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跟頭翻得很漂亮”，這是我看完據說在大陸正熱播的電影《英雄》之後得出的唯一正面結論。這也是我能給出的最高評價，如果電影藝術就是翻跟頭的話。但由於這些年翻跟頭的“藝術”實在太多了，也在香港翻了幾十年，、又在世界上“臥虎藏龍”的一次，所以也不能說這次就比以前的“把式”更精彩。導演張先生藝謀可能還是要同時以“攝影”取勝，不過這些“圖片”在互聯網上早已泛濫成災了。要之，上述“正面評價”也許還是過於奢侈了。 這是一部武打影片。導演從取材到形式上可謂確有“世界性眼光”──不能看出，這幾乎是專門為外國人拍的：從第一聲“CUT”就開始等著金髮碧眼們在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中眼花繚亂、在眼花繚亂中送來獎盃。問題是什麼樣的中華文化笑傲四夷、惟我獨尊呢？總結來說，一是打架，一是“大一統”。前者“藝術家”們稱之為“武術”，後者學者們稱之為“天下”。二者的結合即“用武力統一”，或即“形式與內容的辯證統一”，這裡沒有“政治”和“自治”什麼事兒。在這種意義上，影片卻是對中國文化的高度概括，此謂“深刻”。然而，這種“深刻”卻以極端反諷的形式出現的，這個形式、這個內容，成了影片苦心經營的正面主題。

我不想徹底否定“武打”類的文學和影視藝術，香港的相關文化產品至少比“樣板戲”更有人情味，至少更容易使人在緊張的工作中放鬆。但也就到此為止，至於說這類藝術有多大的藝術魅力和思想深度就談不上了。然而問題就出在這裡，總是有人一定要把這類文化快餐上升的“精神文化”的高度，但一旦到了這個高度就會發現，這種“文化”事實上正是精神的敵人。

我仍然高度評價兩年前王朔對金庸的批評。遺憾的是不僅沒有更多的人真正理解王朔批評的意義所在，而且這場爭論被網絡口水搞得面目全非。現在更有必要進一步在學術上對“武打”藝術（從文學到影視）進行討論，因為它不僅確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而且至今影響甚巨。那麼“武打”究竟是什麼呢？簡單說就是比較講究“形式”的“打架”，嚴重說是比較講究形式的“殺人”。這種“身體武力”之所以上升為“藝術”並形成傳統，顯然產生於社會對“武術”的需求。那麼什麼樣的社會有這種穩定的“市場需求”呢？那就是一個充滿災變並以肉體力量為衝突的主要解決之道的社會。由於災變的頻繁導致的生活緊張，科學和技術無從在精神自由的基礎上發展，因此軍事力量限制在手腳和物理兵器方面。當然，人和人的肉體上的力量相差並不懸殊，比如這些“武術”不可能達到“一道白光不見了”、“力拔山兮”等等演義的程度，但民間願意相信這種誇張。這種意願不僅受傳統的影響，也來自現實的需要：今天中國生活的解決之道仍以力量為主體，而在生活中往往受壓抑的普通人願意向藝術中的武術英雄移情，以象徵性地轉移生活加諸的不幸或屈辱。至於今天強調“武術”主要是“強身健體”而非打架之用，顯然是進一步“演義”了。

在上述意義上，“武打”與其說是一種“精神文明”，還不如說僅僅是一種生存之道，而這種生存之道在今天的視野中並非民族的榮光，毋寧說是一種民族缺陷。也許金庸張藝謀等先生知道“打架”再“文化”也“文化”不到哪裡去，因此又苦心孤詣地為打架安排了一些“文化”的理由。首先是“用形式壓倒內容”──怎麼打比打更重要，怎麼殺人比殺人更重要。然而問題是：姿勢再瀟灑的打架仍然是打架，動作再審美的殺人仍然是殺人。這一點是也無法改變的。進一步說，這種暴力審美事實上存在嚴重的精神缺陷。對生活敏感的人不難發現，總有一種蠻不講理的力量，它不僅對自己的暴力理直氣壯，而且特別邀請人們欣賞他的“姿勢”或各種殺人“儀式”。這種審美意識是反宗教也反倫理的，它沒有懺悔，只有藝術的暴政和暴政的藝術。

