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流行的一本名为《桃李》的长篇小说，详尽地描述了一幅中国当代部分大学教授、知识分子形象图：出则豪华轿车相迎，入则妙龄美女相伴，乘则必打波音的（喻坐飞机如打的），住则必星级宾馆海景房，吃则海鲜大餐，喝则人头马XO，玩则高尔夫球夜总会……而且，这并非小说虚构，这全都是事实。如书中所写的某京城名校法学博士导师为小蜜（通俗一点说是二奶，高雅一点说是情人，当然贵为博导，以后一称呼为宜）在海口花花世界所杀之事，就是人人皆知的风流韵事。中国当今一些教授、知识分子的风花雪月之情和高雅之行动作为，由此可见一斑。知为什么，这倒使我想起在印度接触过的一些知识分子。

N也是一名律师，长得黑黑瘦瘦，非常精干，他是当地的名律师，政府高官、商贾大亨都认识他。他还有一位漂亮且活泼的妻子，与他相敬如宾，并且也是他的知己，挺着个大肚子还支持他的一切工作，包括接待我们，带我们参观、购物。他们的日子可以说本来过得很滋润。但他很苦闷，他最大的苦闷倒不是象《桃李》中那位博导兼律师一样一心想着如何打官司赚钱，他最大的苦闷是如何为在全球化冲击下日益贫苦的下层民众多做点事，使他们的日子稍稍好过一些，使他们不那么贫困。所以他组织一些生活相对优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利用周末去乡下为农民提供技术辅导、教育培训、法律咨询、医疗服务等等，一切是免费的，还得自己带干粮。他们长期如此，可以说乐此不疲，从好些年前一直坚持到现在。但他的烦恼是似乎这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地的百姓还是在全球化冲击下，日子越来越难过，对生活越来越感到绝望。大量外来进口使得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他和农民们都一筹莫展。

和N相处的几天里，他每天带我们坐一部印度产的摇摇晃晃的小轿车（印度基本上没有外国车）在椰子树遮天蔽日的乡间小路转来转去。冒着炎热，满头大汗，我们去看他们帮助组织的妇女自助小组如何自制肥皂、纺纱或做手工艺品，还有他们组织的妇女培训班，他们提供资金的幼儿园与小学校等等。N忙前忙后，介绍、致欢迎词、发表讲话、讨论、交流，我想肯定会影响他打官司赚钱，但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乡下的工作又有了什么进展，虽然那都是他业余的志愿工作。

我还想起他热情的妻子和我们翻过的唯一一次脸。那是在一条小街上，我们中间有人看到一种包装不错的衣服很有印度服装特色，就想买。N的妻子马上阻止我们，让我们去隔壁看一种比较简陋的的农民自制的民族服装，极力动员我们买这一种，说价钱便宜，又经久耐用。我们买了一些。但那位同行还是回过头去买了他最初看好的那件衣服。此后，N的妻子就一直嘀嘀咕咕，大意是那是外资企业生产的服装，又贵又不好。她毫不掩饰她的不满，对那位同行从此敬而远之，却让我们对她更加敬佩。

还有一位名牌大学的退休教授，早年的美国博士，Z先生。他退休后没有在大城市里安度晚年，而是跑到偏远的穷乡僻壤，在荒山野岭建了一个农村综合研究院。这个研究院的目的，一是研究对农民有用的实用技术，二是把这些实用技术传授给周边乡镇的农民们。他们定期举办青年农民培训班，提供教室宿舍，让他们象学生一样来这里学习、练习。我们去研究院时，正有一群青年男、女农民在学习如何建合理利用沼气的厕所、厨房，他们在一个示范厕所前，围绕着老师，睁大眼睛，安静地听课，眸子里闪烁着明亮的光。我们走过去，他们对Z先生均纷纷致意行礼。

研究院里草木茂盛，郁郁葱葱。我们在不大的院子里参观，发现里面竟然应有尽有，有各种蔬菜的种子基地，有鱼苗培育池，还有纺织、制皂教室，甚至还有种鸡、种猪场。可以说，小小的研究院竟是一个真正的农业大学，而且学员是真正的农民。

我们和研究院的老师们座谈，发现他们竟然全部都来自城市，是自愿来这里教学、工作的。一些是退休的教授、专家，一些是年轻的学者、博士，他们其中有大学校长、系主任，他们放弃优厚的待遇与高薪，离开繁华都市，来到偏僻的荒山上。他们在这里工作完全是义务性的，类似志愿服务，几乎是免费上课，只有一点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但很多人在这里一呆就是好几年。他们自己动手盖房子、种蔬菜、养鱼和养鸡，过着与现代生活完全隔绝的生活，但他们很认真地手把手地教那些来参加培训的农民。

