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地區性的世界大國。它的政治經濟影響力和國家利益的相當部分主要體現在東亞地區。而1997年啟動的中日韓三國與東盟之間的"10+3"機制，是當前東亞地區主要的具有深厚基礎的多邊對話機制之一。目前促進東亞經濟合作是該機制的主要對話內容，但隨着東亞地區地緣形勢的變化發展，政治與安全問題必將納入其中。依託"10+3"機制，積極發展與各成員國之間的平等合作關係，促進整個東亞地區的穩定和繁榮，對於中國應對經濟全球化，推動政治多極化，拓展國家利益，維護國家安全，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本文擬就"10+3"機制的發展歷程、中日韓在東北亞地區的合作、中國在"10+3"機制內面臨的問題以及中國的戰略選擇等問題，作粗淺的分析，提出一些個人看法。

　　一、"10+3"機制的發展歷程

　　近二三十年來，東亞地區的迅速發展，社會經濟結構的深刻變遷，使東亞地區的國別經濟突破主權國界的限制，以適當的方式走向融合，以有效應對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各種挑戰，成為東亞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客觀要求。而把這種客觀要求轉化為現實行動的直接動力，則是來勢兇猛、蔓延迅速、影響廣泛、深刻的亞洲金融危機。東亞各國從這次危機中得到一個重要的啟示：在經濟區域化、集團化的背景下，東亞地區的任何單個國家、國際經濟組織在與市場力量的抗衡中都會處於弱勢，任何經濟上的風險和危機通過市場的中介作用都有可能被放大，都有可能產生連鎖反應。亞洲金融危機中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留給人們的震撼實在是太大了。但是經濟區域化、集體化過程的本身，又為東亞國家防範和抵制經濟危機提供堅實的屏障，為東亞地區的國家化解風險，降低危機所造成的損失提供有力的支持。因為在區域化和集團化的體制內，防範、抵制和化解經濟危機的主體不是任何單個國家和經濟組織，而是密切協調、配合有序的國家或組織的聯盟，是一個整體。在其中的國別經濟有可能憑藉區域和集團的機制，通過區域、集團內外的經濟循環與代謝，調整和強化各自國別經濟系統的內在機理，解決或緩解各自在經濟發展中所積累的而又無法獨立解決的矛盾與困難，從而享有更高的安全感。歷史的辯證法已經為經濟區域化和集體化設置一個消除其自身負面影響的有效抗體。

　　正是這種對歷史的感悟與對全局的洞察，促成了1997年12月16日，東盟９國領導人和中、日、韓三國領導人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的聚首。江澤民主席出席會議並發表了的重要講話，着重闡明中國對於東亞經濟合作的原則立場。這次會議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標誌着具有東亞地緣規模和特徵的經濟區域化、集體化("10+3"機制)開始啟動。1999年第三次"10+3"領導人會晤在菲律賓的馬尼拉舉行，會議通過了《東亞合作聯合聲明》，着重確定了東亞經濟合作的重點方向和重點領域，東亞經濟合作自此進入實在性階段。會後東亞各國財政部長、經濟部長和外交部長會晤機制也相繼建立起來。2000年11月，第四次"10+3"領導人會議在新加坡舉行，朱鎔基總理在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闡述了中國對當前東亞形勢和東亞合作前景的看法，提出了加強合作的具體建議。會議的一個極為重要成果，就是與會國一致同意將"10+3"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升格為"東亞首腦會議"。同時，中日韓決定在每次"10+3"領導人會晤期間，同時舉行旨在推動三方經濟交往和合作的三國領導人會晤。至此，"10+3"機制在形式上完成了從非正式到機制化、制度化和規範化的歷史進程，從而為東亞經濟合作奠定了厚實的基礎，構建了穩固的框架。

　　在"10+3"領導人會晤進程的強有力推動下，東亞經濟合作正在諸多領域啟動，並已取得顯著的成果。

　　一是在經濟合作方面，首先是加強貿易投資、技術轉讓，特別是信息技術合作開發等，比如，東盟發表的《電子東盟框架協議》，不僅是東盟為適應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而採取的重要舉措，而且為各方企業參與"電子東盟"的建設提供合作機遇；其次是促進農林業和旅遊業的合作，中國已將日、韓以及所有東盟國家列為旅遊合作對象國，並倡議儘快啟動"10+3"農林部長會議，推進東亞農業合作；再次是鼓勵積極參與地區開發，尤其是加強對湄公河流域開發的投入，以縮小本地區國家的發展差距。

