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最知情者的回憶

張元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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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北京大學，師生之中有1500人因「反右」「擴大化」而蒙受不白之冤，很多人被開除了公職與學籍，發配於窮山惡水、荒原大漠之間亡命了之，22年後，又把這「擴大化」了的1500人無一例外地平反，也就是，就北大來說「擴大化」已「擴大」到無一正確全盤錯誤的程度！41年之間，我們全年級竟有近10位同窗英年早逝，時運的坎坷，生計的艱辛，過早地奪去了他們才華橫溢的生命！　　
但是，我們還要提及另一些在1957年風暴的延展中慘死於「人民」槍口下的北大冤魂：哲學系的學生黃宗羲綁赴刑場，臨刑前對妻子說：「我死後你不要守着，早一點找一個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黨、跟着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他被殺在1958年。

西語系英語專業的學生顧文選，1966年夏自河北省某勞改農場逃出後不久被抓獲而歸，即被處死，其時他無妻室，亦無遺言。化學系的學生張錫琨，企圖越獄而被處死，時間已是「四人幫」垮台後的1977年。他的遺體由他妹妹領走，掩埋於四川盆地。而中文系新聞專業的1954級女學生林昭之死，則由於是被密殺及滅屍更被掩蓋得毫無蹤跡！她死得慘烈，死得冤枉！

林姑娘是游先生看中的女才子

我的案頭放着一份1954年8月15日的《解放日報》,其7-11版刊登的是《全國高等學校一九五四年暑期招考新生錄取名單（華東區部份）》，第十版：「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新生名單中有一個「彭令昭」。當我們負笈京華、歡樂聚首燕園之初，「彭令昭」一直是名下無人的「隱君子」。兩個月過去了，在楊晦先生為全年級開講《文藝學引論》的階梯大教室，我們終於弄清了那個叫「林昭」的姑娘就是「隱君子彭令昭」。

在全年級的「亮相」，是因為系辦公室的馮世澄先生舉着一捆寄給「彭令昭」的書，並且喊着這個名字，而從座間起立跑到馮先生旁邊的卻是林昭，她是蘇州人，「令」與「林」是同音字。她自中學即投稿發文，以「令昭」為筆者，後則改用「林昭」，蓋以「令」、「林」是同音字。此處對她名字的說明為了糾正當今的某些文章中的妄說，說她「非常像」、也「非常愛」林黛玉，自己才改為「林昭」的。其實，林昭是最不喜歡別人說她是「林黛玉」的。

我第一次與她交往，是在圖書館的善本書庫里，她正在那不太亮的檯燈下翻閱着一大堆線裝書，我看出那是《毛詩鄭箋》，後來我們從圖書館出來，在南閣、北閣旁的逶迤小路上，她邊走邊對我說：「《風．七月》：『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說的是什麼？我看說的是女奴隸為奴隸主的小姐作陪嫁奴隸的制度，她們陪嫁異國，就永遠不會再見到自己的生身父母，所以『傷悲』。古代的學者早就指出：『婦人謂嫁為歸。』還說：『諸侯之女稱公子也。』可見『公子』是貴族小姐，不是少爺，現在許多注本，都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女奴悲傷，害怕被奴隸主公子擄去，受到侮辱。』豈不荒唐！」她又進一步分析說：「其實，我看整篇《七月》幾乎用了極大篇幅描寫了奴隸主為他的女兒準備出嫁的細節，從養蠶採桑到織布染色，從狩獵狐狸到『為公子裘』，準備的都是嫁衣。」她的這些觀點，大約也曾請教過游國恩先生，記得有一次，游先生身體不適，我到燕東園去探望，他還談到林昭的勤學與多思，提到她對《七月》的見解，游先生多有稱讚。

後來，聽說游先生曾建議系裡把林昭從新聞專業轉到文學專業，先生以為：林昭若從事古典文學的研究，會很有前途。後來不知為什麼游先生的這一建議沒有實現。1980年12月11日，在北京為林昭舉行平反追悼大會之次日，我與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女士到北京大學燕東園楊晦先生的寓所去拜望並辭行，這位86歲的仁厚長者見到我們愴然淚下，他向我說了兩件事：一、當年在討論逮捕我的時候，先生是堅決反對的；二、當年在討論游先生建議林昭調入文學專業的時候，先生是堅決同意的。－－但皆適得其反！先生不無感嘆地說：「我每當想起這些就覺得心裡難過。」稍停又說：「林昭是游先生看重的學生，多少次游先生的學術講演，都是即席發揮，沒寫講稿，事後都是根據林昭的記錄整理存文的，如果沒有後來的那場運動，林昭可能會成為游先生的好助手！即令不改專業也無妨於此。　　

在芬芳燦欄的日子裡　
　
1956年的秋天，北大黨委決定創辦一個學生綜合性文藝刊物，這就是非常著名的《紅樓》。《北大詩刊》停辦，並對其編委會成員作了增補，而成為《紅樓》編委會，陣容如下：　　
主編：樂黛雲先生
　　副主編：康式昭、張鍾
　　編委：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張元勛、謝冕、張炯（名字的次序是依當時的年級自高而低排列的）。

別看那麼一個著名的刊物，而真地要到北大去找那個「編輯部」,卻是找不到的。因為根本就沒有那麼一間專用的辦公室，每次開編委會，都是臨時借用學生會、團委會甚至黨委會的辦公室，而具體的修改文稿、校對清樣等工作，就往往「習慣性」地擠在林昭的宿舍里，那間屋在文科女生宿舍27齋二樓，四人一室。但我們在那裡也只能利用課外活動時間，上午有課，晚上自是不應打攪她們。那層樓住着的新聞專業女同學，林昭之外，還有五位後來也成右派的，包括張玲、韓其慧，她們都在「57之難」後，發配西北，韓其慧死於其處，棄身沙丘熱海之。張玲在20年邊塞大漠的磨難之後，有幸回到北京。其餘三位都由於憂患太重、去日苦多而身染沉＊。
1956年12月31日的夜晚，北大的燕園內燈光如晝，可容納八千人的大小餐廳，學生宴會之後，早就打掃得乾乾淨淨，大餐廳的中心放着一個直徑兩米的大花盆，裡面栽着一株五、六米高的針松聖誕樹，枝葉之間燈光明滅，空間是被香水噴過了的，瀰漫着茉莉、玫瑰的芬芳８迎接偉大的1957年」金色大字懸掛在主席台上，所有的聚光燈都投射在這十個金色大字上，彷佛它就是即將展現在我們面前的那金色的日子！那光明的日子！那光彩奪目、充滿偉大希望、鑄定前途燦爛的日子！

其實正是嚴冬，北京的冬季其實奇寒，而北大的兒女們的臉上都蒸騰着汗氣，舞廳內燈光微暗而柔美，姑娘們的臉上大約都有粉，嘴唇是被唇膏塗過了的，在微暗的燈光中看去，紅唇卻成了黑色。林昭與張玲也在這「無憂之境」里飛翔。　

午夜11時30分，我們敬愛的馬寅初校長、周培源教務長等學校領導來到迎接新年的會堂，登台賀年，舞曲驟停，八千驕子靜立。當午夜的鐘聲敲響第十二響，餘音未絕，北大沸騰了，如群山在笑！這八千子弟的第一句高呼，呼的是什麼？是－－ 「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馬老的習慣用語：「兄弟我」剛一出口，他的話便被海濤般的掌聲所淹沒，這位慈祥、正直、愛國、淵博的長者，他又何曾料到這樣坦率、真誠、融洽、無慮的聚會，以後竟不會再有了！永遠也沒有了！他何曾料到：再過四個半月、五個月，一場史無前例的「引蛇出洞」之戰，會在這八千「天之驕子」中展開！其心之決，其志之壹，可謂任何「回天之力」皆已不存！頗有「寧可負人，不可負我」的韻味，這是為馬老所不曾料到的！於是，就在這八千驕子之中竟有1500人中計罹難，有如林昭這樣的正直、熱忱、赤誠、愛國的青年男女死於槍殺，更不用詳說那一支被逮捕、被開除、被遠放、被驅走的不幸大軍，他們浪跡天涯，背親離戚，在荒原絕域、饑寒勞苦中熬盡了青春歲月，有的歷盡折磨摧殘英年而逝，有的芧活倖存也憔悴若痴，且年及衰頹、孑然孤苦，蒼天不助！－－在這1956年的除夕午夜，時光流向1957年元旦的臨界時刻，這是馬老、也是所有的人所不曾料到的！

馬老的紹興鄉音未改，高呼着：「兄弟我給大家拜年！」一個穿着大紅毛線衣、白色長裙的女同學登上主席台，把一串鮮花「項鍊」恭敬地戴在馬老的脖子上，垂在他的胸前！掌聲、歡呼聲混成海洋！這時，馬老率領校領導們走下主席台，來到學生中間，舞曲又重新響起，一個男同學跟在他的背後，把雙手放在馬老的雙肩上，而周培源教授則又跟在這個男同學的背後，也把雙手搭在他的雙肩上，如此照做，很快一條「人鏈」連結而成，又似一列列車，在祖國的大地上快跑，馬老是火車頭，在舞曲的優美的節奏里，他帶領着這支中國一流的科學大軍向前快跑！他率隊而行，開始只在邊緣，隊伍像一條長龍蜿蜒蠕動，纏繞婆娑，幻化斑斕！逐漸向中心盤旋，於是八千人組成的長龍，形成一個極大的漩渦，八千驕子都墜入其中，而馬老則在這漩渦的最中心，豪情無限！

哪能想到，這真是一樁「異兆」！正如《紅樓夢》的第七十五回之「開夜宴異兆發悲音」一樣，以「漩渦」為開始的1957年，終於把馬老及八千子弟席捲而下，這悲壯的下場竟在歡樂之夜怪異般地形成！可是誰又能去思量與留意！