我暗地里思索：他们的动力是什么？N和Z这样的人。他们出于什么样的动力，这样忘我地工作和奉献。我听说印度文化中有一个这样的传统，那就是印度教的教义把人的一生分为四个阶段：头二十五年是青年学习阶段，接着二十五年是家庭阶段，再接着二十五年是放弃物欲，反馈社会，最后二十五年是与世无争，在山中修行，独善其身。总之，人到某一阶段后就不再索取，而是要付出。这据说是印度文化非常悠久深远的传统。这或许是印度知识分子不讲究享受、注重献身的精神源头。可见，宗教的因素有时是难以估计的。印度宗教中，对享乐的贬斥，对吃苦修行的强调，对奉献的高度赞誉，使印度知识分子大都看轻身外之物，不注重物质享受，甚至一夜之间就决定把终身积攒的财富全部贡献出来，用来造福社会。此外，甘地在印度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是超乎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想象的。在印度，甘地几乎是神，是偶像，不象我们这儿，几乎所有的偶像都被我们有意无意请下了“神坛”，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千只脚。人们再无仰望的对象，学习的楷模，谁也差不多，无所谓神圣，无所谓信仰。个个以自我为中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在印度，人人说起甘地都肃然起敬，他的事迹连小孩都耳熟能详。甘地的自我节制，甘地的艰苦朴素，甘地的自力更生，甘地的奉献精神，甘地的民族主义，是所有印度知识分子奉为真理的准则。尤其甘地倡导的义务奉献精神、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指引了一代又一代印度知识分子。事实上，在我们的行程中，几乎碰到的每个印度知识分子都能随时随地引用一两句甘地的语录。

这样的传统与标准，自然塑造了印度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面貌。N和Z这样的人，在印度不是特例，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一大片，一大群。在印度，N和Z都属于一个叫KSSP（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的组织。民众科学运动（PEOPLE’S SCIENCE MOVEMENTS）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初是一些科普作家想在民众中普及科学知识，并以此来破除印度民间普遍的迷信风气与等级制度。他们先是用本地语言（印度方言繁多）在各地报刊上写科普文章，逐渐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他们还不满足，于是自己办科普杂志，出版科普著作。最后，他们干脆成立一个科普作家论坛，以组织的方式开展工作。他们的行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著名的科学家、社会学家。他们的组织扩张迅速，开展的工作也很快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比如他们逐步将科普推广工作细化，出版专门针对妇女、儿童的科普读物。他们还把出版发行书籍赚来的钱用于扫盲、科技辅导、农民培训等工作，组织那些对科技感兴趣的底层群众学习、应用书中介绍的日常家庭、生活科技小知识。他们生产简单易用的适合家庭生活的科技专利产品，以成本价卖给学习者，使他们在应用过程中体会到科技的作用与好处，增加对科技的兴趣，并引发他们的亲朋好友的好奇心，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随着民众科学运动声势越来越浩大，他们也不再仅仅限于科普工作，而是积极地介入诸如乡村改革、妇女解放、环境保护、反全球化及政府选举，成为一枝影响力越来越强的社会力量。其中，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的民众科学运动工作又开展得最好，主要是因为当地执政的左翼联盟将民众科学运动纳入政府计划，有意识、有步骤、有组织地在全邦推广这一运动，从最基层的乡镇开始，将全邦的社会力量都调动起来了。而这又吸引了全国范围内有革新意识的知识分子，一时，喀拉拉邦成为民众科学运动的一个中心，数以十万计的热血青年、社会志愿者奔赴乡村、田野、深山和学校，为底层百姓义务服务，无私奉献，呈现出印度知识分子最光彩照人的一面。

但是，在现有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全球化体制下，如果无法彻底改变既定秩序与规则------不仅仅是国内的，也包括国际的，知识分子的热情与努力并不能抵抗跨国资本无情的侵袭与掠夺，也无法阻挡全球化滚滚洪流席卷一切的威力。所以，印度知识分子普遍陷入一种无奈与悲愤之中，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印度日趋边缘化的窘迫，也眼睁睁地看着绝大部分普通民众的生活日趋贫困化，陷入被剥夺被压迫的困境，在全球化的洪水中苦苦挣扎。在印度，最打动我的就是这些热情而充满良知、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内心充满煎熬般的焦虑、痛苦与困惑，他们脸上的那种义无反顾的彻底的决绝的表情，以及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的的努力。他们深知那可能只是徒劳的无望的反抗与拼搏，但他们不甘不战而降，他们仍然倾注所有的热情与心血投入其中，希望以一己的努力与奋斗减轻底层百姓的贫困与苦难。

