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我方遭受了这么大的损失，这与蒋介石不无关系。 还在这年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时，蒋介石正在江西进行第3次“围剿”红军的战争。蒋介石担心这一事件会导致全国的抗日运动，打破他消灭红军的计划。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捷外》书中清楚地表达了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他说：“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敌。” 当时，面对日本关东军以武力侵占我国东北，准备发动事变闹得乌烟瘴气之时，东北军的一些爱国将领是有警觉的，他们从民族感情出发，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我领土上的猖狂行为极为不满，并相应地做了一些御敌的准备，并及时报告了东北军头领张学良请示对策。 驻守沈阳北大营的第7旅旅长王以哲，早在1931年春就曾针对当时日军的挑衅行径召集连以上军官会议，研究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首先将北大营四周的土围墙划分为各团守备的地段，并以练习上工作业为名，构筑各种掩体工事。在北大营北小山一带，还构筑了野战工事。这一时期，旅部命令各团平日严禁土兵进城，有急事需进城时，没有官长率领，不难走沙土坑这条路。士兵胸前佩戴符号、背面盖上连长图章，以防假冒。由此可见，他们当时的警惕性是比较高的。 王以哲很清楚，7旅作为东北军的劲旅，万一事情有变时，7旅必将首当其冲。所以，他召集旅校以上军官和情报人员，反复研究迎敌作战方案，最后整理成材料，亲携北平向张学良汇报，同时请求张将关内的东北军调一部分回去，以防万一。 当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的黄显声，汇集各方面搜集到的日军活动情报，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示对策。他返沈后，根据张学良加紧训练地方武装，严加戒备的指令，做积极的御改准备。他将辽宁各地公安队改编为12个总队，以利于调动方便。黄显声还把库存的原东北军历次入关作战所获枪支20余万支，分发给全省58个县的公安队，每支枪配发50粒子弹。这批枪支为后来该地区迅速地组织民众抗日武装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9月18日下午，鉴于形势紧张，估计到日军可能采取行动，黄显声严令各警察分局及公安队加强戒备，随时听候命令，并于当晚亲到公安局坐镇以防不测，果然事变发生。 为什么王以哲、黄显声等爱国将领的御敌愿望和抗敌要求没有实现呢？这完全是受了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束缚。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连续向张学良的东北军发布不抵抗命令。 8月16日，蒋介石电张学良竭力退让，避免冲突。电之曰：“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黄显声也从张学良那里得到了蒋介石相同内容的指令。蒋介石指示说：“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因此不必惊慌。万一日本进攻也不抵抗，以免事态扩大，处理困难。” 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给东北军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同时也引起了爱国官兵的极大义愤。事后王以哲旅长在谈起北大营遭日军血洗的情景时，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双目噙泪说：“如果九一八事变的当天夜里，我们不理蒋介石的命令，全旅团结一心，坚决抗战，那么事情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敌人侵略的野心必然遭到遏止，他们的阴谋诡计就会彻底被揭穿，我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成了千古罪人，这也是有口难辨啊！古语不是有句名言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事变发生后的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党部发表讲话，仍然不提抗战之事，而要求全国人民“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其后，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分别发表《中央告全国同胞书》、《国府告民众书》及《致要人电》三份文告，全然不谈出兵抗日，而是重弹“安内可以攘外”的老调，鼓吹“根本铲除”“赤匪”。可见蒋介石是根本无心抗日，而一心一意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外族人侵，祖国山河遭受日军铁蹄践踏之时，蒋介石不是枪口对外，而是对着自己的同胞，伤天害理，他简直是民族的罪人。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失去了给当时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的良好机会。当时东北军除了张学良带到关内的以外，留在东北的正规军仍有20万人左右，而日本的关东军正规部队只有14760人，加上武装起来的所谓“在乡军人”，共计兵力不过26882人，正如东北将领何柱国所说：“东北及全国人民，对日军的狂妄侵略，无不义愤填膺，群情激愤。国民党当局，如能因势利导，命令东北全军努力抵抗，则2万多日本关东军何难给予致命打击而全部歼灭之？”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一个怂恿。使日军得以3天之内即占领了辽、吉两省的主要城市。尽管有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但广大爱国官兵出于义愤，仍同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