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撰寫的關於“給讀者一個真實的許雲峰”（原名為《許雲峰的錯誤及其慘痛教訓》）的一篇短文在北大三角地首次貼出後，沒想竟會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由於我在文末落上了我詳盡準確的通訊地址、家中電話與手機號碼，以及電子郵箱地址（如此，我無非是表明願意為自己所寫的這篇文章負責），這一個月來，我收到了至少有兩百個電話及“伊妹兒” ，當然都是讀者想和我談談他們讀了這篇文章的或深或淺的感受……

這其間甚至還有美國紐約的華人與英國劍橋大學攻讀博士的張先生（雲南楚雄人，他自我介紹了名字，並希望和我交朋友，可惜因為我當時處在一種特殊的情況之下，把他的大名給忘了），張先生拿着越洋電話，為半個世紀之前死在“紅岩”上的一位革命英烈足足和我聊了三十分鐘之久，讓我一邊和他聊一邊心痛白花花的銀子像水一般地往他口袋外面流淌。也讓我的牌友們對我盡皆怒形於色——當時是晚上，正好只有四人在搓麻將，場上暫停三十分鐘，任何人都不難想像我成了六眼相視、六夫所指的對像。

這讓我大感驚訝——自然也有種欣慰感。

英特網，真是一個神奇的玩意兒！

我是一個儘量遠離喧囂鬧市安居川東一小城中的專業寫作人，所寫作品無一例外均是在傳統紙媒上發表或是由出版社出版的。因近段時間發現自己原本頗受編輯和讀者喜歡的文章一時跟不上趟，甚而連一部巳經拿到了預付稿費，書稿巳經做成小樣的長篇反腐題材的小說，為避免涉嫌“借反腐為名，醜化黨和政府領導幹部形像”之責難，故需過一段時間待春天來了再出版。原本在合同中議定續寫的兩部同樣題材的長篇小說，雖巳接近殺青，也被暫時地擱置了下來。當拿到手的稿費，也就沒能拿到手，弄得我底氣不足，每打出一張牌，都心兒顫顫，手兒抖抖。

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我才閒着無事，拿過去發表的幾篇舊文到網上湊湊熱鬧。 這兩天在網上看了看，“許雲峰”一文巳被改成了各種標題，在各個網站上出現。令我哭笑不得的是，這篇原本首貼在北大三角地上的短文，居然在兩天之內，又被網友兩次轉貼到了北大三角地上（首發文其實就在後面），更令我不安的是，轉貼上來的文章巳被改成了《羅學蓬：真實的紅岩》，這是非常不妥的，因為自貢作家曹德權先生漚心瀝血，花了數年工夫，剛剛出版了長篇紀實文學《真實的紅岩》，讓他猛一瞅見，還不認為是我侵他的權了！所以急着寫出此文，一是以此打消他對我的義憤，二是作為對喜歡這篇文章的所有網友與讀者作一個總體的交待。

前年初春我去重慶市參加政協全會，同組的厲華（巳任重慶市革命烈士紀念館館長多年，前不久又新兼了重慶市文化局副局長，《紅岩魂》能在北京及全國一炮打響，作為總策劃的他，足堪居功自偉）出於對我的信任，願意將中美合作所B類檔案，即敵特殺手加叛徒的檔案及相關圖片交我，寫一部紀實作品，我據此寫出35萬餘字的紀實文學《血手染紅岩— —中美合作所B類檔案解密》，極受讀者歡迎，全國有多家報紙連載、轉載，但書卻出得不順利，因為，此書的作者除我以外，還有烈士紀念館的幾位同志，所以出版社無一例外地提出要紀念館承諾包銷若干，方能簽合同，而對不正之風嫉惡如仇的厲華卻偏偏不認這個邪 —— 這對於他來說，原本是輕而易舉的事。

許雲峰也曾犯過錯誤，便是從這批檔案材料里看到的。

我注意到了英雄許雲峰所犯的錯誤以及因這錯誤而給革命事業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損失，但是，正如我在文中末尾所寫的“我們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來重新談論“許雲峰”身上被歷史的塵埃湮沒了的錯誤，絕非是要故意往“許雲峰”身上抹黑，恰恰相反，我們認真探討英雄人物的錯誤，正是為了更深刻地汲取教訓，為了使英雄更加真實可信?因為：有着平凡人的七情六慾的英雄是永遠不會過時的；過時的，只能是那些被過度拔高和有意神化的英雄。 我寫出了一個犯過錯誤的真正的感人的英雄，而且首先得到《天府早報》特稿部主編石維先生的肯定，作為首發特稿在報上占了整整一個版面。

