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交换也就是贸易相当重要。 这是因为社会生产必然需要各种不同的东西，就像盖房子，水泥，木头，玻璃缺一不可。但是谁家也不可能什么都有，所以要同别人交换。

落后国家同发达国家的交换是不等价的。比如建国初期修水库，修公路，中国人没有机器，那么只能靠人挖人抬，效率低下工人艰苦。 一台推土机可以顶替百人的劳动， 中国没有，想同美国交换，但是美国知道如果给了你推土机就可能让你解放100个劳动力，水库就能提前数年建成， 所以就坚决不给你。 你说自己造，可还是早拖拉机需要机床，你没有，他还是不给你，如果你不努力那么你这个水库就要修到猴年马月去， 中国人就要承受旱涝灾害。 当然，我举的例子并不是最重要的， 修水电站要用大型水轮机，大的不得了，他们不卖给你，或者卖给你但是要得是天价，三年的粮食，你买不买？ 中国最后可能是忍气吞声地买了， 因为不然百姓无法抵御旱涝灾害，发水的时候还要死人的。

毛泽东的中国从五八年开始发了疯，决定不受别人勒索，什么都自己做，当然是勒紧裤带从螺丝钉做起。这就是被人诅咒的大跃进了。昨天看到一个网友发的文章讲四川灾区的工业，这里摘录一段，稍长点， 但是值得看的

其一，位于德阳的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原名为中国第二重型机器厂，媒体称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的重型机械制造企业和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基地，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重要骨干企业。”，到二重的主页，看到一个标题“二重集团公司隆重举行中国二重五十年庆祝大会”，50岁的二重，应该标志着中国重型机械制造业发展的历程，和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发展的历程，“其技术能力和制造能力代表了我国最高水平，产品行销世界五大洲。”，人们可以看到两个里程碑：始建于1958年，1971年建成投产。

其二，在央视的新闻中屡屡出镜的位于德阳绵竹汉旺镇的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也简称“东汽”，该公司与哈尔滨汽轮机厂、上海汽轮机厂列为中国三大汽轮机厂，拥有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汽轮机制造设备，东汽主导产品是电站汽轮机，汽轮机产品在中国汽轮机市场的占有率超过30%。东汽在此次地震中损失极为惨重，据报道其绵竹汉旺镇的厂区需要搬迁重建。回溯一下，东汽公司的前身是东方汽轮机厂，人们可以看到三个里程碑：1965年筹建，1966年开工建设，1974建成投产。

其三，位于德阳的东方电机厂，在中国的发电机制造行业堪称巨头，甚至领头羊。生产了目前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李家峡400MW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目前世界上转轮直径最大的长江葛洲坝170MW轴流转浆式水轮发电机组，国产水氢氢型300MW、600MW汽轮发电机等。人们可以看到三个里程碑：始建于 1958年，1964年投产，1970年生产出第一台汽轮发电机。

其四，位于绵阳的四川长虹电子集团公司，涉足电视、空调、冰箱、通讯、网络、数码、芯片、能源等产业，为国内家电、电子行业的巨头，《北京青年报》前些年曾经报道，绵阳人常说：“长虹撑起绵阳半边天”，现今是否还如此认为未知，但长虹的规模摆在那里。长虹的前身是国营长虹机器厂，当时是国内唯一的机载火控雷达生产基地。据说，长虹的厂址是朱德元帅在李井泉陪同下，于1957年3月13日选定的，

其五，位于绵阳的四川九州电器集团公司，被媒体描述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有线电视宽带综合业务信息网络产品研发生产基地和数字电视设备研发生产基地，多次被评为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国内有线电视行业的产业巨头。是国内高科技产业的代表型企业之一，其产业涉及雷达设备、有线电视设备、数字电视设备、应用电视系统、光缆电缆、光电子器件、LED光源器件、计算机软件等。九州集团的前身是国营涪江机器厂，还可以追溯到涪江机器厂的前身国营航空无线电仪表厂。人们可以看到三个里程碑：1956年筹建国营航空无线电仪表厂，1958年8月在绵阳更名为国营涪江机器厂，1965年开始为国家提供二次雷达，正式投产。 1966年开始军品出口，军品工业产值达到1000万元，外援产值达到343万元，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产品大规模装备部队。

其六，位于绵阳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根据该院网络主页公开资料介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实际上是我国是的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两弹一星"功勋奖奖章获得者：于敏、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郭永怀、程开甲、彭桓武等科学家都曾经担任过重要领导工作。两个里程碑： 1958年 10月，创建于北京，随后主要工程和生产部门迁入青海（现青海海燕）；1970年，主要工程和生产部门迁往四川绵阳，之前的名称是“二机部九院”、“核工业部九院”。

以上六例，看到的最多的时代标记有这么几个，一个是1958年，一个是1965、1966年，一个是1970年代。按照有些程式化的说法，那么，这两个标记，一个代表“大跃进”时代，一个代表“濒临崩溃的边缘”时代，而偏偏德阳、绵阳这些西部工业、科技重镇的处刑和青少年时代，又在这两个标记的范围之内。

最为有意思的是，《北京青年报》曾经报道，“长虹在‘文革’风浪未平的1974年就迎来了这样一次难得的机遇——军转民上彩电项目，在这个转折时刻，中国彩电业第一条生产线落户绵阳，长虹从此蹒跚走上电视路，长虹抓住了一条不知命运如何的缆绳。”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信息，一是在1974年，这个“濒临崩溃的边缘”的边缘，还在布局“军转民”；二是早在1974年，中国就开始引进彩电生产线了。这就有点费思量了，既然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哪里还有心思，哪里还有能力去布局军转民这样的产业转型，去生产彩电这样的当时算是很时髦的电子消费品。

这些国家支柱性大企业都是 在74年之前建成的， 有了这些企业美国人的封锁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中国在78年的时候几乎没有可以封锁的东西，从水里，天上，地下， 所以这个时候美国人不再封锁中国是很正常的。

可是我们重新感受封锁是在80年代以后，我们放弃了自己的计算机研发，放弃了大飞机制造，放弃了联动机床的研究，因为通过79年数万将士的鲜血递交的投名状之后，在我们帮助美国打败了美国的对头苏联之后，我们认为我们是美国的朋友了，跟班了，不需要这些劳神费力的东西了。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美国人的封锁清单越来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