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美國對華政策時，我們經常閱讀和參考一些美國學術機構給美國政府提供的對華政策報告。這些報告中有許多是美國政府制定對華政策時的參考，有些甚至可以代表或者至少部分代表美國政府對中美關係的看法。由此，在美國對華政策制定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學術界的影子，甚至在美國對華政策執行過程中，學術界也正在日益發揮着一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思想庫與第二管道

　　美國學術界有許多對美國外交政策影響比較大的思想庫。與其他西方國家相比，思想庫在美國產生最早也最繁榮。不僅在數量上最多，而且其研究和諮詢水平也最高。思想庫的研究成果影響着美國政府的外交、軍事、經濟等各個方面的政策乃至政府的日常工作，以至於有人說：“思想庫的研究報告，決定着美國人從出生到死亡的一生”。

　　有學者分析，美國思想庫從其誕生之日起就同政府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從經費上看，思想庫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政府各部門；從人員的構成來看，思想庫的許多人員本身就是政府雇員或前政府官員，而許多主管外交事務的美國政府官員也往往是思想庫的著名學者。例如，前美國國務卿舒爾茨就曾擔任蘭德公司領導職務，基辛格在成為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前就已經是著名的國家關係學者。

　　事實上，美國每屆政府上台，都要從像蘭德公司這樣的思想庫中聘請一些人擔任要職，以至於美國的許多思想庫被稱為“影子政府”、“影子內閣”甚至“美國的大腦”。

　　學術界，特別是思想庫在美國對華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有的通過自己的研究成果來影響政府政策。如通過早餐會、研究會、晚宴、國會聽證會、新聞媒介、公眾演講等形式發表自己的見解，或通過著作與研究報告等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以影響政府決策。有的通過與決策者的私人關係，直接影響決策。

　　事實上，美國政府在作出重大的外交決策之前，一般都儘可能地聽取學術界的意見，有時還請學術界人士做專題報告。

　　近幾年，隨着中美關係的發展，特別是台灣問題對中美關係的干擾程度日益引起中美台三方的密切關注，美國學術界除了為美國政府提供決策參考意見之外，還積極為美國政府在三方之間穿針引線，發揮了一些官方外交渠道所發揮不了的作用，甚至已經作為美國對華、對台政策的一部分。這種現象後來被稱為“第二管道”。

　　“第二管道”以學者之間交流的面目出現，既可不受政府政策約束，又因同官方有密切交往，而具有半官方性質。特別是在中美關係出現大的波折，政府間談判不暢通時，美國學術界往往非常活躍地穿梭於三地之間，既維護着中美之間的接觸，又向雙方傳遞着相關信息。

媒體的負面影響

　　新聞媒介是美國人了解國內外事務的主要來源。因此，它常常通過影響民眾對中國和中美關係的看法，來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傾向與議程。

美國媒體具有很強的“選擇性”。它們並不熱中於把各種事件都全面詳細地報道出來，報道什麼和怎樣報道，都是很有講究的。在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後，美國媒體把焦點集中到中國學生和民眾的示威遊行和攻擊美國駐華大使館上，對轟炸帶來的中國使館人員的傷亡卻輕描淡寫，並且反覆報道美國總統的抱歉和中國的不接受，同時還結合所謂的中國的政治獻金案和核間諜案對中國進行大肆攻擊。這種選擇性就決定了許多美國媒體的非客觀性。他們往往戴着變色眼鏡來看待世界。“不是先認識再定義，而是先定義再認識” 。

　　在長期的交往中，美國媒體對政府，特別是貼近高層的機構產生了一種依賴性。一方面，政府機構可以為新聞媒體提供大量的消息來源。另一方面，總統和一些重要官員的言行本身就具有新聞價值。於是，記者和官方就形成了一種共生關係，官方想利用媒體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媒體也同樣想通過建立與官方的良好關係以方便自己的工作。這種共生關係導致媒體很難站在真正的中立立場，而往往容易站在美國高層的立場來報道中美關係和中國問題。

　　總體講，美國媒體對中美關係的正常發展所起的負面作用往往大於正面作用。整個20世紀後半期，美國主要媒體是妖魔化中國的急先鋒。在美國媒體強大的醜化攻勢下，中國在美國的公眾形象非常不佳，這不光影響普通民眾對中國的態度，也進而影響美國一些官員、議員的對華立場，使他們在決定對華政策時永遠擺脫不了負面影響。值得注意的是，近兩年美國主流媒體對中國和中美關係的報道已經有所改善，也就是逐步客觀。希望這種趨勢能夠保持並發展下去，並成為中美關係理性發展的重要基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