不料，卻因為這篇文章，引出了後面的故事。

中國人大略不知道甫志高的人不會太多，一提到叛徒，人們的腦海中總不免會浮出他的影子。其實，甫志高僅僅是個藝術形像，它的生活原形是中共重慶地下市委書記劉國定與副書記冉益智的結合體。

“許”文發出不幾天，石維打電話告我，劉國定的兒子劉某某（由於後面將涉及到的原因，筆者不能不掩去他的真名）到報社要我的電話號碼，渴望與我聯繫，徵詢我給，還是不給。

我說：給。

不一會兒，劉某某便把電話打到了我家裡，令我絕對想不到的是，作為大叛徒的兒子，他居然對我感激不盡，說我筆下的他的父親，和過去所有人寫的都不一樣，一點沒有故意醜化，這才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叛徒。

我有些“受寵若驚”。我對叛徒的兒子說：“與以前的寫作人不同的僅僅是，我沒有將叛徒先入為主地來一番臉譜化的描寫罷了，你完全用不着因為這一點而感激我。”

叛徒的兒子說：“不，你雖然寫了我父親背叛革命，寫了我父親出賣了許建業（即許雲峰的生活原型），但是，我要感激你的是，你寫出了一個叛徒在背叛革命的過程中思想上也曾有過難以為人所理解的痛苦。”

我不禁吃驚，甚而感到心靈震撼，我想，此話若讓管宣傳的領導們聽聽，他們該作何感想？對以前的宣傳該作如何的反思以及對以後的宣傳工作進行指導時該作怎樣的改進？

對此，我也深有所感，前兩年，某電視台得知我收養資助毒犯孤女長達六年之久的事後（母親吸毒過量猝死，父親吸販毒被判刑入獄）馬上派出記者，帶着攝相機，跑到我家裡來拍了一部冠名為《作家夫婦與他們的乾女兒》的專題片，在收視錄很高的“黃金十五分 ”欄目中反覆播出。 如此一炒，信件猶如雪片般地向我夫婦和婷婷飛來。機關幹部們誇我把雷鋒學得好。我說對不起，我在做這件事時絕對沒有想到要故意去學雷鋒，而委實是出自良心，想到立身世間，做人理當善良為本，首先想到應該向雷鋒同志學習然後再去做好事那不過是報紙上的習慣性說法，生活中恐怕不會有這樣的事。

　　其實，我自己非常清楚，我只不過做了點符合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事情罷了，與什麼時代新精神是可以沾，也可以不沾的。離那孔孟之道，可能還更貼近一點。所以我對竭力啟發我的電視台記者坦言道：“我非常清楚你們希望我說點什麼，但是，我不能順着你們的希望說。你們千萬不要依照習慣做法在我的行為里來上點什麼人為的升華，一升華就把這事給搞砸了。這樣的事，只不過被我遇上了，我想，在當時那樣的情景下，換做你，換做他，換做任何一個稍有點惻隱之心並且經濟上還過得去的人，都會和我一樣去做的。”

後來電視台播出時偏偏把這段話給刪掉了，可能他們認為這樣的語言太生活化，缺乏閃光點。

由此可知，宣傳部門的人，似乎多年來巳經形成了這樣一種將任何事情故意拔高或變消極為積極的思維定勢與習慣性做法。而這樣做的結果無一例外的是適得其反。

關於“許文”引出的故事以上僅是“過門”，接下來的，才是更為精彩紛呈的主曲。 叛徒的兒子告訴我，他並不是叛徒劉國定的親生兒子，他的母親叫嚴炯濤，類似於一個孫明霞那樣的青年學生、忠心耿耿的中共地下黨員。後來，從一個地方來了一位人物，組織上安排嚴炯濤去服務，後來，就懷上了劉某某。人物離開重慶後，組織上隨即又安排嚴炯濤和同為地下黨員的劉國定組合成一個假家庭（當時出於革命事業的需要，這樣的假家庭不在少數），他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誕生於人世的，後來，劉國定擔任了中共重慶地下市委書記，假家庭弄假成真，再後來，劉國定被捕叛變，再後來，人們就只知道甫志高，而不知劉國定其人其事了。

劉某某告我，他的母親嚴炯濤是四川雲陽人（也是《血手染紅岩》中的一個人物），解放後因劉國定的牽連歷經坎坷，一九六0年餓死在老家雲陽。隨後，劉某某才談到了他急於找到我的真實思想。他說，他從這篇文章中能看出，我對重慶地下黨的情況有相當了解，想必與當年的一些知情人有聯繫，希望我能幫他一個大忙，通過我的關係，替他查清楚他的親生父親到底是誰？