對“武打”進行“文化革命”的第二個辦法是為之安排些“文憑”，如同今天為官僚安排些學歷一樣。這些理由首先是“音樂”，其次是“書法”。如蘊“武功”於音樂和書法之中即是。不過這顯然近於說夢。看來這主要是說給外國人聽的，但中國人自己確實應該知道這二者根本不沾邊，如果沾邊那麼除非是在“普遍聯繫”的“哲學”意義上。至於“書法”本身，也完全沒有什麼高深之處，就是字寫得漂亮一點而已。我承認字寫得漂亮比字寫得丑更值得讚賞，但如果說字寫得好就是一門藝術並且還是“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項目之一，那只能說這種文化傳統在精神上還處於較低的水平。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沾了象形文字的光。

當然，這部電影最令人反感的不是因為它是“武打”電影或對“武打”的故作深沉，娛樂有時候要迎合市場，對於這類“市場需求”進行學術反思是一方面，但也可以暫時對上述現狀表示理解。這部影片最愚昧落後之處是它對“天下”觀念的審美和謳歌。事實上，“天下”觀念是中國文化中最野蠻也最恐怖的力量。大致說來它由四方面內容構成：第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一統”觀念。第二、“定萬姓於一尊”的“家天下”觀念。第三、四夷臣服、百越來朝的“中央帝國”觀念。第四點更重要，它是前三者的“意識形態”或“象徵”，即“以天下蒼生為念”、“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天下為公”等“為天下”觀念。

這些觀念不僅滋養了中國5000年的專制暴政，而且制約了200年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詳細討論這三個問題不是本文的任務，我們在這裡只能簡單地對此談一些結論。中國歷史的“統一”和“分裂”對中國社會的意義一直存在不同的觀點，不過近年來人們越來越傾向於認為是“分治”而不是“統一”更有利於繁榮。歐洲也許是一個更好的例子，我相信如果有一位“歐始皇”（想象一下成吉斯汗吧）統一了歐洲，那麼人類到今天將仍然生活在黑暗之中。“家天下”觀念使中國自秦以降從未產生過真正的國家和政府，有的僅僅是家族統治。“國”就是“家”，王就是家長，國就是一姓之私產，這事實上是“統一”的真正動機。此外，家天下及其衍生的各種觀念對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負面影響至深，制約了理性主義的發生和確立。最後，“中央帝國”觀念是得“天下”以後產生的一種狂妄，以為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了。這種“天下觀念”先造成了“瑪嘎爾尼”在中國的外交失敗，今天又鼓舞一些文學青年宣稱21世紀將是中國人的“天下”。張藝謀也算中國的文化精英了吧，連他都如此糊塗，再出幾個“天下英雄”或文學青年又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呢？

