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纷纷独资的背后

外商独资企业增多，合资企业纷纷独资和谋求控股的现象，应该说已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其背后所反映出的我国政府、企业与投资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却并没有引起各方应有的关注。

事实上，从97上半年独资企业合同外资第一次超过合资企业起，至今这一现象已持续了四年。98年独资企业实际外资额第一次超过合资企业；99年实际到位外资中，合资企业比前一年下降了近8%，独资企业却上升了22.5%；到2001年，根据其1-10月的外资统计，新批外商独资项目比合资多出70%，投资额更超过合资企业的2倍。

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合资企业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中一直占有绝对优势，比例一般能占到70-80%，也因此有“合资中国”之称。至今两大投资形式上演如此的乾坤大逆转，对于年引资额一直处于世界第二的中国而言，其背后的意义自然干系重大，不可不察。

合资双方实力变化的结果

新建独资企业剧增，已有合资企业也在通过各种形式纷纷谋求独资或控股。宝洁与北京日化二厂分道扬镳，并给自己广州一家合资企业象征性地留下1%的股份；西门子对中国境内多家合资企业发力增资，使其旗下45家合资公司控股率达到90%；再加上达能控股乐百氏；阿尔卡特以并购控股上海贝尔等，都在向我们展示着当下境内外企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方合资者尴尬的优势缺失和无奈的黯然离场，特别是那些发生在合资3-5年后，企业度过亏损期走向赢利阶段的“离异”，更使不少中方企业“悲愤交加”。

而如果仅以“弃妇”心理揣度外方，认为其以实力压人、始乱终弃，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中则显得既不理智，也于事无益，因为很显然，无论增资还是购并，这一切都是建之于实力基础上的市场行为，而非不讲礼的强买强卖，你不想被甩掉，就得拿出不被甩掉的实力。

分析外商纷纷由合资转向独资的原因，无非以下几点：

一是政策变化所致。外资进入之初，由于开放程度低，国内很多行业不允许独资，合资是外方进入中国的惟一选择，以此为背景进入中国的外资，一旦政策限制取消，企业走向独资则是必然。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走向独资实际上是对中国特定时期非市场行为的一种纠偏。

其次是中国投资环境变化的结果。中国在开放之初，由于市场化程度低，企业运作赖以存在的各种要素均与国际惯例有较大差距，早期进入中国的企业在政府关系、政策法律、销售渠道及人才等方面对中国市场均存在着很大的不适应，而选择合资，则可以在这些方面获得较好的解决方案。就像一个外来者进入陌生地需要导游一样，不少中方合资者在特定的时期充任了这一角色。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国内的投资环境与国际日益接轨，加之合资中的外方对国内情况越来越熟悉，已能够很好地解决政策法律、政府关系、销售渠道等问题，“导游”的作用变得可有可无，在此情况下，甩掉“导游”就成为必然，无疑，这是一种市场行为，在实力决定一切的市场中，你有的我也有，我有的你却没有，我凭什么要带你玩？

本来，如果“导游”肯动脑子，多点勤奋，也能在合作中扩大自己的优势，甚至依靠本土优势在合作中掌握主动，但可惜的是，由于体制、观念等各方面原因，合资中的国内一方不少是躺在人家铺好的路上不思进取，而一个几年后仍然只会背着最初那几句导游词，甚至不会随着风景变化而变化的导游，必然会被日渐熟悉陌生地的外来者所舍弃。

第三个原因来自合资双方在企业文化、管理方面的分歧。一方注重的是如何获取最大利润，并把合资企业纳入其全球战略系统，另一方在乎的则是就业、稳定甚至政绩等很多非市场因素，思维不同造成合资双方相互掣肘，以至贻误商机。

“导游”作用已失而费用渐涨，结果自然是一方想尽办法要独自飞翔。

所以，没能在合资过程中增强自己的实力，增加自己在合作天平上的砝码，从而被飞速发展的企业快车甩下，是此次独资潮里大部分中方合作者被甩掉的真正原因。

中方的无奈与尴尬

“你永远不要期待一个喝计划经济奶水长大的人习惯市场经济思维”——在经历了一系列痛苦的管理摩擦终于走向独资后，某合资企业的外方管理者说了这样一句话。话说得如此绝对，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思考，难道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真的已使我们如此冥顽不化？

而事实上，穷则思变几乎是人的一种本性。穷而不思进取，在少数人那里可能是性格使然，而如果这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则必须反思我们企业赖以存在的外部体制和内部机制。

采访“工业联合会”市场与计划处的冯宝珊主任，听她谈及挖掘机行业的分分合合，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合资企业里中方的困境。

挖掘机是工程机械行业中的高端产品，目前市场份额的90%为外资企业占有，这些企业主要由二家独资企业和二家合资企业组成。随着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及奥运项目的上马，急剧扩大的市场及良好的未来前景，不仅使上述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合资企业内部也发生着十分剧烈的震荡。