《紅樓》終於在1957年元旦之晨與八千兒女見面，在剛剛結束了新年通宵舞會的大餐廳門前，兩張大餐桌上堆滿了《紅樓》創刊號，參加了通宵狂歡的北大兒女們，晚妝未殘，微有倦意，便圍購如堵，林昭與《紅樓》編輯部的發行組組長李鑫與其它同學一起在那裡忙碌着，而大家都同時發現：創刊號的封面上是一幅木刻圖案，是一個牧羊人正驅趕羊群走下山崗，山上草木搖曳，山外濃雲翻滾，圖案題名竟是「山雨欲來」四個字。

「山雨欲來」，這對偉大的金色的1957年元旦的第一印象，竟不幸言中！我們已忘卻當時為什麼採用了這幅木刻作為《紅樓》的創刊圖示，圖文連述，豈不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嗎？這與洶湧的漩渦豈不是異曲同工、不謀而合了嗎？為什麼竟如此之貼切！異兆與儆?在北大兒女面前發出了歷史的悲音！這期刊物的第二頁，刊登的是林庚先生的《紅樓》：

　　紅樓你響過五四的鐘聲
　　你啊是新詩搖籃旁的心
　　為什麼今天不放聲歌唱
　　讓青年越過越覺得年青

　　《紅樓》的第二期於1957年3月1日出版，那一期的責任編輯是林昭和我，直到今天，那一期的二校清樣，還收藏在我的書櫥里，那上面還留着林昭改稿校對的字跡和符號。她在《編後記》
里寫道：

「我們希望能在《紅樓》上聽到更加嘹亮的歌聲，希望我們年輕的歌手，不僅歌唱愛情、歌唱祖國、歌唱我們時代的全部豐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們的歌聲像熾烈的火焰，燒毀一切舊社會的遺毒，以及一切不利於社會主義的東西。」

可以看出：從林庚先生《紅樓》詩中呼喚曾響過「五四」鐘聲的《紅樓》再「放聲歌唱」，到林昭的呼喚「我們的歌聲像熾烈的火焰燒毀一切」「遺毒」和「不利的 東西」，這一種主張用「五四」傳統蕩滌浮現在當時的黑暗與毒害的呼喚，是1957年新年伊始的一種思潮和渴望，一掣山雨」確實已在慢慢地向中國大地襲來！終於使「紅樓一夢」化作了「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了！
《紅樓》的第三期是紀念「五四」專刊，《紅樓》編輯部幾乎是全體動筆，馬嘶、謝冕、林昭都拿出佳作，我也寫了相形見絀之句充數於版面，另外，還收到孫克恆、任彥芳的優美詩作，大家都在「五四」這個主題里馳騁詩情，跌宕幽思，形成了數十首異彩紛呈的崢嶸組詩！真可謂氣勢不凡！

這一期幾近「詩刊」的《紅樓》於1957年5月4日上午在燕園內隆重發行，很遺憾的是：當日發行了一萬冊，誰會料到今日竟片紙不存！而這一組組詩尚未排印之先便被北大詩歌朗誦團突擊排練，經過朗誦的藝術處理，成為一出動人的大型詩朗誦表演，於1957年5月4日的晚上，在北東操掣五四」營火晚會上與火炬傳遞同時隆重演出。

最後，所有的火炬都堆在了一起，變成了一座山，湧起了凌空的烈火，把東操場照得如同白晝，數千北大兒女在這火的周圍，鼓掌、跳躍、呼喊、歌唱－－直到夜深，斗轉星移，餘燼漸熄。我與林昭離開這裡時，晨光熹微，已是5月5日的早晨，星期日，整個校園靜得像已入夢，連晨曲也破例未再播放，靜極了！猶如《紅樓》第二期的「封四」的一幅題為「黃昏」的照片之任鋒配詩，
其末四句云：
　　世界是這麼廣大　　
　　友誼是這麼真誠
　　生活是這麼美好啊
　　我們又這麼年青

1957年5月9日：背叛與離散的開始

「五四」過去，《紅樓》編輯部里逐漸感受着一種離情，編委會內與編委會外的一些作者，都臨近畢業，於是舉行一次聯歡活動的構想乃應運而生，方案很快就擬定：遊園！當然是頤和園。但，時間呢？只能在星期天，5月12日是5月5日後的第一個星期日，但那天中文系要開運動會，我們都要參加，（《紅樓》編輯部中除了王克武是西語系的，其它全是中文系。）於是只好再往下推遲一周，確定在5月19日了。

5月19日那天，春光明媚，氣候宜人，確實是興致最濃，參加那次活動的有馬嘶、李任、孫克恆、薛雪、康式昭、謝冕、任彥芳、杜文堂、張鍾、林昭和我。我們一早就從北大西校門口乘「332」公共汽車到頤和園，十張入園券共1元5角，而後沿知春亭向北，走長廊至排雲殿，登佛香閣至智能海，到後山，沿蘇州河從後門出頤和園，而後乘車返校，抵北大已是下午5點多。那天，林昭帶着一個「120」照相機，她做攝影師，拍了許多照片，後來我們每人都洗印了，但今天只有一張在知春亭畔的合影還夾在我的一冊舊書裡，在公安局、監獄、「文革」之火的歷次難中倖存了下來，成為「5.19」《紅樓》編委會的頤和園之游的唯一的紀念，也是《紅樓》編委會的唯一的一張合影紀念。

那天的黃昏時分，北大的學生大餐廳的東門外的牆上出現了大字報，非常巧合，那天在大餐廳里正舉行一個全校性的大會，是黨委的副書記作報告，天氣已暖，在餐廳外的廣場上坐滿了人，於是牆上的大字報立刻便被人發現了，大餐廳東門外漸漸圍滿了同學，許多人用手電筒照着，注意地讀着那用紅色標語紙毛筆大字寫成的詩行：《是時候了》。

大約晚上十點鐘，大會結束，同學們走出會場，大餐廳東門外的人更多了，最後甚至擁擠着，手電筒的光束從遠遠近近一齊投向那張「大字報詩」，有人捧着小本子在抄，還有閃光燈及拍照的聲音。

午夜以後，校園內聲籟俱息，可是，在許多宿舍里，燈光卻是徹夜地亮着：有的變成小組討論會場，有的則是產生大字報的家園。
大字報，紅色的紙，在至今知名於世的「北大三角地」迅速展延，所有的牆壁上皆糊滿，猶如半個月前那一片熾紅的火的山、火的海，並與那濃墨塗成的春潮帶雨般的詩的風、詩的雨並至。釀成了1957年的紅色的五月、黑色的六月、灰色的七月！

5月19日－－這個在北大校史中占有耀眼一頁的重要日子，我們終於走向了離散！離散：不僅僅是這個青春群體崩潰了、瓦解了，更重要的是心靈碎裂了，冰解了！

1957年5月29日上午，《紅樓》編輯部舉行了隆重的會議，宣布開除我與李任出《紅樓》編委會，原因是我與李任參加了「右派」刊物《廣撤編委會，我又是那個刊物的主編，真可謂「罪莫大焉」！在那個「開除會」上，編委們多有發言，指出我與李任之罪。這是一次《紅樓》編委會中的「兩條路線的鬥爭」會，這在當時，出現如此義憤是可以理解的，連林昭也在這個會上對我進行了批判，她的話，也如其它編委的話一樣，既有當時的應付言語，也有情動於衷的肺腑之怒，但有一句，我難以忘懷，她說：「我有受騙的感覺！」－－「受騙」，這內容包括得甚廣，似乎不僅僅是「右派言論」，也包括以往的交往，似乎我終於在這10天內畢露原形，證明了昔日的假相，41年後，在紀念林昭慘死30年的時候，說起這一段往事，我想把一個真實的林昭介紹給我們的友人與陌生者，要向世人講清，死於悲壯的林昭，其思想與決心確實有一個成長、成熟、自我矛盾與自我鬥爭的痛苦過程，她是非常愛我們的國家、愛共產黨的，解放前，那時她才十五六歲，就為蘇州地下黨跑腿、捎信，（儘管她不是地下黨，但她卻知道她幫忙的危險性。）

解放後，尤其是考入北京大學後，她寫了許多歌頌社會主義、歌頌共產黨、歌頌毛主席的詩文，在校內外的各種刊物上絡繹問世，所以儘管她可以寫一篇《編後記》，呼喚「燒毀一切」「遺毒」及「不利的東西」，而一旦真的面臨如北大「5.19」民主運動初期的嶄新話題，她竟猝然不可接受，甚至驚訝於面前的這些友人竟是反革命份子！她於是說出了發自內心的痛苦：「我有受騙的感覺」。她的話是涌自最純正的心靈的真實、痛苦之聲！這與她後來終於在痛苦與困惑中悟徹，在北大的自由辯論會場上當眾講出自己自「5.19」一直困惑着她的那個「組織性與良心的矛盾」！於是她終於憑着一顆高貴的良心、詩人的良心、智者與學者的良心走了下去，經受了人世間最最殘酷的酷刑、折磨與凌辱，走完了她太短促的、光輝的36年的人生！一直到1966年5月6日，距離她被殺還有兩年，我在上海監獄探望她的時候，她還向我提起那次發言，她說：「後來終於明白我們是真的受騙了！幾十萬人受騙了！」她的話，無論在1957年5月29日還是在1966年5月6日，都說得多麼善意，多麼真切，多麼好！

而我們終於走向了群體到心靈的離散！實際上乃是一場不歡而散６紅樓》一共出了三期，再往後怎樣了？我已經忘卻。因為自1957年5月29日以後，我就不再對《紅樓》「參與政事」了。「開除會」用了大約兩個小時的時間，這個清除階級異己的工作宣告勝利完成，我與李任便從這個群體裡首先被離散了出來，下午，在校園內的一處牆壁上貼出一張大幅漫畫，畫着一座小樓，一隻穿着皮鞋的巨足從樓上層的一個窗口處伸出，兩個小人頭朝下地懸空而墜，其中一個小人的眼鏡與鞋子都脫落飛於空中，衣服也飛飄如翼，赤着雙足，首如飛蓬，頗似身臨空難，旁邊還註明「張元勛」三個小字，漫畫的標題是：「極右派份子張元勛、李任被清除出《紅樓》編輯部！」北大在漩渦中離散！連我們敬愛的馬老也墜入其中！他從此也被離散！被從這個聽慣了他那慈祥的浙江口音的「兄弟我」的非凡群體中「離散」而去！以至被質問：「你是哪家的馬？」