　　二是在金融與貨幣合作方面，1998年中國提出"10+3"副財長和央行副手對話的倡議，得到東盟、韓國及日本的支持，後又經中方倡議，開始機制化並提升至財長級。財政、貨幣和預算等問題上的政策對話、協商與合作，將是金融合作的主要內容。此外，資本流動監管、金融預警、自我援助、相互支持和雙邊貨幣互換機制的建立等方面問題也是重要的議題。
三是在人力資源開發合作方面。中國與東盟進行的一系列人員交流和培訓等項目已取得良好的效果。中方將繼續向中國-東盟合作基金增資500萬美元，以促進雙方在人力資源等領域的開發與合作。日本承諾設立150億美元的亞洲信息科技基金，其中部分資金用於幫助東盟培訓信息科技人員。韓國承諾1.5億美元的貸款，用於東盟的經濟發展合作基金，以及1700萬美元的發展援助資金。中國科技部將從今年開始啟動"10+3"實用技術培訓。中方還設立"2002年中日韓人員交往年"活動。韓方提出在此活動期間，中日韓三國首都要加強文化交流。日方提出實施"中日韓青年幹部交流項目"，以充實"2002年人員交往年"的內容。
四是在科學和技術方面，各國同意加強環保技術、信息技術和生物工程的開發和應用，以便增強東亞經濟的整體實力，促進東亞地區的可持續發展。

　　二、中日韓："10+3"機制中的"大三角"

　　在"10+3"機制的發展歷程中，中日韓之間的經濟交往與合作令人注目。近年來，中、日、韓三國基於地緣優勢和經濟互補優勢，在致力於雙邊和多邊關係改善的同時，依託"10+3"機制，以領導人非正式會晤為契機，以產業政策對話與協商為主軸，以環保、金融、信息等為主要領域，以直接投資貿易和產業合作分工為主要方式開展合作，逐步形成了以地方國際合作為主的區域合作推進模式，成為"10+3"機制乃至整個東亞經濟合作的重要支撐。到2000年，日本已連續七年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目前是日本的第二大貿易夥伴，雙方貿易額已突破800億美元，比1978年增加了16倍多。中韓自1992年建交以來經貿合作也迅速發展。目前雙邊貿易額已由建交初期的64億美元增加到340多億美元，增加了5倍多。中國已成為韓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僅次於美日)。至於日韓之間的貿易關係，則比中日、中韓之間更加密切，都是名列前茅的貿易夥伴。在相互投資方面，日本是第一對華投資大國，中國也是韓國第二投資對象國。這種經濟上密切聯繫和相互依賴，不僅已成為三國聯繫的重要紐帶和友好關係的經濟前提，而且為中日韓之間的國際經濟交往與合作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當前的政治經濟視野可及的範圍內，中日韓之間的經濟合作可能會出現如下新動向：一是在經濟合作的機制演化方面，中日韓之間的以地方國際合作為主的區域合作推進模式，要向由中日韓三國中央政府之間簽定協議的制度化的經濟合作發展，從而逐步推動"中日韓經濟合作體"的構想付諸現實行動。

　　二是在貿易投資方面，中日韓之間的貿易投資額將繼續增長。按照目前增長速度，在21世紀初期的三五年內，中日貿易額能突破1000億美元，中韓貿易額能達到500億美元，而到2010年則分別超過2000億美元和800億美元。屆時兩國對華直接投資也將分別達到400億美元和150億美元的新水平。

　　三是在產業分工合作方面，中日韓之間的雙邊和多邊合作將繼續深化與擴大，一些重大計劃和構想將付諸實施。比如，中韓雙方倡議的旨在探索超越單純貿易和投資的新型合作模式--圖們江流域開發的產業合作將向縱深推進；中日之間環保合作在北京已建立中日環保中心、中國的大連市和日本的北九州市已結成環保合作城市的基礎上，將圍繞解決中國煤污染的技術問題等重點領域開展合作；中日韓之間如何有效整合三國的人才、技術、市場、資金的優勢，共同致力於信息技術和生物工程的開發，提升東亞地區的整體經濟實力，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也是一個引人關注的命題，等等。這些合作項目不僅為中日韓三國的產業合作和梯級分工提供新的契機。從戰略角度講，這些領域的產業合作與分工，最終會逐漸形成一股逾越所有具體合作領域的整體力量，衝破三國經濟關係的現有框架。

