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１１事件發生以後，我一直關注着來自各方面的消息。然而無論是報紙、電視，還是互聯網絡，都不能讓人滿意。由於無法獲得更多信息，不了解事件背景和災難狀況，因此我寧願保持沉默。後來看到網上比較熱鬧，許多朋友都發表了很好的意見，與此同時，也有許多人為９.１１事件喝彩，便忍不住要說幾句。

一

按照我的想法，發生如此駭人聽聞的事件，負責任的報紙應該出版號外，可是我沒有聽說，更沒有看到。不僅如此，就連面向知識分子的《光明日報》，也只是在第一版右下角發表一則簡單的消息，那無關痛癢的樣子，真讓人不可思議。所幸我生活的這個城市，還有兩家小報表現不俗。他們為了占領市場，擴大影響，連續幾天以好幾個版面的篇幅對事件進行報道，那氣度頗有一點大家風範。據說其中一張報紙在第一天就加印數萬份，可見這種作法深受讀者的歡迎。

電視是中國老百姓獲得各種信息的主要渠道，我就是在當天早上７點鐘打開電視機後得知這一消息的。為此我又收看了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早８點的新聞節目。然而不知是有意還是無能，從那以後，中央電視台對於這一事件的報道便少得可憐：它既沒有把鏡頭對準事發現場，也沒有動員駐外記者收集世界各地的反映，更沒有組織專家學者對事件的背景和發展做進一步分析評論。這種狀況，與該台在南聯盟大使館被炸、南海飛機相撞事件後那種喋喋不休的樣子，形成鮮明對照。眾所周知，中央電視台號稱擁有十多億觀眾，它有焦點訪談、直通現場、今日世界、實話實說等著名欄目，在香港回歸、澳門回歸等重大活動中，曾以現場直播等方式顯示了強大的實力。然而，面對如此重大的事件，上述名牌欄目、著名主持人以及電視台的先進設備，卻形同虛設，以至許多人為了及時獲得信息，只好收看鳳凰衛視的現場直播。我不明白，為什麼堂堂的國家電視台竟不如一個香港的鳳凰衛視？

好在我們還有互聯網絡，似乎可以彌補上述缺憾。然而當我瀏覽幾個著名的中文網站之後，發現遠遠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樣。記得小時候看《參考消息》，曾經遇上肯尼迪總統被刺等突發性事件。那時候，這份報紙上的消息真是應有盡有：無論是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塔斯社、共同社……，還是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泰晤士報、真理報、朝日新聞……，來自世界各地的消息和評論，以及世界各國的態度和反應，幾乎是一網打盡。那上面沒有泡沫，沒有垃圾，每天幾萬字看下來，基本上可以了解事實真相。現在回想起來，就我個人的成長而言，一些觀念的形成，許多看問題的角度，還真是得益於這份“少兒不宜”的四開小報。遺憾的是，當時它還是一份控制很嚴的內部刊物，大多數同胞沒有我那麼幸運。當然，就實力而言，《參考消息》畢竟是隸屬於新華社的，這個官方通訊社不僅有巨額經費開支，還有一支龐大的採編、翻譯隊伍。在這方面，如今的中文網站又怎能與它相比呢？

９.１１事件發生後，國際社會對恐怖活動及其幕後策劃者的譴責，幾乎是異口同聲的。讓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我的同胞中，為這件事歡呼叫好的卻大有人在。人們把網絡視為一個虛幻的世界，因此我不願意把網上的東西當真。但是，對於現實中的那些言論，我卻不能充耳不聞。

記得消息傳來的那天下午，我去郵局寄信，一個工人模樣的人正在路邊看報。當我經過閱報欄時，他忽然情不自禁地對我說：“太好了，太好了！總算有人教訓美國了！”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叫好聲，我為之愕然。我不明白，他為什麼對美國有那麼大的仇恨，以至喪失了一個人對無辜死難者的起碼的同情。他看我沒有吭聲，反而半是同情半是嗔怪地說：“唉，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都無動於衷。”好像我是一個對國事、天下事漠不關心、麻木不仁的人。

又過了兩天，在早晨鍛煉身體的時候，一位同事告訴我，她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正好發生９.１１事件，大多數與會者都認為“好得很”。當我稍微談了一點自己的看法後，旁邊一位同事居然指責我是親美派。這嚇人的“帽子”讓我實在不願意和他理論。

