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义对于中华民族具有突出的危险性和伤害作用，这一点在古代就已经表现得相当突出。实际上"阶级斗争天天讲"就是要在国内确立对精英主义的深刻惕戒。而在六十年代初的中苏论战中，中苏的分歧所体现的也正是中国在社会上，必须更加注意抑制精英主义的深厚历史意识的翻版。而与苏联的认识分歧，通俗地说就是反对苏联认为的"在国内和国际"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1、 抑制精英主义的久远历史

由于中国北方从长城到西北利亚的广大区域，不适合农耕只适合游牧，所以中国历代王朝都无法对这一地区进行有效控制，所以总是处在自由发展状态的游牧民族，常常发展为定居民族的巨大安全隐患，所以古代安全问题就已经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一大公共政策目标。而由于中华民族的生息之地是一块季风控制的大陆，加上一条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的黄河，水旱灾害格外频繁和严重，所以民生问题也成为一个公共政策目标。 长城就是作为古人在步兵对骑兵的劣势下，解决安全问题而修建的"别马腿"工程。大运河的真正繁荣是在元明清时期，作为漕粮北运的主要通道。这两个工程即使今天来做也良非易事，在古代更是许多时代人们前赴后继的杰作。在这两大公共政策目标和道德主义传统的作用下，中国历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发育得非常完善，中国历代精英，都得以利用权力和与权力紧密结合的优势地位，进行社会财富的集敛，严重的时代常常剥夺民众的生计，而且由于古代技术落后，加上自然条件不佳生存本来就不容易，所以精英的集敛常常导致同归于尽的起义，书经里就已经有了"时日曷丧、予与女谐亡"（我已经忍无可忍，我已经不想等到明天，我今天就要与你拼命）句子。而且由于农民起义并不能根本改变中国的生存条件和技术手段，所以起义也只能是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再重新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国家，为安全和民生两大公共政策目标服务。新王朝由于殷鉴不远，往往精英比较能够克制自己的自私和欲望，为改善民生和安全而努力。历代统治者也往往在取得政权以后的一个时期里，在安全和民生上取得一定进步，如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等，都非常注重河工，在边界安全上也都有作为。作为比较突出的例子，汉武帝曾经实施抑制商人的"均输平准"之法，唐代曾经实施过"均田制"，以期对精英阶层的贪得无厌有所抑制，力争社会的长治久安。但是精英主义者总是会找到突破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制度的弛费和形同虚设也只是迟早的事，利益和矛盾的激化总会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新的起义条件成熟和改朝换代的机会又将到来。所以中国历史明显具有"一治一乱、分分合合"的循环。中国古人对此就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正如诗经里所说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君子之泽、五世而斩"。1946年黄炎培老先生到延安时曾经把这两句话念给老毛听，老毛一生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２、中国道路的特殊性

　　对于西方的国家管理制度，与中国的不适应性，孙中山先生就已经有深刻的认识，所以西方的"三权分立"被发展为"五权宪法"，增加"考试"和"监察"就是基于对人本身的回归。而毛泽东则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精英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肆无忌惮，并对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产生深刻惕戒，提出了"为什么先生总是打学生"的问题。实际上在1999年"58事件"后，大陆许多人重复了对这一问题的思索，并独立地得出了与毛泽东大致相同的答案。这一次美国的五枚导弹，才真正从理论和实践上沉重打击了中国新右派。实际上所有务实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研究，都指向一定的"反西方"倾向或者对西方的戒惧，正如新右派所指出的新左派是"精致的'中国可以说不'"毛泽东在对西方左右两种社会途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失望以后，又回到中国的列祖列宗那里找出路，并读遍了《二十四史》。毛泽东最后选择的道路是抑制精英主义的纯平民主义路线，他自己把它称为"群众路线"，并宣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与发展。实际上那215不是任何性质的西方东西，而是先秦民本主义和道德主义在危机时代的发展和极端化，而产生的纯平民主义。实际毛泽东的这一蒙混过关的策略是失败的，他的理论不仅没有获得他的同志们的认同，而且也被传统派视为异类，梁漱溟、冯友兰等教授也不大认同他。