　　四是在金融合作方面，貨幣的統一既是國際經濟合作的高境界的要求，又是維繫與推動國際經濟合作的動力。隨着中日韓經濟交往和合作的不斷擴大和深化，東亞金融合作的各種設想呼之欲出。其中要旨主要有三：第一、東亞地區的政治環境和各國之間的經濟水平的差異，決定了東亞金融合作，不可能採取歐盟貨幣一體化的那種比較直接方式，它可能有更多的中間環節，應該漸進地、分階段地推進；第二、東亞貨幣合作體系本質上是區域性貨幣合作機制，其功能是在保證貨幣可兌換性基礎上，最終在區域內實行固定匯率制或使用同一種貨幣，對區域外則共同實行浮動匯率制；第三東亞貨幣合作體系不僅要確立一種穩固的匯率機制，還要建立一整套有關財政金融信息溝通、資金流向監督、危機預警和救助的機制。

　　三、當前中國在"10+3"機制中面臨的若干主要問題

　　第一、中日兩國在"10+3"機制主導權問題上的矛盾。日本經濟界對日本經濟發展的主流看法是：日本經濟要找到振興之路，必須要"亞洲化"，其主要含義有兩層，一是日本經濟只有在與亞洲其他國家特別是東亞地區的國家形成密切依存和關聯中，才能找到明確和穩固的定位，才能以金融、科技、人才方面的優勢彌補資源、市場方面的不足與脆弱；二是日本要憑藉戰後幾十年中積累的巨大的經濟實力，謀求亞洲經濟合作和區域一體化的主導權，從而為推動日本向"政治大國"邁進服務。而"10+3"機制是目前亞洲地區最重要的多邊對話機制之一，它為日本實現其經濟"亞洲化"提供一個重要舞台。在"10+3"機制內取得主導權是日本在整個亞洲地區樹立領導地位和發揮主導作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日本實現其經濟"亞洲化"整體戰略的一個重要支點。但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日本經濟遭到沉重打擊，至今還沒有走出低迷的狀態，原先"亞洲雁陣發展模式"等構想已不復存在，日本謀求亞洲事務主導權的構想已失去其現實的基礎，正是這種戰略構想上的高期望與現實的低景氣之間所形成的反差，使得日本對中國發展懷有戒心。今年一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長8.1%，有關國際研究機構由此預測中國全年有望實現8%的增長速度，並且在今後10年內繼續保持每年增長7-8%，到2025年可能接近或趕上日本的經濟實力，上升為世界第二或第三經濟大國，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經濟的一個新的增長極。日本輿論還擔心，中國加入WTO後，其作為亞洲第一大海外投資吸引國的地位不僅不會受到銷蝕與削弱，反而會因其巨大的經濟潛力和市場容量使得周邊所有的國家與地區相形見絀，中國在亞洲貿易投資和產業分工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將日益顯現出來。這種地位及其影響力的確立，又將在很大程度上為處於調整轉軌時期的中國經濟提供更大的迴旋空間，中國經濟系統有可能依託與外部的能量與信息的交流，"從混沌走向有序"，反過來，這又為中國在東亞地區拓展國家利益，發揮大國作用奠定雄厚的物質基礎，這樣的良性循環一旦形成，就有可能引起東亞直至整個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格局的重新整合。正是基於這樣的擔憂和疑慮，日本將在"10+3"機制內外構成對中國如下的壓力：