後來我還聽說，９.１１事件發生後，許多教師在課堂上大放厥詞，有的說“活該”，有的說“這是報應”，有的說“美國咎由自取”，有的說“本·拉登是英雄”，有的還因此而贏得陣陣掌聲。學校的老師都如此信口雌黃，是非不分，使人不由得要為我們的下一代擔心。

就在前幾天，一位退了休的老同事還在收發室憤憤不平地說：“人家美國人想打誰就打誰，現在世界上已經沒有一個國家敢對美國說‘不’了。”我知道他對現實不滿，便有些懷舊，認為只有毛澤東敢和美帝、蘇修抗衡。可見他是在表達對當道的一種不滿和失望。

在中國，為９.１１事件喝彩叫好的決不是少數，其中有工人、農民、學生、學者、政府官員和學校教師。這種情況，在其他國家恐怕並不多見。

二

要想說清楚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首先應該從歷史上尋找原因。

歷史教科書告訴我們，自從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就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此期間，美國對中國人民犯下一系列罪行，即便是１９世紀末提出“門戶開放”的政策，或者２０世紀初把庚子賠款改充中國教育經費，也都是包藏禍心。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成為劃時代的一件大事情。作為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由於它長期接受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因此在哲學基礎、政治理念和行為方式等方面，都與美國處於嚴重的對立狀態。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再度陷入內戰。從世界範圍來看，這次內戰乃是以蘇聯、美國為首的兩大陣營在遠東地區的一次大規模較量。戰爭以國民黨政府的失敗而告終，為此毛澤東曾用“別了，司徒雷登”等方式來表達對美國的厭惡和憎恨。１９４９年以後，新中國繼續奉行所謂"一邊倒”的戰略，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成員。為了遏止共產主義的擴張，美國又與中國軍隊在朝鮮半島上兵戎相見，兩國關係遂成水火。於是在世界範圍的冷戰中，中美兩國長期處於極端對立和完全隔絕的狀態。冷戰結束後，雙方關係雖有很大改善，但由於政治制度、思想體系和價值觀念巨大差異，中國對美國的基本看法並沒有真正改變，再加上兩國在人權和台灣問題上的一系列磨擦，便進一步深了固有的矛盾。

歷史上的恩恩怨怨，其實與意識形態的對立有關。如今年紀稍大一點的人都還記得，早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曾把蘇聯老大哥當作學習的榜樣，所謂“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所謂“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既是最高領導人的治國方略，也是普通老百姓的美妙理想。與此同時，所有媒體乃至整個社會，曾不惜一切代價地把美國政府醜化成一個武裝到牙齒的、到處發動侵略戰爭的凶神惡煞，把美國社會描繪成一個充滿階級壓迫、種族歧視、暴力兇殺、吸毒賣淫的最反動、最黑暗的人間地獄，就連廣告牌、黑板報和商店櫥窗也不放過。這種意識形態所打造的深刻印記，要想在一兩代人之間消除，又談何容易！

文化大革命以後，國人才開始重新認識美國。在這種情況下，儘管過去那種將美國妖魔化的作法早已不得人心，但是對於一個在經濟上“改革開放”、在政治上固步自封的極權體制來說，美國的存在仍然是最大的威脅。因為它不僅有先進的科學技術，雄厚的經濟實力，還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度。這個國家的一切，對於飽經貧窮折磨、飽受專制摧殘的人們來說，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於是，一方面承認美國的國力強大、經濟發達，一方面還要宣傳它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不適合中國國情，就成了新一代領導人的無奈選擇。為了掩飾這種無奈，他們一方面提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方面還必須堅持“輿論一律”的傳統政策，繼續在新聞領域加大監管的力度。

這其實是很滑稽的事情。比如在科索沃戰爭之前，普通老百姓對這場戰爭的起因幾乎是一無所知。戰爭爆發後，由於當局對美國和北約持批評態度，再加上信息閉塞，觀念陳舊，大多數中國老百姓還以為美國是在干涉別國內政。正在這時，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於是一場狹隘民族主義的反美風潮便席捲全國。社會輿論在抨擊美國、向美國討還血債的同時，還對南聯盟政府寄予極大同情。直到去年６月底米諾舍維奇以被指控犯有“戰爭罪”和“反人類罪”，並強行引渡到海牙國際法庭之後，人們才感到非常震驚。即便如此，也還是不知道所為何來。

