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新中國觀

《環球》雜誌

　　編者按：

　　歲末年初，在密集的反恐炮聲和錯綜複雜的全球關係網中，人們驚喜地發現，中美關係悄悄地發生了變化，它正朝着改善、合作、發展的方向不斷前行。中美之間頻繁的互訪與交流、軍事關係堅冰融化、在反恐和其他國際事務上的磋商與合作，都給2003年抹上了10幾年來中美關係最亮麗的一道彩虹。

　　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哈斯在最新的有關中美關係的主題演講中說：“中國在本地區和世界的作用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重大……中國最為突出的需要，是一個發展經濟的穩定時期，中國絕不會主動製造麻煩和危險。”應該說，哈斯對中國的需要的判斷是基本準確的，他的演講對中美雙方都是有利的，我們也衷心希望這一講話能最終演化為美國政府的具體政策，積極地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就在美國政策制定者發表他們的對華政策新看法和新思路的同時，中美關係的天空突然下了場陣雨：先是台灣媒體透露美軍可能赴台“觀察”軍演，然後是以色列《國土報》透露美國逼以色列凍結對華軍事技術出口，與此同時，美國國務院則打贏了指控波音公司和休斯公司涉嫌對華提供衛星和火箭技術的官司。

　　這的確是場奇怪的雨。美國人思維和行為的交錯體現了他們內心的矛盾，同時也給人們認識美國對中國的定位設置了障礙。懷着良好和平願望和發展信念的中國人，不得不在為中美關係改善而欣喜的同時關注這些時而搗亂的消極事件，以更加理性的思維來判斷中美關係面臨的問題和中美關係發展的前景。

　　中國經濟迅速成長，成就驚人；中國的軍力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軍費正在翻番；中國的政治穩定。但是，中國不是威脅……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應該是兩國致力於建立一種共同目標基礎上的、適應新時代的、真正的“冷戰後”新型關係。

　　——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哈斯

　　美國對華政策新思路浮出

　　哈斯報告“有骨頭有肉”

　　歲末年初，歷來是美國人盤點慶功的日子。所以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舉辦了它36歲“生日”的慶祝活動。美國大型組織的這類活動基本千篇一律，無非是午宴、晚宴、頭面人物的演講之類。這次主題演講，請來的是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哈斯。它的不同之處，在於並非一般的應景之作，而實實在在題為“中國和美中關係的未來”，打印出來，長達8頁紙，內容完全稱得上“有骨頭有肉”。哈斯的演講，回答的是有關美國對華政策三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第一、便是如何定位中國。

　　事實上，自“冷戰”結束以來的十多年間，美國的政治家們一直在盡這番努力。從“中國垮台論”到“中國威脅論”，從對手到夥伴，性質迥異，不一而足。哈斯這次卻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是一個崛起的大國，正在成為一個巨大的全球力量。中國經濟迅速成長，成就驚人；中國的軍力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軍費正在翻番；中國的政治穩定。但是，中國不是威脅。哈斯指出，中國最為突出的需要，是一個發展經濟的穩定時期，中國絕不會主動製造麻煩和危險。何況戰後的歐洲歷史已經證明，歐洲國家和曾經是納粹的德國可以和平共處至今，因此無論從現實還是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都沒有理由成為危險，成為代價高昂的大國競爭甚或衝突的由頭。一個強大、和平、繁榮的中國是可以預見的。第二、是如何定位中國的作用。

　　哈斯說，中國在本地區和世界的作用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重大。中國經濟在全球的份額越來越大，外貿已排名全球第四，吸引外資之多為全球第二。有權威人士認為，到2030年，中國將是全球經濟的第二號。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人員往來頻繁而且數量龐大。30多年來，美國的政界為了如何將中國納入國際體系吵吵嚷嚷。現在不爭的事實卻是，中國已然包含在國際體系之內了。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員，是世貿組織成員國，是眾多國際公約的簽字方。中國所要做的，是擔負起與它的實力同時上升的責任。第三、順理成章的，也是最核心的，當然是如何定位美中關係。