　　在"10+3"機制外部，日本將會更加明顯地表現出希望美國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存在的強烈願望，其意是藉助美國的力量，在"10+3"機制外面營造不利於中國的氛圍，進而利用這種氛圍影響"10+3"機制內的國家對中國的態度。近年來，日美安保防衛指針的修訂擴大以及日本在美國部署戰區導彈防禦體系等問題上的態度，無不說明這種戰略意圖。尤其是去年7月日本內閣會議通過的2000年度防衛白皮書--《日本的防衛》，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增加了"警惕中國軍事動向"的內容，它詳細談及了中國導彈的數量和部署情況，介紹了中國海軍艦艇和海洋調查船"非常活躍"的情況，強調中國的中程導彈"將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地區納入射程"。其用心無非有二：一是要轉移視線，把有關國家對日本擴展軍事實力的關注轉到中國身上來，二是為美國繼續並擴大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尋找理由。最近，小泉首相在舉行的就職記者招待會上強調，只有有了日美關係才能構築與各國的合作關係，他說"直至今日，日本外交的基石和國家繁榮的最大基礎就是日美維持友好關係。"由此可以預見，在小泉任內，日本謀求進一步提升美日關係，聯手遏制中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10+3"體制內部，日本可能在圍繞東亞經濟合作的進程、對話框架的設置、具體合作項目的確定等問題上，加大與中國爭奪在這些問題上的主導權。比如，"10+3"副財長和央行副手定期會晤是在中國倡議下召開的，日本媒體隨即就有中國會由此主導東亞金融合作進程的報道。實際上，近年來，日本一直在處心積慮地推動日元國際化，以藉此取得東亞地區金融合作和貨幣一體化的主導權，進而在此基礎上，以日元整合東亞直至亞洲的整體經濟金融實力，在全球的層面上謀求與美元、歐元的三足鼎立之勢。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問題的另一面，中日之間業已存在的依存關係特別是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以及雙方同屬"10+3"機製成員所承擔的共同的責任，將有效地制約雙方之間的矛盾的發展與彼此之間的鬥爭方式，使之難以逾越"10+3"機制現有的"遊戲規則"。

　　第二、東盟的擔憂和疑慮。東盟自1967年8月成立以來，如今已過"而立之年"。它已由冷戰時期在美蘇爭奪的夾縫中求生存的鬆散型的地區性的國家聯盟，逐漸發展成為東南亞地區的政治、經濟、安全一體化合作組織，已成為亞太地區政治、經濟、安全事務中一支獨立的重要力量。1997年東盟吸收緬甸、老撾和柬埔寨三國為其成員，實現了建立十國大東盟夙願。這時，東盟的的生產總值達6600億美元，外貿額達5000億美元，占全球外貿總額的8%；人口5億多，分別超過歐盟、北美和日本；地域450萬平方公里，也分別居於歐盟和日本之上。正是這種雄厚的政治經濟實力，支撐起一個涵蓋東南亞地區的戰略構想：2003年形成東盟自由貿易區，2010年建成東盟"投資區"，2020年實現投資自由化，這樣東盟內部可以依託貿易投資和產業分工合作，形成一個協調有效、配合有序，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區域合作組織；對外則有實力推行全方位外交和"大國平衡戰略"，主要平衡美、日和中國等大國在東南亞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的影響，並且在這種平衡的進程中，逐步確立東盟獨特的地緣政治地位和利益。但是，與日本一樣，東盟經濟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遭到重創，整體經濟實力倒退數十年，東亞經濟的生態由此發生了重大改變。原來的雁陣模式已是昨日黃花。頭雁日本一蹶不振，小龍小虎元氣尚未恢復，而當初被認定充當雁尾的中國卻正以穩健的步伐成為亞洲經濟的龍頭。"東亞經濟體將出現三個梯度的態勢，第一梯度：中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地區。它們的基本指標相似：年平均GDP增長在6%至8%之間，通脹2%，匯率基本穩定，與美元實行准掛鈎，利率與美國相似，外債不超過15%或零外債。第二梯度：韓國和日本，GDP增長僅為2.7%，通脹3%，外債比重達50%，利率雙位數，匯率不穩。第三梯度：泰國、馬來西亞和越南，GDP增長5%，通脹率較高，為6%，外債比重高達70%，利率12%，匯率水平參差不齊。此外的菲律賓、印尼、老撾、柬埔寨和朝鮮，還需要較長時間才能趕上前三個梯度國家"(注1)。