其中，刚刚如愿完成独资的一日资企业便颇具代表性。

此合资企业的中方合作者，合资前所产挖掘机是我国这一行业惟一的金牌产品，也正因为是棵梧桐树，才引来日本这一颇具实力的合资伙伴。

要合资，第一步是要签一个好合同，使自己在未来的合作中尽可能地占据主动。按说以惟一一块金牌产品的招牌，应该能签一个至少不被动的合同，可事实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由于国内各地皆使尽浑身解数希望把外资拉到自己的地盘，因而在引资条件上竞相压价，从而使外方得以从容地坐收渔利，原本很有优势的企业在如此的引资环境面前，也往往签下不利于己方的合同，使自己在合作的开始便处于下风。

合同不利，表现为中方往往只能控制整个企业运作中的生产部分，而设计、备件、销售及人财权等企业发展最重要的一些环节往往很少或没有发言权，一些企业自有品牌被收买后雪藏起来，自己的销售渠道则要交出。这样几年下来，一旦外方要独资，中方往往处于既无技术，又无产品，更无品牌的状态。

如前所述，中日合资双方所签合同规定：合资公司将生产日方品牌的挖掘机整机，原中方产品停产，品牌停用；新机配件进口归外方，合资公司之外的老厂不再生产整机，改为合资厂的整机提供国内配件，销售则由中方控制。

当时合资比例为日方49%，中方51%。合资之初，日方利用进口配件的权限，从其国内母公司高价进口配件，致使合资企业整机成本上升，销售不利，造成合资初期的企业亏损，亏损的钱却由两家分担，使得外方并未发生实际损失。

而在挖掘机市场前景趋好，即将进入赢利期的情况下，日方却提出独资要求，而地方政府为了避免日方从当地撤资，说服中方同意退股，最后，日方以1.4亿买走了中方所持股份，完成了自己的独资历程。

而不再有整机生产能力及品牌的老厂，随着此日本企业征地建新的配件厂，也将失去生产配件的可能，企业前景十分黯淡。

类似的情况在另一家中美合资挖掘机企业中也有体现。因为要把外资留下，当地政府答应了很多甚至可以称之为苛刻的条件，比如用地方财政弥补其整机进口18%的关税，比如在还没有达到预定生产能力的条件下，答应外方增资扩股，使得我国以40%的比例分担企业初建时的亏损，而仅以15.6%的比例进入赢利期。
政绩、地方税收、就业等诸多因素，使得地方政府往往干预合资企业里中方的决策，从而造成中方决策的非市场化取向。类似的情况，可以说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国内各合资企业中，这种无奈与尴尬，同中方在企业管理中种种自身弊病纠合在一起，成为合资失败的另一重要原因。

开明评价 理性反思

在如何看待目前独资企业增加，合资企业纷纷独资的问题上，国内各界的看法可以用“轻松开明”来形容，少有96年外资高速增长时高呼“狼来了”的悲壮与紧张。

“不管合资还是独资，既然在中国，就是中国企业，就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国家有《外资产业指导目录》，只要不违反其规定，就没有必要担心产业安全”——可以说，外经贸部研究院的王志乐教授的观点相当有代表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文魁则认为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市场经济深化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以往不合乎经济规律的行为的一种纠正，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朱恒源从这里面看出了国内投资环境的进步。至于是否会造成技术引进上的缺憾，朱认为应该从更开阔的视野看这个问题，因为从根本上讲，技术的载体是人，独资企业从根本上来说离不开人才的本土化，而拥有技术的人才是可以流动的。如果国内企业有实力，通过人才流动获得技术不是一件难事。

大宇重工的杨义华对此问题的看法比较独特，作为挖掘机行业的另一家独资公司，近两年其销售在市场上后来居上，斩获了市场的头把交椅，针对业内纷纷出现的独资问题，杨认为独资并不是外企发展最重要的东西，因为独资同样有很多弊病，比如风险增加，不利于调动中方员工积极性，企业缺乏社会归属感等。而且，杨义华认为合资双方适当的摩擦甚至是好事，因为没有制约没有碰撞，同样不利于企业发展，车在高速路上可能会快一些，但出大事故的几率也增加了数倍，而且，从某种程度上看，企业的活力也来自摩擦与碰撞。

工业联合会的冯宝珊处长在肯定了上述看法的同时，也认为我们合资企业的中方领导及地方政府的责任心也有待加强，要从企业利益出发，尽可能地增强自身实力，从而在合资中占据主动，而不是一再地放弃本属于自己的利益。

正如外经贸研究院的马宇所言，我们引进外资，目的不是引进其技术和管理，而是通过引进技术管理提高国内产业的竞争力。而目前合资企业的中方之所以被甩掉，正是由于在合资过程中忽视自身竞争力的提高所致，也因此，在如何评价当前这一独资潮流问题上，是否有利于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目前我国每年的外资引进额度约为400—450亿美元，专家预计，今后几年，我国的外资引进还会继续增长，但增幅不会太大：一是因为目前国内外资基数已较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中小型外资的投资空间已不是很大；二是国内较高的储蓄率使得国内资金匮乏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三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造成的投资环境和百姓购买力，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外资形成制约；再有就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流动资金的争夺日趋激烈。

而即便保持现有的引资规模，以其中1/4为合资企业计，我国年合资金额也有100亿美元，如何吸取以往合资中失败的教训，使这笔资金对我国的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发挥更大的作用，则是我们的管理者和企业界人士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