　　毛泽东是一个孤独的光明探索者，在中国大概只有一个林彪能够认识他的思想实质，《571工程纪要》里的评价是"假马列之皮、行孔孟之实、执秦始皇之法"，这比较接近与老毛的深刻探索和创新历程。放眼世界，西方大概就只有一个汤因比是他的知己（西方的左派基本上不认识真正的老毛），汤因比曾经在"人之将亡"时展望世界文明的未来，满心指望中国人的创造性给世界文明带来光明。如果汤因比活到今天看到大陆的情况，恐怕恨不得把自己的舌头拔掉。好象中国人里除了毛泽东，也并没有多少古代的人文精神。中国大陆"民主的个人主义者"把持了阵地，不是汤因比而是艾奇逊预见了中国的今天。1981年《*** 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来以后，苏联的勃列日尼夫在中亚访问时，感到欢欣鼓舞发表声明说"对于中国同志的结论，我们再也没有需要补充的了"。1984年《***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来以后，邓小平同志两次荣登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其中一次下面配发的大字标题是"中国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在四海一家和天下大同远未到来的时代，是什么东西让苏联和西方开始欣赏中国的？可以肯定西方并没有因此前进哪怕一小步，那么我们放弃和失落的是什么？是放弃了足以让我们前进的基础还是改正了从前的错误？

　　３、毛泽东选择的纯平民主义：从大跃进到文革的“大民主”

　　今天"大跃进"被新右派作为一个靶子来攻击老毛，实际上邓小平时代的大跃进才是真正的超级大跃进，老毛时代还只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稳健大跃进。大陆积五十年大跃进之成效，今天大陆的铁路里程，刚刚够孙中山《建国方略》中设想总长达16万公里的铁路系统的三分之一，而且其中的川汉铁路和进藏铁路因为工程艰巨，到今天还没有开工。到底谁才是大跃进的大宗师。近代以来，无论是洋务派、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除了老蒋那样的孱头以外，经过百年屈辱的政治家，谁不憋足了劲要搞大跃进。汤因比在晚年重写的一卷本《历史研究》中，收录了北京街头当年的一幅宣传画，下面配的文字说明是"中国的大跃进：竭尽全力弥补失去的时间"。考虑到后毛泽东时代的发展路线精英化，毛泽东几乎是一个人肩负着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怀着光荣与梦想，竭尽全力地把国家推向光明和未。在毛泽东革命和建设时代里，国家安全和民生问题空前突出，而且中国积贫积弱已非一日。毛泽东除了放手发动群众之外别无出路，除了号召人们发扬精神克勤克俭之外，别无可供使用的人力物力。韩非梦想实现的"国家战备动员体制（养耕战之士、去五蠹之民）"和孔孟的"道德克己"，孙子的"上下同欲"，实在是老毛最得心应手的意识形态。老毛不仅在读书方面一边倒地向中国古圣先贤倾斜，而且在理论应用上，马列的理论除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基本上在他那里看不到充分表现，毛泽东很有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味道。如果说文革时期的"道德主义"还掩盖在"政治挂帅"里面的话，配合道德发挥作用所必须的舆论控制还在"大民主"的外衣掩盖之下的话；那么七十年代的"评法批儒"和"批林批孔"，已经是直接地、公然地向古圣先贤吸取精神财富了，并通过这样的运动在全中国进行社会思想动员。老毛的纯平民主义道路不仅遭到中国精英的抵制和反对，而且他以前的同志们也往往变成野心家来投机，或者是成为修正主义者背弃了在战争时代曾经一体遵行的群众路线。而沉默的大多数不仅需要被领导而且需要带领，否则就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来完成安全和民生改进任务，这样建设国家的艰巨领导任务本身，就足以产生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导致精英主义的死灰复燃。老毛除了发动"逆向管理和监督"的群众运动和加强舆论控制的作用以外，好象在东西方都没有现成的思路可供选择。论控制、经济控制和司法控制一直是三大社会控制手段。在毛泽东时代，经济控制无法实施，因为需要进行高积累，人们的收入已经被压制到生存保障线的水平上，这样再进行经济剥夺就成了生存剥夺；司法控制的条件也不好，而且司法体系本身就是精英主义者的天下，西方的司法体系也一样无法有效抑制精英主义。所以舆论控制手段几乎成为唯一的社会控制和国家管理手段，舆论控制若要取得实效，就要求被管理者敢于进行"逆向管理和监督"，这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实质；而且防止管理者对这种逆向管理的反感和报复也是必须的；而舆论控制本身的非专业非精确特征，也要求舆论控制的结果不能够精确应用和作为唯一的依据；所以根据老毛的总结，舆论控制的特点和规则有以下三条：一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二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三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总而言之，舆论控制最后必须以"大民主"和群众运动方式进行，而且在三种社会控制手段中也只有舆论控制能够比较好地抑制精英主义，而不会被精英主义者所利用，反过来制造精英优先，而经济控制和司法控制就可以被精英所利用。应该如实承认舆论控制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专门针对精英（地富反坏右）的，精英主义者对"大民主"式的舆论控制的恐惧心理是有现实根据的。而且由于舆论控制的不规则性，甚至具有一定的突发性，精英阶层对文革具有整体黑暗记忆，也大体上符合事实的逻辑（而非事实本身）。精英主义者喜欢把这种特殊阶层的黑暗心态说成是全民感受，则是出于捏造和妖魔化。实际上文革的秩序消失，给了精英以非常机会，许许多多的精英非常努力地把握了这一机遇。直到今天北大许多当年的文革积极分子，再一次成为改革时代的积极分子，为改革鼓与呼。当年动手打人的今天是名教授和学科带头人，北大的朋友评论说"这些人不是等闲之辈，是'人精'和'人尖子'，无论在老毛还是老蒋时代，他们都一样能够脱颖而出。和他们的人品相比，聂元梓并不是最坏的". 实际上文革的重灾区就是这些"人尖子"集中的地方，如文化部特别是文联的相互攻讦和揭发，简直是文革的经典，还有大学和科研机构。文革大革命确实是一面"触及人们灵魂"的照妖镜，终于让人们看见人性中的自私、丑恶和卑鄙，这大概是精英们在对文革的恐惧心理之外的另一种最重要的心理感受。梁晓声就公然宣称是"和婊子混了几年"，很显然不容易在他那里寻求到正确答案的问题是"谁才是真正的婊子"。最常见的状态总是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宣称自己是受害者。一些新右派人士和伤痕文学作家，就明显具有这样的心路历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确实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宣言》提到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和封建的社会主义的特征---简单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倒是十分突出。实际上毛泽东时代确实不是西方左派的路线，也不是新右派所攻击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专政，而是中国古圣先贤"复三代之盛"理想的实践。在毛泽东时代，不仅根除了盘踞在农村社会中上千年之久的宗法势力，而且基本从整体上消灭了社会丑恶现象，危害中华民族上百年的大烟毒害被迅速根除，妓女消失，性病也被消灭，并提醒人们要时刻提防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复辟，这一切无不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来，仁人志士所梦寐以求的接近于大同理想的"小康社会"。这种社会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经济境界，而是一种道德境界。毛泽东时代的晚期，基本上达到了岳飞所说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的"天下太平"境界。

