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黨政府的成就

公正地評價南京政府的成就，是民國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在困難重重的情況下，南京國民政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別是這一時期只有十年時間，而這十年的前四年南京政府不得不為保衛自己的政權、為自身的生存而努力，後六年則不得不面對日益嚴重的外來威脅，在日本入侵的陰影下分散建設力量。考慮到這種歷史條件和環境，南京政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成就還是值得肯定的。

1.政治現代化

在這10年，南京政府重建中央權威，完成對全國的實質統一，並試圖以中央政權的強大力量推進中國現代化的努力，有着實質性的進展。晚清以來，中國在政治上第一次重新取得了凝聚力，權威主義政府的建立及其作用，收到了明顯的效果。

但是，在這10年中，中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明顯受阻。從晚清思想文化變化到五四時期激進知識分子在中國掀起的民主波瀾，被南京政府以重建中央權威的行為平息了下去。儘管蔣介石向全國人民許了“不久的將來”（據說是六年）就要實現憲政的大願，但是，恐怕只有那些十分天真的、完全不了解國情的英美派人士才會相信，一般民眾最大的可能是走着瞧式的半信半疑，力圖在政界占據一席之位的實力派和政客，則根本不會相信蔣介石的這一許諾。所以，在訓政時期起勁叫嚷在中國推行憲政的，主要有兩種人：一種是真心實意在中國推進民主、推進憲政的人（如第三條道路的主張者，但這些人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不大）；另一種則是認定了蔣介石不會實行憲政，所以才借推進憲政之名倒蔣氏之台的人。政治民主化的真誠追求，在訓政十年中，異化為執政者和反對者進行權力遊戲的工具。此後，民主在國家政治中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的問題，竟困擾中國一直到現在。

訓政時期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受阻，其原因不僅在於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執政者從內心不願意實現政治民主，更重要的是那些力主政治民主化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內患叢生、外敵（日本）緊逼的情勢下，也在一定程度上認可了強權政治。例如，清華的歷史學教授、在南京政權外交中有着卓越表現的蔣廷黻，就是集權政治的鼓吹者和支持者之一。就連醉心於美國式民主的胡適先生，也在現實面前讓了步，把自己在政治上的“民主政府”的要求，換成了無論民主還是獨裁都可適用的“好人政府”。由“民主政府”到“好人政府”，表現出的是一種理想無法實現而不得不降格以求的無可奈何心態。連這一部分在中國主張民主政治最得力、而且最有理論說服力、被西方稱之為“社會良心”的精英式人物，對在中國實現政治民主都失去了信心，政治民主化的艱難，由此可想而知。

2.經濟建設

南京政府的經濟建設總方針，以發展國家資本、開發國防工業主主導，體現了孫中山“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建設思想。其中，以1928年設立的全國建設委員會、1931年設立的全國經濟委員會、1935年設立的全國資源委員會的工作最具代表性。

1932年10月，一批對蔣介石有影響的名流學者出於愛國熱情，出於對國防建設的關心，發起並組建了國防設計委員會（1935年改組為資源委員會，隸屬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宗旨，是進行國防資源的調查、開發和動員，通過國家有計劃的大規模投資，在較短期間建立符合國防需要的重工業基地。這一方略，對於重工業幾乎等於零的中國來說，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此之前，中國儘管有了近代工商經濟，但都集中於輕工業，而且分布、結構都不合理。如果國防設計委員會的計劃能夠得到不折不扣的實施，對於中國的現代化，無疑是一件幸事。

在1935年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之前，其實際負責人翁文灝、錢昌照主要進行了“發達國家資本”的調查研究工作。到1935年，“重工業建設五年計劃”制定了出來，委員會也改組為全國資源委員會。