林昭走上一條不歸路

一個極悶熱的晚上，在北大十六齋東門外的馬路上一場激烈的「口戰」正在進行，聽眾知多少？無從計算，大約一百米方圓之地全是人，夜色濃黑，正是「月黑雁飛高」的夜晚，大有「聞其聲不見其人」之狀，短兵相接，發言者站的是飯廳的餐桌，大家都正年輕，無需階梯，一抬腿便可邁上，講畢，一步便可跳下，幾經跳上跳下，又加捶胸頓足，往往語未畢講話者便與桌子一起倒翻於地，於是第二張餐桌又繼而用之，據餐廳管理員說，那一夜十餘張餐桌報廢。那是一個難忘的夜晚，三天來的文字交鋒，激化成當面相稽，那一夜，已經形成了「群體力量」的「反右派鬥爭」大會，所謂「群體力量」是說一群後來標榜自己是「左派」的人，此時已集中火力向「右派言論」反擊，一些發言已提到「大字報中的話是反革命煽動」的嚴肅課題，開後來扣帽子惡劣行徑的先河，而當時的我，就正處在這種出手不凡的猛烈的火力的焦點，正當「群體力量」前者呼後者應，輪番討伐之時，一個女學生在濃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那夾雜着婀娜的蘇州方言的普通話，音色渾厚，不似女孩慣有的嬌柔，在震耳欲聾、聲嘶力竭的此前的男聲叫嚷的未絕餘音之隙里忽然傳來如此迷人的聲音，頗有「一洗萬古凡馬空」的新意，當時沸騰喧鬧的聽眾頓時化作悄然。

「我們不是號召黨外的人提意見嗎？人家不提，還要一次一次地動員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麼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張元勛說吧，他不是黨員，連個團員也不是，他寫了那麼一首詩，就值得這些人這麼惱怒、群起而攻之嗎？今晚在這兒群體討伐的小分隊個個我都認識！所以，自整風以來我一直沒有說話，也沒有寫過什麼，為什麼？我料到：一旦說話也就會遭到像今晚這樣的討伐！我一直覺得組織性與良心在矛盾着－…」

你是誰？」一聲怒吼從黑暗的人群中咆哮而出，打斷了她的發言，這顯然是一位陌生人，凡熟悉她的人憑着她的聲音就勿庸再問。

「我是林昭！那麼？你又是誰？竟是如此擺出一個審訊者的腔調！你記下來：雙木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她稍停，又說：「告訴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頭上也好，今天既然來了，也就沒有那麼多的工夫去考慮那麼多的事！你是誰？還是你們是誰？你怎麼不敢也報報你的家門？」

從那個黑夜：1957年5月22日的那個黑夜，她開始義無反顧背起了那命運的十字架，毫無反悔地走上一條窮途，11年後，她終於被密殺、滅屍，死，這或許是她在當時已經思及的事，但如此慘死卻是她所不曾料到的啊！ 這天夜間，林昭在未名湖畔的迷茫夜色中向我說：「這或者是一個悲壯的祭壇！這或者是一個悲壯的犧牲！或者會流血！但願不流血！」

從此，她不再如昔地凌利，什麼話也不說，什麼文也不寫，每日仍在那塵封似鐵、霉味可人的善本書庫里靜讀，這反常還應以5月22日的迷茫之夜的浩嘆為起點。那天次日，張玲問我：「林昭昨夜喝了多少酒？」我愕然了！她說：「她還醉着，枕頭上全是紅色的酒。」據說她一直僵臥了兩天才坐起來，在桌上的一張破紙上寫了十二個字，即：「天之杌我，如不我克！此責其誰？」前兩句她引用的是《詩經．小雅．正月》的詩句。

其實，她醉臥如死的時候卻有人並不肯放過她，決不肯善罷罷休！她發言的次日，便有一個人寫了一張大字報詩，題名《致林昭同志》，她開始被置於「左」的火力之下，毫無疑問，這一張來之有自的大字報詩，宣告了林昭的厄運的開始。 同樣是這個「寫手」，又寫了另一張大字報詩，如下：
　　向左！　　
　　向左！！
　　向左！！！　　
　　共和國的公民，　　
　　我們守住每一個窗口，
　 舉起我們的槍口：　　
　　向右！
　　向右！！　
　 　向右！！！

還是這個「寫手」，又是一張大字報詩，題為：《是什麼時候了？》是針對我來的。但林昭卻是沉默了！她開始在她的班裡被批鬥。

1957年6月8日之後，「右派」已被明判為敵人，與大餐廳南門正對着的學生宿舍樓十六齋的北牆上寫着一排白色大字：「一切資產階級右派都是反動派」，宣告了北京大學反右派運動的開始。這時，我已處於被監管狀態，我班有兩位同學已跬步不離地與我朝夕「廝守」！直到暑假，我被通知「留校等候處理」不能回家。那兩位同學一位家在武漢且有妻子，一位家在上海，皆因「伴我」而不得歸去！校園內空空如也，少有人行。

有一天，我竟意外地遇見了林昭，原來她也沒走，一直獨自躲在宿里讀線裝書，並無人監管。她告訴我：八月間要到中國青年報社實習，有機會可去找她，實習完回上海。並留下電話號碼。這真是喜出望外！沒有料到：在這被監管、被隔離的灰色的七月里，竟得到與林昭會晤的更多的機會，這真是「天作之合」。負責監管我的兩君，其任務旨在不放我逃走便算勝任，他們畢竟是我的同窗，對我甚知，起初甚嚴，乃漸懈，後則漸寬，直至只要晚間能回宿舍便可。於是我便常到東單十三條中國青年報社去與林昭見面。校內十八齋東門外有一個電話亭，內設外線電話，免費使用，我幾乎每天都要與林昭通話，她如無事，便約我進城會晤，每次約在下午，回校則已是午夜，從西直門到頤和園的「332」次車的末班九點半即無，故我只能走回北大，回來後，二君均已鼾聲如雷，
次日亦不追問。

林昭八月中旬實習結束，即將返滬，臨行前的晚上，約我見面，我又到十三條西口等她，她如約而至，我們一同步行到什剎海，其時天色已黑，夏日晝長，天才黑即近八點半，這一次什剎海的星夜蕩舟，今天看來已可稱得上「空前絕後」之舉，已是永遠失去了的歷史。記得她告訴我：編輯部轉來一部長篇小說手稿，題為《青春之歌》，其女主角也姓林，也是北大女學生，也是在學生運動中遭受波折。她說她剛剛看，稿子還要討論。

林昭離京而去，卻不再來信，直到九月開學，我又隨班上課，這時我已經是四年級，開始寫畢業論文，游國恩先生已找我談過兩次話，於是我又天天跑圖書館善本書庫，讀線裝書，卻未再遇見林昭，也不能向人詢問她何以在滬未歸，只讓疑團在胸而已。中秋節後，竟收到她的一封短信，又是意外，信中只言"暑期回滬後病發，咯血甚烈，在滬求診，於家休養云云，並寫詩一首如下：

　　醉不成歡愁依舊，思緒繽紛共相就。
　　弄章琢句塗鴉滿，暗風入窗涼初透。
　　水深浪闊君知否？冠蓋京華斯人瘦，　　
　　霏霏無盡江南雨，夢回冷淚濕薄袖。

　　
她預感到大難將臨，危險在即，而我卻還盲目樂觀，以為批也批了，斗也鬥了，打也打了，罵也罵了，賬算清了！倒有了一點輕鬆之感。我給她回了一封短信，也寫了幾句詩，聊表思念之情。

兩個地址深深地埋藏在我的記憶里

1957年下半年「反右」未歇，全校各系班組在向縱深搜求而挖（右）、劃（右）、批（右）、斗（右），但所不同的是：人們似乎都極疲憊，似乎都靜靜地反思着。這場鬥爭，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局面：在中國絕不會再有異議之聲，更不用說逆耳之言，一切都一呼同應地悅耳與賞心！那些「以身試法」的「右派分子」已成過街老鼠，其實比過街老鼠還狼狽；老鼠過街尚可迅速竄匿，而「右派份子」則無處藏身，日日「過街」於眾目睽睽之下，隨便什麼人，在隨便什麼地方，認出某人是「右派份子」，只要喊一聲「站住！」那就須從命立定，而後聽之任之地為其所罵、所打、所凌辱、所刁難，凡有此情便會迅速聚眾圍觀，同仇敵愾，眾聲怒斥，眾拳腳交加，眾唾齊飛，直到他們滿意、快意、情勁興足而罷！

誰若稍有反抗，其後果當然嚴重，拳腳之下，頗感由重量級而升到最重量級！所以，別看北京大學的堂皇學府之巍峨，別看那裡曾是蔡元培、魯迅、李大釗、陳獨秀、馬寅初的思想田園，卻不見得處處、事事、人人皆閃爍着「科學」、「民主」的光輝，而這類行為尤以當時剛剛考進北大的1957級新生最甚！他們沒趕上暑期前的反右派鬥爭，卻都有「打落水狗」的勇敢與興致，藏在他們心中的動力是什麼？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式的娛樂，還是「豎刁自宮」式的求寵？真是叵測！我有幾次從餐廳走回宿舍的路上，便被這些素不相識的少年認出，於是便被堵截，用中學生的腔調呵斥，踢掉我手中的搪瓷碗，說：「餓死你這個反革命份子！」而後用腳把飯碗跺扁，大罵而去。

已頗具十年後的「小將」之風！至於還有一些人，則懼怕株連，見「右派」皆避之猶恐不及，而「右派份子」之間固已不許往還，遇於途，只有「道路以目」，無語互視而已！

十二月的一天，北方冬早，寒氣凜冽，我獨自由西校門走出，向北往圓明園方向走去，十分意外的是：在那靜無人聲的小路上竟與張志華未期而遇！真是喜出望外！

張志華，這個中文系新聞專業的「右派」份子，也是由於被聘為《廣撤編委而身罹於禍的。他是福建人，才華橫溢，會寫一手美妙的抒情詩。他告訴我：「林昭回來了！」我又是喜出望外。他講：「今天上大課，竟與林昭坐於比鄰。」（五年以後，在北京南郊的監獄裡，我又與張志華相遇，和這一次「圓明園之晤」相同，也有喜出望外之狀，他簡短地告訴我：他到上海去找過林昭，但她已被捕了！）　

