无药可医，且有日渐扩大乐此不疲的趋势。
最典型病例之一，血性。
（布景一）
几个并不十分忙碌的人凑在四十二街路边，A君首先开讲中国需要民主，于是B君呻吟中国完全没有民主，于是C君痛斥中国诸多不合理现象，于是D君将这些不合理现象总结为没有民主制度，于是E君哀号中国人身上存在劣根因此不可能有民主，于是F君怒骂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于是G君高喊中国早该亡国灭种，于是H君悲泣不该诞生在中国，于是I君号啕皮肤有点发黄......于是......再于是......如此种种。
（白）
假若哪位朋友说鲁迅先生身具血性，老笨无疑会想到鲁迅先生是如何硬挺。但是假如哪位朋友讲日本右翼诸君带有血性，那么老笨肯定会将他与残暴联系到一起。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的血性一次带有了多重的涵义，而老笨见的最多的一种，既不是硬挺，也不是残暴，而是纯纯粹粹的自我虐待，完完全全的“实证主义”。
有些人渴望换掉自己的血，因此他们就兼带了一种另类的血性。将一切遭遇归结为品种的先天不足，将一切不平归结为爹娘把自己生错了地方，将一切不合理现象归结为所谓的劣根，并将这种劣根总结为中华民族的独有。因此产生对自身血液的唾弃，以及对异种血液的渴求。对皮肉包装的诉求始终是某些民主斗士津津乐道的话题。假如真有一天有科学表明屎壳郎的表皮比人类更显得民主，这些斗士们也一定毫不犹豫的去换上屎壳郎的壳翅。洋人的电影中有个很著名的吸血伯爵，想来一定是这些民主斗士的先驱。而在聊斋志异中则早已对他们进行了叙述：鬼魅画皮。
因此老笨觉得现代科技实在不符合民主斗士们的需要，因为在这些人眼里的，人的血液必须可以拆洗，人的肤色必须可以更替，实际上，这是一种浅薄的盲从主义。
即便中国真的如此不堪，恐怕老笨也无法认同这种歇斯底里的自我拆洗。更何况几乎没有洋人来做这种鼓吹死亡的宣传，倒真是一些同胞有这类自虐的倾向。若果说客观的批评还能算为了改良而伸张，那亡国灭种死绝换皮之说实在不知为何。如果说民主自由便是国家消亡民族死绝，那么老笨宁可不要这样的民主自由。如果说民主自由便是换张人皮那么简单，却不见闹了几百年民主的洋人有谁换过皮来。如果说民主自由真的换个地方出生就可以实现，也不见哪个民主领袖生出来过两次。以他们自己的无耻证明国家的无耻，以他们自己的无能证明民族的无能，以他们自己的无知证明人类的无知，这种实证主义确实可观，却也确实值得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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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病例之二，反对
（外景）
J君站在自留地里看奶牛吃草，于是挖苦母牛不思进取原地不动，奶牛急忙向后退了两步，J君挖苦母牛始终后退不肯去耕地，于是母牛急忙又向前走了两步，于是J君讽刺母牛急行冒进偃苗助长，于是母牛迫于言论攻势向左走了几步，于是J君开始说母牛左倾机会，于是母牛痛下决心向右行进，于是J君既而说母牛右倾逃跑，终于母牛苦思冥想不知该往何处去，J君一旁大笑，原来是头傻牛，一点主见都没有。“我是奶牛，不是耕牛！”母牛愤然大哞一声向J君顶去，于是J君丢掉手中写有“言论自由”四字的木牌子夺路狂奔，口中痛骂母牛没有绅士风度，简直是在用“粗鄙的民族主义情绪”剥夺自己的言论自由。
（白）
反对一词本是一个动词，而老笨此时不得不将其作为一个形容词，但是却发现极易于通常所说的“反对”一词相混淆，因此请务必搞清楚，这里所说的的反对完全照搬其字面解释，“反--对”，当然！只要反了，就一定对。
老笨依稀还记得一些被遗忘的老人，比如最终饿死的陈独秀先生，死前依然抱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比如严家琪先生，不拿美国台湾乃至中共的一分钱，至今仍然在纽约送外卖为生。比如司马路老人年余八旬，依然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将自己珍藏的文史资料向中共党史研究室市价出售。比如张学良老人被软禁多年，依然为发动西安事变的必需不曾动摇。这些人未必是轰轰烈烈的英雄，却是诸位足以敬仰的榜样。他们并未因观点而放弃理智，也并未因愤怒而埋没良知。
最可笑的便是这样一群所谓的民主斗士，不惜一切的将反对的工作扩大化。最可悲的同样是这样一群民主的斗士，不惜一切的将反对的工作白热化。不惜去联合二十世纪最大骗子达赖喇嘛，完全忽略了他对青藏川陕甘新云贵的自治诉求。不惜去联合朝三暮四的登辉先生，将中国的主权逐寸七块化。不惜在完全虚构的民运大会上勾心斗角的封官许愿。不惜联合意图攻击美国使馆的东突恐怖份子屠杀平民。不惜为欺侮中国文化的高行健获奖而褒扬，不惜将曾经珍惜祖国或回到祖国的一切海外人氏统统归纳为投共。
（注：司马路先生所存大批中共文史档案已成世间孤本，据说后因某种原因中共党史研究室未曾购买。这里所说高先生获奖种种，并非完全否定高先生的才华及反共决心，仅为诺贝尔奖确实存在政治色彩而惋惜），