因此，他们常会有中国知识分子眼里的激进之举。

有一位S教授，是一位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他从来只用国产货。起先我们并不知道他的坚决。在翠舍市，他陪我们逛街，穿过大街小巷，有时走得累了，渴了，我们坐下来，要可口可乐或矿泉水，S教授委婉地建议我们喝椰子水。我们饿了，买饼干吃，S教授也不吃，他只吃印度人自己做的薄饼。我们有些好奇，又有些尴尬，无意地问S教授是不是不喜欢喝可口可乐。S教授说我从来不喝可口可乐。从来没喝过？我们很惊讶。对，从来没有。S教授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为什么？我们问。S教授没有正面回答我们。他说他正和他的学生们发起一个“不喝可口可乐”的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不喝可口可乐，喝椰子水；不吃和乐雪，吃井水；如果买车，只买国产车”。S教授甚至把这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他说我们要警惕新的殖民化。他还说当年甘地发起反抗英国殖民统治时，曾号召印度人不买英国货，有人说如果不买英国制造的布，印度人就会没有衣服穿。甘地说：“我宁愿赤身裸体，也不买英国人的布”。甘地的坚决，是迫使英国人不得不离开的一个重要因素。据S教授介绍，“不喝可口可乐”的运动正在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而且颇有成效,他还坚信最终能打败可口可乐。

我联想到所看过的一个关于印度的资料，据里面介绍，麦当劳与肯特鸡进入印度多年，绞尽脑汁，却毫无进展。肯特鸡甚至被迫于去年彻底退出印度市场，麦当劳到目前为止也才开了二十多家分店。而在中国，麦当劳与肯特鸡长驱直入，毫无阻拦，短短几年就席卷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同行的王绍光教授感叹说：“与S教授比起来，中国可以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确实，在中国，不仅没有S教授这样彻底的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还一度成为某些整天关在书斋里高谈所谓自由的高级知识分子们的围攻对象。

在印度，我们还拜访了在印度知识分子中声名卓著的M.P.先生和V.R.先生，他们都是无论就社会地位还是学术成就都要比《桃李》中的那位博导要高很多的知识分子，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但就是这么两个人，他们也经常去乡下为农民义务工作、劳动，甚至长年住在农村。

M.P.先生早年留学苏联，是原子能专家。他在苏联留学时,就和几个留学生商量，回国后应当为底层民众做点事。他们讨论来讨论去，设想过组建政党之类，但最后还是决定脚踏实地，用母语推动科学知识的普及。M.P.一回国,就去联系出版社,提出办科普刊物、出科普小册子，出版社告诉他，已经有一个组织在开展这样的工作，即民众科学运动组织。于是，M.P.与民众科学运动走到了一起，并逐渐成为其中心人物。

M.P.先生住在一大排豪华别墅的后面，简单朴实的两层楼，屋前屋后种满了树，绿荫掩映。我们到他家时，他正在看一本新书。那是他编的一本国际著名知识分子关于“9、11”事件的评论集，第一版在印度已销售一空，正准备重印。看到我们进来，M.P.先生马上放下手头工作，与夫人一道为我们端上奶茶。M.P.先生个子不高，看上去非常朴实，平易近人。他的房里布置得非常简陋，只有简单的粗糙的几件家具，甚至比不上当今中国农村稍好的家庭。而实际上，在印度，象M.P.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是绝对的高工资，本可以享受极端奢侈的生活。房子面积也不大，客厅、书房连在一起，到处都是书，沙发上、桌子上、椅子上，还有茶几上。我们就在书的簇拥中开始交谈。

