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同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会谈。6目9日，梅津美治郎发出致何应钦的备忘录，提出罢免于学忠等中国官员、解散或取消国民党河北省党部机关、撤退国民党宪兵3团、51军等要求。7月6日，何应钦复函梅津，对日方要求表示“均承诺之”。梅津的备忘录和何应钦的复函，史称《何梅协定》 何梅协定》（一） 罢免以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为首的有关“责任”人员； （二）撤废宪兵第三团、励志社北平支部、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等所谓宣传和组织抗日的机构； （三）取缔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团体； （四）撤退国民党在河北省内的所有支部； （五）驻守河北的第五十一军、第廿五师撤出河北，解散第廿五师学生训练班； （六）禁止中国境内的所有排日排外活动； （七）勿使导致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重新进入河北； （八）任命省市等职员时，希望采纳日本方面之建议； （九）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完全实行。 （十）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 对梅津美治郎的备忘录，当时华北当局最高军政长官何应钦答复到：以上“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 “何梅协定”的条款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目的是赶走在当地的中国守军和国民党中央的势力，取缔他们不喜欢的组织和机构，并攫取包括任命省市官员在内的广泛的权利。而且还借口落实这些条款要求拥有监视和纠察之权。 其影响是:使民国中央政府对于河北省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何梅协定”则进一步从政治上为日本分离华北或促使“华北特殊化”奠定了基础。难怪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慨叹“冀于既去，察宋又撤，党部取消，军队南移，华北实已等于灭亡”。 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论《塘沽协定》，还是“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它们都只不过是为处理纠纷而设定的临时措施，从国际法角度讲都属于“停战协定”性质，一旦引起纠纷的“事件”平息，这些临时措施就应该取消。换句话说，日本利用《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所攫取的权益不能视作平时国际法下的条约权益，一旦中日关系趋于正常，这些权益就必须取消，除非两国签订正式条约加以追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