於是，我希望在校園內也能夠遇見林昭，但是一直沒有如願。待到12月21日，星期六的晚上，我獨自地從南校門走到海淀。1957年時代的海淀是一片田野，只有一條南北的泥路坎坷而狹窄，一到夜晚，連路燈也沒有，只有幾家小店鋪的門內閃出微弱的電燈光給漆黑的街上投上一方光亮，而唯一熱鬧的地方應數那坐落於路西的新華書店，那狹窄的店堂裡面，一進門擺着一個兩米見方的案子，上面擺滿書刊，許多人都圍站在那裡捧讀瀏覽，我也擠於其中漫無目的地翻閱，我無意地一抬頭之間，竟看見林昭也在這書案的一邊，在我的斜對面看着我！她圍着白毛線編織的長圍巾，連頭都包着，又戴着口罩，只露着一雙眼睛。此時，圍在這書刊展銷櫃檯周圍的全是北大學生，我料不會有人認識她，但認識我者確是不乏其人，「打落水狗」的餘勇當然尚多，但餘興確已太少，更何況在此瀏覽者多不是一年級的那些「同學年少」，一種「壯懷」不斷地「激烈」，也會帶來厭倦與乏味、無聊與膚淺，說到底，在北大最主要的是讀書與思考，「道不行，乘桴浮於海」，這正是一種層次，所以，一掣山雨」傾盆之後，打與被打、斗與被斗，都化作噩夢般的記憶，以至四十年後的百年校慶大家相逢一笑的時候，都笑得十分尷尬與慘然！而且只說「天氣很好」，別的，則「不好說」了。

正是那麼一個對人格扭曲的時代，連北大的空氣與傳統也扭曲成象徵派雕塑，誰都不應該迷信或想象那裡何等聖潔，那裡從來就沒有「聖潔」過！過去的一百年中也絕無此事！始終是「光榮與恥辱」雜糅的鬧市，（錢理群先生最近作的《北大百年的光榮與恥辱》的學術報告，言之甚確、甚詳。）而且，「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卜居》的境況進為主流，翦伯贊先生與夫人就雙雙自殺在那裡，馬寅初校長就被從那裡趕走！百年校慶期間，我去拜見久別的恩師林庚先生，他居住了半個世紀的燕南園故居已陳舊不堪，牆壁與地面都已剝落與漶漫，園內一片荒蕪。室內放着的仍是四十年前我在北大讀書時看見的沙發與木椅，老人家八十多歲的高齡，兀然地靜靜地坐在那狹小的窗前。我的老友謝冕兄向我說：「林先生今天最大的困難就是太窮。」誰能想到，這位譽滿中外的詩人與中國國學大師，他的學生中有些人今天已飛黃騰達、風雲於政壇與學壇之上，也以「大師」的姿態 大講什麼什麼「國學」之類，「雷鳴」不休，而這位培訓「大師」的真正大師，卻寂然地坐在久居半個世紀的故居里，用昏花的眼睛看着那狹小的廢園。當我向他提到他的詩集《春野與窗》，老人家便又回到他的華年的回憶中去，吟誦着：

　　春天的藍水奔流下山
　　河的兩岸生出了青草
　　再沒有人記起，也沒有人知道
　　冬天的風哪裡去了
　 　彷佛傍午的一點鐘聲
　　柔和得像三月的風
　　隨着無名的蝴蝶
　　飛入春日的田野

真是美極了，把人帶到一個優美的意境中去！而後，又從興奮中的華年回到寂寞的故居，依然兀坐在狹小的窗前，「好象一段呆木頭」！他還零碎地記憶着往事，而且還提到一個女學生之死。他的回憶又把我的思路拉回到1957年12月21日的晚間，由他的廢園向南頂多也不過三百米的距離便是那海淀新華書店，那個夜晚，那次巧逢真是太珍貴的一次話別，從此，大家皆沉入離散！這是在尚稱自由的日子裡的一次相逢、一次離散！真可謂蒼天憫人！而九年以後，在上海提籃橋監獄裡，又有一次相逢與離散，那已經是鐵窗下的悲歡，林昭詩中謂「吞聲九載」便是。這也是我們所不曾料到的哪！

那天晚上，林昭轉身走出書店，向北進入一條極狹窄的小胡同，當然漆黑，我則隨之前行，腳下坎坷，胡同很長，走了許久才見一片星空，眼前是西郊收割完的稻田，一片平闊的廣野，此處說話算是最佳之處。她說：「情況已到了最嚴重的關頭，我們都要時刻作好被捕的思想準備！」她說：「你記住我的家庭住址，不管磨難多久，也不能失去聯繫。」於是她說了兩個地址：「一、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號，二、蘇州喬司空巷15號。」並也叫我講清我的青島家庭住址及家兄名字。其時身邊無筆紙，只可強記於心中，而在當時的形勢下也只能如此，寫在書面的東西都是極易引起禍端的。　　

如此綢繆是準備着一次不測的離散，這預見其實四天之後，即1957年12月25日之清晨我被秘密逮捕更證明了其必要與正確。那兩個地址乃深深地，即1957年12月25日之清晨我被秘密逮捕更證明了其必要與正確。那兩個地址乃深深地、暗暗地埋藏在我的記憶里，埋藏了八年，八年之後，已是1966年之初，我從監獄走進勞改農場之後，這心中的暗暗地牢記了八年的地址終於化作一種「尋覓的程序」，與住於上海的林昭的母親許憲民先生取得了聯繫，但那時林昭已於六年前被捕入獄，而且判決為有期徒刑二十年。

終於夜深，北京海淀西郊的冬夜幽靜而奇寒，所有的光都熄滅了，只有天上的寒星，這世界上似乎只有我和林昭兩個人，這時似乎勿需再多慮被誰發現，我們又穿過狹窄曲折的小胡同，回到海淀大街，萬籟俱寂，一片漆黑，但大約百米之外，便到了北大西南圍牆之外，中關村的東西大路由此向北經北大西校門通往頤和園方向，此處電線杆上有一盞路燈，在這裡我們站下了，林昭取下口罩和頭巾，我看到她兩條粗粗的短辮子上面繫着白色的蝴蝶結，她的面色蒼白，在路燈的微光下更顯得清瘦，她告訴我：星期三要到北海醫院去查體，星期三之後再見面。她禮節性地嫣然一笑，於是分別：她向東往南校門，我向北往西校門各自而去。今天想，才知道一個故事從這兒真正地結束了！這個故事是什麼？我想就稱之為「北大往事」吧！

我被秘密逮捕並關進了監獄

三天之後，即12月25日之清晨，起床鈴剛響，校園內夜色未盡，我被傳至校辦二樓之辦公室，被秘密逮捕，直到1979年11月24日上午，在山東省的一個監獄裡，由北京市中級法院來魯裁決平反，悠悠二十二載風雨之途、輾轉羈押於荒原大漠之間的艱辛歷程，化為一場難忘的夢！

我被判刑八年，1965年12月24日「釋放」。「四人幫」時代的「法律」為局外人所不詳，刑滿者並不能回家安居或步入社會樂業，而是強留在勞改隊裡仍舊進行着所謂的「繼續改造」，我當然不能例外，這就是那來自「最高指示」中的「殺、關、管、放」四字訣中的那個「管」字的含義。「管」，就其本質而言仍是那「關」的繼續。但也稍有差別：「管」較之「關」的最大區別（或曰「優待」）就是可以請假回家探親，儘管准假極嚴，假期極短（至多一周），而且每年只准一次，但，畢竟有一次！

另外，就是允許通信：信寫畢不准封口，必須交給「管教幹部」審查，由他們寄出。若私自寄信，一旦發覺，他們可以到郵局去把信追回，那就要大禍臨頭！外面來信當然必先經過他們之手，待發給本人時已經撕開！這種行徑往往使人聯想到「初夜權」
的橫暴與惡劣！

如此「郵路」，大大限制了我與外面的聯繫，幸好，林昭的母親許憲民先生的名字不像女性，加上許先生字跡雄勁，語言蒼老，故他們判定這是一位「老頭子」，才免去許多糾纏。我與許先生的信件往還皆用「暗語」，－－其實不過是稍作文言和稍用典故而已，而這些「窺私癖」病患者則瞠目不知所云，我與許先生卻是十分默契，我終於確定1966年的四月底或五月初到上海探望林昭。我深知探望犯人必須是直系親屬，我於是建議許先生與上海監獄當局交涉時說我是林昭的「未婚夫」，其實這仍極勉強，因為未婚男女仍不是法律意義上的親屬，但唯此一計，別無妙策，後許先生信告：「此計奏效，已獲允准。」

我於是提出請假，對於一個剛剛釋放的犯人，勞改隊裡似乎有一種約定俗成的通見：允許他回家一次。這種「一次性」的專利般的「優待」則表現為此假一請即准，我亦如是。這就是說：我又可以走向闊別太久的人間之路了，那時，我正在河北省某地的一個勞改農場，途經天津，回到辟別九載的青島，（我自1956年寒假畢，開學赴北大，1957年未能回家，後又八年徒刑，共別九載。）

周圍的鄰居都用警惕的目光窺視着我這個反革命份子的歸來。闊別九載：祖母早已謝世；父母老矣，發如冬雪；家中多了一個女人，那是我的大嫂；還有一個六歲的女孩，那是我的侄女！我的大哥因我的淪落也被株連未休，在小人、惡徒的欺凌之下過着仰人鼻息的生活！他畢業於中國南方的一所著名的大學的中文系，他的師友不乏其時及當今學術界的赫赫巨擘，而他卻「一貶再黜」地終於在山東的一個窮僻的小城的中學裡，與我同步地熬過了「反革命親屬」的類似元代「南人」的歲月，過着「不敢不局」的生活！他的破舊的桌上堆積着二十年來風雨自知的結晶－－那一千幾百首的古、近、今體詩與詞的手稿《那復室吟稿》兩卷，那「角吹夢斷徒慷慨，詩賦魂銷自慘悲，人別故園長去後，千秋留誦是宏辭」的詠《二安祠》的幽思，常使人感到是他對自己半生艱辛的浩嘆！