　　對這一雙邊關係，哈斯用了最高級的“重要”(MOST IMPORTANT)來形容，可以理解為最重要，也可以理解為極端重要。耐人尋味的是，他沒有使用一般美國政治人士喜歡使用的套話“最重要的之一”。足見目前美中關係對美國的分量。哈斯說，美中關係始於“冷戰”正酣的特殊時期，那時美中關係的基礎是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一旦共同的對手消失，美國對中國的定位隨即趨於混亂，甚至把中國視為對手亦或敵人。現在，美國歡迎中國的強大，歡迎中國為一個繁榮、和平、自由的世界秩序做出貢獻。美國外交的“整合”理念，應該成為對華政策的指導。哈斯明確提出，克林頓時期的對華“接觸”政策是不夠的，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應該是兩國致力於建立一種共同目標基礎上的、適應新時代的、真正的“冷戰後”新型關係。美國對華政策的上述定位，首先來源於對自身實力的信心，其次來自於對國際合作的需求。

　　哈斯影響美國對華政策

　　哈斯的這篇演講，反映出美國政府高層對華政策的思路正日趨成型。

　　美國國務院的政策規劃司，在美國外交決策中扮演着一個獨特的角色。美國國務院下設的司局級單位，多稱為“局”(Bureau)，第一把手，統稱“助理國務卿”，副手稱“助理國務卿幫辦”，也有稱“辦公室”的，第一把手往往是一個大使。惟有政策規劃司，沒有稱呼，英文是簡單的Policy Planning Staff，司長頭銜也是很“謙虛”的Director。Director這個字，就是在美國國務院之內，也是指處長。但政策規劃司是國務院內為數不多的幾個直接對國務卿負責的單位之一，換句話說，其他的司局都只有建議權，只有這幾個單位，對外交決策有傾向性的影響力。

　　政策規劃司的司長，被稱為國務卿外交決策的主要顧問，排起禮賓順序來，都在助理國務卿之前。歷任司長個個好生了得，第一任司長，就是大名鼎鼎、用八千字電報挑起一場40年冷戰的喬治·凱南。現任司長哈斯，也絕非等閒之輩。他是牛津大學博士，做過布魯金斯研究所的副所長，常年為主流媒體寫有關外交問題的社論，出版過9本外交問題專著。他的從政經歷也不同凡響：先後供職於國務院、國防部，老布什執政期間曾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近東及南亞事務主任，1991年還因對“沙漠風暴”行動決策的貢獻受到總統獎勵。現任國務卿鮑威爾在入主國務院之後，有多名親信尾隨而至，占據助理國務卿及助理國務卿幫辦之職，哈斯是其中之一。他過去的副手，是可以坐在鮑威爾家客廳里和夫人聊着天等國務卿歸來的角色，不久前剛剛升任國務卿辦公室主任。

　 哈斯“整合”理念與美國對外戰略大調整

　　美國外交的“整合”理念，就是哈斯上任後的首創。“9·11”事件之後，由於美國面臨的內外環境變化，“整合”的概念更為清晰和完整。哈斯提出用“整合”概念來指導美國制定對華政策，將美中關係放在這樣一個廣闊的大背景下，在美中關係30多年的發展中，還是罕見的。無獨有偶，國務卿鮑威爾2002年11月的時候曾給一群中學校報記者舉辦外交問題吹風會，實際上類似“掃盲”，專門講到中國，他給中國下的定義是“美國需要集中關注的偉大國家”。

　　美國對華政策的新思路，來源於“9·11”後美國對外戰略的大調整。正如美國人自己所說，“9·11”使美國從“冷戰”後的狂妄自大之中多少有些清醒過來，明白美國雖然是惟一超級大國，卻也不是無往不勝的。這與當年科索沃戰爭時候的巔峰和顛狂狀態，不可同日而語。

　　也正是“9·11”後，哈斯提出“後冷戰時代”只是一個過渡，以傳統外交關係與國家間的交融為特點的“後後冷戰時代”已經出現，這一時代更為穩定，更為長久。事實上，這也是多極化趨勢不可逆轉的體現。與前不同的是，美國終於開始面對和接受這一點。美國副國務卿格羅斯曼有一篇題為“21世紀美國外交政策”的演講，其中提到現代世界的幾大趨勢之前三位，分別為反恐戰爭、全球化和自由市場。這三大趨勢，無一是美國一家可以完全把握，非要大國加強合作不可。正視中國的地位和作用，不僅是美國明智的戰略考慮，也關乎美國的現實需要。

　　近來，以色列在美國的壓力下宣布中止與中國的一切軍售合同。以色列報紙曝出內幕說，以色列國防部認為，這是美國在為自己打開中國的軍火市場預做準備。這是一條很有意思的消息。卿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