再比如去年在南中國海上空發生了飛機相撞事件，許多人也義憤填膺，認為美國太猖狂了，居然派飛機來我國領空挑釁。在此期間，中國媒體不是進一步挖掘有價值的新聞，而是口徑一致地要美國承認錯誤、賠禮道歉。於是人們不禁要問：既然是美國飛機侵犯我國領空，為什麼不把它打下來，反而讓它把我們的飛機撞入大海呢？對於這些疑問，有關方面始終是含糊其辭。在這種情況下，有人說美國佬欺人太甚，有人罵中國政府軟弱無能，也就不奇怪了。後來我在《艦船知識》雜誌上看到一篇《在南中國海上空巡航》的通訊，報道了王偉和他的長機段輝“與外機鬥智鬥勇”的事跡。該文寫於王偉殉職之前，沒想到發表時他正好出了事。文章說：“按照國際法公約，如果都在公海上空飛行，雙方必須保持上下左右３００米×３００米的安全警戒距離。然而，段輝知道面前的這位老對手狡猾得很，你往外逼，它就向外飛一飛；你向里靠，它就再往裡飛一飛。雙方鬥智鬥勇，就像空中拉大鋸，你偵察我，我實施干擾反偵察你”。可見中美兩國飛機在南海上空“鬥智鬥勇”，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下面的一段描述就很可怕了：“段輝一邊駕駛戰鷹，一邊觀察外機偵察機的動機。透過座艙，他發現外機偵察機座艙里的飛行員在向他們作挑釁性的手勢，有的用手指做成‘ＯＫ’形狀，有的向他們揮手，有的還把‘聖誕帽’摘下來向他們比劃着什麼。”在風馳電掣的飛行中，駕駛員都能看清對方的手勢，說明兩架飛機早已突破了３００米安全警戒距離。這還不算，為了不讓對方“戴着‘聖誕帽’……在我們家門口晃蕩，段輝和王偉按地面協同動作，半（個）斤斗翻轉後從外機上空橫滾而過，這是兩個戰鬥動作，警告外機不能再往裡飛了，再往裡飛就進入我方領海領空了。”這段描述使我想起事件發生後在網上看到的一份資料。據說王偉在執行任務中有一種玩命的勇敢，他的危險動作是出了名的，因此美國飛行員都很怕他。

無論如何，王偉已經獻出他年輕而寶貴的生命。作為他的同胞，我們有權知道：第一，按照國際法公約，美國人究竟可以不可以在中國附近的公海上進行偵察？第二，美國飛機是否已經侵犯了中國領空？令人遺憾的是，我們雖然有龐大的傳媒系統，卻無法為大家提供確切的消息、可靠的新聞。

三

由於各種信息渠道受到嚴格的管制，中國老百姓很難了解到事實真相，也很難對周圍的事物做出認真分析、縝密思考和正確的判斷。如果這種封閉的環境不能改變，所謂目光短淺、心胸狹隘，人格扭曲的現象就會代代相傳。這種情況，有點像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所揭示的“信息不對稱”現象。說實話，我對經濟學理論一竅不通，但是我總覺得，如果說經濟生活中的“信息不對稱”將會損害消費者利益的話，那麼其他領域的“信息不對稱”也會對公眾造成傷害。從這個意義上說，９.１１事件以後中國有那麼多人幸災樂禍，連聲叫好，顯然與阻礙信息傳播的新聞體制有關。

這種落後的新聞體制能夠長期存在，又與有人總是把自己當成救世主、把老百姓當作群氓有關。他們阻礙信息傳播，限制新聞自由，不想讓大家了解真實情況，說到底是害怕喪失自己的既得利益，打破他們一貫正確的神話。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的進步，想要像毛澤東那樣再搞個人崇拜已經沒有可能。因為大家已經認識到：第一，這是一個“人的世界”，而不是“神的領地”；第二，人與神的根本區別，就在於人是會犯錯誤的，由人組成的政府和政黨也是會犯錯誤的；第三，不論什麼人上台，什麼黨執政，都應該接受輿論的監督，即使因此而感到難堪，也不應該對新聞媒體施加任何限制。基於上述理由，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就成為現代社會的一個必備條件。對於這些問題，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波特·斯圖爾特在１９７４年的一次演講中談得非常透徹。他指出：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的基本宗旨，就是為了創造一個獨立於政府之外的第四機構，從而對三個官方部門（行政、立法和司法）進行額外的檢查。有人把新聞自由和輿論監督稱為社會的“尋錯”機制，也是同樣的意思。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新聞界本來是有好傳統的，比如當年的《大公報》，就曾經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宗旨，在爭取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方面做出巨大貢獻。胡適在該報創刊２０周年時也指出，《大公報》所以能有這樣好的名譽，不過是因為它做了兩件事情：第一是登載確實的消息；第二是發表負責任的評論。他認為這是公眾對報紙的最低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從２０世紀５０年代起，中國大陸的所有媒體都被納入一個有組織的宣傳系統，成為黨和各級政府的喉舌和工具。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獨立於政府的第四機構，所謂最低限度的兩個要求，不僅不可能實現，還要受到最嚴厲的批判。