４、中国精英的自私与分化现象

所有的制度都会受到优势集团在利益驱动下的破坏，但是象中国精英这样突出那也是称得上是出类拔萃。精英主义在没有外在有效抑制的状态下是非常可怕的。
汉代实施"征辟和举荐"人才制度，这个制度实行到东汉以后，就已经是"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了。后来曹魏鉴于征辟制度流弊太深，予以废除并实行"察举"制度，实行"九品中正制"，后来社会上形成的局面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隋朝进行选拔制度改革，开始实行科举制。到宋代时文人的派性和近亲繁殖就非常厉害，江西吉安一地在宋代竟然出了18个状元。无论什么样的好制度，最终都要在精英利益的主导下发生倾斜和变质。 不注意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精英自私的表现。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精英的分化和不团结也极为突出。中国精英即使出家当了和尚，也会相互看不顺眼。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分化成八个大的宗派，四个小的宗派，此外还有无法统计的小宗。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国民党已经分出亲民党、新党、国民党内还有两派，加上大陆的民革，共计有五派。民进党更是发挥后发制人的优势，进步很快并呈现明显的"赶超态势"。中国精英们已经自私到不能相互团结、协调立场和进行适度联合的地步。今天中国的新左派和新右派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和主张，笔者对新左派能否最终形成一定程度的统一感到怀疑，并敢于大胆推测，新右派中间绝对不可能出现哪怕是接近统一的派别。

5、 中国精英的短视与忽视民族利益

在世界大同和四海一家的时代没有到来之前，民族主义不仅具有正当性，而且具有反对西方各种形式的白人种族主义的正义性。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盲目援引，对全球化和新经济的卖力鼓吹，正是这种在"精英优先"热望下导致的错误。可以说中国新右派已经在其理论认识上，与负责和平演变的中央情报局达成了事实上的一致，扮演了非常可悲的角色。新右派在国内思想界的泛滥流毒深远，已经导致*** 和民众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装，所谓的"按国际惯例办事""与国际接轨"只不只是是台面上的语言，而且在实际中西方的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已经侵蚀了几乎每一个社会角落，毛泽东时代的平民主义遗产已经被接近"除恶务尽"。所以不要奇怪西方为什么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死心绝望，而现在却显得信心十足和盛气凌人，试想有谁会看重一个连起码的防卫武器都没有的对手呢？美国的新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中国不是伙伴而是"竞争对手"，这才是给无怨无悔的中国新右派第二次沉重打击，正如中国民间谚语所言"热脸总是贴上冷屁股"。历史上中国精英也不止一次地出于自私而损害民族利益，满清入关就是满汉地主合流镇压农民起义的结果，阶级矛盾被置于民族矛盾之先；在四十年代中期，曾经发生过美蒋日伪合流共同反共的局面，不过这一次他们运气太坏，碰上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没有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