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张艺谋、划时代的《英雄》

作者：老幺

年初的时候，朋友从国内来电，大叹《英雄》如何如何火爆， N名男士邀她看电影，竟然都是要看《英雄》。老幺揣度这些男士的“不良动机”，心中忐忑，然而宽慰道，“如此火爆的电影，想必就是多看几场也是不枉的。”

朋友坚决地说，“No，No，我自己先去看了！”老幺暗喜，自作多情道，“其实与男孩看电影也没什么，只要你开心，我是不会反对的。”她笑了，“我是怕吵架！《英雄》炒得热，吵得也热。我担心与人看完电影后，三言不合，就跟人辩了起来…”

接下来的几周，《英雄》在香港、台湾甚至韩国都是所向披靡，媒介更是褒贬不一。这令我想起《英雄》的导演张艺谋，以及另一个议论纷纷的焦点---姚明。

关于《英雄》，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谁是英雄？究竟怎样才算英雄？

不理解这个问题，就不能理解老幺为什么把姚明、张艺谋、《英雄》写在一起。就象司马迁把廉颇、蔺相如列为一传，陈寿把关、张、马、黄、赵列为一传，布什把伊拉克、伊朗、朝鲜放在一起，李登辉、陈水扁对蒙古、西藏另眼相待，个个排列、种种组合，总有其共同的特性、内在的逻辑。

老幺对英雄的定义，就《英雄》小说而言，是指为了信念而无怨无悔的人。

这种信念可能是爱(如残剑飞雪)，可能是恨(如刺客之恨秦王，秦王之恨刺客)，也可能是知己(如长空与无名之间，秦王与残剑之间)；为了这种信念，英雄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忘我投入，面对死亡也是幸福的微笑(如无名之死)、未酬的长叹(如太史慈遗言)。

这种信念可能是“共产主义一定实现”，也可能是“共产主义一定灭亡”；可能是独立，也可能是统一；可能是“美国梦”，也可能是“美国恨”；可能是自由，可能是民主，也可能是人权；可能是“四个现代化”，可能是“小康社会”，也可能是“三个代表”(不许扔砖头！说正经呢！)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英雄之所以是英雄，就是因为英雄有梦，英雄追梦。

秦始皇是英雄，或者至少，他自以为是英雄，他的梦就是“统一天下”，至于焚多少书，坑多少儒，他或许都不在乎；

布什是英雄，或者至少，他自以为是英雄，他的梦就是“Iraq Disarming”，至于美国经济如何，国家形象如何，他或许都不在乎；

李登辉是英雄，或者至少，他自以为是英雄，他的梦就是“做日本人”，至于台湾经济如何，国家形象如何，他或许都不在乎；

邓小平是英雄，或者至少，他自以为是英雄，他的梦就是“发展”，只要能抓老鼠，不管黑猫白猫，他或许都不在乎；

版主是英雄，或者至少，他自以为是英雄，他的梦就是“点击率”，只要能提高点击率，不管愤青汉奸，他/她或许都不在乎；

… …

Laoyao2008@yahoo.com.cn
2003年1月22日，于美国

后记：言归正传，说说姚明和张艺谋。他们俩，如同《英雄》这部电影，都是“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三国演义》描写曹操的话)，也就是褒贬不一、很有争议。

然而老幺以为姚明、张艺谋、《英雄》都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篮球、中国电影、乃至整个中国，正处于波澜壮阔、世代交替的变幻时期。以张艺谋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家、民营企业家，籍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不仅深挖了民族的劣根(如《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也带来了商业化的运作(如《英雄》)；以姚明为代表的新新人类， 不仅提高了国家的竞技水平，也带来了巨额的财富。(怎么象在写社论呢？呵呵)

也就是说，中国不仅有了做梦人，也有了追梦人，不仅有了思想家，也有了实干家，中国从万众一心的“毛英雄”时代，走到了万花缤纷的“众英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