這好像有悖於共產主義理論的初衷。早在１９世紀４０年代末，馬克思就在《新萊茵報》被控案中指出：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眼睛，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無處不在的喉舌。報刊的義務，應該是為它周圍的被壓迫者辯護。可見此喉舌非彼喉舌也。大約１００年以後，即１９４６年１月，陸定一又在《新華日報》上撰文說：“……有兩種報紙，一種是人民大眾的報紙，告訴人民以真實的消息，啟發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聰明起來，一種是新專制主義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前者，對於社會，對於國家民族，是有好處的，沒有它，所謂文明，是不能設想的。後者，則與此相反，它對於社會，對於人類，對於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這些話在今天看來，也是驚世駭俗、切中要害的。前兩年，一個名為“笑蜀”的年輕人將當年《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關於民主、自由的言論匯集成冊，取名《歷史的先聲》公開出版，其中僅在第四輯“讓思想衝破牢籠”中，就有《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駁“灌輸”理論》、《反對國民黨反動的新聞政策》、《記者風格：威武不屈，秉筆直書》、《言論自由和民主》、《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為筆的解放而鬥爭》等文章，上述陸定一的話就摘自上述第一篇，可見這兩張報紙當年也是追求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讓這些文章與世人再度見面，本來是件好事。然而耐人尋味的是，據說有關方面對此十分惱火，於是這本好書遭到封殺。

也許有人會說，這是為了“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但明眼人都知道這是自欺欺人。眾所周知，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所謂安定團結，不可能靠封鎖新聞、封堵言路來實現；相反，社會秩序的破壞，往往與公眾的知情權被剝奪有關。這個意思用林肯的話來說，就是：“讓民眾了解事實，國家一定會安然無恙。”否則，貪污腐敗就會愈演愈烈，社會動盪將會不期而至。因此，究竟是誰在破壞社會穩定，究竟是誰在為了個人利益而置國計民生於不顧，也就不言自明了。

話說回來，如今有些人在９.１１事件中表現得不可理喻，也不能全怪他們。在一個要把新聞媒體當作喉舌和工具的國家，在一個想把人培養成奴才或“機器”的社會，大多數老百姓只能是任人擺布，備受愚弄。他們沒有了解事情真相的權利，因而也就逐漸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時間一長，整個社會便產生一種思維定勢：大家不是反思自己不爭氣的歷史，也不去尋找我們這個民族多年前誤入歧途的原因，而是把中國的腐敗落後歸罪於別人。前幾年有一本《中國可以說不》的書引起轟動，據作者回憶，他們小時候敵視“蘇修”，長大後又仇恨美國，在很大程度上與成長的環境、所受的教育有關。更有甚者，有些人還產生一種“不盼自己發財，只盼別人倒霉”的變態心理。可見在這次突發事件中，許多中國人高聲叫好、幸災樂禍，其實是很可悲的。

總而言之，在一個封閉、禁錮的輿論環境中，只能造就愚昧、狹隘、麻木、無知、虛驕、狂妄的個性。這種個性不僅與人類的理性和愛心格格不入，還容易被專制統治者利用，從而對社會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因此，恐怖分子及其幕後策劃者固然可恨，為他們喝彩叫好的人也很可憐。要提高國民素質，改變這種狀況，被譽為“無冕之王”的新聞記者負有特殊的使命。在這方面，美國著名報人普利策的一段話值得玩味。他說：“我們的共和國將與媒體共存亡。擁有訓練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氣為正義獻身的智能型報人的有力、公正、具有民眾精神的媒體，就能夠維護那種公眾品德，而缺乏它，人民大眾的政府既虛偽又令人嘲笑，一個憤世嫉俗、唯利是圖、蠱惑民心的媒體，最終會製造出一個像自己一樣卑劣的民眾。塑造共和國未來的力量掌握在未來的新聞記者手中。”

蠱惑人心的媒體和卑劣的民眾，與虛偽可笑的政府是相輔相成的。真實的消息會啟發民主思想，叫人聰明起來；錯誤的信息則會閉塞視聽，使人變得愚蠢。這些道理，對於我們這個可以在經濟體制改革上高談闊論，卻對於政治體制改革諱莫如深的“跛足巨人”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