　　在這樣的背景下，東盟與中國的矛盾不是爭奪"10+3"機制的主導權，而是擔心中國經濟繼續快速發展特別是加入WTO後，將對東盟經濟構成激烈的競爭和挑戰，不僅削弱東盟的經濟競爭力，而且削弱東盟"大國平衡戰略"的基礎，東盟的獨特的區域政治地位和利益會因此受到威脅。這種判斷使得東盟在"10+3"機制內外對中國表示出種種不安和顧慮，其主要表現：

　　與日本一樣，東盟希望美國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存在，以此平衡中國的力量和影響。東盟認為，美國是維持區域和平的力量。為了平衡中國的勢力，美必須留在亞洲扮演平衡角色。日本雖在科技上遙遙領先，但軍事上無法與中國抗衡，俄羅斯二、三十年內難以崛起，所有東南亞國家聯合起來也不能與中共抗衡。美國的存在將有助於穩定目前的勢力均衡局面，防止任何強國改變這種均衡的意圖。可以這樣說，近幾年來，東盟一些國家的重要外交政策都不同程度地滲透着這一戰略意圖。比如，最近，印尼、新加坡、越南等國都表現出與美國發展關係的願望。更引人注目的是克林頓訪問越南，因為它標誌着越美關係發生了重大的歷史性的轉折，越南之所以擯棄兩國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和歷史上淤積下來的怨恨，發展越美關係。其主要考慮有兩個方面：一是利用美國的資金、技術與市場，為本國的經濟服務。二是利用越美關係，平衡中國的迅速崛起所產生的對越南及東盟的壓力。在這樣的背景下，今年四月，中美撞機事件發生後，東盟默認美國對華採取強硬立場，就不足為奇了。

　　在"10+3"機制內，東盟的地區主義、保護主義將會有所增加。李光耀認為，中國大陸的經濟將會不斷增長，並吸引到更多投資，成為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成員國的強大競爭對手。中國大陸即將加入世貿組織，使新加坡和其它東南亞國家今後在爭取外來投資方面面對更大的困難。他強調，中國大陸是單一種族的市場，對外國投資者的吸引力日增，每年經濟成長率高達7%到9%，是一強大的競爭對手，東南亞國家必須聯合起來，將市場統合，才有能力面對中國大陸的挑戰。（注2）最近東盟倡議建立所謂自由貿易區以回應中國加入WTO後對東盟形成的挑戰的構想，就是在這種"中國經濟威脅論"氣氛中提出的。

　　除此之外，東盟對中日韓在東北亞地區的合作也表示擔憂，認為在"10+3"機制中，東南亞十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總和不到東北亞三國的20%，如果中日韓三角關係過於強大與穩固，東盟會在東亞經濟合作中顯得被動，會有"邊緣化"的危險，所以東盟一方面對中日韓有關加快"10+3"的區域化和集團化進程的建議持謹慎態度，認為這是一個長期的目標，應該循序漸進、水到渠成。另一方面則加緊東盟內部整合，努力提升東盟的整體經濟實力，拉近與東北亞地區差距。比如，去年第四屆東盟首腦會議就加強內部團結、一致對外，推行"電子東盟"計劃，縮小成員之間的經濟差異等作了部署。

　　還有東盟十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彼此之間在金融危機期間所積累的矛盾、有關國家在"10+3"機制運作上的分歧、某些國家政局的動盪以及金融風暴的影響尚未徹底消除，使得東盟內部的凝聚力和協調能力大為降低。這樣也會給中國在"10+1"機制內發展雙邊和多邊關係增加難度。