“重工業建設五年計劃”把工業建設的重點放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之所以設計出這種布局，主要出自三點考慮：第一，過去形成的工業城市，除武漢外，其他都在沿海，從天津到上海再到廣州，無一不是外敵攻擊的首選目標，所以，在戰略上，以兩湖和江西為重工業基地，以沿海城市為輕工業基地，既可以互相依託，又能避開外敵入侵的攻擊。可以說，國防設計委員會的這種設計，是中國最早的“三線建設”計劃(“三線”的提法，出自1964年5至6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的講話，一線為東北及沿海各省，三線為長城以南、京廣線以西的內陸地區，二線為一、三線之間區域。和“大三線”相對，一、二線也要劃出若干地方為區內“小三線”。“大三線”建設奉行“分散、靠山、隱蔽”的方針。從1965年三線建設全面鋪開到1982年方告結束。國民黨的重工業建設五年計劃和共產黨的三線建設，除對日、對蘇的戰略不同外，指導思想極為相似，值得對比研究)。第二，兩湖江西一帶，有豐富的戰略資源可以利用，特別是有銻、鎢等豐富的有色金屬礦藏，可供重工業開發。第三，兩湖江西的重工業基地，可以和沿江沿海的上海、廣州、武漢互相依託，形成較為合理的中國工業總體布局。

當然，以兩湖江西地區為主建設重工業的布局設想是以假如對日發生戰爭時“禦敵於國門之外”為前提的，這固然表現了技術專家的書生氣，但也無可厚非。因為我們不能要求技術專家同時是政治家，特別是不能要求這些專家對軍事戰略問題負責；另外，除了政界的少數高級人士以外，絕大多數中國人，不可能也根本不會設想在日本入侵中國時，中國會喪失如此廣大的領土。如果在30年代初期就有人提出“以空間換時間”、“持久戰”，並主張放棄京漢、粵漢以東地區，很難不被認為是“賣國賊”，即使不被認為是“賣國賊”，那麼也會被當作瘋子無疑。另外，更現實的問題在於，當時中央政府對西北、西南地區根本缺乏控制能力，也使這些專家們不可能將重工業戰略布局的重點放到更偏西的地區。

“五年計劃”所遵循的基本方針是：投資集中於重工業，其經營範圍如下：國防必需的；在國防上和經濟上有統籌必要的；特種產品可以左右國際市場的；規模宏大而私人無力籌辦、或私人雖有力量但經濟上風險過大的；精密製品為自給上所必需且技術難度大、目前經營無利可圖的。總體上看，這一計劃的核心是發展國家控制的重工業進而由國家控制重要產業部門，但又要儘可能避免與私營資本的衝突。

“五年計劃”的總投資為27120萬元，從1936年開始，用五年時間建立冶金、燃料、機械、電器、化工等30餘家工廠，使國防必需的戰略物資基本做到自給。當然，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即抗日戰爭的爆發，五年計劃實際上只執行了三年，從1936年7月到1939年3月，國庫只投資了2820萬元，原計劃的30餘個工廠，實際動工的有21個，真正完成的只有3個，而且完工的以及沒有完工的工廠，由於在戰爭期間不斷內遷，也沒有發揮其戰略作用。但是，它的實質意義，在於為中國構建了一個基本的工業建設藍圖和框架，並使中國的國有工業形成了一定的基礎。