他右耳早聵，唯仗左耳偏聽人間真假言語，「文革」之間，一次批鬥，一「小將」高喊：「他弟弟是反革命，打死他！」於是一掌擊於左耳，從此連「偏聽」也不能，變成了他自嘲的「真聾天子」了！近年來，我的在異國當一名國家機關的「代表」的侄子買來價值連城的「助聽器」，但已無「助」於聽，也是枉然！再不能使他進入這喧鬧的世界，分享那嘔啞嘲哳的合鳴！他只能用一雙昏花的眼睛看着這熙熙攘攘的潮流，真正「目聽」着這衣冠多姿的人生！他現在早已是一所大學裡的教授，作為弟弟，我帶給他的唯一的「貢獻」，就是這二十多年來的屈辱的人生！如此而已！

但他卻沉重地內疚着，他告訴我：「1960年的秋天，非常意外地收到林昭從上海的來信，詢問你的情況，也詢問我們全家的情況。我給她回了信，告訴她我正被管，你正被押，唯有三弟正在醫學院讀書。恐中有詐，要求她寄一張照片。信寄出未久，即收到她的第二封信，寫得很長，羽聲慷慨，說她的妹妹也在學醫，『今朝為士，不為良相，當為良醫。』並寄來一張照片，背面題詩一首。」他從一本舊日曆里翻出夾在裡面的那張一寸照片，背面的詩如下：

　　楚頭吳尾勞相關，顧影低徊斂鬢鬢，
　　困頓波濤佳歲月，凋零風雨舊容顏。
　　堪憎勿怪人爭避，太冷應疑我最頑；
　　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猶自問廬山。

正因為是一本舊日曆，當年的抄家才倖免於火，而其它的書皆被付之一炬，包括那夾在書中的兩封林昭的信！他還說：「林昭第二封信中曾提出要到青島我們家來，當時，因你在押，街道治保人員對我們家監視甚嚴，若林昭來此，必然會為他們所注意，那時我們家其實是一個險境，她來此豈能安全！所以我回信把情況告訴她，未料，從此不再來信。」他內疚地說：「是我把她拒於千里之外，早知她當時和以後的處境，無論如何也得叫她來此：避難也好，探訪也好，或者能夠躲過那次滅頂之災。」

其實，並非如是，兩天之後，我抵達上海，許憲民先生告訴我：林昭尚未收到第二封信就突然被捕，當然更談不上再寫回信了！

她就是在監獄，我也要見到她

許憲民先生告訴我，當逮捕了像我這一類的「極右份子」以後，北大開始了大規模的處理「右派」行動，林昭由於她那句「組織性與良心的矛盾」以及與我往來較多，而劃作「右派」，她陷在悲憤之中，不吃、不睡，終日淚流滿面，她說她的心在流血！終於在一個夜裡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藥，被同室的人發現，及時搶救，沒有死成。於是被認定她在對抗，「態度惡劣」！宣布加重對她的處分：勞動教養三年。她不服，跑到團中央質問：「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長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現在他們（指北大領導）卻把學生送進去，良知何在？」其實非但無用，更招來不測之難！後來，北大中文系負責新聞專業的副系主任羅列先生擔心林昭體弱咯血，若勞動教養可能會折磨而死，於是出面為她擔保，經過他冒險遊說，總算奏效，把她留於新聞專業數據室由群眾「監督改造」，被指定在苗圃勞動。

1958年6月21日，北大新聞專業與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合併，資料室隨遷人大，林昭亦隨至人大新聞系資料室，她的工作則為學校編寫《中共報刊史》收集資料，整天查舊報紙。而這時那裡已早有一位女士，這就是王前女士。她同情林昭，對她多有關照。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底，林昭在中國人大新聞系資料室的心情愈益不佳，咯血加劇，乃請假要求回上海中醫療休養，這個請求一直拖到1960年的春天，由當時的人大校長吳玉章先生親自批示准假，許憲民先生到北京接她回滬，臨行之前，與王前女士依依惜別，約以來日，誰知乃是永訣！併合影留念。那張四寸的黑白半身照片背後，林昭寫了一首絕句：
　　風雨同舟始相知
　　看記天涯共命時
　　今日握手成一笑
　　胸懷依然凌雲志

她與王前女士並肩而坐，都有微笑，但卻又是笑得那樣慘澹，那樣悽然！林昭回到上海後生活在母親、妹妹身邊，療、養皆好，日漸康復。她體力稍好，便常到圖書館、公園，逐漸結識了幾位青年友人，往還漸繁，不免語涉國事，認為彭德懷受冤，對他處理不公；對大躍進造成的破壞和大批的餓死的人，深感不平；認為南斯拉夫的情況與中國有類似之處，很值得參考借鑑。他們寫成文字，上書北京，交郵寄出未久，上海公安局靜安分局便派人去蘇州將林昭逮捕，（此時林昭在蘇州家中養病）未及一月，其父自殺而逝！

她先被拘於上海第一看守所，音訊全無，一年多後，直到1961年底，竟不判不放，1962年初，靜安分局竟通知「保外就醫」，許先生把林昭接回家中，並一起返回蘇州故居「隱居」休養，但至12月，又被逮捕，投進上海提籃橋監獄，未久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從此一去未歸，直到於其處被密殺了結。

實際上，一直到今天也沒能說清她到底犯了哪些「罪惡」，到底都有一些什麼具體的必殺之罪！即令一直到1980年8月20日上海高級法院為她作出平反的裁決，竟然也僅僅就只是「裁決」，也沒有指出處死的罪名與罪狀！她的母親唯一能知道的就只有每次接見時那些管不了多大事情的獄卒們的口頭禪：「她不服從管教，抗拒改造！」「她謾罵政府幹部，絕食威脅政府！」云云，說來說去，都不是判處二十年的原因，而是服刑後的表現--這是與判刑毫無關係的事！但這些「表現」卻積累成後來的殺身之禍！據說（據獄卒、獄吏們說）：她用記日記、寫詩詞、寫血書等方式控訴冤情，表示抗議，表達自己堅決鬥爭到底的決心--總之，九年的獄中生活鬥爭，她留下了大量的詩文稿、日記、血書等書面材料，這些材料記錄了她獄中生活受難的真相！但這些材料也如她的遺體一樣，也是下落不明、不予交還！

我決定到獄中探望林昭，抱着一種大的、奢望般的希望去看她，那希望的內涵似乎只有一點：開導她從「頑抗」中退下，爭取避開危險，保住自己！但這奢望真是太奢望了！後來的事證明了這一點！彭令范打電話，詢問監獄當局他們確定的接見日期，說：他們定在6號！

她頭頂一方白布，上面用鮮血塗成一個「冤」字

似乎是走向一個節日，又似乎是一次約會，6日上午八時，我與許先生一起到監獄傳達室，值班人員便向裡面打電話，馬上獲准「進去」，二門內的一間辦公室里，先由監獄長段某與我談話（三十年後才知道他是副職），他很嚴肅地說：「允許你與林昭見面是我們經過研究的一次特殊照顧，我們希望能使林昭得到感化而翻然悔悟，監獄你是知道的，你如果做出不符合我們要求的行為，其結果你是清楚的！」我點頭唯唯。在當時只有一個想法：只要能見到林昭，什麼樣的委曲求全都可接受。他又說：「經過研究，這次接見定為兩次：今天和明天兩個上午。」

他的話極簡要，然後就引導我們向獄內走去。來到一個大院，高大黑色的鐵門迎面而立，視之彌高，這便是真正的牢房的總外門了。鐵門是南向的，其東側就是接見室。段副獄長把我們帶到室內，又引進內室，但見西窗下放着聯椅及一張長案，案子這邊擺着大約十餘排聯椅，真像一個「會議室」。案子的南端是一個高出地面約五十公分、設有兩級台階的木製「講壇」，其上擺着猶如大學課堂上的「講台」，又像是商店裡的櫃檯，其後也放着聯椅。走進此處，段副獄長讓我坐在西窗下的聯椅上，他坐在我的右側，許先生坐在長案一端的單人木椅上。稍待，腳步聲自外室響起：進來的是三位衣着警服的男子，段副獄長介紹：他們是獄內的「管教幹部」，其中一位是直管林昭的「隊長」，語罷告辭而去。

他們列坐在我的兩側。稍待，又聞腳步聲：進來的是幾位便裝年輕女郎，她們登上「講壇」，在那「櫃檯」後面的長聯椅上並肩坐定，一齊望着我。她們的任務是什麼，我懷疑是翻譯或錄音員。稍待，又聞腳步聲：一列佩手槍的武裝部隊魚貫而入，大約有二十人左右，列坐在那一排排的長聯椅上，都極嚴肅，昂首挺胸，一齊望着我，可謂睽睽相覷！於是，這一間空蕩蕩的接見室頓時「人滿為患」起來，氣氛也一下子緊張起來。看起來，這真是一次極不尋常的「接見」！確如段副獄長所說「這是經過研究的一次特殊」
的舉措！

終於又聞腳步聲自外室響起！我的神經突然緊張，一下子達到了極致：我意識到與我們闊別九載、歷盡苦難的林昭即將出現在我的面前！
林昭終於走進接見室！她的臉色失血般地蒼白與瘦削，窄窄的鼻梁及兩側的雙頰上的那稀稀的、淡淡的幾點雀斑使我憶起她那花迎朝日般的當年！長發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蓋着可抵腰間，看來有一半已是白髮！披着一件舊夾上衣（一件小翻領的外套）已破舊不堪了，圍着一條「長裙」，據說本是一條白色的床單！腳上，一雙極舊的有絆帶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頭上頂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鮮血塗抹成的一個手掌大的「冤」字！這個字，向着青天，可謂「冤氣沖天」！