　　第三、美國因素。與亞太經合(APEC)組織不同，"10+3"體制是一個將美國排於其外的東亞經濟合作組織。但是，美國的經濟科技實力、美國的政治影響、美國的軍事優勢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美國全球戰略，使得當今世界上幾乎沒有什麼事情可以不考慮美國的存在、美國的影響。美國一直反對在亞太地區出現任何形式的將美排斥於外的政治經濟合作，這是"10+3"機制所面臨的最基本的現實環境，也是美國與"10+3"機制的矛盾的焦點。美國肯定要限制"10+3"機制的發展，所謂限制，就是在外交上採取有效的舉措，削弱"10+3"機制內聚力和外擴力，使得它的存在和發展，不致於影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利益的安全，不致於動搖美國與東亞地區國家現有的雙邊和多邊框架，不致於影響亞太地區力量的平衡。而中國是形成與推進"10+3"機制的主要力量之一，在機制內發揮着重要的作用。"10+3"機制今後的深化和擴大將與中國有着直接的聯繫。所以，欲限制"10+3"機制，必須要遏制中國。反過來，從中美矛盾的內在的動因來看，競爭東亞事務的主導權是中美之間所有矛盾和衝突的根本點，東亞是中美較量的主軸地區之一。中國一再聲明，它決不會在亞太地區謀求主導權或霸權，但它也決不會接受由美國領導的亞太格局。在美國看來，"10+3"機制不僅是中國在東亞地區謀求經濟合作的地緣依託，而且是中國實現這種外交戰略的地緣依託。"10+3"機制與中國的良性互動，將對美國在亞太的存在構成嚴重的挑戰。所以，欲遏制中國，必須限制"10+3"機制。限制與遏制互為條件的統一，構成了美國東亞戰略的一個重要基點。建立在這種戰略的基礎上的行動取向主要將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利用"10+3"機制內部某些國家對中國強大的疑慮與不安，加大對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施加其政治影響，以加緊在東亞地區形成牽制中國的外交格局。在東亞前沿地區，美國目前部署着約10萬駐軍，擁有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和澳大利亞等5個雙邊軍事盟友，同時還可以隨時使用新加坡的軍事設施。值得注意的是，這5個軍事盟友中的4個，加上新加坡，都是"10+3"機制的成員。在布什的任期內，美國還可能在提升美日軍事合作層次、加緊實施戰區導彈防禦合作計劃、加大對日本的軍事援助，加強與韓國的軍事合作、協調日韓的戰略關係、擴大美國在對朝問題上的影響力，加強與東盟特別是菲律賓、泰國的軍事聯繫以及對台軍售等方面，會有較大的動作。

　　二是利用其在經濟、科技等方面的優勢，加緊建立、加深和擴大與"10+3"機制內成員國的雙邊和多邊經濟關係，推進各個層次的貿易投資談判，試圖在"10+3"機制內部打進契子，分化、瓦解和削弱"10+3"機制的合作基礎。同時，在這個過程中，謀取更大經濟利益，支撐美國國內經濟。眾所周知，1995年美國的出口總額約8000億美元，到2000年，猛增到的1.2萬億美元。市場的擴大主要集中於墨西哥、巴西、中國、印尼、泰國、馬來西亞、台灣、韓國、印度、土耳其和南非等11個經濟增長迅速的新興大市場。其中"10+3"機制的成員就占了5個。由此足以證明，東亞市場對於美國經濟的重要意義。

　　三是利用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對"10+3"體制的不滿，聯合南太平洋等國的力量，形成與"10+3"體制的抗衡之勢。"10+3"機制啟動後，澳大利亞與新西蘭等國的政界和工商界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不滿，認為在太平洋地區被孤立和冷落，特別是中國加入WTO後，南太平洋地區在經濟上將會受到更大的競爭和挑戰。可以預見，隨着"10+3"機制的發展，東亞國家與南太平洋地區在貿易投資上的矛盾與摩擦會有所增加。這種心態與現實，正好給美國利用南太平洋的力量抗衡"10+3"機制、遏制中國，提供機會，應該引起重視。

　　但是，中美在"10+3"機制上的矛盾，從屬於中美整體關係的大局。中國在東亞地區迅速崛起及其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之間所產生的矛盾和衝突，的確是中美關係脆弱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中美兩國在防止大規模毀傷性武器擴散、打擊國際犯罪活動等一系列全球問題上，在朝鮮半島和南亞和平與戰略平衡、東南亞的穩定與繁榮地區事務中以及雙邊關係上有着複雜的依存關係和諸多的利益重合，中美之間這種相互依賴關系所具有韌性，又使得中美之間在"10+3"機制上的矛盾和衝突不致於突破中美關係的現有的基本框架，不致於突破亞太地區安全格局和地緣均勢。