過去，我們的不少歷史書籍上都把這一計劃說成是“空想”，更有甚者還有說成是“騙局”的，例如，許多書上都振振有詞地指責說：南京政府根本無意於實現五年計劃，計劃的三億元實際投資到位的僅三千萬，只有計劃的十分之一。這種說法表面上有道理，實際上是有問題的。首先，計劃本身被戰爭打斷，如果沒有戰爭，國家的投資將會占到一個可觀的比例。其次，計劃本身就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主要依賴國家投資的，而是依賴於引進外資的。就在計劃開始實施的1936年3月，中國和德國簽定了易貨償債協議，德國提供一億馬克貸款，中國用鎢、銻、桐油、生絲、豬鬃等物資抵付，資源委員會直接從中分得一千萬馬克作為機器設備購置費用，同時，德國向中國提供軍火、兵工廠和其他重工業設備，並負責工廠設計、廠房建設、設備安裝直到開工運轉的全部技術問題。顯然，計劃是切實可行的。在實施易貨貿易方案時，資源委員會實行了對鎢和銻的統制管理（過去的歷史書，把這種統制說成是對民營企業的“強制剝奪”）。正是資源委員會的努力，使中國的重工業在國家統制的前提下開始起步。在這一階段的經濟建設中，它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經過十年的努力，南京政府在城市經濟和工商交通部門經濟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不但有了初步的工業體系，而且工業布局起了較大變化，特別是交通業的發展，公路和鐵路建設的成就極大，儘管路況較差，卻基本建立了中國的交通網絡框架，為以後的經濟建設以及戰爭準備提供了基礎。

由於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仍然占國民經濟的主體，由於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有限，所以，1929到1933年的世界經濟大危機，對中國沒有造成重大的消極影響。

從總體上看，南京政府把自己的立足點放在城市的現代經濟部門之上，對農業經濟缺乏相應的改造和扶持措施，聽任農村自生自滅，這是它的一個致命失誤。也正是由於這一失誤，使共產黨找到了自由馳騁的天地，積聚起了推翻它的力量。正如費維愷所說的那樣：“對南京政府來說，它放棄了土地，而主要從現代經濟部門獲取它的收入，這就無異於用紙建築城堡。”(《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一部第111頁)1949年以後台灣當局狠抓土地改革，恐怕與其對這一失誤的深刻反思不無關係。

在訓政時期的經濟建設中，有一個成功的範例，值得今天的研究者重視，這就是雲南的“以煙易煙”。從民國建立到1935年以前，雲南成為中國最有名的鴉片產銷地，煙稅成為雲南的財政支柱。從1935年起，雲南地方當局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開始進行經濟結構調整。首先，在禁煙中實行官方壟斷經營，利用供給短缺、煙價上漲的特定時機，以煙找錢，從鴉片中獲得巨額利潤，作為調整產業結構的資金積累。官方壟斷的方式是統收和統運，即統購統銷。為了統運，成立了統運處，由商販從弛禁區域收購煙土，統運處再從商販手中統一收購，然後由統運處組織煙商統一運銷省外，分片包銷。在統購統銷的前提下，官膏價格輪番上漲，但卻不設戒煙所，依賴於價格手段迫使煙民自覺禁絕。統購統銷所獲得的巨額收益，再投入到產業建設和農業改造上。雲南經濟委員會創辦之初，省府就給撥款七百餘萬元滇幣。龍雲在事後稱，他先後撥給經濟委員會的建設資金有黃金數萬兩，滇幣二千餘萬元，還有為數不少的英鎊和美元。依靠這些資金，雲南建立了二十多家官辦的工礦農企業。而相當一批煙商也窺測時局動向，把經營鴉片所得資金投入民辦工礦企業。同時，由繆雲台等人負責，由農礦廳、建設廳進行產業改造。在工業方面，改進冶煉技術，精煉大錫，增加其附加值，實現個舊大錫直接出口歐美市場。在農業方面，以推廣煙草為主，輔之以棉花、油桐、甘蔗等經濟作物和小麥等小春作物，作為禁煙後的農業替代作物。在財政金融方面，由財政廳負責，裁汰關卡，精減人員，節省開支，建立會計制度，清丈土地，公平稅賦，同時利用大錫出口的特殊外貿條件，徵收入口貨特稅，落實特種消費稅，一方面增加財政收入，一方面限制進口和畸形高消費，並實行滇幣與英鎊直接匯兌，採用跟單押匯制度，有效地管制外匯。通過這些種種措施，齊頭並進，實現了雲南的“以煙易煙”，調整了產業結構，發展了地方經濟，增加了財政收入(詳見秦和平：《雲南鴉片問題與禁煙運動》，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