她站在門內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個室內三十雙眼睛都一齊注視着。我無法猜測此時此刻他們都想了些什麼？是不是都進入了「一級戰備狀態」？還是想到人世間有大悲愴、大無畏、大歡喜、大冤枉！整個室內無論是帶槍的武士還是不帶槍的獄警，以及那便裝俊美的女郎，都被這一笑的嫣然而驚詫着、困惑着，甚至是震撼着。後來，他們告訴我：在他們的記憶里從未見過林昭的如此一笑，這實在是她這八九年來在這黑暗、陰冷、與世隔絕的非人世界裡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展現的迷人的、永恆的美麗與春色！使我又依稀地看到那兩條粗粗的短辮子以及飛飄着的白絹蝴蝶結的昔日風采！
我從坐椅上站了起來，似乎也有微笑，靜靜地看着林昭緩緩地走向那個虛席。她捧着一個舊布包，一大卷衛生紙。一位身着醫生白大褂、內着警服的女警醫一直攙扶着她，她們的身後，是一佩槍的警士。 林昭就坐在我的對面，隔着那個案子，那位文雅的女警醫與佩槍的警士坐在她的兩側，與我則是「面面相覷」。

「開場白」是坐在我身邊的一位「管教幹部」向林昭發出的警告：「林昭，今天張元勛來與你接見，這是政府對你們的關懷，希望你通過這次接見受到教育，以便加速自己的認罪與改造－…」「乏味之至！」其語未休便被林昭的話打斷，但那位「管教幹部」並未激怒，甚至尷尬地望着我，向我說：「這是常事！」 林昭視其言為「老生常談」而不屑一頓，抬手指向周圍，問我：「這些人，你們那裡叫做什麼？」我未敢回答，不知怎樣措詞才不會激怒周圍的那些監管者！我此刻最怕的是中途被他們停止這次接見！這個心理很快便被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幹部」察覺了，他很客氣地對我說：「不要緊，怎麼說都不要緊！林昭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高興過，所以，她的話也從來沒有比今天更客氣的了！我們已經聽慣了，不要緊！」

既然如此，我明白了，乃答：「隊長。」林昭頗感興趣地說：「一樣的，一樣的！我們這裡還叫『政府』！與他們說話，要先喊『報告政府；在北大跟語言學家朱德熙先生學現代漢語，還沒聽見朱先生說過人變成了『政府』！在這裡謬誤已是習慣!]然後高聲說：「這幫東西怎麼能是政府呢？我怎麼能相信他們是共產黨呢？」

我儘量作出一副毫無表情的神態，故意把話題引開，我說：「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頭髮梳起來。」「打扮？打扮什麼？女為悅己者容!」稍停，她問：「什麼時候來到上海的？」我答：「五四。」又問：「家裡都好嗎？」我答：「都好！都非常惦記你、掛念你！都希望你好好改造、平安出獄。」她打斷了我的話，高 聲說：「出獄？已經是不可能的了！他們早就告訴我：要槍斃我！這已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他們可以唆使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齊來打我，故意地把我調到『大號』里去與這些社會渣滓同室而居，每天每晚都要在他們（以手指周圍）的主使下開會對我鬥爭，開始這群潑婦也瞎三話四地講一些無知而下流的語言，可笑的是她們竟連我是什麼犯都一點也不知道，罵我『不要臉』！真是可笑！她們這幫東西！她們是幹什麼的？我是幹什麼的。他們竟然還知道『要臉』！她們理屈詞窮，氣急敗壞，於是對我一齊動手，群起而攻之。」

可以想象，這樣的「鬥爭會」就是對林昭的肉體的摧殘！實際上就是一種變相的酷刑！解放後雖然標榜「廢除獄肉體罰」，而許多地方仍採用開「鬥爭會」的方式鼓動犯人打犯人，依然進行着這類人身的折磨，其殘忍野蠻的程度真可謂駭人聽聞！那些女犯為了「立功」，鬥爭林昭乃是她們「積極靠攏政府，與壞人壞事作鬥爭」的「立功」良機，所以對林昭越是毆打得兇狠與殘忍，就越算是「積極改造」、「靠攏政府」，「立功」也就越大！

在這樣的誘導與唆使下，林昭幾乎天天都在群婦的撕、掐、踢、打的非人虐待中煎熬着。她說：「我怎麼能抵擋得了這一群潑婦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瘋狂摧殘呢？每天幾乎都要有一次這樣的摧殘，每次起碼要兩個小時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臉被抓破、滿身疼痛，衣服、褲子都被撕破了，鈕扣撕掉，有時甚至唆使這些潑婦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脫胎換骨』！那些傢伙（她指着周圍）在一旁看熱鬧！可見他們是多麼無恥，內心是多麼骯髒！頭髮也被一綹一綹地揪了下來。」

說到這裡，林昭舉手取下頭上的「冤」字頂巾，用手指把長發分理給我看：在那半是白髮的根部，她所指之處，乃見大者如棗，小者如蠶豆般的頭髮揪掉後的光禿頭皮。她又說：「因為知道你要來接見，怕打傷了我無法出來見人，故這幾天鬥爭會沒有開， 我也被調到一個『單號』里單獨關押，其實就是讓我養傷，以掩蓋獄內無法無天的暴行！但，頭髮揪掉了，傷痕猶在！衣服也是他們撕的，你看！」她披着的衣服裡面是一件極舊的襯衣，已經沒有扣子，仔細看去，才發現是針線縫死了的無法脫下。

她又說：「這是一幫禽獸！」指着周圍：「他們想強姦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縫起來。」我發現：她的衣服與褲子都是縫在一起的。她說：「大小便則撕開，完了再縫！無非妹妹每月都給我送線來。」她邊說邊咳嗽，不時地撕下一塊一塊的衛生紙，把帶血的唾液吐在紙上，團作紙團扔在腳邊。「但他們還不解恨，還要給我帶上手銬，有時還是『背銬；』稍停問我：「你知道什麼叫『背銬』吧？」我點了點頭。一直還極力故作「靜而不怒」的那些「管教幹部」此時也無法再故作下去了，向我說：「她胡說！她神經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這些話！」「神經不正常？」--林昭搶白說，「世界上哪個國家對神經不正常的人的瘋話法律上予以定罪？你們定我『反革命罪』的時候怎麼不說我是『神經不正常』呢？」　我沉默着不敢發言，便插嘴說：「不要說這些了，說些別的。」

「不要緊！」 林昭又搶白說，「頂多也就是死！他們殺機已定，哀求之與痛斥之，其結果完全相同！幾個月前媽媽接見時告訴我你想來看我，問我行不行？問我行不行有什麼用！我告訴媽媽你問他們去！總算走運，他們同意了，許多天以前也通知了我，我盼着你來，就是想告訴你前面的這些話，我隨時都會被殺，相信歷史總會有一天人們會說到今天的苦難！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難告訴給未來的人們！並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個專集：詩歌集題名《自由頌》、散文集題名《過去的生活》，書信集題名《情書一束》。」稍停：「媽媽年邁無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獨立，還望多多關懷、體恤與扶掖。」語未畢而淚如雨下，痛哭失聲，悲噎不止，以致無法再說下去。 許憲民先生儘量保持着一副安詳的神態，這時，說了這天接見中的第一句也是唯一的一句話：「不要哭！張元勛這麼遠來看你，你這麼一哭，他不也會哭起來了嗎？」

「他不會哭！」林昭立即從悲噎中平靜下來，又說：「他是男的，不會哭。」 後來（接見結束，林昭離去之後），那位「管教幹部」告訴我：在他們的記憶里也從未見林昭的如此一哭，這實在是八九年來在這黑暗、陰冷、與世隔絕的非人世界裡，她第一次宣泄了自己的悲痛！

冷靜下來。我向她說：「給你帶來一點東西，都是食品，監獄裡最需要吃的東西。」她才注視那個放在案子上面的大提包，這是我昨天從淮海路的食品店裡買來的。其中，有三個品類的蛋糕，八市斤的聽裝奶粉，印着美麗圖案的聽裝大白兔奶糖，以及香蕉、桔子、蘋果。於是，按照監獄的規矩，我把那個大提包推到坐在我身旁的「管教幹部」的面前。他一件一件地取出，放到案子上，然後一包一包地打開，聽裝奶粉與聽裝大白兔奶糖本是原裝商品，也一一撕破密封，撬開盒蓋，並用鐵焊子向奶粉中上下刺入，凡十幾次。檢查完畢，我把這堆東西推到林昭的面前，她笑了，拿起一塊蛋糕遞給我，說：「你送來的這些東西，現在是我的了，我請你吃。

」我拒絕了，我希望的是多留一點給她！我說：「你吃吧！我在外邊隨時可以去買。」她說：「也好。」於是咬了一口，她忽然向身邊的那位女警醫嚴肅地說：「倒一杯水。」女警醫向室外只一揮手，立即就有一個年輕獄警送進來一把暖瓶和一個茶杯，女警醫把杯中倒滿開水遞給林昭，於是便邊飲邊吃，顯得非常自得。我說：「今天我們在這兒相會，可謂之『籃橋會』吧。」（我國古代有「藍橋會」的故事，描述裴航與雲英的愛情，他們約會於「藍橋驛」。

而「提籃橋」與藍橋驛以「籃橋」與「藍橋」同音而巧合。）林昭又一笑，接着說：「又是『井台會』。」（「井台會」，這裡用的是《白兔記》中的「井台認母」的故事，以包含探監的不僅是我，還有許憲民先生在埸，是她們的母女之會。）

這時，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幹部」向我宣布：「已經中午十一點了。」提醒我們接見即將結束，分別的時間快到了，這真是「相見時難別亦難」了！此時，林昭向我說：「你過來，到我這邊來。」她站起來向我招手，要我從案子的這邊走到那邊。靠近她，我遲疑了。這時，那位「管教幹部」又表現了理解與關懷，主動向我說：「可以！可以！你可以過去。」 我於是繞過案子坐在林昭的對面，確確實實是促膝而談。