M.P.先生回忆当年参与民众科学运动时，开始比较单纯，主要还是想普及科学知识，认为这样就可以改造社会。所以他们的口号是“书是武器”、“我们的无知是我们的敌人”。后来，意识到仅仅普及科学知识还不够，而且，要想真正大规模普及科技，还需要整个社会环境的配合，于是，社会改革工作提上了议程。从此，社会改革运动成为民众科学运动的一个主要部分。M.P.先生说：“权利不是给予的，而是争取来的”。民众科学运动前些年推出的“人民计划运动”，倡导参与式民主，让所有的人都能参与本地的发展计划与决策。M.P.先生说，参与本地的发展计划与决策，这样还可以避免大民主的弊端。因为，真正的民主就是小规模的，区域性的，谁也不可能对全国或全世界的情况了如指掌，人生短暂，谁也不可能到处走动。但对于本地本区域的情况，人们有发言权。所以，人民计划运动是以乡镇为基本单位的。这一计划得到了喀拉拉邦执政党的支持。于是，以喀拉拉邦为实验基地，我们的志愿人员深入下去，将一个一个乡镇发动起来，发起乡自治运动，组织人们选举，投票，讨论乡财政支出，乡发展计划，使有限的资金与资源用到了对大部分人有好处的公共建设上，也使喀拉拉邦的乡村面貌一新，城乡基本没有差别，完全不同于印度其他邦农村落后、贫穷、肮脏的情况。在印度被誉为“喀拉拉模式”。我们以前说“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现在我们还认为“小的是有力量的（Small is powerful）”。

V.R.先生是物理学家，早年德里大学的博士，著名的尼赫鲁学院院士，并曾任多届印度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我顺便插一句，我注意到刚刚当选的印度总统也是一位核物理学家，单身，喜欢诗歌，其生活也是非常随意、简单，以至不太象一个大国总统，或大学者，这或许是印度知识分子共有的特点吧。年轻的时候，V.R.先生就长年在农村做研究工作，改革科学教程，以便于推广。他有十七年的时间一直呆在一个名叫高山加拔的农村做调查研究，搞实验。1990年以后，他投入全国扫盲运动，到过三百多个乡村，接触过无数的农民，毫无所谓大学者的架子，照样和其他人一样上课培训、组织开会讨论和写书写文章。

V.R.先生长得高大结实，留着络腮胡子，面容黧黑，如果不是事先听说过他的种种辉煌事迹，我们无法相信他是一位声名赫赫的学者。我们见到他时，他正毫不顾忌地坐在地上，和身边的几位农民交谈。他看去和其他人毫无区别。只是他将目光投向我们时，他的眼神执着坚定，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

V.R.先生说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德里大学读书时，徳里大学正是社会运动最活跃的重镇。而那时也是印度社会思潮喷涌、风云激荡的年代，他就是在那个时候迷上了马克思、毛泽东等的著作，深受左翼思潮的影响。那个时代，人人激情洋溢，年轻人通宵开会、辩论，彻夜不眠。一大批出身中上层社会家庭的年轻人也热血沸腾，抛弃优越舒适的城市生活，奔赴农村，寻求社会改革之路。因为不满不平等不公正的旧有社会体制，V.R.先生还上深山打过游击，直到革命遭遇挫折，陷入低迷。当队伍只剩下五个人时，他们坐在丛林里苦苦思索，不理解事情为何会变得如此糟糕。一夜醒来，V.R.先生发现其他几个人也不见了踪影，他并不惊慌，但陷入了更痛苦的思考。最后，他还是决定下山，重新进入原有的体制，尝试从内部改造。几十年，V.R.先生从未放弃当年的理想，始终抱着为底层民众服务、为底层民众争取平等与权利的信心，活跃在社会改革与改造的前沿。

V.R.先生当年在丛林里的苦苦思索使我联想起连日来在印度见到的一些让人永远难忘的情景。有一次，在一个乡村，漆黑的夜晚，已十点多钟，因为要选举KSSP地方负责人，几百位农民代表在已连续开了两天会、每天早起晚归的情况下，仍然情绪饱满，坐在简陋的暂充会议室的小学教室里继续开会。候选人轮流上台演讲，代表们认真聆听。累了，他们就休息一下。他们还唱歌。歌声宏亮、高亢，久久地在漆黑的夜空中回荡。连孩子们都动员起来了，为大人们送水，整理选票。这是KSSP发起的“人民计划运动”的一个场面。与1940、1950年代中国的土改运动何其相似啊----这一运动为国际社会盛赞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最伟大的事件，并因此奠定了后来改革开放的基础。谁说底层民众素质低，不懂民主？只要真正关系到他们的彻身利益，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比谁都更积极、更主动、更自觉。听KSSP的人介绍，这些代表没有任何补贴，全是自愿，而且还必须经过激烈的竞争才能当选，有些代表还因为住得远，晚上只能在教室里睡书桌，已经连续两天了。人们还是如此情绪高涨，踊跃参加，根本不用动员。我们走进会场，立刻掌声如雷，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一张张朴实、热情和激动的面孔，还有一双双明亮、充满渴望的眼睛。我们也为会场的气氛所感染，虽然已连续奔波了好几天，但此时毫无睡意，疲惫顿消。后来好几天的时间里，我还不能平静下来。脑海里一直存印、回味着那个场景。