　　四、中國戰略的選擇

　　怎樣依託"10+3"機制，順利推進東亞地區經濟合作向前發展，中國的確需要一個深思熟慮而非應付事變性的外交戰略，其核心思想應當至少包含如下內容：

　　一要體現中國獨特的人文內涵。與西方知性外向的民族性格不同，中華民族是一個內向自省的民族，這決定了中國外交戰略在根本上是防禦性的。自明並向東亞各國乃至全世界彰明這一點十分重要。它不僅能動搖所有版本的"中國威脅論"的文化根基，而且能增強我們對自己所奉行的外交道德的自信。

　　以憂患意識為中心的政治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支柱。在中華文明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不易計數的內憂外患、朝綱替更和嚴酷的自然災害，使得中華民族對於人際和天人之間的衝突與和諧，有着自己獨特的、深刻的憂患。至於這種憂患的本質，徐復觀先生說得十分清楚而富有哲理："'憂患'與恐怖、絕望的最大不同之點，在於憂患心理的形成，乃是從當事者對吉凶成敗的深思熟慮而來的遠見。在這種遠見中，主要發現了吉凶成敗與當事者行為的密切關係，及當事者在行為上所應負的責任。憂患正是由這種責任感來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難而尚未突破時的心理狀態。所以憂患意識，乃人類精神開始直接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 也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的自覺的表現"(注3)。在亞洲金融風暴中，中國政府將這種在我們民族性格中綿延數千年的遠古幽思表現得淋漓盡致。可能至今還有人不理解，為什麼當時中國政府在面臨嚴峻的環境，承受巨大的壓力的情況下，沒有像一些國家那樣競相貶值人民幣，更沒有像有的國家那樣以鄰為壑，轉嫁風險。仔細想來，這既不是好大喜功、貪圖虛名，也不是什麼"民族虛無主義"，而是對中國人民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對東亞地區乃至整個亞太經濟的前景和命運的深思熟慮後的艱難的決定。正是這種悠長深邃的憂患和毅然果斷的行動，贏得了世界的高度評價。

　　以綜合辨證為特徵的整觀思想，是中華民族極為可貴的思維方法。萬物循序相隨的圜道觀、天人相融合一的整體觀、關繫結構互為條件的功能觀、平衡動態對立統一的中庸之道以及見微知著的全息論……，所有這些歷經數千年的滄桑巨變仍璀璨奪目智慧，是中華民族歷代祖先在思想交鋒、政治鬥爭(包括外交鬥爭)、軍事鬥爭和征服自然中所積累下來的文化精髓和精神寶庫，它決不會因為歷史的久遠、時代的變遷而黯然失色。挖掘與吸取民族精神的精華，不僅關乎經濟全球化大潮中的文化認同問題，而且關乎中國國際戰略的哲學基礎的構建和方法論的確立，當然也直接關繫到中國在"10+3"機制內的政策運作。其實，這不僅只關繫到中國，由於整個東亞地區和中國在文化上的深遠的歷史淵源和密切的現實關聯，東亞各國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剖析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精神及其價值體系，從中吸取有益的成分為己所用，這無論對於"10+3"機制總體戰略的形成，發展的方向和重點的確定、各種雙邊和多邊合作框架的設置與確立，還是具體項目的安排，都具有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意義。但令人遺憾的是，目前這個具有戰略性的問題卻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

　　以循導善誘為方法的"仁政"思想，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建立在人性向善的哲學起點上的政治理念，對中國的國際戰略與外交政策所產生的重大影響，我們可以從江澤民主席在1997年在"10+3"會議上發表的《攜手合作 共創未來》的重要講話中管窺一斑。他說："我們要堅持相互尊重，平等參與，互惠互利，共同發展的原則；要加強經濟技術特別是高新技術領域的合作，建立合理的地區經濟結構，形成取長補短、優勢互補、利益平衡、非排他性和非歧視性的經濟合作模式；要通過友好對話與協商，增強信任，擴大共識，求同存異，妥善解決分歧，確保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這充分表明了中國在"10+3"機制內的政策的基調是對等的，態度是平和的，手法是以協商與對話為主的。這與那些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形成鮮明的對比。"人和為貴"既是中國的傳統，更是中國現時的優勢。這不僅有助於中國在"10+3"機制內，建立更加廣泛的雙邊和多邊關係，消除一些國家對中國猜疑和誤解，而且有助在整個東亞地區營造一種融和的氛圍，確立一種帶有東方文明特徵的國際關係道德規範。

