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擊恐怖主義是美國在新世紀的第一個挑戰。作者認為，美國單憑“武功”還不夠，必須考慮“文治”，即一系列非武力方式。美國在20世紀憑實力和能力崛起，未來如何保持超級大國的地位，就要看“文治”的功夫。

　　九一一事件發生以後，反對國際恐怖主義一躍成為美國對外政策日程的首位，國際社會也緊隨其後，展開了對恐怖主義的“國際大圍剿”。

　　然而，隨着阿富汗局勢的發展，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這的確是一場非對稱性的戰爭。如果能夠確定目標，反對“恐怖主義”的任務就像警察局辦案一樣乾淨利落。然而，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確定目標？也就是說究竟誰在搞恐怖主義。

　　美國曾經開出了一個恐怖主義國家的名單，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朝鮮等等，這種確定方法是令人擔憂的。如果這種確定方法成立的話，反對恐怖主義就會變成美國一個一個地“收拾”這些國家，它所引發的惡性循環對國際社會來說是一種災難。

早已是恐怖襲擊目標

　　簡單地說，恐怖主義具有兩大本質特徵：一是使用不同於戰爭的暴力手段，二是具有某種政治目的。不具備這兩大特徵，就不構成國際恐怖主義。

　　因此，實行恐怖主義的組織是不確定的，只要它為了追求某種政治目的，使用暴力手段，造成恐怖效果，就會導致恐怖主義。冷靜思索，既然恐怖主義要實現某種政治目的，那麼我們必須要問的是，九一一事件對美國的恐怖襲擊要促成什麼政治目的？或者說為什麼受到恐怖襲擊的偏偏是美國？

　　事實上，我們知道，針對美國的恐怖襲擊並不只九一一事件。18年來，美國先後遭受了10多次恐怖襲擊，包括駐外使館、各種水面艦隻、美軍駐外基地等等。尤其是90年代以來，美國受到的恐怖襲擊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嚴重。

　　美國屢屢受到恐怖打擊，不能不引起人們尤其美國人的反思。 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布什總統宣布這是“對美國自由和民主的攻擊，是對全人類的攻擊”。在客觀效果上來說，的確是如此。但是就恐怖主義分子所要達到的政治目的而言，恐怕就未必。可以肯定的是，美國的某些行為刺激了某些民族的民族主義情緒，但是這些民族的國家卻沒有能力同美國這樣的龐然大物相抗衡，長期情郁於中，不得發之於外。這些矛盾積累久了，就必然會以某種非正常的、極端的方式得到集中的爆發。

　　雖然我們反對恐怖主義，對於美國遭受恐怖襲擊十分同情，對恐怖主義行徑齊聲譴責，但是我們分析問題卻不能不把恐怖主義產生的根源納入視野。因為只有認清恐怖主義的根源，才能有效的制止恐怖主義。因此，如果要正視恐怖主義，就不能迴避美國國際行為上存在的問題。

　　反思冷戰結束以來的國際行為，是美國政府面前的挑戰。美國政府不能只追究恐怖主義發動者的罪過，而是要反思自己本身存在的問題，這是應該具有的大國肚量的一個表徵。長期造成國際恐怖氣氛的冷戰，是在美國人的歡呼聲中終結的。短短數年前，冷戰的結束，使得美國舉國上下充滿冷戰勝利之後志得意滿的 “官方得勝心態”，睥睨於世、獨步一時的美國宣稱可以展開“不死一人的戰爭”。在執國際政治牛耳的同時，美國經濟更是一花獨放，美國新經濟的復甦帶來了美國經濟的又一個“黃金時代”，似乎人間最美好的光景已在美國出現。

在歡呼聲中忘乎所以

　　記得《時代》周刊的一篇評論開首便是： “美國真偉大，它不僅戰勝了自己的政治對手，而且製造出一批又一批的富人。而這批富人正感到生活有些乏味的時候， 美國的公司又製造出了能讓他們身心快樂的‘偉哥’。 年輕的總統不時製造一些讓人們街談巷議的風流韻事，生活還有什麼其他企求呢？多好的太平盛世啊！”這樣的社論，讓人感到激動人心，熱血沸騰，天下竟似有寧靜之日了。一時間，美國成了“孤獨的超級大國”。 在這種人間天堂的國家裡生活，又是遇到這樣“偉大的時代”，催生各種“新理想主義”的理論和聲音在所難免。各種“歷史終結論”、“輸出民主論”、“霸權穩定論”、“文明衝突論”一浪高過一浪，仿佛世界已經是美國的世界，是“民主和自由價值觀”全面統治人類社會的世界。