还有一次，是和KSSP的一些成员去一个高山上的热带雨林保护区。出发时，因为在前两天的讨论中，大家都为全球化剧烈冲击导致当地农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恶劣状况感到毫无办法，一筹莫展，因而垂头丧气，情绪低落。所以车厢里弥漫着一种措手无策悲观失望的气氛，个个无精打彩。但随着汽车爬得越来越高，在山腰间盘旋而上，天越来越黑，大家的情绪反而好起来，先是有一两个人开始唱歌，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应合，最后大家亢奋起来，比赛着唱歌，一首接一首，一个接一个，把凡是能想起的歌都唱了。五音不全的，断断续续的，大家都在唱。歌声此起彼伏，印度的，中国的，夹杂在一起，歌声冲破了重重黑暗，回荡在大山的深处，在丛林的上空。大家把嗓子都唱哑了，还在继续唱。印度人本就是能歌善舞的民族。那一夜大家更是唱得如痴如醉，几近疯狂。坐在黑暗中，听着高亢的歌声，我沉浸在一种深深的感动中，流下了眼泪，心里充满一种错综复杂的感情，既乐观又悲观，既满怀希望又充满绝望，是啊，这些善良的、热情的、充满正义感的人们，如今面对这严峻的全球化现实真是困难重重啊。我感到自己从内心深处爱上了这些纯朴、充满同情心与良知的印度知识分子，对他们充满敬意，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兄弟般的感情。我是为我们共同面临的境遇与悲情而痛苦，为他们的悲愤与顽强的完全不甘屈服的反抗而震动，为前景的迷茫而与前所未有的迷惘而感到软弱，而哭。纯净的泪水洗刷着我的脸庞。

从印度回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还不能忘记那些为底层民众而奔波的印度知识分子，他们的那种苦行僧的形象。比如来机场接我们的KK，拎着一个小箱子，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来接我们。KK一副苦力的模样，长得粗壮高大，皮肤黝黑，留着一撇小胡子，总是精力充沛，脚步匆匆。他每天坐着拥挤的日夜驰骋在印度各个乡村城市的火车到处奔走，在接近赤道的炎热的天气里汗流满面，拎着简单的行李，随时准备在一个偏僻的小站下车，去某个乡村工作。我们开始还以为KK只是民众科学运动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后来才知道，KK是首都新德里著名大学的教授。但他就是这样一副苦力的模样，长期奔走于田间山野，为着一个自己心中的目标。或许，当年甘地也是如此布衣赤脚地奔走的。当今中国有几个知识分子能够如此呢？

鲁迅先生曾有过关于“香汗与臭汗”的精辟论述，现在看来，这真是区别知识分子的一块试金石。有些人整天出入沙龙、大学、研究所、会议室和宾馆酒店，热衷于一个接一个的研讨会、国际交流，热衷于围绕着权贵低头哈腰屈膝媚骨以博得一点小利益，每天享受着空调冷气，当然不用流臭汗，他们也早已不知同情心、良心为何物，甚至鼓吹穷人是活该，贫富悬殊乃天经地义之事。我常常耐闷：曾经被誉为人类良知的代表、人类反抗与怀疑精神的象征的知识分子为何会变得如此鲜廉寡耻，欺软怕硬，没有一点骨气，没有一点良心，甚至为虎作伥？

或许，这只能归结为我们处在一个更加不平等不公正的世界。一种新的关于等级关于秩序的意识形态不知不觉地已彻底改变了我们，而我们自己还没有察觉，还被蒙在鼓里。在当今世界上，豪华住宅区将城市里的穷人与富人完全隔离开来，所谓中心城市将落后地区与富裕地区完全隔离开来，所谓八国集团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完全隔离开来，在民主自由革命一百多年以来，新的更多的隔离区与集中营日益增多，鸿沟与差距日益增大，甚至比以往任何世纪更肆无忌惮地扩张着，以所谓自由的名义。