无论这些人反的究竟是什么，总之他们认为反了才对，不反则一定不对，再如何“反错”也依然还对，即便别人不同他们一起反错，也决心要将这些不同流合污的人一起反掉。至于是否应该反对，自己所反对的正确与否，完全的不加思索，下定决心将狗急跳墙的反对工作进行到底。这种类似偏执狂的病变不仅没有传染的嫌疑，甚至有了自闭的色彩。或许是中国人经历了文革思维的洗礼，恍惚间很难从两个凡是的胡同里钻出来，从道不同不相为谋，到谋不同不相为道。这里的反对，绝对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有些甚至连美利坚的利益也顺道出卖，完全变做了为了自私而反对，为了反对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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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病例之三，快乐
（记实采集）
K君在纽约一处联欢会上正在品味着一块蛋糕，这时走来一位L女士，L女士对K君抛个媚眼之后逐渐走远。K君愤然，口中大骂共匪万恶。于是举室欢呼英雄万岁，众人纷纷将K君重星捧月般拥起。这时那L女士又走转回来，以疑问的眼光问K君，究竟是什么引发了他对共匪的愤恨，于是K君逐渐回忆起自己的愤恨完全来源于这位美女的离去，K君不好意思的讲起事情的经过，众人便如没发生过什么一样散开了，L女士嫣然一笑，仿佛用讥讽的眼光挑衅着K君，K君忍无可忍，举起一把条凳用力向L女士砸去，狠狠的吐了口吐沫说“有辱斯文的共匪”，于是众人一起其乐融融，不断聚集在一起怒骂共匪之野蛮。
（白）
毫无疑问，以上的快乐委实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而其最终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快乐。我们根据字面意思来进行剖析，快乐者，一种乐的过程很快、很短暂，经不起任何推敲、任何论证。
老笨说到这里不禁想起，刘宾雁先生在八九之后，大讲中共不超过四十八小时就会被推翻。更有人在东欧及苏联崩溃后大喊中国必然随之垮台。
阮明先生也曾讲过：“毛泽东最初《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曾经有过‘我们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罗斯福总统、林肯总统时期那样的政府’，但是在之后的数十年的版本中逐渐删节了这段讲话”，以此证明毛共的欺骗性，讲话之后旁边还有位先生为阮明先生的大才倾倒。但是别人将前后几十年三十多个版本的《论联合政府》全部找了出来，证明毛泽东在任何时候都没讲过这个话。
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组织讨论人民币是否会贬值，与会人氏大多高喊并怒骂中共一定会将人民币进行贬值，更有甚者陶然自乐了起来。偶尔一个理智分析的讲话发表，台下便纷纷高喊为匪张目。时至今日大家不难知道，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始终保持坚挺，这些快乐的陶然先生并不知中共为配合入世，早在1995年时便将人民币一次性彻底贬值。
诚然，刘宾雁先生、阮明先生、以及参与人民币研讨会的诸位先生，始终都是快乐无比的，但是他们好象从来不想知道，中共在八九过去十几年后依然没有土崩瓦解，苏联解体后中国依然力求统一，毛泽东没有讲过那样的昏话，人民币在东南亚经济危机后并没有贬值。即便他们明明知道，也会当做没事人一样继续他们的快乐错误。
正如很多海外著名的反共志士这样，有些人从来没对中国判断正确过一次、没有对中国热爱过一次、没有对自身的不理性认识到一次，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怒骂了、快乐了，乐的过程是很快的，但却是无法令人羡慕的。他们因丝毫不重实证的漫骂而成名，也因丝毫不重理性的发泄而获利。而这样短暂的拍脑门似的快乐，能带给我们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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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
老笨站在田里，手捧着蛋糕，看奶牛步履扎实的走在田边，虽然这奶牛看上去无比的丑恶，老笨却实在无法忘记蛋糕里的奶油从何而来，更无法忘记大家吃不到蛋糕便很有可能饿死。
远处依然传来A-L十二星君的哭骂声。
实在引人遐想，有朝一日中国哪怕确立了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度，甚至是照搬了西方的民主制度，这些病患们依然会置若罔闻的继续批判中国。从血液批到皮肉，从地球批到宇宙。哭骂的诸君根本不是在为了民主自由化而进行批判，他们根本提不出任何符合实际情况的具体主张。他们的血性、反对、快乐，完全是在为了泄欲而ing着，他们的批判精神已由最初为达到目的而批判、为实现诉求而嘶吼，逐渐病变为为了批判而批判、为了自虐而呻吟，一日不批则浑身发痒，一事不骂则满脸生疮。综合这二十年的事情来看，中国的很多民主精英已经从不加怀疑的拥护一切，转向不问理由的反对一切，既而转向无条件的拥护帮闲反对者。从被动剥夺了客观思考的权利，到主动放弃了客观思考的权利。这是何等奇妙的中国特色，
老笨
壬午年八月中秋
观北美《商业周刊》之《中国三年内必然分裂》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