這是最高潮的時刻：所有的人都似乎懷以極大的興致欣賞着！連那威嚴的武警的臉上也浮現着鬆弛的表情，那踞坐於「講壇」上的四位女郎，全神貫注而又津津有味、用極微細的上海方言簡短地切切耳語。林昭在沉思中，終於說：「贈給你一首詩。」於是她輕聲地吟誦，韻圓而鏗鏘：　　

「籃橋」、「井台」共笑之
　　天涯幽阻最憂思
　　舊遊飄零音情斷
　　感君凜然忘生死
　　猶記海淀冬別夜
　　吞聲九載逝如斯
　　朝日不終風和雨
　　輪迴再覓剪燭時

　　她慢慢地、一句一詞地邊念邊講。她說：「詩言志！此刻已無暇去太多地推敲聲病，只是為了給終古留下真情與碧血，死且速朽，而我魂不散！第三句『斷』字或許也可改成『絕』字，第四句『死』字有點拗，但怎麼改呢？詩言志，如此而已！如果有一天允許說話，不要忘記告訴活着的人們：有一個林昭因為太愛他們而被他們殺掉！我最恨的是欺騙，後來終於明白，我們是真的受騙了！幾十萬人受騙了！」她在捧着的那個舊布兜里搜找，最後取出一件似是紙片的東西遞給我，我接過來回身遞給那個「管教幹部」，那個人向我揮一揮手，並說：「不用查了，你收下吧。」我把那「紙片」放在掌心定睛看去，才看清原來是用包裝糖塊的透明紙折迭成比韭葉還窄的紙條編結而成的一隻帆船。我記得聽家兄說：1960年，林昭在通信中曾夾寄着一張自畫的賀年卡，那上面畫着一艘帆船，還有一行字，寫着「直掛雲帆濟滄海」。今天，還是那隻雲帆，卻漂落到這裡！我順手摘下衣袋裡的英雄金筆，遞給她，並說：「送給你吧。」她接到手中，欣喜地賞玩， 但她忽然看見筆上刻着的「抓革命，促生產」六個字，立即改容，不再欣喜，順手一擲，鋼筆被扔到案子上，她說：「我不要！」

這時，「管教幹部」已在催促：「時間到了，有話明天再談。」我告訴林昭：「監獄領導告訴我：安排了兩次接見，明天上午我還要來。」她很高興，叮囑說：「明天再來，給我再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貓頭的。」

談話結束了，最先離去的是林昭，亦如來一樣，由她的女警醫攙扶着，那個佩槍的警士押隨着走出內室，而後便是四女郎、武警，最後才是我與「管教幹部」，他們依然很客氣，向我說：「今天的接見效果不錯，你勸她好好改造，她都沒有發脾氣，可見你們的交往確實很深，過去她的母親剛說一句，她便表示不耐煩，不願再聽下去。」又說：「林昭用糖紙編了許多藝術品，今天送給你的這隻帆船就是其中之一，種類多着呢，全監獄都知道，她是一個聰明人，很少見。」我們邊說邊走，將走出內室的門，我不禁反顧這間難忘的密室：空空如也，只有上那一堆洇血的衛生紙片！

走到院子裡，又看見那高大的黑色鐵門，但卻又見到林昭正背立在門前，抱着舊布包、衛生紙以及我送來的食品，凝望着我與許憲民先生。我們又獲得了這難得的臨別的一晤！（豈知這竟是永訣！）我們都未悲戚，都被明天的再見而陶醉着安慰着、誘惑着，她身後的那一扇小型便門打開了，她幾乎是退着邁進那鐵門坎，依然微笑着望着我們，一直到那扇小鐵門徐徐關閉，她在我們的視野里永遠消逝！我與許憲民先生還兀自呆立在這悄無人聲的大院裡。

「走吧。」依然是一句十分客氣的聲音，我們才恍如夢醒，才意識到那位「管教幹部」還站在我們的身旁，他彬彬有禮、和藹可親，說：「Ｘ處長在辦公室里等你們。」

我們隨着「管教幹部」向外院走去，最後，還是二門裡的那間辦公室，一位四十多歲的男子在門口和藹地迎接我們，他不同凡響，穿一身很新的灰色的毛料中山裝，黑皮鞋，頭髮梳得整齊，面色光潔而白皙，一口濃重的上海口音南方普通話，真是一位典型的南方儒雅之士和權力在握的決策人物。他示意「管教幹部」退出，讓我們坐下，他也坐在辦公桌後面的木椅上，直截了當地劈頭便對我說：「今天接見的效果不好，原定的明天的接見取消了。」這真是一聲當頂而降的霹靂！

他稍停，又換了一個思路說：「我們對林昭已仁至義盡，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條！」他稍作沉默，又說：「我們也沒有辦法。」不知從什麼地方增長了勇氣，剛才在接見室里的謹小慎微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我於是斗膽，向Ｘ處長請教：「報告Ｘ處長，林昭主要的抗拒行為都有哪些表現？」

「林昭惡毒攻擊反右派鬥爭！替右派份子鳴不平！」Ｘ處長語極簡潔，但卻不假思索、斬釘截鐵，稍停之後又說：「林昭最嚴重的問題是不認罪，抗拒改造！態度十分惡劣！無疑問，他沒有暢所欲言。那個時候不慎失言都會遭到滅頂之災，即令這位權力在握的處長也不會例外。

相對語竭。我已記不起怎樣與這位處長分手，怎樣走出這座聞名世界的監獄的城堡式的外門，今日留在記憶里的是在離監獄大門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市內交通汽車小站，我與許先生便在那裡等待乘車，不知怎麼，眼淚從眼睛、鼻子、以及喉嚨里洶湧而出，許先生拄着手杖，無動於衷地站着。

這天下午，我跑遍了上海各大食品公司，中、小食品商店，尋購那種繪着「貓頭」的奶糖，但，完全徒勞，在那個時候，「大白兔」奶糖是容易找到的，而「貓頭」圖案卻無處尋覓。第二年的5月1日，我又偷偷地來到上海，又與許憲民先生一道來到提籃橋監獄，但傳達室莊嚴宣告：「監獄已軍管，一切接見停止。」

1968年8月，我在山東某勞改隊的禁閉室里接受了「管教幹部」的通知：「林昭已於今年5月1日槍決！」他問：「你有什麼想法？」
「沒有想法,」我告訴他們。

[是誰殺了我的兒？我的兒是誰殺了？」

1968年4月30日下午2時左右，在中國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號二樓上的林昭家中，出現了一樁「史無前例」的「天下奇聞」！

一個傢夥在樓下呼叫「許憲民」這個名字，彭令範聞之急忙開門，面對著她的驚懼神態，他表現出一副不屑詳言的惡棍驍勇與殺人娛樂後的快感快意之神色，使彭令範終身難忘！

他一共說了三句話：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
林昭已在4月29日槍決。
家屬要交五分錢子彈費。」　

開始似未聽懂，繼而意識到噩耗成真之後，林昭的母親許憲民先生暈厥於室內地上，彭令範拿了五分錢的硬幣打發了那個劊子手，他對「屍體現在何處」的詢問一言不答，猶如未聞，揚長而去。

非常巧合的是：在4月30日彭令范付了子彈費以後，許憲民先生的友人朱太太打來電話約彭令範見面。她告訴彭令範：她的大兒子祥祥每週兩次與同學到龍華機場勤工儉學，每天下午三時左右結束。4月29日下午三時半左右，突然望見兩輛軍用小吉普車飛快開來，停在機場的第三跑道，接著由兩個武裝人員駕出一個反手背綁的女子，她的口中塞著東西。

他們從她腰後一腳，她跪下，另外兩個武裝人員一人舉手槍開槍，她先中一彈，倒地爬起，又中兩彈，撲於荒原！然後四兇手將她拖入另一輛吉普車，飛駛疾馳而去！她的遺體被咄�何處？只那{�問駕駛那疾馳而去的吉普車上的兇手們！他們包攬了密殺與滅屍（也許還要辱屍）的全部過程。祥祥認出她就是大姐姐，他目睹慘狀，驚恐失常，不忍詳視，瘋癡癲狂！高呼 ：「大姐姐被害了！大姐姐被害了!」祥祥面如死灰，目瞪口呆，由他的同學送回家中。

於是，許先生幾番到上海提籃橋監獄、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級法院詢問林昭的遺體究竟被如何處理？如果掩埋，埋於何處？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絕皆不奉告，而且聲厲色獰，拒於門外！於是，這位年逾七旬的母親，終於意識到與她含辛茹苦度過了三十六年的非凡歲月的女兒今日真的失去了！迷朦地消失了！毀於一朝，化為烏有！於是她哭，在「十裏洋徹的大上海的長街上遊蕩，幽靈似的遊蕩！她念念有辭。有時呼喊一聲其義難辨的語句，於是她也笑。記得詩人田間的長詩《她也要殺人》的開始云：是誰殺了我的兒？　　我的兒是誰殺了？

一位失去兒子的年輕的母親的哭聲，半個世紀以前就在我的耳邊迴響，今天終於與這位失去了女兒的年邁的母親在上海長街上的喃喃喚女之聲融為一支裂人心肺的哀歌！她終於迷失了記憶，全然忘卻了她自何處來，又欲何處去！她開始挎著一隻竹籃、提著昔日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夢遊與囈語，她一切皆已忘卻，也不再悲哀與欣喜，她失蹤在人間的海洋裏，在洶湧的人流中沉涪漂流！

只有彭令範，沒有眼淚，頭髮蓬亂，精疲力竭。如今就只有她還存留著迷茫的記憶！

有一天，一位好心的人來說，她看見許先生在某某馬路上徘徊，彭令範於是急往其處，遙遙望見年邁的母親白髮蓬亂，她似在喃喃地喚女，在那茫茫的 人海中任自漂流、沉浮遊蕩而去！

老母親被拉回家，未久，又出走，消失在茫茫的大上海的人海裏。終於有一天，她也倒下了！倒在繁華的馬路旁的人行道上，遍體鱗傷，面頰青腫，口鼻流血，一隻鞋失落遠處，竹籃與竹杖已被踩扁和踩斷。有人圍觀，有人視而不見地匆匆走過。