但人们一点也没有觉得现代世界体系哪里出了问题，还认为从来如此，理所当然，连一点质问与怀疑都没有。似乎只要不动刀动枪，用毒药慢性杀人就可以允许。一千多年以前，知识分子们尚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叹，再安于朱门深院的富贵人家，出门尚能看见“冻死骨”，至少还会有所触动。而如今，住在豪华城市的中心区或CBD地带，出门满眼只有鲜花、豪华景象、霓虹灯彩闪烁，根本看不到任何贫困迹象，穷人踪影，更遑论“冻死骨”了。因为穷人与贫民区早已被赶到城市的远郊，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而连接一个又一个中心城市与大都市的，是飞机、豪华高速列车，于是，民主自由世界以其最高明的巧妙手段、以自由流动自由选择的名义使穷人与贫民区人间蒸发了，于是，富人们心安理得，高枕无忧。在这样的世界里，当然只有穷奢极侈，尔虞我诈，只有竞相比富，唯利是图，只有有钱时的趾高气扬，钱少时的失落自卑，得意与失意均以财富为中心，哪里还可能有一点所谓同情与怜悯。

我曾经读到过一个上海白领的心理话，他说他一直到二十多岁，还以为全中国都跟上海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衣食无忧、到处都是鲜花绿地、高楼大厦呢。直到他参加了工作，去西部出了一次差，才深为震撼。我相信，这是所有现在出身于大中城市、中上层人家的孩子的普遍的真实写照。他们的教育词典里，他们的生活圈子里，甚至他们的目光所及，都没有了穷人这个词和形象和贫民区这个概念，真实的世界被虚假地美化了，残酷的社会现实被巧妙地遮蔽了，即使电视中、报刊的角落里偶尔出现，那也只是带着表演性质的一闪而过，离他们的彻身生活十万八千里，异常遥远。里面更多地充斥着新富人、成功人士，如京城博导那样的，傲视平头百姓，睥昵凡俗众生，那才是学校、家庭、社会为他们树立的楷模、榜样。他们只需一心盯着那些当代英雄，奋起追赶。同时，由于他们杀把李泽楷这样的人当成了追赶的目标，他们就永远处于焦虑、急躁之中，处于心理的失衡之中，眼中哪里还有别人与其他阶层。由此，世界被完全隔成了两半，截然分开，一些人永远活跃在时代的舞台，一些人则永无出头之日，这两个群体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老死不相往来。在这样的世界里，新的隔离区与集中营比比皆是。那些良知尚存的孩子当然不可能清楚，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大部分还是落后地区，他们以为世界就是纽约、巴黎、香港和上海。

我接触过不少早已跻身于富人行列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话题中很少谈到穷人，即使有，也是以嫌恶的口气。比如一些拥有汽车的知识分子，他们谈到穷人时不是嫌过马路的民工慌张迟疑的萎缩，就是指责扫马路的环卫工人妨碍他们不能从容幸福地一路顺畅毫无阻碍。这样的知识分子，你怎么能指望他们会去乡下流臭汗呢，在他们的意识深处，觉得自己顾自己还顾不过来呢，赚的钱还不够多，开的车还不够高级，住的房子还不够大，找的情人还不够漂亮。但我有时也想，这样的知识分子还算是知识分子吗？他们整天打扮精致，追逐时髦，热衷交际，闭门造车。如果他们是作家艺术家，他们创作的东西又怎会有自然、朴素与美？如果他们是学者，他们又怎能获取第一手的真实的资料？如果他们是政策研究制定者，他们又如何了解底层的困境、现实的问题，如何反映百姓疾苦、缓解社会危机？

当然，会有人反驳我：印度知识分子的那种努力与拼搏又有什么用呢？是的，我承认，在全球化的洪流中，他们微不足道，无能为力，但至少，他们反抗过，斗争过，他们骨头是硬的，没有闻风而倒，而且也并非毫无希望。毕竟，情况总是在随时发生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较量，没有永远的赢家与输家，也没有永远的胜利者与失败者。他们还能让人们看到一点希望，看到一个民族的良心与象征是如何奋起抗争的，使人们不至完全绝望。而我们民族的良知与信仰的代表呢？如同京城博导那样的，未发一枪一弹已先自趴下，未见敌影已先自举手而降，甚至干脆同流合污，沆澥一气，在胜负未定之际就早已自甘沉沦、自我毁灭。检察当前部分知识分子中间，一种新的投降主义大面积地传播，争先恐后自动投怀送抱，还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一种包装过的“二奶主义”大行其道，还引以为荣，说总算绑上了大款，攀上了富门，总比连门都摸不着好吧。如果一个民族的主心骨与良知尚且如此，那么，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与前途呢？古人云夫战之上策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又云“先攻其心”，难道我们的心真的已经被彻底征服了吗？

(摘自《上海文学》200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