也許我們應該重點談一談“為天下”這一觀念，這也是影片和“中國精神”的文化圖騰，是一種精神拜物教。基督教理性確立了這樣一種理性觀念：沒有人是聖人。而經濟學理性把這種觀念進一步規範化，它確認個人利益是行為選擇的根據，而個人是人存在的基本真相。我們確信，總體來說這些理性觀念是更為誠實的。它導致了思想中的個人本位主義、倫理中的尊重少數的人道主義和政治上的限制政府等。在這種意義上，“為天下”在最高的價值意義是道德烏托邦，而在普遍意義上就是政治謊言或意識形態謊言。如果“國王”也是“經濟人”，那麼“家天下”的目的在於“得天下”而非為“為天下”，“為天下”的目的是為“得天下”而已，至於知識分子的“天下”說教，往好了說是文學抒情，自我感動，它產生一種道德救世主般的權力幻覺（清官人格）。往壞了說不過是一種特別的交易行為，通過為王辯護而“為王前驅”。“大義名份”給暴政增添了合法性，它是一切政治自私和罪惡可以肆無忌憚地行動。20世紀，這類“大義名份”的政治合法性謊言導致了空前的人類浩劫或“烏托邦暴政”，但事實上這種傳統至少在東方由來已久。如果說，秦王“為天下而征服天下”這一謊言旨在說明天下人可殺的理由，那麼知識分子為之辯護就是傾訴些“可被殺”的理由。這實在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奴性思維。這類辯護早已司空見慣且蔚為大觀，如殺“某些人”是為了“更多人”的利益、專制是為了全社會的穩定，等等。然而秦王這位活埋了幾十萬人的野獸究竟是為何而戰呢？真是為天下人福利還是為了奪取天下人的福利？這本來是近代政治思想視為常識的問題在這部電影裡完全顛倒過來了。我不知道這是無知還是獻媚。事實上這套假道理是這樣“自圓其說”或“自相反駁”的：如果沒有人拿鞭子管制著我們，我們就會互相殘殺──因此，權力對社會的絕對征服是必要的。說它自相反駁是因為那些“為天下”的聖人們從來不尊重“天下”，天下只是百姓、暴民、芻狗、動亂分子和敵人。難道中國人就這麼賤，沒有棍棒統治就必然是暴民？這是對個人的侮辱，這種侮辱也表達了一種根深蒂固的權力人格：只有“編劇”們才不是等而下之的暴民。對秦統一六國的這一“學理闡釋”，也說明在中國專制主義往往是知識分子和軍事權力的共謀。談到這裡我想起前兩天香港影星梁朝偉關於天安門鎮壓有理的新聞了。當時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我還半信半疑，現在我倒願意相信了──他和影片講述的是完全相同的“殺人”的“道理”。

“為天下”最普遍的惡果是個人的消滅──中國歷史沒有個人，只有“天下”，個人僅僅是“天下”的手段、是犧牲。這是法家和儒家不約而同為皇帝鋪張的道德理由。在這部影片中我們看到，“無名英雄”被秦王“大義滅友”，這就是個人必須為“天下”犧牲的絕好寫照，而秦王這樣做竟然還是不得已的！但由於個人是人存在的第一真相，而“大多數人”和“天下”是不真的。一言以蔽之，“天下為公”永遠是“天下為私”的意識形態謊言。

我不奇怪，僅僅是有點悲哀。電影快結束的時候，秦王正深沉地在看“劍”字，並看出了三套大道理。這時候我身邊的一位小學生模樣的孩子問媽媽：我看了兩遍了，咋還是看不出來呢？媽媽你告訴我好嗎？這時候我突然笑起來了，特別是再去看那些“亮相”、“語重心長”、“特深沉”、“特瀟灑”之類，我覺得這真是一部古裝的樣板戲──那些古代紅衛兵和黑壓壓的螞蟻人群以及鋪天蓋地的黑翦，這構成了一種特殊的喜劇效果。就象這樣，你仰慕著一個高大全的人，低頭卻看見它穿著開襠褲。不過這個孩子要以後才能明白這其中的道理。能在一個字裡面“看”出那麼深刻的道理來，這需要得一種精神病：無病呻吟。諸如要莫名其妙地慷慨赴死、諸如能用文學抒情和“酷”的造型來救濟思想的貧困，等等。有趣的是，這種“深沉”不乏鑑賞家，我剛剛看到一個叫張廣天的作者從混亂的觀眾席上站起來鼓掌，並對這個“弱智”的孩子的“缺乏想象力” 深感“揪心”，對“思想”們之無限上綱深惡痛絕。其實張先生可能忘記了，“思想們”無限上綱的前提是影片“炒作”者自己先給自己“無限上綱”了──如果你當初就說自己就是要“好看”，就是要熱鬧，就是庸俗怎麼啦，那又何至於呢？最後，誰規定影片不能從思想層面或社會心理層面進行評論呢？不過我倒想請求張先生饒了我們，別為我們“心軟”，還浪費了“憐憫惻隱之念”。我其實也缺乏那種想象力。不過下面這樣一種低級的想象力我還是有的，那就是當我閉上眼睛的時候，在鐵器從頭至尾的叮噹撞擊聲中，我將感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這家鐵匠鋪的生意真好──但幸好我們家離它很遠……

2002年12月22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