「她是被紅衛兵小將打死的！他們說她是大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親，林昭已被槍斃了，也不能叫這個反革命老太婆活著！一聲吆喝，簇擁圍打，拳腳交加，頃刻命絕。」--後來，彭令範聽人如是說。

發生在六十年代的中國式的野蠻與殘酷，是築成那個「史無前例」的磚石，多少家庭就是在如此不明不白中消解了！這就是真正的「家破人亡」，或更確切一些說是「人亡家破」。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級法院「滬高刑複字435號判決書」宣告林昭無罪，結論為「這是一次冤殺無辜」。但仍對她的遺體的下落不作解釋。但親友之心其哀未絕！

現在，蘇州的靈岩山西側的安息公墓墓地上有「林昭之墓」，但那裏面只有她的一縷長髮、一套舊衣、一張照片，是一個空空的「發之塚」！她的遺體伮?在何處，只要世界上還有一個良知未泯的人道的知情者，我們真盞卣埱竽惆l一次善心，就請你寫一封匿名信，請寄往「蘇州靈岩山安息公墓管理處」吧！為我們提供尋找林昭遺骨的線索與地址！求求你了！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會感激你的恩德！蒼天在上！佛在我心！上帝與一切神靈都會呵護你
「立地成佛」的！

在說罷這椿往事的時候，我忽然悟出：林昭在1957年北京大學的論戰中用「雙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自報家門,她遇難之時正是三十六歲，罹口舌之災」，二者竟在她的名字的破解中不幸言中！真可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
信哉！如是我聞！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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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不 屈 的 英 魂-----憶林昭 11/25/2001 12:06:4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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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鋤奸隊 林昭指著一旁的獄警說：“他們想強姦我，我只好把衣服與褲子縫在一起... 11/25/2001 12:09:36 PM [Click:38]

林昭之死與我們這代人
　　我們這些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人，親歷許多事情，惟獨缺少建國後十年間人生
風雲際變的那段遭遇。這一時期，恰是我們一生中最懵懂、不知人間苦難的歲月。
再以後，我們漸大，才又見到了許多，也明白了許多。一轉眼，人至中年，輕狂的時代早已被拋到身後，生命和情感，如一棵樹深深根植於這個人世。偶有回首，往事歷歷，不免慨然於心，其中最大的幸嚦峙戮褪沁�活著，還能趕上在國際互聯網 上湊湊熱鬧，冷眼打量這個擋不住的世界。

　　終於這一天，在網上讀到一篇用血和淚寫成的文字，是張元勳先生追憶北大中
文系新聞專業1954級女學生林昭慘烈之死的長文。文章雖是在網上讀到，卻是報刊上正式發表的，據說它的反響強烈，震撼了很多人，一如震撼著我，在無言的淚落之後，是不盡的憤怒。由此，我不得不想到，一種社會制度之於人自身的現實性，不論它優劣與否，只要人性遭到無辜的摧殘、踐踏或泯滅，對所有活著的人來說，就是一種最大的不幸。如果真是這樣，我們與其苟且偷生而活著，還不如勇敢地站起來抗爭地死去，這是人到了迫不得已時才會萌生的念頭。然而，生活有時恰恰需要我們這樣。 1957年5月22日，這是一個悶熱的夜晚，對於北大才女林昭來說，卻是將自己推向斷頭臺的開始。林昭沒有想到，熟識她的人也沒有想到，否則，誰也不會輕易在北大十六齋東門外的馬路上介入一場早已受到嚴密監視的“論戰”。林昭當時是為了張元勳的一首小詩遭到群體的攻訐而忿然站了出來的，面對討伐的人群，林昭一口夾雜著吳儂軟語的普通話，頓時使喧鬧、激動的會場安靜下來。在她看來，張元勳既不是黨員，連團員也不是，就因為寫了一首詩，就值得如此大動干戈，繼而群起攻之？林昭的質問擲地有聲，但她的發言卻被一個陌生人的吼叫打斷：“你是誰？”黑暗中誰也看不清這個陌生人的嘴臉，他擺出的竟是一個審訊者口吻。林昭憤怒了：“我是林昭，你記下來，雙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你是誰？還有你們是誰？怎麼不敢自報家門？”黑暗中的陌生人當然不會自報家門，就是在這一剎那，在那個黑暗而又悶熱的夜晚，僅僅是由於內心世界感到有一種“組織性與良心的矛盾”，一個被北大名教授游國恩先生看中的女才子從此踏上了命叩牟粴w之路。

　　這一年，正是反右“擴大化”人人自危的一年。我們這代人尚在生命的搖籃之
中啼哭，儘管有母愛的溫馨，使我們暫時躲避一下窗外的那場腥風血雨，但這並不意味是歷史對我們這代人的特殊恩惠。我們的父母，隨時都有可能在一場“大鳴大放”的陽種袉適ё雜桑瑴S為階下囚，事實上也正是這樣。當然，“在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我們的父母受時勢使然，也變為多種人，一種是因言獲罪，無奈中不得不放棄對我們的撫育；一種是逃過劫難，不再出聲，小心翼翼地和我們呆在一起；另一種則是因劃清界限，而主動放棄對我們的責任。這就是古人所說的：“乘勢者成，順勢者存，逆勢者亡”。著名詩人公劉先生的妻子即是前者，他們的女兒劉粹生於58年，從出生的第一天起，就從未吮吸過母親的乳汁。她的母親是一個左派，拒絕給一個右派的後代餵奶，公劉先生不得不“一口氣訂了三磅鮮奶”以維持這個幼小生命的成長。這樣的往事，說起來未免有點殘酷，可作為同代人，我的朋友劉粹從出生到現在，恰恰可以證明在一個混亂的年代，能僥倖活下來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了。在這場反右鬥爭中，全國有55萬之多的人蒙受不白之冤，所波及的家庭不計其數。其中“半數以上的人失去了公職，相當多數送勞動教養或監督勞動，有些人流離失所，家破人亡。”這是當時的統戰部長李維漢在後來的回憶中所披露的。悲劇發生在我們恍惚的童年，如今倏忽已是中年的我們，又該如何面對呢？

　　人的成長總是囿於社會的大環境。

　　我們這代人，實際上是一個斷層。較之六十年代後出生的人，雖也趕上了“撥
亂反正”，但多了點世故，少了點銳氣，心理上的發育極不健全；較之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出生的“老三屆”，遠沒有他們的那份深沉和成熟，顯得簡單、蒼白了些。六七歲時，三年自然災害使我們的童年初嘗貧窮的滋味，那時我們什麼也不懂，可缺衣少食卻記憶猶新。儘管如此，現在來看，有一個問題始終存在：一個當時經營了十多年的國家，為什麼無法與天災相抗衡而死了那麼多的人？天災固不可避免，但若有強大的國力則可使天下庶民倖免於難，或少受一點罪。而文革的到來，不由分說地打斷了我們的學業，我們還是一群小學生，在“停課鬧革命”的喧囂聲中，漸漸變成了最不自信的一代。我曾在街頭為造反派賣過報紙，在用蘆席搭起的廣播站裏宣讀傳單，甚至因年紀太小無法與“老三屆”的叔父四處串連而懊惱不已。那個時代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一個“真理”，就是：讀書無用。整整十年，從童年步入少年，我們這代人就像失血的患者，以致於高考恢復時，很少有幾人敢於躍躍一試，而“老三屆”中帶著孩子上大學的竟不乏其人。這就是我們的悲哀所在。在這其間，一個為我們所不知的北大女才子，在獄中抗爭了十一年之後，1968年4月29日被秘密槍決，家屬還要上交五分錢的子彈費。林昭死時三十六歲，那一年我十三歲。她的死，正好應了她出事那夜脫口而出的“雙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之讖語，這種巧合，莫非真有命邚鬧凶魎睿�讓日b了岬脽o言以對。而那時，我們正沉浸在造反派瘋狂武鬥的恐懼之中。 我們這代人，就這樣成長於一種惡劣的環境中。幾十年的世事滄桑，讓我們的眼睛掠過無數驚詫和迷惘。林昭之死，並不僅僅在於她長於我們二十多歲，而是因有自己的思想，最終罹“口舌之禍”，甚至都未來得及哪怕有一次短暫的愛的經歷。從表面上看，林昭之死是某種專制下的一個冤案，但給後人帶來的啟示，卻遠遠超過了事情本身，至少也是我們打開這段歷史的一把鑰匙。林昭在獄中所遭到的非人虐待慘不忍睹，幾乎每天都要遭到一群潑婦的毆打，其原因就是這些人對林昭的摧殘越是殘忍，越是“積極表現，立功最大”。當張元勳先生決定以所謂“未婚夫”名義冒著危險去探望林昭時，林昭當著他的面指著一旁的獄警說：“他們想強姦我，我只好把衣服與褲子縫在一起，大小便則撕開，完了再縫……”曾幾何時，這就是我們的專政，從精神到肉體統統消滅，人性的泯滅到了何等程度！然而，天可變，道不能變，林昭一天也沒有屈服過，她頭頂蓋有一塊白巾，血書一個大字“冤”，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歷史是一面鏡子。林昭之死，給我們的無知童年補上了嚴肅的一課。我們這代
人，若不能對建國後初十年的政治邉佑幸粋�準確的瞭解，對後來所發生的若干歷史悲劇，就不可能在本質上有清醒的認識。人生的偶然，是社會的必然。一代人的成長，受制於時代的風風雨雨，這深深的印記，有時將會使我們的靈魂忐忑不安。 也許，我們真的是無法自信的一代，但無論如何，也不會像本世紀中國最大的劇作家曹禺先生晚年所說的：“明白了，人卻殘廢了”……保持沈默，在某些時候，確是大多數人的生存方式，因已看透了一切，還能說些什麼？但思想和良知的沈默，有時如地火一般在燃燒，時時折磨著我們的身心，讓一代人的血液重新澎湃起來。林昭冤案在八十年代平反昭雪，可人性的復蘇和回歸卻“路漫漫其修遠兮”，這是歷史留下的一筆沉重的遺產，讓我們痛定思痛，矯枉過正，知恥而後勇。可現在，一切好像已經開始，又遠遠沒有開始。
（作者系中國作協江蘇分會會員，南京廣播電視報社總編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