他還告訴我，因為背上了這樣一個大叛徒的不是自己父親的父親，他這一生飽受歧視凌辱，吃的苦受的罪惡簡直一言難盡，自小被迫掇學，在建築工地上當小工，一干若干年，改革開放後才當上了施工員，後來在包建商品房工程中找了大錢，才苦盡甘來。他說，他現在住在成都，家裡生活非常富裕，有自己的別墅式的住房——似乎還有小車，記不太準確了— —。而且，現在再也沒有人因為他是“甫志高兒子”而再敢瞧不起他。

但是，他現在最痛心也是最不甘心的是，他今年巳近花甲之年，卻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父親是誰。“小羅，你想想，一個人在社會上活了一輩子，連自己的父親是哪個都不曉得，這人世間還能有比這更悽慘更悲痛的事情麼？”

通過電話線，我似乎感覺到他這一串悲憤的呼號字字沾血，聲聲含淚。

我的職業敏感提醒我可能面臨着一塊生活中品位極高的富礦，我的政治敏感又同時提醒我這塊富礦或許還得在地底埋藏一些年頭。不管怎樣，這樣的故事仍然勾起了我強烈的好奇心。我告訴他，我接觸的都是中美合作所里的死材料（檔案），而轉述於我許多故事的也都是我的同代人甚至比我還年輕的專門研究者，當年與劉國定和嚴炯濤共同戰鬥過的老地下黨員，由於當時那種嚴酷的形勢，彼此之間並不清楚。某種角度上講，他們對當時領導他們從事地下鬥爭的劉國定的了解程度，更多的是解放之後來自於軍管會對劉國定與冉益智的的判決書和小說《紅岩》中的甫志高形像。

劉某某還說：“現在我知道有一位知情者，他是一位高級領導同志，是在我父親（劉國定）被二處抓捕以後繼任重慶市委書記的，後來被調到某直轄市當市委常委兼組織部長去了。我曾經給他去過信，向他訴說了我們一家人因為劉國定而在政治上遭受的種種不公正對待，母親活活餓死，我從小做苦工，我也告訴他母親臨終之前對我說，大叛徒劉國定並不是我的親生父親，但是母親卻給我留下一個永遠折磨着我的謎——至死，她也沒有將這個謎底向我揭開。我求這位當年和我的父親和母親一起戰鬥過的領導，告訴我誰是我真正的父親。而且我還在信中向這位叔叔保證，我決不給任何人，任何一級組織找麻煩，我現在有花園洋房，生活過得比過去的資本家還好。可是，我給這位領導私人寫的信，卻由該市委組織部信訪辦復了一個函件給我，說某某同志同意證明叛徒劉國定不是我的親生父親——在目前這樣的年月，這對我來說巳經太不重要了——卻偏偏對我認為最重要的問題避而不談。讓我着急的是，沒過兩年，這位叔叔也駕鶴西去了。看來，誰是我的親生父親這個謎，巳經永遠解不開了。 ”

我被他的講述的這一段奇特的人生經歷深深地吸引住了，心中激情噴涌，衝動地說道： “你何不將你手中掌握的資料包括某某市委組織部信訪辦給你的回函提供給我，讓我來再寫一篇特稿，標題就叫做《泣血呼喚，我的親生父親，你在哪裡》，此文若引起社會關注，那麼我想自然會引出更多的知情者出面來幫助你尋找父親。如果你同意，我馬上趕到成都來，並且叫上《天府早報》特稿部的主編石維一起與你見面，大家在一起照幾張相。我想，石維一定樂意為這樣的選題提供版面的。”

劉某某一聽要在社會上公開，頓時猶豫起來，說，這太突然了，我完全沒有這樣的思想準備。他囁嚅着說，小羅，你先讓我想一想。

電話里嗡嗡地響着，間雜着他粗濁且清晰的喘息聲。

我不催他，靜靜地等待着。

大約一分鐘以後，終於，他說話了：“這事太重要，這樣吧，我現在對政治影響巳經無所謂，可是，我還有兒女，還有兄弟，我不能馬上把這事定下來。你給我兩天時間，我先和家裡人商量一下，兩天后我再打電話給你。”

兩天后，他的電話打來了。

結果是令人遺憾的……

又過了幾天，他的並不居住在成都的弟弟的電話也打到了我家裡，向我解釋他們為什麼不同意將此事向社會公開的種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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