　　二是要化解與美日之間的矛盾，避免出現全面的衝突與對抗。中美、中日關係是具有全球影響的雙邊關係。中國與美日在"10+3"機制上的矛盾要從屬於中美、中日的整體關係的大局。這個定位是我們正確處理中國與美日在"10+3"機制上存在的問題，化解彼此之間矛盾和衝突的基本的立足點與出發點。但是，由於"10+3"機制所涉及的地區是東亞地區，這個地區不僅集中着中美日等國的重要戰略利益，而且集中着中美日的之間矛盾和衝突的內在動因和主要根源，再加上東亞地區政治經濟生態的固有的脆弱性，使中國在"10+3"機制內如何處理與美日之間的矛盾，顯得格外敏感。

　　中國與美日在東亞地區既有矛盾與衝突，又有合作和妥協的現實，為我們謀劃正確處理與美日在"10+3"機制上存在的問題，化解相互之間矛盾和衝突提供了較大的思考空間。筆者認為，戰略與戰術的互為對立而又互為補充的策略不失為一條值得考慮的思路。即在戰略上，穩定中美之間在亞太地區現有的基本框架。因為中國目前無心也無力與美國在全球及整個亞太地區競爭主導權。要穩定中日在"10+3"機制內外業已形成的依存關係。因為周邊環境安穩與否，對於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日本一直是中國周邊安全形勢中的一個敏感的因素特別雙方在經濟上形成的依賴關係，已經成為兩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的動力之一。中美、中日之間的這種戰略穩定，能夠為中美、中日之間在"10+3"機制上的矛盾演變與發展提供一個相對穩定的背景，同時也限定了相互之間鬥爭的方式、性質和範圍。但在"10+3"機制的具體問題上，要區別不同情況，採取有效的應對措施，堅決地開展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美日在具體問題上的不斷受到挫折，會迫使其逐步改變預先主觀設定的戰略，這樣反過來，不僅有利於穩定中美、中日關係的現有框架，而且使這個框架逐漸向有利於中方的方向演變。

　　此外，美日之間在"10+3"機制上也肯定存在矛盾，這些矛盾能夠為我們平衡美日影響、化解矛盾、打破僵局，發揮一定的作用。

　　三要消除東盟的擔憂和疑慮，促進共同發展。東盟是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治合作組織，中國與其在"10+3"機制上的存在的問題的性質，有別於中國與美日的矛盾。這種區別決定了中國解決同東盟之間問題的政策的基本點是以協商與對話化解矛盾、消除疑慮、縮小差距、共同發展。中國在這方面的工作主要有兩個層次組成：一是要充分發揮"10+1"機制的作用，增加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對話，促進雙邊經濟合作，消除相互之間誤會和猜疑，特別是東盟對中國加入WTO後顧慮與不安。中國與東盟之間業已達成的所有合作協議或項目都不同程度地反映這個思想。二是充分與日韓協調，促進中日韓與東盟的對話與合作。相比之下，以中日韓為基幹的東北亞經濟合作無論在規模、層次，還是效益方面，都優於東南亞地區。這種差異與距離如果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而任其擴大，不僅會削弱"10+3"機制的凝聚力和推動力，而且會造成整個東亞地區的貿易投資和產業分工合作的斷層。目前，中日韓在這個問題上已有廣泛的共識。比如，在具體落實中日韓與東盟在泰國清邁達成的"建立雙邊貨幣互換機制"和"增強區域抵禦金融危機能力"等有關協議，支持"東亞貨幣基金"的構想，支持加速建設東亞新一代高速互聯網絡，大力發展電子商務以及儘快啟動東亞農業、旅遊業合作等方面均有實質性的倡議和具體行動。

　　另外，中國還應在推動"10+3"機制的開放性，促進"10+3"機制與俄羅斯以及南太平洋地區諸國對話合作等方面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注釋：
(注1)：引自2001年5月10日《財富》全球論壇特刊所載的國際金融學會學術委員、新加坡交易所總裁顧問、浙江大學金融教授汪康懋先生答記者問。
(注2)：引自"中時電子報"2000年11月26日報道等。
(注3)：引自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第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