　　在這種歡呼聲中，不僅官方的政策傾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外交政策上更主動、更積極、更有領導者的姿態，而且民間社會的心態也在發生着潛移默化的轉變，一種普遍的對其他民族的傲慢和不屑溢於言表，那種天定命運的狂熱和傳播美國精神的熱情，讓其他民族一時間有點適應不了。尤其是布什上台之後，單邊主義的傾向越來越嚴重，從拒絕簽訂《京都議定書》到積極部署國家導彈防禦計劃，從潛艇撞沉日本漁船，到中美撞機事件，美國都採取傲然的姿態，這種無視他國存在的做法不僅激起發展中國家的抗議，而且引起了盟國的不滿。

　　美國也為這種單邊主義付出了代價，今年美國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選舉中的落選，就是一個教訓。但是，冷戰後的世界並沒有像美國人想像的那樣美好。冷戰結束後，美國那種“沒有敵手的霸權”地位受到了嚴重的挑戰。一度為冷戰所掩蓋和壓抑的種族衝突、宗教爭端、邊界糾紛等問題如同打開了的潘多拉魔盒，紛紛湧出，美國視野中的世界似乎正在“失控”。 這種失控感，被一些學者描述為“新悲觀主義”。

　 失控感使得美國憂心忡忡。為此美國內部確定了要採取不同的手段來保護它的國家利益。美國曾經估計到由於恐怖主義的襲擊， 其生死攸關的切身利益會受到傷害。早在幾年前，聯邦調查局就曾預測，今後5到10年美國可能會遭受大規模的恐怖主義攻擊。當時，美國國會還特別撥款，授權有關反恐怖部門進行沙盤演練，模擬被襲擊後的美國慘狀。由國會主持的一場生化武器演練，結果觸目驚心。僅僅是一點點造價低廉的生化武器，就足以令虛幻中的“核冬天”真實再現， 恐慌中的美國最終因為人人自保而“分崩離析”。 如果說這些“演習”只是聳人聽聞的“神話”， 那麼，今天，美國國家安全中面臨的“明顯而急迫的危機” ，則變成了殘酷而冷冰冰的現實。

　　 恐怖主義已經向美國開戰，向世界文明宣戰，其不擇手段的“超限戰”戰略戰術呈現出比超級黑社會組織還強大、還激烈的政治瘋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於是乎，針對美國的瘋狂的恐怖行動，被說成是為了報復美國的政治瘋狂。美國這個不時充當“世界警察”的角色，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恐怖分子當成了發泄仇恨的靶子。也許正如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與大混亂》中說過的那樣：“美國成不了全球警察，也當不成全球銀行家，甚至連全球道德家也做不成。因為第一類需要名正言順的合法性；第二類的根基是擁有償債能力；而第三類則需自身清白。”

挑戰來自本身

　　缺乏自律的國際干涉主義，只會是一項富有風險和危機性的舉動。如果聽任由打着“國際道義”的旗號而推行干涉行動，國際政治的道德便會回復到部落主義、十字軍討伐和宗教戰爭的仇殺老路。從某種程度上說，美國對自己利益的制約採取“寬容的忽略”， 而對其他國家的利益卻“惡意的忽視”。華盛頓的誇誇其談和傲慢無禮，也許會成為毀滅這個強大國家最明顯的敵人。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 回首過去的20世紀，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這是一個美國崛起為世界大國的世紀。美國在20世紀的崛起，是憑着自己的實力和能力而獲得的。展望未來的21世紀，美國能否繼續保持以及如何保持自己的超級大國地位，是應該引起美國進一步深思的問題。中國有句古話，可以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之。美國可以憑着自己獨步一世的“武功”開創自己的“帝國基業”，絕對不可能通過“武功”治理“帝國事業”。美國在21世紀的“領跑”位置必定會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挑戰。這裡不僅有來自傳統的民族國家與之進行綜合國力的“華山論劍”，而且有來自非國家行為體對它進行的“暗中襲擊”。

　　恐怖主義只是美國新世紀的第一個“挑戰者”，不可能是唯一一個，更不可能是最後一個。對待這樣的挑戰，單憑“武功”是治理不好的，必須考慮“文治”，即國際制度、國家合作以及平等協商等一系列非武力方式。文治武功，猶如治理國家的左右手，同樣是治理世界的左右手，這是美國必須面臨的挑戰。

　　 縱觀歷代大國興衰史，從古羅馬帝國到大英帝國，發展強盛比較快，衰落也在旦夕之間。尤其是當達到勢力頂峰的時候，面臨的挑戰幾乎是一致的，即能否實現由“武功”向“文治”的轉變，新千年的美國也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